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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友人書(通訊)
附:友人書
志明:
你好!
你信中所表達的關切,是我很久沒有體驗到的了。海外的人或是自顧不瑕,或是擔心這種關切會引起不測,因為即使連海外的中國人也都把「中國人」當作乞丐來對待。中國人,已經成了今日世界的首陀羅。上次有位「美國國籍的中國人後裔」問我(猶如一個吠舍垂問一個首陀羅),「下輩子還當不當中國人?」我說,「還想再當一次。」他驚呼「為什麼?」我說,「我還有一個夢想沒有實現。」同行的外國人質問我說,「不做中國人就沒有夢想了?」 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外國人的夢想?我怎麼知道我會不會喜歡這種夢想呢?」因為,我們的夢想必須立足於中國,以中國為對象。正如阿道夫 . 希特勒所說,「德國就是我的新娘。」 對於一個身無片瓦的人來說,這大約也算一種「心理防衛機制」吧。
過去我拒絕「蘇聯的主義」,現在我拒絕「美國的主義」;過去我拒絕無神論,現在我拒絕各種宗教因為我對各種來自西方的真理,有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我不敢做一個開明的文化國際主義者,我願意成為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這在當今「滔滔者天下皆是」 的現代化浪潮下,確實夠得上「反動」二字,是需要一點勇氣的。後來,「五十天自由」來了。你可以察覺到,我在整個運動中的矛盾心情,這不僅僅是由於對危險的預見,而且是因為我對學生運動的矛盾心情:我喜歡他們反抗國際主義的那一面,但厭惡他們諂媚國際主義的那一面。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最後,當「民主女神」像豎起來的時候,我的異常感達到了頂點。這樣的「禍水」盤踞在天安門,真是不祥之兆。我很喜歡黃花崗七十二列士,但到廣州,看到他們的墳墓,我卻很失望,因為,那竟然是用美國的自由女神像裝飾的!儘管,都是一些「旅美的支部」貢獻的。相比之下,孫中山陵要好得多,比毛澤東堂更有中國的精神。
加爾文當年去日內瓦,原本只想呆三天,結果卻住了三十年,並在那裡創立了他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可見連他那樣的人,也無法抗拒命運的安排,儘管他自以為懂得命運。「一扇門關了,一扇門開了。」於是,我仿佛開始了「第二次人生」,幾乎完全重演了從十六歲到二十六歲的生平!但速度則是那時的十倍,即,一個月重演那時的一年。此中有真味,真是 「妙不可言」!於是,我甚至能預測未來的命運。
人生是「有定數的」。正如,人自己寫出來的書,對自己的未來似乎是有預示性的。正如你的那段話(注),預示了你的命運。
無神論的「沒有神」和有神論的「上帝向我們顯現」,其實說的是相似的道理,對不對?因為憑着理性和智慧,人會知道自己脆弱的本質和漂泊的本相,所以,真正的無神論者也是憑着「靈性」發現了沒有上帝這一偉大假定!像屠格涅夫《父與子》中的「巴甫洛夫」和過於熱愛人類的弗 尼采,實際上都是顯像為無神論者的宗教虔誠者,最後是因為他們的虔誠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玩世不恭而發了瘋,因為他們的虔誠都不容於這個法利賽人統治的現代世界。
在我看來(在耶穌看來也是如此),現代西方的基督教,實際上已經完全法利賽化了,無他,僅僅是因為他們都處在掌權的或不受迫害的順境中。他們對《新約》的解釋,一如法利賽人對《舊約》的解釋,是權力對語言的壟斷,一如斯大林同志對其大宗師的解釋。當然由於政教分離的緣故,在程度和「受災面積」上要小得多。現代人的「靈性」,不也在不同程度上因此商業化了嗎?如果耶穌再世,我想他連做個牧師的機會都沒有,既沒有神學院的文憑,又不懂任何一種西方語言。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背上你們的十字架,跟從我」,必須要陷入耶穌式的困境,被一切人類所拋棄,被最親密的人所詆毀,才能達到「以利,以利,拉馬薩巴各大尼」的完全徹悟。對不對?
其實,我也是一個「基督徒」,因為我相信諾斯替教派的上帝。這個上帝是不會特別關照人類的,更不會關心「信他的人」,否則,對其他的生命和萬物豈不是人不公平了?更何況(按照正統基督教的說法),它們甚至是沒有原罪的(像失樂園之前的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非不仁也,是不為也。人為什麼一定要把上帝假定為仁慈的呢?他甚至並不一定要是全能的或全知的,才更接近全能全知。對不對?
神,在人身上。神,就是「人的最高的精神狀態」。
然而,人還有最低的精神狀態,這時,「人與禽獸相異者幾希!」所以小說家言,人一半是上帝,一半是禽獸。或,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圍城攻城,皆此類也。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從禽獸變成上帝,再從上帝變成禽獸;「七日來復,天之道也。」
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我就成了一個隱士,並逐漸習慣了這種角色。直到「上帝真正呼喚我的時候」。
人生如幻夢,斯之謂乎!
命運的安排,總是「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悲夫!
一九九二年七月
註:在《河殤》第六集「蔚藍色」中我說:「中國的希望在於世界;實現這希望要靠被世界喚醒的中國人;我們這一代,註定要承受心靈的痛苦,或許能因此而變得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