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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民主（散文）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我和内人出席了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祷告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白宫要员、国会议员、来自美国五十州和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三千多客人，聚集一堂，敬拜上帝，祈祷和平，共进早餐。在此前后，中国大陆一行十二人，又有三天的读书、讨论、拜访等活动。
我原以为，成为一个基督徒，算是超脱了政治瓜葛，却不料，三天下来，我突然发现自己仿佛又掉进政治的旋涡里了。
吃惊之余，又有些窃喜──原来，我长久执着的民主理念和新近醉心的基督信仰，竟然是和谐归一的！
（一）
早餐会的请柬上写着：
历史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面向全能的上帝，寻求力量和指引。
本着这种精神，合众国的参众两院创办了国家早餐祷告会，以不断重申和充实我们的国家及我们本人对上帝的信仰与献身。
一年一度，散居在美国和世界的男女们来到我们的首都，在上帝面前，确认他们享受的恩典和承担的责任。
为了在上帝的带领下，通过领导人的形象，加深人民的属灵生活和道德素质，五十个州的州长、市长和显要人物，在各州举办同样的早餐会。
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这里寻到了友谊，这种友谊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真诚团结。
（二）
早餐会上，我最欣赏的不是布什总统的讲话，倒是副总统奎尔的一段话，大意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的确，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于任何个人、政党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其实，这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思想渊源。为什么不受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为什么竟是这样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与否，上帝的深刻启示──人的原罪（利己之性情）和道德、智慧、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早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孟德斯鸠从人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政治原则，《圣经》早已先在地给出了属灵的根。问题只是，世俗的人类很难严肃地从属灵的根去推导世俗的果，而似乎只能从品尝世俗的苦果中长见识，扭扭捏捏地接近上帝的启示，至今恐怕仍是如此。
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认罪悔改，竟有如此强烈的民主含义。用基督徒的赞美：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三）
孟德斯鸠在另一条路上与上帝相通，亦获得了不朽的理论根基。他说：
“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因为如果说一个盲目的命运竟能产生‘智能的存在物’，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由此可见，是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的。”
自然法就这样派生出来，代表着超越于人类理性和德性之上的永恒正义。人的原罪和有限性必须被超越，才谈得上正义。换句话说，正义的原则一定存在于人类之上，才有如此大的权柄运用于人类之中，以致于所有人都不能废除它。孟德斯鸠说，“自然法把‘造物主’ 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
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不可克服，一个永恒正义（上帝或自然法）之超然存在，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人承认自己是有限和有罪的，也就表明了有一种超越自己因而可以度量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根植在人心中。反过来说，人意识到自然法高于人为法，人为法本身不可靠，也就是意识到人的有限和有罪。
所以，民主和法律的活水源头并不是人的智慧。如果将它们归结为人的智慧，就会落入人的智慧的圈套，导致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它们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或许带有神秘性，这正是人的智慧不能尽如囊底的缘故。因为人的智慧若是全知全能的，它就是可靠的了，而事实远非如此。所以大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是从人的智慧以外，去寻找正义的支点。
（四）
我们拜访了美国参议院的专职牧师，名字记不得了。他去过中国，那是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南海边一个小岛上，常常搭一条渔家小船上岸去传教。有一天傍晚，小渔船不见了。他找到一个小姑娘，求她帮忙送回去。小姑娘说：“你给我唱只歌吧！”他便唱了一只赞美上帝的歌。然后他说：“小姑娘，你也唱一只歌好吗？”小姑娘低下头，小声说：“我没有歌。”
这位牧师告诉我们，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小姑娘，忘不了中国。
他说，美国人民的自由与幸福，来自上帝。上帝在人们心中，自由就无法剥夺。他引述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说：“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所以政府无权剥夺；相反，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而是印在人们的心里──这正是基督教文化的力量所在。
据说，当年美国的缔造者们，尤其是杰佛逊，在考虑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所赖以成立的根据时，曾经煞费苦心。若说它们是人们基于理性和道德共同讨论的结果，那么，通过人们的共同讨论就可以将它们推翻。若说它们是不能被人们所推翻的，那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人的理性和道德之上的权威，这便是上帝。上帝带着永恒正义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民主、人权、平等的力量源泉。
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的主张，最终得到巨大回响，是在他有了祈祷精神之后。他重返政界，大声疾呼回到《独立宣言》，人人平等被造（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没有人生来是奴隶。他写到，“上帝的旨意必胜。”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民主道德就是基督道德。
（五）
概括起来，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政治意义至少有三方面：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B.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以上两者相辅相成，甚是奇妙：一方面，人是尊贵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享有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绝不能放任其利欲的泛滥。显然。在上帝眼里，人的被尊重和被限制同等重要。这便是人!
C.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力量和准则。这时，人才具有超越性。
（六）
人们的生活和感受总是相互制肘，惟有当一个人能够从上帝那里汲取精神力量时，他才可以感觉到真正的独立。
人们的素质和机遇不可能平等，惟有当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上帝时，他才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跨越了一切的等级。
人们的贪婪和狡诈是无止境的，惟有当虔诚的心灵被宇宙的圣灵所充满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充实和诚实。
人本是极容易受到权势的威迫、潮流的裹挟、名利的诱惑和智慧的煽动，惟有当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一种超越感时，他才能时时保有一颗坦然清醒的心。
（七）
如上所述，基督教文化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可说是掩而不露，根深蒂固。
国会牧师告诉我们，两党议员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虔诚的教徒，另有百分之二十亦常常去教会，其余的议员也宣称自己信仰上帝。一年一度，他们不分党派和政见，一起向上帝祈祷，重申共同信仰，恪守民主信条。早餐会的确警醒他们：大家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又不过是奉行上帝旨意的仆人，亦是瞬时而过的罪人。
当然，基督教文化的政治影响，主要还发生在人心里，很多美国人并不常去教堂，但他们普遍尊崇基督精神，相信人有原罪（sin），相信上帝作为一个永恒正义的源泉，赋予了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使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充满自信，自信到常常忽略的地步。
几个月前，BBC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怎么看待基督教，那个学生说他还没有读过《圣经》，不过他注意到，六四屠杀后制裁中共的，多是基督教国家，而李鹏最先出访的，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他说，基督教国家多是民主的、现代化的，他因此而对基督教有好感。
基督教文化与民主政治的必然联系，不仅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
（八）
在政治文化上，中国人与基督教相去甚远。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坚信不疑，相信任何人只要刻苦修炼，便可以成仁成圣成佛，甚至可以至义至善至能。所以，中国人对己自求、对人苛求、向上仰求，所谓“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优劣褒贬，概出于此。其中尤以向上追求、信赖和仰仗全能人格的带领这一点，作为政治文化现象，流弊深远。从秦始皇到毛泽东，多少次，没教训，一时趋为神明，事后劣迹斑斑，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卖尽了乖，出尽了丑。由此可见，在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的不同政治制度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渊源。
（九）
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中国传统文化则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等级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在古代，个人可以与帝王心心相通，直接陈情告状，各级官吏还算有些惧怕。然而即使那时，中国人的心理超越性也只到皇帝为止──周朝以前，天的观念很强，权威性远在皇帝之上；后来渐渐一并降归皇帝，称为天子──皇帝便很少有什么惧怕了。所以当皇帝昏聩时，人们就不能与他心心相通，任何心理保障都没有了。
历史以来，中国人逐步失去了心灵的超越性，失去了对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普遍信心，失去了超越于一切个人、集团及其理念之上的自我信仰，因而失去了独立评判它们的能力、勇气和根据。千百年来，他们只能随着人事而沧桑。那种超越于人事沧桑之上的心灵独立一旦普遍丧失，中国人便只能陷入社会不平等的网罗中了。
（十）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为民主制度而斗争。迄今为止，我们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并不怎么考虑民主理念的源头和根据，更没有考虑如何把这源头和根据而不仅仅是把民主的几条原则撒播根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
我们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信仰作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我们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要为此与中国的独裁者斗争，直到在中国大地上也建立起这种制度为止。这无疑是堪称可贵的精神。只是我们对中国的专制和西方的民主都看得太浅，太轻视专制和民主这些词深厚的精神乃至宗教含义了。
更严重的是，当我们为中国的民主前景而努力时，我们常常是仅仅把民主与“我们”联到一块，仅仅强调并凭靠“我们”的理性，说：这是我们的事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传扬民主、建立民主，使中国人民享受民主和自由，等等。不错，是这样，但是停留在“我们”是很危险的。民主理念有一个更高的隶属，它是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社会政治形式，它有一个超越于人──不仅是我们，而且是所有人──的智慧和道德之上的来源和根据，所以它的历史性实现才是任何人即使多数人也不能阻止、抗拒和废弃的。不管我们写了或者做了多少有关民主的事，民主理念绝不隶属于我们或我们中的任何人。相反，我们不过是被上帝用来实现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民主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工具。假如没有这种超越性的信仰作基础，假如没有这种博大深厚的宗教情怀，我敢说，今天的民运领袖，明天便可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独裁者。试想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不也是一腔热血，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和幸福而奋斗吗？但是，他们仅视之为自己一党的事业，认为只是他们带领中国人民作出选择并取得胜利，所以，他们的眼界和手段一定是狭隘自私的，他们的许诺尽可以作废谁给予的，谁就有权拿走。
惟有以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名义，而不是以我们、其他什么人、或者所谓人民的名义，不是以人的理念和德性的名义──严格地说，不仅是名义，而是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相信，且人们亦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只有这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美好的东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因为只有当这时，这些上好的东西才因着人的信仰和信心的缘故，获得一种超人的、神圣的、属灵的权柄，提炼出并操持住与之相应的社会形式，以保证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蚀、遮盖、战胜。
假如中国人，首先是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举起什么旗号，走上什么道路，都结不出什么好果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早餐会结束时发言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一九九二年三月 普林斯顿
美国《中国之春》、台湾《宇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