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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與民主（散文）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神的靈在哪裏，哪裏就有自由。 一九九二年一月底，我和內人出席了華盛頓的國家早餐禱告會（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白宮要員、國會議員、來自美國五十州和世界一百四十多個國家的三千多客人，聚集一堂，敬拜上帝，祈禱和平，共進早餐。在此前後，中國大陸一行十二人，又有三天的讀書、討論、拜訪等活動。
我原以為，成為一個基督徒，算是超脫了政治瓜葛，卻不料，三天下來，我突然發現自己仿佛又掉進政治的旋渦里了。
吃驚之餘，又有些竊喜──原來，我長久執着的民主理念和新近醉心的基督信仰，竟然是和諧歸一的！
（一）
早餐會的請柬上寫着：
歷史上，我們國家的領導人，一直面向全能的上帝，尋求力量和指引。
本着這種精神，合眾國的參眾兩院創辦了國家早餐禱告會，以不斷重申和充實我們的國家及我們本人對上帝的信仰與獻身。
一年一度，散居在美國和世界的男女們來到我們的首都，在上帝面前，確認他們享受的恩典和承擔的責任。
為了在上帝的帶領下，通過領導人的形象，加深人民的屬靈生活和道德素質，五十個州的州長、市長和顯要人物，在各州舉辦同樣的早餐會。
來自全世界的人們，透過耶穌基督的聖靈，在這裏尋到了友誼，這種友誼有助於增進各民族的真誠團結。
（二）
早餐會上，我最欣賞的不是布殊總統的講話，倒是副總統奎爾的一段話，大意說：世界歷史上的專制暴政，並非人類不幸、世界不寧的根本原因，專制暴政只是一種現象，它有人類屬靈的根源，這就是：不承認人的有限性，不承認人人都有原罪。的確，哪裏的人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對人的信賴之上，而沒有超越於任何個人、政黨及其「主義」之上的信仰作為文化的和心理的基礎，哪裏就難免滋生專制暴政。
其實，這正是西方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思想淵源。為什麼不受制約的權力會導致腐敗？為什麼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人，為什麼竟是這樣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意識到與否，上帝的深刻啟示──人的原罪（利己之性情）和道德、智慧、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早已淋漓盡致地展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各個角落。孟德斯鳩從人類生活中抽象出來的政治原則，《聖經》早已先在地給出了屬靈的根。問題只是，世俗的人類很難嚴肅地從屬靈的根去推導世俗的果，而似乎只能從品嘗世俗的苦果中長見識，扭扭捏捏地接近上帝的啟示，至今恐怕仍是如此。
對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專制的靈根；意識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則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認罪悔改，竟有如此強烈的民主含義。用基督徒的讚美：上帝無所不能，無所不在。
（三）
孟德斯鳩在另一條路上與上帝相通，亦獲得了不朽的理論根基。他說：
「有人說，我們所看見的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一種盲目的命運所產生出來的，這是極端荒謬的說法。因為如果說一個盲目的命運竟能產生『智能的存在物』，還有比這更荒謬的嗎？由此可見，是有一個根本理性存在着的。」
自然法就這樣派生出來，代表着超越於人類理性和德性之上的永恆正義。人的原罪和有限性必須被超越，才談得上正義。換句話說，正義的原則一定存在於人類之上，才有如此大的權柄運用於人類之中，以致於所有人都不能廢除它。孟德斯鳩說，「自然法把『造物主』 這一觀念印入我們的頭腦里，誘導我們歸向他。」
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不可克服，一個永恆正義（上帝或自然法）之超然存在，兩者實際上是一回事，人承認自己是有限和有罪的，也就表明了有一種超越自己因而可以度量自己的東西，已經被根植在人心中。反過來說，人意識到自然法高於人為法，人為法本身不可靠，也就是意識到人的有限和有罪。
所以，民主和法律的活水源頭並不是人的智慧。如果將它們歸結為人的智慧，就會落入人的智慧的圈套，導致形形色色的專制主義。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它們的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是從哪裏來的。答案或許帶有神秘性，這正是人的智慧不能盡如囊底的緣故。因為人的智慧若是全知全能的，它就是可靠的了，而事實遠非如此。所以大思想家沒有一個不是從人的智慧以外，去尋找正義的支點。
（四）
我們拜訪了美國參議院的專職牧師，名字記不得了。他去過中國，那是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南海邊一個小島上，常常搭一條漁家小船上岸去傳教。有一天傍晚，小漁船不見了。他找到一個小姑娘，求她幫忙送回去。小姑娘說：「你給我唱只歌吧！」他便唱了一隻讚美上帝的歌。然後他說：「小姑娘，你也唱一隻歌好嗎？」小姑娘低下頭，小聲說：「我沒有歌。」
這位牧師告訴我們，他永遠忘不了那個小姑娘，忘不了中國。
他說，美國人民的自由與幸福，來自上帝。上帝在人們心中，自由就無法剝奪。他引述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說：「在我們看來，人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不是政府賦予的，所以政府無權剝奪；相反，當人的這些權利受到威脅時，人們可以起而反抗，改變政府。」
當然，最重要的，不是將這些話寫在紙上，而是印在人們的心裏──這正是基督教文化的力量所在。
據說，當年美國的締造者們，尤其是傑佛遜，在考慮民主制度和人權理念所賴以成立的根據時，曾經煞費苦心。若說它們是人們基於理性和道德共同討論的結果，那麼，通過人們的共同討論就可以將它們推翻。若說它們是不能被人們所推翻的，那就一定有一個超越於人的理性和道德之上的權威，這便是上帝。上帝帶着永恆正義紮根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了民主、人權、平等的力量源泉。
林肯總統廢除奴隸制的主張，最終得到巨大迴響，是在他有了祈禱精神之後。他重返政界，大聲疾呼回到《獨立宣言》，人人平等被造（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沒有人生來是奴隸。他寫到，「上帝的旨意必勝。」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民主道德就是基督道德。
（五）
概括起來，基督教作為一種文化，其政治意義至少有三方面：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學說，為社會契約、權力制衡和法制體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維誘導和最終的理論根據。
B.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說法，使人意識到自己的尊嚴、自由和平等，這種意識構成一個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礎。
以上兩者相輔相成，甚是奇妙：一方面，人是尊貴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享有一系列不可剝奪的權利；另一方面，人又是有罪的和有限的，絕不能放任其利慾的泛濫。顯然。在上帝眼裏，人的被尊重和被限制同等重要。這便是人!
C.上帝作為全能的主宰和絕對的正義，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權威。當人的良知直接與之溝通時，人就獲得了獨立評判人世間一切事情的勇氣、力量和準則。這時，人才具有超越性。
（六）
人們的生活和感受總是相互制肘，惟有當一個人能夠從上帝那裏汲取精神力量時，他才可以感覺到真正的獨立。
人們的素質和機遇不可能平等，惟有當一個人赤裸裸地面對上帝時，他才真實地感覺到自己跨越了一切的等級。
人們的貪婪和狡詐是無止境的，惟有當虔誠的心靈被宇宙的聖靈所充滿時，他才真正感受到充實和誠實。
人本是極容易受到權勢的威迫、潮流的裹挾、名利的誘惑和智慧的煽動，惟有當人從上帝那裏獲得一種超越感時，他才能時時保有一顆坦然清醒的心。
（七）
如上所述，基督教文化在美國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可說是掩而不露，根深蒂固。
國會牧師告訴我們，兩黨議員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虔誠的教徒，另有百分之二十亦常常去教會，其餘的議員也宣稱自己信仰上帝。一年一度，他們不分黨派和政見，一起向上帝祈禱，重申共同信仰，恪守民主信條。早餐會的確警醒他們：大家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又不過是奉行上帝旨意的僕人，亦是瞬時而過的罪人。
當然，基督教文化的政治影響，主要還發生在人心裏，很多美國人並不常去教堂，但他們普遍尊崇基督精神，相信人有原罪（sin），相信上帝作為一個永恆正義的源泉，賦予了他們不可剝奪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這一至高無上的權威的存在，使他們對自己的政治權利充滿自信，自信到常常忽略的地步。
幾個月前，BBC的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曾經問過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怎麼看待基督教，那個學生說他還沒有讀過《聖經》，不過他注意到，六四屠殺後制裁中共的，多是基督教國家，而李鵬最先出訪的，是伊斯蘭教的國家。他說，基督教國家多是民主的、現代化的，他因此而對基督教有好感。
基督教文化與民主政治的必然聯繫，不僅是理論的，也是現實的。
（八）
在政治文化上，中國人與基督教相去甚遠。
基督教強調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國文化恰恰相反，它對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堅信不疑，相信任何人只要刻苦修煉，便可以成仁成聖成佛，甚至可以至義至善至能。所以，中國人對己自求、對人苛求、向上仰求，所謂「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優劣褒貶，概出於此。其中尤以向上追求、信賴和仰仗全能人格的帶領這一點，作為政治文化現象，流弊深遠。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多少次，沒教訓，一時趨為神明，事後劣跡斑斑，一個個像走馬燈似的，賣盡了乖，出盡了丑。由此可見，在人治與法治、專制與民主的不同政治制度背後，隱藏着不同的文化淵源。
（九）
基督教強調人人平等地被創造，每個人可以直接與上帝相通。中國傳統文化則截然不同，它是一種等級有序的文化。君臣父子，上下有別，貴賤有分，長幼有序。在古代，個人可以與帝王心心相通，直接陳情告狀，各級官吏還算有些懼怕。然而即使那時，中國人的心理超越性也只到皇帝為止──周朝以前，天的觀念很強，權威性遠在皇帝之上；後來漸漸一併降歸皇帝，稱為天子──皇帝便很少有什麼懼怕了。所以當皇帝昏聵時，人們就不能與他心心相通，任何心理保障都沒有了。
歷史以來，中國人逐步失去了心靈的超越性，失去了對永恆正義和絕對公義的普遍信心，失去了超越於一切個人、集團及其理念之上的自我信仰，因而失去了獨立評判它們的能力、勇氣和根據。千百年來，他們只能隨着人事而滄桑。那種超越於人事滄桑之上的心靈獨立一旦普遍喪失，中國人便只能陷入社會不平等的網羅中了。
（十）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為民主制度而鬥爭。迄今為止，我們把民主理念作為最高準則，並不怎麼考慮民主理念的源頭和根據，更沒有考慮如何把這源頭和根據而不僅僅是把民主的幾條原則撒播根植在中國人的心靈中。
我們還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和基督精神的一致性，甚至壓根就沒有注意到民主也是一種精神，是一種以信仰作基礎的深層文化結構。
我們只看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要為此與中國的獨裁者鬥爭，直到在中國大地上也建立起這種制度為止。這無疑是堪稱可貴的精神。只是我們對中國的專制和西方的民主都看得太淺，太輕視專制和民主這些詞深厚的精神乃至宗教含義了。
更嚴重的是，當我們為中國的民主前景而努力時，我們常常是僅僅把民主與「我們」聯到一塊，僅僅強調並憑靠「我們」的理性，說：這是我們的事業，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要傳揚民主、建立民主，使中國人民享受民主和自由，等等。不錯，是這樣，但是停留在「我們」是很危險的。民主理念有一個更高的隸屬，它是永恆正義和絕對公義的社會政治形式，它有一個超越於人──不僅是我們，而且是所有人──的智慧和道德之上的來源和根據，所以它的歷史性實現才是任何人即使多數人也不能阻止、抗拒和廢棄的。不管我們寫了或者做了多少有關民主的事，民主理念絕不隸屬於我們或我們中的任何人。相反，我們不過是被上帝用來實現永恆正義和絕對公義──民主是其表現形式之一──的工具。假如沒有這種超越性的信仰作基礎，假如沒有這種博大深厚的宗教情懷，我敢說，今天的民運領袖，明天便可能是打着民主旗號的獨裁者。試想當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們，不也是一腔熱血，為中國人民的民主和幸福而奮鬥嗎？但是，他們僅視之為自己一黨的事業，認為只是他們帶領中國人民作出選擇並取得勝利，所以，他們的眼界和手段一定是狹隘自私的，他們的許諾盡可以作廢誰給予的，誰就有權拿走。
惟有以上帝──永恆正義和絕對公義的名義，而不是以我們、其他什麼人、或者所謂人民的名義，不是以人的理念和德性的名義──嚴格地說，不僅是名義，而是只有當我們自己真正相信，且人們亦對此深信不疑的時候──只有這時，民主、自由、人權、平等這些美好的東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因為只有當這時，這些上好的東西才因着人的信仰和信心的緣故，獲得一種超人的、神聖的、屬靈的權柄，提煉出並操持住與之相應的社會形式，以保證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蝕、遮蓋、戰勝。
假如中國人，首先是他們的領導者，沒有心靈的升華，沒有超越性的信仰，那麼，不管舉起什麼旗號，走上什麼道路，都結不出什麼好果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在早餐會結束時發言說：中國人離上帝有多遠，離民主就有多遠。
一九九二年三月 普林斯頓
美國《中國之春》、台灣《宇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