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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志明：关於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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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主要摘自网页信仰对话录, 以便基督徒朋友作资料查询和学习之用。无任何商业目的! |
远志明
刘同苏弟兄质疑“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句话。涉及这个命题有两篇文章： “上帝与民主”和“心灵的权力”，收在“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一书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这里，我只能简要提示一下。
“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句话，有特定的内涵。那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底，参加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祷告会时。在那个会上，副总统奎尔讲：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于任何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我想到，这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刻的信仰渊源。为什么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为什么竟是这样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与否，上帝的深刻启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慧、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这一点，早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
美国国会牧师对我们说：上帝在人们心中，自由就无法剥夺。他引述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说，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所以政府无权剥夺；相反，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认罪悔改，竟有如此强烈的民主含义。
那时，我将基督教的政治文化影响概括为三方面：
A. 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B. 上帝按照它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C. 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力量和准则。这时，人才具有超越性。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中国传统文化则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等级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相信任何人只要刻苦修炼，便可以成仁成圣成佛，甚至可以至义至善至能。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主制度而斗争。迄今为止，我们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似乎并不怎么考虑民主理念的信仰源头和根据，似乎更没有考虑如何把这源头和根据，而不仅仅是把民主的几条原则，撒播根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我们很多人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信仰作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假如中国人，首先是他们的先导者，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举起什么旗号，走上什么道路，都结不出好果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早餐会结束时发言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刘弟兄讲到一些例外，我在“心灵的权力”一文中涉及到：
“有人指出两个例外，一个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时代并非民主的，一个是日本等现代化国家并非基督教传统的。
中世纪之黑暗，恰恰在于基督教背离了其信仰，人的罪性，首先是各级神职人员的私欲，阻挡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实质是人以神的名义犯罪。于是便有划时代的宗教改革，重建个人与神之间的私人关系(personal relationship)，使基督教复归其超越性和属天性，再现了心灵的权力。无须讳言，今天西方的基督教虽然没有了政治化的危险，却依然面临著世俗化的大敌。
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是民主或亚民主的社会，不错，并无基督教传统。然而，它们无一不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基督教大本营的强烈作用下，移植了基督教土壤上生出来的制度和文化果实。
日本是二战后在美国的刺刀下，无条件地接受经济、政治和教育结构全盘改造的。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曾请求派五千个传教士去日本，未能遂愿。于是，日本有了基督教文明之果，却没有那生命之根。这大概正是今天日本产品大受青睐、日本人心却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自不待言。韩国受美国的左右亦有目共睹。今日韩国的基督徒占人口近一半，有全世界最大的教会，现任总统金泳三是忠苋教会的长老。
国民党从孙中山，经蒋介石、蒋经国，到李登辉，都是基督徒。不管大陆人对蒋介石有多少非议，他死时的确是一本圣经相伴同葬。据说台湾现总统李登辉曾有意于传道人。
这些“例外国家”与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国的特殊关系，难道只是偶然吗？
基督教诉诸心灵，那心灵有大光来自天上，悄悄洒向人间，播下自由与民主”。
当然，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只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事，所以对古希腊城邦和以色列的历史，就不好多说了。但有一点应当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人并非一直持守对上帝的信仰，从<<列王记>>、<<历代志>>的记载，到大小<<先知书>>的批判，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遭遇，都是明证。
最后必须指出，当我展示上帝与民主的必然联系时，同时也强调了这种联系的间接性、深层性，即：基督教影响到民主，是通过“基督教信仰──人的心灵──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教文化──民间社会──民主政治”这样一条通路发生的，是在最深远的渊源上说的。离开了这个特定的意义，忽略了从信仰到政治的一系列中间环节，只是表面地、孤立地去理解“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这句话，自然是很令人担心的。我反对政教合一，也反对以基督教的名义从事政治斗争。我坚信上帝在悠悠深处、冥冥之中掌管一切。人类的一切获益和祝福都在它那看不见的巨手之下。“心灵的权力”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然，你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权力等层面，分析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功能。但我说的是，它的一切功能都是由基督徒的信仰构成不可改变之基因，由基督徒的心灵发出不可阻止之力量，由基督徒的生命活出不可模仿之样式。很明显，没有基督徒，就没有基督教文明及其全部影响。
有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却看不到它的内核──基督教文明。有人看到了基督教文明，却看不见它的身体──基督教；有人看到了基督教，却看不见它的生命──基督徒；有人看到了基督徒，却看不见他们的主人──上帝”。
让我们一起专心地仰望全能的父，以便放心地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因为凯撒终究不在上帝之外。
写於1994年11月，原载《使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