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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友人书(通讯)
附:友人书
志明:
你好!
你信中所表达的关切,是我很久没有体验到的了。海外的人或是自顾不瑕,或是担心这种关切会引起不测,因为即使连海外的中国人也都把“中国人”当作乞丐来对待。中国人,已经成了今日世界的首陀罗。上次有位“美国国籍的中国人后裔”问我(犹如一个吠舍垂问一个首陀罗),“下辈子还当不当中国人?”我说,“还想再当一次。”他惊呼“为什么?”我说,“我还有一个梦想没有实现。”同行的外国人质问我说,“不做中国人就没有梦想了?” 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外国人的梦想?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喜欢这种梦想呢?”因为,我们的梦想必须立足于中国,以中国为对象。正如阿道夫 . 希特勒所说,“德国就是我的新娘。” 对于一个身无片瓦的人来说,这大约也算一种“心理防卫机制”吧。
过去我拒绝“苏联的主义”,现在我拒绝“美国的主义”;过去我拒绝无神论,现在我拒绝各种宗教因为我对各种来自西方的真理,有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我不敢做一个开明的文化国际主义者,我愿意成为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在当今“滔滔者天下皆是” 的现代化浪潮下,确实够得上“反动”二字,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后来,“五十天自由”来了。你可以察觉到,我在整个运动中的矛盾心情,这不仅仅是由于对危险的预见,而且是因为我对学生运动的矛盾心情:我喜欢他们反抗国际主义的那一面,但厌恶他们谄媚国际主义的那一面。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最后,当“民主女神”像竖起来的时候,我的异常感达到了顶点。这样的“祸水”盘踞在天安门,真是不祥之兆。我很喜欢黄花岗七十二列士,但到广州,看到他们的坟墓,我却很失望,因为,那竟然是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装饰的!尽管,都是一些“旅美的支部”贡献的。相比之下,孙中山陵要好得多,比毛泽东堂更有中国的精神。
加尔文当年去日内瓦,原本只想呆三天,结果却住了三十年,并在那里创立了他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可见连他那样的人,也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尽管他自以为懂得命运。“一扇门关了,一扇门开了。”于是,我仿佛开始了“第二次人生”,几乎完全重演了从十六岁到二十六岁的生平!但速度则是那时的十倍,即,一个月重演那时的一年。此中有真味,真是 “妙不可言”!于是,我甚至能预测未来的命运。
人生是“有定数的”。正如,人自己写出来的书,对自己的未来似乎是有预示性的。正如你的那段话(注),预示了你的命运。
无神论的“没有神”和有神论的“上帝向我们显现”,其实说的是相似的道理,对不对?因为凭着理性和智慧,人会知道自己脆弱的本质和漂泊的本相,所以,真正的无神论者也是凭着“灵性”发现了没有上帝这一伟大假定!像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甫洛夫”和过于热爱人类的弗 尼采,实际上都是显像为无神论者的宗教虔诚者,最后是因为他们的虔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玩世不恭而发了疯,因为他们的虔诚都不容于这个法利赛人统治的现代世界。
在我看来(在耶稣看来也是如此),现代西方的基督教,实际上已经完全法利赛化了,无他,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处在掌权的或不受迫害的顺境中。他们对《新约》的解释,一如法利赛人对《旧约》的解释,是权力对语言的垄断,一如斯大林同志对其大宗师的解释。当然由于政教分离的缘故,在程度和“受灾面积”上要小得多。现代人的“灵性”,不也在不同程度上因此商业化了吗?如果耶稣再世,我想他连做个牧师的机会都没有,既没有神学院的文凭,又不懂任何一种西方语言。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背上你们的十字架,跟从我”,必须要陷入耶稣式的困境,被一切人类所抛弃,被最亲密的人所诋毁,才能达到“以利,以利,拉马萨巴各大尼”的完全彻悟。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相信诺斯替教派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不会特别关照人类的,更不会关心“信他的人”,否则,对其他的生命和万物岂不是人不公平了?更何况(按照正统基督教的说法),它们甚至是没有原罪的(像失乐园之前的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非不仁也,是不为也。人为什么一定要把上帝假定为仁慈的呢?他甚至并不一定要是全能的或全知的,才更接近全能全知。对不对?
神,在人身上。神,就是“人的最高的精神状态”。
然而,人还有最低的精神状态,这时,“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所以小说家言,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禽兽。或,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围城攻城,皆此类也。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从禽兽变成上帝,再从上帝变成禽兽;“七日来复,天之道也。”
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我就成了一个隐士,并逐渐习惯了这种角色。直到“上帝真正呼唤我的时候”。
人生如幻梦,斯之谓乎!
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悲夫!
一九九二年七月
注:在《河殇》第六集“蔚蓝色”中我说:“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