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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个梦（演讲）
当年那个梦──从《河殇》的反思谈起
主持人要我从《河殇》的反思谈起，其实《河殇》已成历史，我参与《河殇》的写作也不多。但《河殇》确实是代表了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理念，可以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梦。 《河殇》这个梦，是对当时中国的一种忧患和一种希望，这个梦的源头，好像是在西方；这个梦的主题，就是现代化与民主化。《河殇》第一集是《寻梦》，最后一集是《蔚蓝色》，好像是寻到了所希望的。《蔚蓝色》代表西方文明，海洋文明。千年孤独的黄河终于流向大海，像徵着中国走向了世界。
其实，当时《河殇》的几个作者，谁都没出过国，谁都没有到过西方，所以对西方的认识，真是一个梦境。但“六四”的枪声，把我们这个梦打醒，跑到西方，到了一个现实世界，就更清楚知道《河殇》是一个梦。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是现实，我们把西方作为梦，但是到了西方，西方成为现实，我们又开始做中国的梦。多年没回国，中国越来越像个梦了。
在西方生活的现实，给我一些震惊。这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本身，我们这些人在国内呼唤民主、呼唤自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同胞讲话，好像我们是什么精英。但到了海外，我第一次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们这些人本身的问题没有解决。在巴黎搞民运的时候，搞得轰轰烈烈，好像一个海外流亡政府，因为从大陆逃亡出来的这些人，如政坛的陈一谘、学术界的严家其、刘宾雁、学生界的吾尔开希、经商的万润南，在国内很有名，所以一出来就不得了，全世界都支持。在巴黎搞民阵成立大会的时候，法国政府给我们法国总统就职演说的那个礼堂，全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来采访，非常隆重。结果怎样呢？不久就分裂了。这些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们这些人在国内的动机是那么高尚，要救国救民，但是为什么到了海外，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在国内批评共产党的问题，结果我们到了海外暴露同样的问题，没有两样，钩心斗角，背后用手段。
这使我看到人本身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冲击。
第二个冲击是关于我们梦想的西方社会。当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很多问题。到了巴黎，第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巴黎街道两旁，摆满了黑色的垃圾袋，每天清晨都有垃圾车收集。我在农村长大，我奶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一个塑料装用很多年，脏了，洗一次再用；破了，用胶布贴上又继续用。我当时想，那些扔掉的垃圾袋，每一个都够我奶奶半辈子用。这些东西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石油是人类很有限的资源，他们怎可能这样？后来到美国，发现问题更大，高速公路上跑这么多汽车，大多都是只有桓鋈耍嗬朔?呀！后来就明白，美国人讲求效率，至于地球资源浪费的问题，他们不在乎，只要自己有享受，效率高就可以了，效率就是金钱嘛！我发现西方有它的问题，无家可归者、犯罪、自杀、道德下降，还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压力。美国人真是很孤独，回家后没事做，便看电视。犯罪问题，体会非常深刻。去年住在Jackson，那边是比较安定的地区，有一次，一个黑人把我们的家门踢开，要搬录像机，那时我在楼上睡觉，立即跑下来，把他吓跑了，但是整个门坏了。那件事发生后，我问警察：为什么那黑人大白天抢那不值很多钱的东西？警察说他没钱吸毒，受不了，什么东西都抢，换点钱来吸毒。从此以后，我们便老是没有安全感。
以上两方面的冲击，使我觉得失望，一方面对我们搞民运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另一方面，看到西方我梦寐以求的民主化现代化社会，也不那么美好。
后来在普林斯顿碰见一群基督徒。在大陆我从未接触过基督教，也不感兴趣。普林斯顿大学基督徒团契请我们去。去过两次之后，我便有一种美好的感受。经过“六四”屠杀，流亡时对人性的失望，西方梦的破灭，我对人生有了新的反省。在这种心境中，在查经班里我感受到一种真诚的气氛，这气氛对我非常有感染力。我从前没见过这么真诚的人，我在民运圈中没见过，在共产党里面也未见过。但在这一批人中，我发现这么的一种真诚。不单对上帝真诚，对圣经真诚，对自己里外一致的真诚，对我们，也很真诚，一见如故，没有任何戒备之心，一下便把心抛出来。这种真诚和爱心，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后来经常去查经班，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去体验这种美好的真诚的气氛。
后来，开始读圣经，因为我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为何有这样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从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第一次接触基督徒真觉得很陌生，甚至怀疑，怀疑这些基督徒送给你吃，送给你穿，家俱也给你，有什么事也帮你，去机场接你送你，完全是无条件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索性躲起来。有些人说，会不会是联邦调查局人员（FBI）。因为在国内受过教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侵略中国的工具，利用教会来颠覆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仍在这样说。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后来我体会到，也们的爱来自他们的信仰，因为耶稣就是一种舍弃生命的爱，他们从信仰中得到的爱是无条件的，如活水江河，源源不断。他们愿意跟别人分享，希望别人都得到，包括金钱上、时间、情感上对别人的奉献，都是有一个活水源头。就像耶稣说：“凡喝了我的水，必永远不渴。”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让别人也喝这爱的活水。
我读圣经，从耶稣的话语受了很大的震动，我发现一种超人的、从天上来的力量，好像一个大光升起来，人间找不到这种智慧，这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只有从神那里来。这不单是我的看法，很多人也是，有如德国的大作家歌德谓：“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人达到耶稣这样的道德高峰。”他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如大道行空，短短三十三年便死了，临死前还向天父祈求饶恕杀害他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耶稣一下子把我震撼，还因为他的话那么简单，又那么深刻。我从前读哲学，读那些难懂的语句，使人头痛。但耶稣的话，一下子打动我的心灵，简单得连文盲、农夫也能明白他的意思，同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如几乎历届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也敬佩信服，只因为他的来源是神，有一种终极关怀，不是世人能达到的。
后来有一位基督徒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有神呢？我说：我相信我早已相信，我逃亡时，便相信有神相助，不然的话，早被抓了。逃亡的计划非常周密，但中间有三次突然出岔子。那个时候心想，完蛋了。但事情过后，回想那三次挫败，我发现如果按照我的计划行，会被抓无疑。我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当问我信不信神的时候，我便说：“我信”。他又问：“那么你愿不愿意接受神，做他的儿女？”我说：“当然愿意。”我当时脱口便说“ 愿意”，那是一种感动，一种神圣的力量驱使我。
普林斯顿华人教会，每年春秋两次洗礼。牧师通知我，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洗礼。我一听这个日子，便很震惊，因为一年前这日子，我的父亲去世。那时还是很孤独的一个人，我闭门痛哭了一夜，后来又摆了祭。我没有爸爸的照片，很奇怪，就用耶稣的照片代替他。那照片是以前在巴黎街头买的，画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高耸入天的十字架下面是地球，有海、有山和渔夫，一道蓝光从十字架上射下来。当时我非常喜欢这画面的格调，一下子就买了四张，还寄给北京的太太两张。父亲去世之后，我就用这张照片为父亲摆祭，跪在这耶稣受难图前哭了一夜。四月二十八日，我本应在德国法兰克福，牧师说可以提早或延期给我洗礼，但我说，不用改了，太巧了。于是我提前回到美国。其实那是珍贵的一天，一年前我失去父亲，一年以后得到天父。
受洗之后，在祷告、读经和崇拜的属灵生活中，回头看逃亡出来之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钩心斗角，搞得乱七八糟？因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更新得救，都是罪人。虽然我们没有烧杀抢掠，没有刑事犯罪，但我们内心深处是肮脏的，口号是那么高尚，内心常常是自私的。如果比较孙中山先生，当年也是在海外搞民运，但他是个基督徒，有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愿意舍弃自己的浩然正气，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生命，自己没得救，怎能救国家和救民族呢？
同时我意识到追求现代化民主化，虽然没错，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却有更多的犯罪、堕落、孤独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还未得救。在我住的地方，基督徒的加油站和修车店特别得人们信赖，而那砸破我家门的黑人，欲强抢东西的吸毒者，相信不会是基督徒。所以我悟到美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如果个人未重生得救，这个民主化和现代化也救不了你。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注意力专注到个人重生得救上，我的梦一下子从虚幻、抽象的观念，落实到活生生每个人的生命上，这是我出来之后很大的转变。不单搞民运的人，每个中国人生命的素质都非常重要，如果素质不好，用基督徒的说话：还是在罪里面，让骄傲和贪婪牵着鼻子走，这样做什么事也做不好。一个人得救才会得胜，你可能有知识、地位、财富、权力、名声，但是没有真生命，就不能得胜，仍是十分可怜。
得胜的人生，一定是超越的人生。如果没有一种坚定超越的信仰，个人都是随波逐流，民主不可能建立起来。民主不单是一种制度、也不仅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深层的信仰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曾提醒搞民运的朋友，来了美国多年，对民主的认识没有长进，还以为读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看了美国总统竞选，便以为找到民主的根源。这就错了。民主的根是从基督教精神而来的。（请参阅我写的《上帝与民主》一文。）
美国的整个历史，实在是上帝保佑他们。现今美国社会越来越偏离神，只讲究个人自由，如同性恋在军队中的自由。我看这些辩论，赞成者有个王牌，就是个人自由。而基督教有个伟大的精神是，一个人已经堕落，生活在罪性中，心中若没有神，没有生命的更新，那么越多的自由，便越快的堕落，因为那是罪中的自由，是顺着自己的情欲去生活。记不得是谁说过：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什么事都可以干。同样，我认为，“自由”虽然在全世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若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自由”就面临最后一个敌人：它自己。
一九九三年五月，讲于史丹福大学
《中信》、《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