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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中国的仇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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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
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就是“平等”的观念欠奉，法制因此难以生长。 在中国的民间社会，民事的曲直莫不通过宗法、乡绅的道德权威去仲 裁。然而，用那些粗线条的人际守则去划出“公平”的道儿来，谈何 容易！於是稍有失当和不慎，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可能上升为难以化解 的仇怨。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中国人的“报仇雪恨”的各种故事都抱 有特殊的审美兴趣。“摆平”仇家的过程越是艰难曲折，苦主的心志 越是坚韧不拔，越是受到激赏。倘有历数十年乃至经几代人前仆後继 ，终於沉冤得雪，还仇家以恶报，那简直要立牌坊了。
有时设身处地去想想，承袭先人的仇怨，将刻骨之恨当做精神支柱， 当做生存的原动力，无论他日是否能手刃仇家，这种人生实在是太阴 暗、太恐怖。至少我本人是没有这份大志的。
也别小瞧了“仇恨”这一股底气，它向来是革命、造反、斗争的催化 剂。专制与人治的体系播下了无数怨和恨的种籽。一旦这种社会结构 的脆弱平衡被破坏，“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号就足以点燃 燎原野火，从而呈示出平时不易窥见的人性的另一层面。
阶级论与仇恨的升级
先朝统治者与造反者之间的血腥故事，在史册和话本演义里是读过不 少了。不妨再浅析一下革命文艺的样板──《红色娘子军》。
吴琼花作为家奴，恨极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红军後偶遇大仇人， 即下手行刺。後被党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将个人的仇恨提升为“ 阶级仇恨”。结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广度愈加扩大，从一对一的较量变 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厮杀。
我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轶事。“南霸天”实无其人，但有 关情节也非空穴来风。电影是在陵水县拍的，借用了一家无辜汉人的 大宅，此人以後便无好果子吃，儿子孙子都被斗得抬不起头来。然而 ，真实的史料却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头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 起就是世袭的峒主和团总，蓄养家奴也不足为奇，但传到王昭夷这辈 ，他已读过高等师范和黄埔军校，他参加过北伐，国共分裂後他回乡 举旗响应中共琼崖特委的武装暴动，麾下骁勇的黎族农军战功彪炳。 不过，由於他和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歧见，便返回黎峒拥兵自重 。红军的盲动相继失利後强令王昭夷出阵助战，王不从，还坑杀红军 的败兵。红军当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设伏险活捉仇人。後来将王 昭夷的姻亲、民团副手击毙，并捣毁其黎峒，灭其满门。
类似故事，国共斗争史上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仇隙一启断无好报。 之所以动不动“灭门”、“诛九族”，正因为双方知己知彼，出於对 阴沉狠毒的复仇心理的恐惧，怎能不斩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 阶级论”及“斗争论”只是使得人际间的仇恨泛化和深化罢了。
软兵器和斯文战法
如果动辄血溅五步，中华民族就配不起几千年的璀灿文明，几与化外 生番相去不远了。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历史打打杀杀之频密，和她所创造及积累的精雅斯文一般举世 无匹。很早以前，祖先们就把一种“软兵器”使得出神入化 即是 动武之前先动文，必得找一个“笔落惊风雨”的好写手，作一篇洋洋 洒洒的檄文，传示天下，先确立对方的罪名，“罄南山之竹，书罪无 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 . 李密传）真是千古名句！ 至於开掘大运河的隋炀帝是否真的那麽十恶不赦，已无关宏旨，反正 动粗已有了口实。这一软硬兼施、文武并济的战法确是万古常新的定 式。
毛泽东自是精通此道，他的《敦促杜聿明先生投降书》、《将革命进 行到底》、《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的檄文，气吞河岳，一纸龙 蛇犹湿，内战已打得势如破竹。偌大一个国府，居然找不到一位笔手 来回应，冥冥之中，运数已定。
人们往後可以悟出，这种软兵器之杀伤力，是非常可怖的。
与人相斗，其乐无穷
本来，“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利器出鞘，将仇家的头颅挥落，天 下大定，就应该刀枪入库。至下一个复仇循环周期的来临，其间总有 一段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时间，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此时的“时代主旋 律”已非仇恨和斗争，否则民生如何休息？文明又如何发展？
唯独毛泽东别具一格，打下江山，内战的胜方“华盛顿”和败方“李 将军”当然不得并列史册。他还不恩准人民卸下仇恨的重轭，在国内 国际树立了形形色色的假想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策全 党全民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本人也适逢其盛，自记事起，胸腔间就 被各种仇恨灌输得喘不过气来。年方弱冠，已被人斗过，自不免也斗 过别人。蓦然回首，中国人的家园及心灵都已斗成一片焦土。
毛当然是身体力行的，从梁漱溟到彭德怀……斗完了“诤友”斗战友 ，讨逆檄文依然深文周纳，一泻千里。只是不复当年之笔走风雷、舌 灿莲花了。毛身为一代雄主，霸气已远胜其才气，更不耐烦去讲什麽 道理。偶尔重读他四九年之後的讨逆雄文及伟论，总觉得霸气横溢而 又不知所云，饶是如此，尤见天马行空，妙不可言。
翻案与善後
中国的政治斗争传统之“传檄天下”，将对手的罪名板上钉钉地确立 ，再一举摧垮，使之永无翻身之日。从秦代的李斯、宋代的王安石、 明代的张居正直到清末的康梁变法，都不脱“人亡政息”的模式。因 为国人在理想的冲突、政治的歧见面前，只有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 道德话语和精神冲动。将仇家摆平时播下的怨恨，又终将纳入“翻案 ”後报复清算的历史因循。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试想俄国1993年10月间的短促内战，叶利钦总统作为胜利的一方，将 所有的死难者予以光荣国葬，而无论其立场的异同和为哪一方战死。 俄国的政经乱局并不令人羡慕，但处理事变的这点政治智慧，北京满 朝竟付诸阙如！幸而，中国人也总算创造出一个成功的范例 即台 湾政府对“二、二八”历史遗案的善後处理。由政府向人民沉痛道歉 ，呼吁朝野化暴戾为祥和，藉此确定“族群文化”、“心灵自由”的 神圣不可侮辱。“二、二八和平纪念日”之载入史册，掀开了一页新 篇。
终极信仰与社会和解
李登辉本人是一个基督徒，其宗教情怀对政治的投影是不能被忽视的 。今日台湾的官僚阶层几乎清一色是西方教育背景薰陶出来的。不同 价值体系的嫁接是超越文化宿命的可取途径，而接受新芽植入的母体 当然就是儒家文明中的“清流”。譬如诚信、仁义、忠恕等传统价值 。
中国人绝非一个唯重“仇恨崇拜”的民族，即便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也有颇具超越性的贤明之举。明太祖朱元璋打下江山，并不对被中国 人驱逐出境（元朝的末代皇帝仓惶辞庙，逃回漠北草原）的蒙元王朝 深怀恨意，他将忽必烈跟汉、唐、宋的列祖列宗一并祭祀，从而使得 中国的历史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部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由此可见 ，传统的河床是可以包容和吸纳众多不同源头的活水的。
从基督文明的终极信仰里衍化出来的公平竞争的风范，政治家风范， 求同存异的意识，视对手是同行而非你死我活的敌人等等，都不难与 儒家文明嫁接，从而一一消解郁结於朝野的种种宿怨，创造出一个相 容互敬、雍容大度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社会和解”的概念，正是一种文 化超越。惜乎至今仍未被持不同政见的各群落和团体所认同。先一鼓 作气把仇家摆平再说别的，这种陈陈相因的历史循环，不知什麽时候 才沉淀为化石标本，只在博物馆里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