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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那個夢（演講）
當年那個夢──從《河殤》的反思談起
主持人要我從《河殤》的反思談起，其實《河殤》已成歷史，我參與《河殤》的寫作也不多。但《河殤》確實是代表了當時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一種理念，可以說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夢。 《河殤》這個夢，是對當時中國的一種憂患和一種希望，這個夢的源頭，好像是在西方；這個夢的主題，就是現代化與民主化。《河殤》第一集是《尋夢》，最後一集是《蔚藍色》，好像是尋到了所希望的。《蔚藍色》代表西方文明，海洋文明。千年孤獨的黃河終於流向大海，像徵着中國走向了世界。
其實，當時《河殤》的幾個作者，誰都沒出過國，誰都沒有到過西方，所以對西方的認識，真是一個夢境。但「六四」的槍聲，把我們這個夢打醒，跑到西方，到了一個現實世界，就更清楚知道《河殤》是一個夢。在中國的時候，中國是現實，我們把西方作為夢，但是到了西方，西方成為現實，我們又開始做中國的夢。多年沒回國，中國越來越像個夢了。
在西方生活的現實，給我一些震驚。這衝擊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人的本身，我們這些人在國內呼喚民主、呼喚自由，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中國同胞講話，好像我們是什麼精英。但到了海外，我第一次非常強烈的感覺到，我們這些人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在巴黎搞民運的時候，搞得轟轟烈烈，好像一個海外流亡政府，因為從大陸逃亡出來的這些人，如政壇的陳一諮、學術界的嚴家其、劉賓雁、學生界的吾爾開希、經商的萬潤南，在國內很有名，所以一出來就不得了，全世界都支持。在巴黎搞民陣成立大會的時候，法國政府給我們法國總統就職演說的那個禮堂，全世界各大電視台都來採訪，非常隆重。結果怎樣呢？不久就分裂了。這些事情對我刺激很大，我們這些人在國內的動機是那麼高尚，要救國救民，但是為什麼到了海外，自己搞成這個樣子呢？我們在國內批評共產黨的問題，結果我們到了海外暴露同樣的問題，沒有兩樣，鈎心鬥角，背後用手段。
這使我看到人本身的問題，這是第一個衝擊。
第二個衝擊是關於我們夢想的西方社會。當我們置身於這個社會之後，我們突然發現很多問題。到了巴黎，第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看到巴黎街道兩旁，擺滿了黑色的垃圾袋，每天清晨都有垃圾車收集。我在農村長大，我奶奶是一個很節儉的人，一個塑料裝用很多年，髒了，洗一次再用；破了，用膠布貼上又繼續用。我當時想，那些扔掉的垃圾袋，每一個都夠我奶奶半輩子用。這些東西是從石油提煉出來，石油是人類很有限的資源，他們怎可能這樣？後來到美國，發現問題更大，高速公路上跑這麼多汽車，大多都是只有桓鋈耍嗬朔?呀！後來就明白，美國人講求效率，至於地球資源浪費的問題，他們不在乎，只要自己有享受，效率高就可以了，效率就是金錢嘛！我發現西方有它的問題，無家可歸者、犯罪、自殺、道德下降，還有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孤獨、壓力。美國人真是很孤獨，回家後沒事做，便看電視。犯罪問題，體會非常深刻。去年住在Jackson，那邊是比較安定的地區，有一次，一個黑人把我們的家門踢開，要搬錄像機，那時我在樓上睡覺，立即跑下來，把他嚇跑了，但是整個門壞了。那件事發生後，我問警察：為什麼那黑人大白天搶那不值很多錢的東西？警察說他沒錢吸毒，受不了，什麼東西都搶，換點錢來吸毒。從此以後，我們便老是沒有安全感。
以上兩方面的衝擊，使我覺得失望，一方面對我們搞民運的這些人，包括我自己，另一方面，看到西方我夢寐以求的民主化現代化社會，也不那麼美好。
後來在普林斯頓碰見一群基督徒。在大陸我從未接觸過基督教，也不感興趣。普林斯頓大學基督徒團契請我們去。去過兩次之後，我便有一種美好的感受。經過「六四」屠殺，流亡時對人性的失望，西方夢的破滅，我對人生有了新的反省。在這種心境中，在查經班裏我感受到一種真誠的氣氛，這氣氛對我非常有感染力。我從前沒見過這麼真誠的人，我在民運圈中沒見過，在共產黨裏面也未見過。但在這一批人中，我發現這麼的一種真誠。不單對上帝真誠，對聖經真誠，對自己里外一致的真誠，對我們，也很真誠，一見如故，沒有任何戒備之心，一下便把心拋出來。這種真誠和愛心，我覺得非常好，所以後來經常去查經班，默默地坐在沙發上，去體驗這種美好的真誠的氣氛。
後來，開始讀聖經，因為我要知道這些人為什麼這樣，為何有這樣無緣無故的愛。我們從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所以第一次接觸基督徒真覺得很陌生，甚至懷疑，懷疑這些基督徒送給你吃，送給你穿，家俱也給你，有什麼事也幫你，去機場接你送你，完全是無條件的？有些人覺得不可思議，索性躲起來。有些人說，會不會是聯邦調查局人員（FBI）。因為在國內受過教育，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侵略中國的工具，利用教會來顛覆中國，現在中國政府仍在這樣說。
其實事情不是這樣，後來我體會到，也們的愛來自他們的信仰，因為耶穌就是一種捨棄生命的愛，他們從信仰中得到的愛是無條件的，如活水江河，源源不斷。他們願意跟別人分享，希望別人都得到，包括金錢上、時間、情感上對別人的奉獻，都是有一個活水源頭。就像耶穌說：「凡喝了我的水，必永遠不渴。」我覺得就是這個意思，他們讓別人也喝這愛的活水。
我讀聖經，從耶穌的話語受了很大的震動，我發現一種超人的、從天上來的力量，好像一個大光升起來，人間找不到這種智慧，這麼高尚的道德標準，只有從神那裏來。這不單是我的看法，很多人也是，有如德國的大作家歌德謂：「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人達到耶穌這樣的道德高峰。」他光明磊落，高風亮節，如大道行空，短短三十三年便死了，臨死前還向天父祈求饒恕殺害他的人，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耶穌一下子把我震撼，還因為他的話那麼簡單，又那麼深刻。我從前讀哲學，讀那些難懂的語句，使人頭痛。但耶穌的話，一下子打動我的心靈，簡單得連文盲、農夫也能明白他的意思，同時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政治家（如幾乎歷屆美國總統都是基督徒），也敬佩信服，只因為他的來源是神，有一種終極關懷，不是世人能達到的。
後來有一位基督徒問我：你相信不相信有神呢？我說：我相信我早已相信，我逃亡時，便相信有神相助，不然的話，早被抓了。逃亡的計劃非常周密，但中間有三次突然出岔子。那個時候心想，完蛋了。但事情過後，回想那三次挫敗，我發現如果按照我的計劃行，會被抓無疑。我覺得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所以當問我信不信神的時候，我便說：「我信」。他又問：「那麼你願不願意接受神，做他的兒女？」我說：「當然願意。」我當時脫口便說「 願意」，那是一種感動，一種神聖的力量驅使我。
普林斯頓華人教會，每年春秋兩次洗禮。牧師通知我，四月二十八日舉行洗禮。我一聽這個日子，便很震驚，因為一年前這日子，我的父親去世。那時還是很孤獨的一個人，我閉門痛哭了一夜，後來又擺了祭。我沒有爸爸的照片，很奇怪，就用耶穌的照片代替他。那照片是以前在巴黎街頭買的，畫面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高聳入天的十字架下面是地球，有海、有山和漁夫，一道藍光從十字架上射下來。當時我非常喜歡這畫面的格調，一下子就買了四張，還寄給北京的太太兩張。父親去世之後，我就用這張照片為父親擺祭，跪在這耶穌受難圖前哭了一夜。四月二十八日，我本應在德國法蘭克福，牧師說可以提早或延期給我洗禮，但我說，不用改了，太巧了。於是我提前回到美國。其實那是珍貴的一天，一年前我失去父親，一年以後得到天父。
受洗之後，在禱告、讀經和崇拜的屬靈生活中，回頭看逃亡出來之後的經歷，我恍然大悟：為什麼我們鈎心鬥角，搞得亂七八糟？因為自己的生命沒有更新得救，都是罪人。雖然我們沒有燒殺搶掠，沒有刑事犯罪，但我們內心深處是骯髒的，口號是那麼高尚，內心常常是自私的。如果比較孫中山先生，當年也是在海外搞民運，但他是個基督徒，有那種不顧個人安危、願意捨棄自己的浩然正氣，是我們這些人沒有的，因為我們沒有得到生命，自己沒得救，怎能救國家和救民族呢？
同時我意識到追求現代化民主化，雖然沒錯，但是在美國這樣的社會，卻有更多的犯罪、墮落、孤獨等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很多人還未得救。在我住的地方，基督徒的加油站和修車店特別得人們信賴，而那砸破我家門的黑人，欲強搶東西的吸毒者，相信不會是基督徒。所以我悟到美國的民主化現代化，如果個人未重生得救，這個民主化和現代化也救不了你。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把注意力專注到個人重生得救上，我的夢一下子從虛幻、抽象的觀念，落實到活生生每個人的生命上，這是我出來之後很大的轉變。不單搞民運的人，每個中國人生命的素質都非常重要，如果素質不好，用基督徒的說話：還是在罪裏面，讓驕傲和貪婪牽着鼻子走，這樣做什麼事也做不好。一個人得救才會得勝，你可能有知識、地位、財富、權力、名聲，但是沒有真生命，就不能得勝，仍是十分可憐。
得勝的人生，一定是超越的人生。如果沒有一種堅定超越的信仰，個人都是隨波逐流，民主不可能建立起來。民主不單是一種制度、也不僅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深層的信仰結構。在這個意義上，我曾提醒搞民運的朋友，來了美國多年，對民主的認識沒有長進，還以為讀了洛克和孟德斯鳩，看了美國總統競選，便以為找到民主的根源。這就錯了。民主的根是從基督教精神而來的。（請參閱我寫的《上帝與民主》一文。）
美國的整個歷史，實在是上帝保佑他們。現今美國社會越來越偏離神，只講究個人自由，如同性戀在軍隊中的自由。我看這些辯論，贊成者有個王牌，就是個人自由。而基督教有個偉大的精神是，一個人已經墮落，生活在罪性中，心中若沒有神，沒有生命的更新，那麼越多的自由，便越快的墮落，因為那是罪中的自由，是順着自己的情慾去生活。記不得是誰說過：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什麼事都可以干。同樣，我認為，「自由」雖然在全世界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若失去了對神的信仰，「自由」就面臨最後一個敵人：它自己。
一九九三年五月，講於史丹福大學
《中信》、《中國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