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误圣经第三章

第三章 默示 - 《圣经》默示之真义

巴刻 (James I. Packer)，“默示”“Inspiration”。《圣经新辞典》，上册。香港﹕天道书楼，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初版)。页686-689。

[这整章取自巴刻（J. I Packer)所著，从The New Bible Dictionary《圣经新辞典》，香港﹕天道，中神。ALMEGA 电子版，由编者按《圣经新辞典》英文第一版 (1962)修订。]

英文“inspiration”（意即“呼进”）这名词源出拉丁文，是英文《圣经》对《提摩太后书》3：16theopneustos一字的翻译。例如《钦定版圣经》(Authorized Version，即 King James Version) 译作“《圣经》都是由神呼进的（“默示”，inspired）而赐下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而《修订标准版》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译作“《圣经》都是由神的呼进（“默示”，inspired）的。这并没有改善 Authorized Version 的译法，因为 theopneustos 其实意指神的“呼出”，而不是“呼进”。在上世纪，伊华德（Ewald）及克力墨（Cremer）提倡说，该形容词有主动的含义，指“呼吸圣灵”(breathing the Spirit)，而巴特（Karl Barth）好像同意这看法，按他的注解，这字不单指“由神的灵所赐予、充满和管治”，也是指“把神的灵主动地呼出、到处扩展，与公布”（ChurchDogmatics, I.2，英译本，1956，页504）。但华尔菲德（Benjamin B.Warfield）在1900年已毋庸置疑地显示，这字只可能有被动的意思。这观念不是说神藉《圣经》来呼吸，或是说《圣经》把神呼出来，而是说神已把《圣经》呼出来。保罗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圣经》赋予人灵感（虽然这是真确的），乃表示《圣经》是神的产品，我们必须按此理解来处理它、尊重它。

在《旧约圣经》，神的“呼吸”或“灵”（希伯来文：ruah,nesama）是指神能力的主动伸展，不论是在创造（《诗篇》33﹕6；《约伯记》33﹕4；参：《创世记》1﹕2，2﹕7），掌管宇宙（《约伯记》34﹕14），启示先知或借着先知发出启示（《以赛亚书》48﹕16，61﹕1；《弥迦书》3﹕8；《约珥书》2﹕28起），重生（《以西结书》36﹕27），或是审判（《以赛亚书》30﹕28，33）。按《新约圣经》的启示，这神的“呼吸”（希腊文：pneuma）是三一神之中的一个位格。神的“呼吸”（ 意即圣灵产生《圣经》），成为传达属灵悟性的媒介。不论我们把pasa graphe看作“整部《圣经》”或“每段经文”，也不论我们是依从AV或Revised Version来译出这句子（RV作“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经文）都有益处……”，这也是可能的译法），保罗的意思都十分清楚。他肯定说凡属《圣经》之列，在“神圣著作”中占一席位的（RV对第15节hiera grammata的译法），因为是由神呼出的，所以对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指引都是有益的。

根据保罗这节经文，英语世界的神学家时常采用“inspiration”（ “灵感”、默示）这字，去表达《圣经》拥有神根源和本质这观念。在主动方面，这名词显示神呼出而产生《圣经》的作为；被动方面，这名词表示《圣经》拥有受默示的特质。这字同时用来泛指神的影响，因这影响，接受神启示的人间媒介先知、诗人、智者和使徒 — 不单宣讲了，也写下了神的话。

I 《圣经》受神默示的概念

根据《提摩太后书》3﹕16，神所默示的就是《圣经》这本书。神默示的工作，并不止于在《圣经》作者身上（好像神把所要讲的概念告诉他们后，就让他们自己找方法表达出来），而是以成文的作品为终点。由神呼出的乃是《圣经》—graphe，写成的经文。这里主要的概念是说：所有《圣经》跟先知的讲章—不论是口头宣讲的或书写下来的讲章，都有同一的特色（参：《彼得后书》1﹕19-21，所有“《圣经》的预言”都有神为根源；见：《耶利米书》36章；《以赛亚书》8﹕16-20）。那就是说，《圣经》不单是人的话、人的思想计划和技艺的成果，也同样是神的话，借着人的口讲出来或借着人的笔写出来。换而言之，《圣经》有双重的作者，人只不过是次要的作者；主要的作者就是三一神的圣灵，借着祂的主动、督促和光照，又在祂的指导下，每一个作者做他分内的工作。

神对先知的启示主要是通过话语。不错，启示常有异象的层次，但即使“异象中的启示也是话语上的启示”（L. Koehler, Old Testament Theology，英译本，1957，页103）。卜仁纳（Brunner）曾指出：“先知自称所传讲的话，是他们直接从神领受的，并受神托付按他们所领受的复述出来……。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最贴切的类比，得以说明逐字灵感说的意思”（Revelation and Reason，1946，页122，注9）。这说法一点不错，只是我们所找到的不单是这理论的类比，也是它的范例。另外，“理论”这词也不恰当，因为所说的乃是《圣经》本身的教义，《圣经》的默示应跟先知默示有同一的神学定义：指整个默示过程（这正如先知的默示一样，无疑具有多种心理形态），神为向祂子民（并透过他们向普世）传递救恩知识，透过这过程感动那些被祂拣选和准备的人（参：《耶利米书》1﹕5；《加拉太书》1﹕15），使他们准确地写出祂要写下的东西。因此，《圣经》的默示本质上是话语的默示，因为神所呼出的《圣经》是由神所赐的话所构成。

因此，默示的《圣经》是成文的启示，正如先知的讲道是口头的启示。《圣经》有关神在救赎历史中揭示自己的记载，不单是人对启示的见证，本身乃是启示。《圣经》的默示在启示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在《圣经》里，神告诉教会祂在历史上的救赎工作，并对这救赎在祂永恒计划中所占的地位作出权威性的解释。“耶和华如此说”一语，可恰当地放在每卷《圣经》的前头，就如在《圣经》所载先知个别信息之前一样（按照库勒（Koehler）的计算，共有359次，上引书，页245）。所以，默示确保《圣经》所声明的一切事的真实性，正如先知的默示保证他们描绘神心意的真确性。（这里所说的“真理/真确性”是指人的话和神心意的相符，不论在事实或意义的范围内。）作为从神人类的创造主和合法君王而来的真理，《圣经》的教训好像先知的圣言、晓谕那样，都带有神的权柄。

II 《圣经》的陈述

“正典”这概念，就是某文献或文献集对神的启示作出永久性权威记载，这概念可追溯到摩西在旷野写下神的律法一事（《出埃及记》34﹕27起；《申命记》30﹕9起、24起）。《新约》和《旧约》的作者们都毫无疑问及无可质疑地相信：《圣经》所陈述的话，不论 是历史性或神学性的都是真实的，都是神的话，因此具有神话语的权威。“正典”的数目虽有增加，然而“正典性”这概念背后的默示观，自开始即已全备，且在整本《圣经》中历久不变。按《圣经》所显示的，这默示观包括两个信念。

1. 《圣经》的话是神自己的话。《旧约》的经文认为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不论口讲或成文的，都是神自己的言语（参：《列王记上》22﹕8-16；《尼希米记》8章；《诗篇》119篇；《耶利米书》25﹕1-13，36章等）。《新约》作者认为整本《旧约圣经》就是“神的圣言”（《罗马书》3﹕2），有先知圣言的特色（《罗马书》16﹕26；参：1﹕2；3﹕21），是圣灵感动和教导人而写成的（《彼得后书》1﹕20起；参《彼得前书》1﹕10-12）。当基督和祂的使徒引用《旧约》经文时，不单是说这是摩西或大卫或以赛亚所说的话（见《马可福音》7﹕10，12﹕36，7﹕6；《罗马书》10﹕5，11﹕9，10﹕20等），也说这是神藉这些人说的话（ 见《使徒行传》4 ﹕ 2 5 ，28﹕25等），有时更简单的来说，这是“祂”（神）所说的（如《哥林多前书》6﹕16；《希伯来书》8﹕5、8），或这是圣灵所说的（《希伯来书》3﹕7，10﹕15）。再者，《旧约》的陈述，按上下文来看不是神直接说的，也被《新约》作者引为神的话（《马太福音》19﹕4-5；《希伯来书》3﹕7；《使徒行传》13﹕34-35，分别引自《创世记》2﹕24；《诗篇》95﹕7；《以赛亚书》55﹕2）。同样，保罗提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祂对法老的恐吓，两番话都早在《圣经》记载还未写下之前便已讲出，保罗却声言这是《圣经》对这两人所说的话（《加拉太书》3﹕8；《罗马书》9﹕17）；可见他如何把《圣经》的陈述相等于神的话语。

2. 在产生《圣经》的过程中，人的责任只是传递他所领受的。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在外在形式这方面，人间作者显然对《圣经》的形成大有贡献，包括历史上的考究、神学上的默想、语言的体裁等。每卷《圣经》在某方面来说，是它的作者的文学创作。但从神学观点来看，在内容方面，《圣经》认为人间作者没有什么贡献，《圣经》完全是神的杰作。这个信念是根源于《圣经》信仰的创始者之自我意识，他们全部宣称，他们所说的或（对先知和使徒而言）所写的，是名副其实的“他者”神自己—的话。先知（包括摩西在内：《申命记》18﹕15，34﹕10）声称他们是说出耶和华的话，在以色列人面前展示耶和华向他们显明的信息（《耶利米书》1﹕7；《以西结书》2﹕7；《阿摩司书》3﹕7-8；参《列王记上》22章）。拿撒勒人耶稣宣称祂口中的话乃是祂父神所赐予的（《约翰福音》7﹕16，12﹕49-50）。使徒以基督的名义教导和发布命令（《帖撒罗尼迦后书》3﹕6），等于宣称拥有祂的权柄和批准（《哥林多前书》14﹕37），他们又声言所讲的事情和话语都是神的灵教所教导的（《哥林多前书》2﹕9-13；参：基督的应许，《约翰福音》14﹕26，15﹕26-27，16﹕13起）。这些说法不啻宣称有神的默示。由于他们作了这些宣称，以先知和使徒的著作全然为神的话，正如“神的指头所写出来的”两块法版（《出埃及记》24﹕12，31﹕18，32﹕16），全然是神的话一样，这便自然的成了《圣经》信仰的一部分。基督和使徒们经常诉诸《旧约》的权威，明显地见证了《圣经》由神默示这事实，他们的做法等于把犹太人的《圣经》列为基督教的经典。

《旧约》整套著作都有先知为基督作的见证（《约翰福音》5﹕39-40；《路加福音》24﹕25起、44-45；《哥林多后书》3﹕14起），而且按神的心意，特为教导基督的信徒而设（《罗马书》15﹕4；《哥林多前书》10﹕11；《提摩太后书》3﹕14起；参《希伯来书》第3，4章对《诗篇》95﹕7-11的注释，事实上整本《希伯来书》的主要重点都是以《旧约》经文为根据）。基督坚称《旧约》的话是“不能废去的”（《约翰福音》10﹕35）。祂告诉犹太人，祂来不是要废去律法和先知（《马太福音》5﹕17）；他们若认为祂要这样做，就弄错了；祂来做的刚好相反借着成全律法和先知，见证两者都有神的权威。律法是存到永远的，因为它是神的话（《马太福音》5﹕18；《路加福音》16﹕17）；预言特别是关乎祂自己的预言—必须应验，原因也相同（《马太福音》26﹕54；《路加福音》22﹕37；参《马可福音》8﹕31；《路加福音》18﹕31）。对基督和祂的使徒而言， 援引《旧约圣经》总是平息议论的最终方法（ 参《马太福音》4﹕4、7、10；《罗马书》12﹕19；《彼得前书》1﹕16等）。

《新约》作者自由地引述《旧约》，按自己的目的，随意在《七十士译本》与《他尔根》（Targums）之中作出选择，甚或临时自译希伯来文，有学者因此认为他们不相信原本字眼由神默示。然而，《新约》作者所关心的不是字句本身，而是字句的真义；近代的研究显示了这些引述兼有解释和应用，而这种援引《旧约》的方法在犹太人当中十分普遍。《新约》作者们希望借着所援引的形式，指出经文真正（即基督教）的意义和应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严谨地应用有关基督和教会与《旧约》关系的明确神学原则，借此突显经文的意思。（见C. H. Dodd,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1952; K. Stendahl, The School of St. Matthew, 1954; R. V. G. Tasker,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2, 1954; E. E. Ellis, Paul’s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1957。)

III. 神学的声明

在列明《圣经》的默示观时，有四方面适宜加以否定。

1. 默示所指的不是机械化的默写，或是不由自主的书写，或牵涉终止作者思维的任何程序。这类默示的观念可在《他勒目》（Talmud）、斐罗（Philo）和教父（Fathers）们的著作中找到，但在《圣经》里却找不到。《圣经》作者在写作时从神所领受的指示和管制，并不是一般物质上或心理上的力量，它并没有削弱他们写作的自由、自发性和创作性，反而在这些方面有所提升。

2. 在默示中，没有抹杀执笔人的个性、风格、观点和文化背景，但这并不表示神对他们的管制不完全，也不表示他们把神托负要传递的真理写下来时，必然把真理歪曲了。华尔菲德（B. B. Warfield）曾温和地取笑此种看法，说这看法若是正确的话，当神希望保罗的书信成书时，“祂必得来到地上，苦苦检视祂在地上所看见的人，满心焦虑地寻找一个大体上最可能达成祂心意的人，然后强暴地把自己希望藉他表达出来的资料，强加在他身上，不理他本身的倾向，又尽量避免他强顽的特征冒出，以致资料有所损失。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发生。倘若神希望赐给祂的子民像保罗书信那样的系列信件，他便准备了一个保罗去写出来，而祂委以这责任的保罗，也是一个会自发地写出这些书信的保罗”（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1951，页155）。

3. 默示这特质只属于受默示的作者所写出的原文，传递原文的过程中所衍生的讹误则称不上“默示”。因此，承认《圣经》的默示更显出精细的“经文鉴别学”这项工作的急切性，好借着鉴别的工夫排除这些讹误，并确定原来的正文。

4. 《圣经》著作的灵感不应等同于伟大文学作品的灵感，就算《圣经》的著作事实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常有的情形），也不例外。《圣经》的默示观所着眼的不是作品的文学水准，而是它作为神的成文启示的特性。（ 参﹕ 《圣经新辞典》其他文章﹕ * “灵”， “圣灵”； * “先知宣讲”；*“《圣经》”；*“权柄”；*“《旧约》正典”；*“《新约》正典”；*“解释《圣经》”。）

书目：Benjamin B. Warfield, The Inspiration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1951（大部分有关的资料亦在他的 Biblical Foundations, 1958, chs. 1 and 2 ); Abraham Kuyper, Encyclopaedia of Sacred Theology, 英译本，1899; J. Orr, Revelation and Inspiration, 1910; Carl F. H. Henry, ed., Revelation and the Bible, 1958;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I. 1,2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英译本，1936, 1956; W. Sanday,Inspiration, 1893; R. Abba, The Nature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 1958; J. W. Wenham, Christ and the Bible, 1972, 中译：《基督与圣经》，香港﹕种籽出版社; G. C. Berkouwer, Holy Scripture, 1975; G. Kittel, ed.,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vol. 1, 页742-73 (s.v. grapho）, 及vol. 4, 页1022-91（s.v. n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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