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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与基督教（演讲）
中国人与基督教
这个题目很大，当年陈独秀、胡适都谈及过，他们是站在反对基督教的立场上谈的。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重新看一下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关系，包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基督教的关系，这会有利于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也会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看见，一个异象。 从孔子谈起
先从中国的大圣人孔子谈起。不管我们批判他也好，赞赏他也好，反正到今天为止，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拿得出来的中国人，最数孔子。西方人认他，中国人也认他。
但是──我们都应思考这个问题──孔子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生到处奔波、到处碰壁，是为了什么呢？原来他是要回到周朝，回到三代，就是尧、舜、禹。
大陆在批判孔子的时候，说他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这里，我们不说别的，就说一个圣人，一个中华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什么非要复辟周朝和三代呢？周朝总该有什么好的地方吧？周朝以前的三代总该有什么好的地方吧？根据历史的记载，那时候起码有这么两点好地方：
首先，三代的帝王交替是禅让。所谓禅让，就是皇帝不把其王位传给他的孩子，而是主动让给天下贤能之士。这件事情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克林顿（Clinton）和布什（Bush）还争得死去活来。中国这种一党制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其权力斗争之阴毒可怕，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可我们最早的祖先为什么会禅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谜，不少历史学家认为是他们道德高尚，也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他们傻，智力尚不发达。持后一种见解的人可能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古代人就傻吗？孔子比我们古多了，可比我们都聪明。还有老子、庄子，不比我们聪明？
其次，是三代周朝社会秩序、整个人心的那种美好，孔子称赞其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以，生长在春秋时代的孔子，看到“礼崩乐坏”的乱世境况，就特别想回到三代周朝去。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为此奔波不已，但到处碰壁，他因此感叹说“人心不古”了。孔子至死未泯的心志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要回到三代西周。
我们的祖先敬畏神
现在我们就来看三代西周的时候为什么禅让，民心民风为什么那么好？去年我读司马迁《史记》的时候才看到，□让不是由于道德的高尚，也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对神的敬畏造成的。尧舜禹都把自己视为服事上天的仆人，所以当他们选接班人的时候，不是为自己选，而是为上天选。所以尧发现舜以后，就把舜推荐给上天，舜也是把禹推荐给上天，而且每个人被推荐之后都要先被试用一段时间。比如尧把舜推荐到王位上以后，他自己跑到山里去，观察上天对舜是怎么反应。今天也许有人说是迷信，其实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不是一个迷信不迷信的问题；这是一种敬虔。当时人们把人意和天意视为紧密相连的。如果人意不好，一个人的德行品格不好，那天意对他也不会好。所以让位的帝王要在旁处观察，等观察一段时间的天意以后，才敢决定是否把王位给他。可见，他们的禅让是对上天的一种敬畏。
当然，我们今天会说，他们的上天与我们今天相信的神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至少有一点一样，即上天是人谦卑自己、绝对顺服的对象，而且那时候的天是有位格的，不像今天所说的苍天。它有主持正义、赏罚分明的威严能力，很接近《圣经》里的上帝。所以，到了三代最后一位君王禹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以清明的心意等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不断的赐给你幸福瑞祥。这是他对舜帝说的，因为舜帝在选拔他时考验他，舜帝要他讲治国的策略。
到了周朝，那时有各种各样的“誓辞”，实际上都是出征之前的祷告。纣王到处作孽不得人心，武王的谋士臣属就给他出主意说，我们现在可以出兵去打他了。然而周武王先问上天的旨意，实际上就是祷告，然后他说时候还不到，不能出兵。等了一段时间，他把文武百官召集起来说，时候到了，我们现在可以出兵了，随之一举灭了纣王，攻下了他的国。进都城的那一天，很多百姓夹道欢迎。这个时候周武王传给众百姓一句话，说：“上天赐福给大家”。用美国总统今天的话说就是，“God bless you all”。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记载的。周武王胜利后进城的第二天，就做了一个祭祀，在祭祀中他祷告说，“季纣”，也就是武王所灭的暴君，“废弃了他先王所秉赋于天的善德，辱慢了上帝，施暴百姓，其罪昭昭，让上帝知道了。我秉持上帝的旨意，取代了殷朝”。今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不是只是打着上帝的名义？不！那个时候整个国家上下，都对上天有一种敬畏虔诚的心情，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包括皇帝在内的一切官吏都是它的仆人。那时，神和人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些誓辞，如果翻译成白话，跟《旧约》上以色列人的祷告一样。可见，我们最早的祖先是敬畏神的。
春秋时代的失落
到了孔子的时代，风气就变了。孔子的时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后来把那个时代看成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时期，是一个最辉煌的时期，是一个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时期，就像西方的古希腊乃至文艺复兴一样。但是我们从来不考虑一下，那个时候我们丧失了什么？当人的智慧来创造各种各样的学说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什么？为什么孔子对那个时代不满意？不错，那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国人文主义发韧的时期，但那个时候也就把神丢掉了。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很自然的想到亚当夏娃吃智慧果，他们吃了智慧果，眼睛亮了，自以为可以像神一样来判断是非、善恶了。这时候人的智慧兴起，真是诸子百家，各有各的说法，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等都出来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聪明，能解释宇宙，解释人生和社会，神就被丢到脑后去了。我想《圣经》一开始所讲的创世记的故事，不是一个虚构，在历史上可以清楚看到，人是怎么以自己的智慧为是，而背离了神。包括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变成了万物的尺度、宇宙的中心，并公开声称人是万物的中心。可实际上我们人连这个宇宙有多大都不知道。如果你说你是这屋子的中心，你起码得知道屋子到底有多大，你才好下这个判断。倘若你连这个屋子的四壁都不清楚在哪里，你敢说你是屋子的中心吗？说不定你正碰着墙呢。拿一个地球仪来，你可以很准确的说中国在哪，美国在哪，可是若让你指出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你能指出来吗？很难，因为你还不知道宇宙有多大。就像你是一个分子，当分母无限大的时候，你就是无限小。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宇宙有多大，就以为可以评判宇宙，就以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说起来人们都为文艺复舆、春秋时代自豪，可回头想想，人那个时候多么狂妄！而且到今天的人也都非常狂妄。我们看一帮美国人写的人文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里面写到，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其实是没有他们所能理解的证据）证明有神的存在。这话听起来，尤其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听起来，觉得非常入耳。这话说得对啊！我们没有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啊！但你知道这里的毛病有多大吗？这句话里面隐含着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人是宇宙的尺度，人甚至是神的尺度，是那个创造人的东西的尺度。这是多么无知狂妄啊！就像一个计算机，才为人所创造，若能说话，却说，我得找到（我所能理解的）确凿的证据，证明我是人造的，否则的话，我就不是人造的。所以人文主义有一个潜在的意识，就是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中最聪明的存在物，却是聪明到连宇宙有多大都不知道！
中国人文主义的弊端
所以，春秋时代中国人文主义的兴起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太大了。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治的时期。我们知道，与西方的法治相比较，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是人治。在国内的时候，一批知识分子批判传统文化，寻找中国历史毛病的症结，找来找去，结论是：中国是个人治社会，而西方是一个法治社会。可是当我成为基督徒，当我读《圣经》，当我融进基督教的精义里面之后，才发现，我们原来的想法并不深入。我们还要问，中国为什么人治？西方为什么法治？为什么同样的人类，走着走着就分岔了呢？在什么地方分道扬镳，我们搞起了人治，西方搞起了法治呢？现在我意识到，人治是由于没有对上天的敬畏，也就是以人为中心，大家眼中只有人，人盯着人，人比人，人为人，人治人，就只能是人治了。
对人，这里面还有很多说法。如“人之初，性本善”，当然也还有法家的人性恶之说，还有墨家的人自私等等，但中国文化有一点，不管主张人之初是什么，性本善也好，恶也好，都相信经过礼仪教化，人可以达到善。中国人坚决相信这一点，人人都可以成圣成佛。包括佛家，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宣扬每个人心里都有佛性，可以立地成佛。所以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点，就是人都可以成为好人。天生就是好人也好，经过教化也好，只要遵从道德规范就是了。所以中国近现代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像过去的私塾，都是教你做人的道德规范，如四书五经，根本没有科学知识。所以，研究过中国儒家思想的黑格尔，觉得中国人很奇怪，从小到老，用一生的时间学习怎么做人，还没学好呢就死了。而西方人呢，一生下来就开始做人，实实在在的就是人，就做人了。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就是把你的善端挖掘出来，或是把你的恶的东西压抑下去。
这样一种理念，即相信人经过礼仪教化可以成善，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相信会有好人，会有能人，会有圣人，会有明君带领我们。记得胡耀邦当宣传部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就离不开阳光雨露的滋润？”说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也好，依赖性也好，总之与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人治有关。中国人的眼界就盯在人身上，狭隘到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中国人的这种毛病存留至今，你议论我，我议论你，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街坊邻居也是这样，谁都知道谁。当然，今天在美国想起来觉得还挺亲切的，似乎在美国还住不习惯，觉得这么冷漠，没人情味儿。可是让我再回到中国那种人情味儿里去，也许我又受不了了。你们家夫妻吵个架，第二天大伙全知道了。就这样，大伙彼此全盯着，除了人间俗事，没别的可干、可想。中国文化很少严肃地谈死后的事，也不谈上天的事，只是敬鬼神而远之，专盯着人了，把人研究透了，诸如大人怎么着，小人怎么着；君子怎么着，臣民怎么着；父该怎么着，子该怎么着，等等。所以，中国人对上求圣人明君，对自身克制压抑，而对别人是苛求责备，说这人有什么毛病，那人有什么不是，上下左右都盯着人。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当然有人和人的味道，人情味浓。更有人和人之间的烦恼，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我们离不开人，人依赖人。当年鲁迅曾深刻而激烈的批判中国人，说中国人就是刺猪，离近了就互相扎，离远了就不暖和，还需要离近点互相取暖。中国人到海外也是一样，觉得没人情味，向往中国的人情味，但真有几个中国人在一起，矛盾也就接踵而来。中国人就是这么一种不超越的人群，眼睛就只盯着人间。人间是什么呢？按照《圣经》，人间就是罪人和罪人的相处，你如果把眼睛都盯在罪人身上，能找出什么好来？我们一心要靠一个明君，要在罪人之间得到一个明君，于是我们得到了，从秦始皇一直到今天的邓小平，这都是中国人所靠的的明君。然后，你要在罪人中间找好人，就净是挑剔不满。最后你要在自己身上花功夫，将自己变成义人，诸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作为基督徒，读着孔子的话，我觉得可笑。这些道德教条管得了你吗？来个漂亮妖艳的女人怎么办呢？让你别看，千万别看，转过脸去。这叫什么本事呢？你可以不看，可心里还想呢！你从儒家的教导，深深感到人的罪性是多么难克服！它让你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想……但结果呢？鲁迅讲，什么叫仁义道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满肚子男盗女娼。鲁迅挖苦中国古人说，女人不是穿衣服不露肉吗？可你露着胳膊，他就顺着你的胳膊往上想，往里想，一直想下去……鲁迅挖苦说，你不是露的少吗？你露的越少，他想像力越丰富。美国人露的多，你也就不想了。可见，人内心的那些罪念，用外在的礼仪规范是克服不了的。
历史弊端延续至今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状况，不超越 没有找到根。所以我们一直是个人治的国家，人治的后果，我们看到了，就是翻来复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马克思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历史上搞过很多次革命，但每次革命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而西方不同，每次革命代表的理想不一样，从而都有制度的变更。中国的每次革命都只不过是你上来我下去，没上去之前就开始封官。当然皇帝也有清明的，如唐宋之初的几位皇帝，但这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即使一个再坏的人也有好的时候，再糊涂的人也有明白的时候，但明白一世还有糊涂一时呢！所以，人是靠不住的。比如邓小平，在文革时挨批斗，经过了一番冷静的反思，复出后作了许多好事。但他这个明白人也有糊涂的时候，“六四”镇压不就糊涂至极吗？我想他现在也该后悔。他可以镇压，但用摧泪瓦斯、橡皮子弹都可以啊，你不能用坦克、真枪。李鹏说摧泪瓦斯不够用，谁相信呢？邓小平这一糊涂，上千条人命就没了，而生命是不能偿还的。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族之众生，一国之前程，依赖着君王的聪明或是糊涂。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今天，全中国人还不是靠着邓小平？邓小平不南巡的话，现在还不是仍在“治理整顿”中吗？所以中国人担心邓小平死后的形势，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到今天为止，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命运、前途押宝，押在年近九十的这位老人身上。这样，事情就很明显，皇帝有的聪明，有的糊涂，一时聪明，一时糊涂，于是，中国的老百姓，按照鲁迅的说法，在历史上就只有两种状态，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连奴隶也做不成的时代，两边的兵来了都杀你。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也真够可怜的。皇帝昏聩的时候，就有人起来造反，于是有内战；而新上去的皇帝说不准哪天又昏聩了，于是又有起来造反的。这样接连不断的皇帝更换，伴随着连绵不断的内战，就使中国的百姓世世代代处在可怜的状态。中国的今天也是一样，哪天上头糊涂了，非出乱子不可。把宝押在人身上万万不行。
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
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好相反。他们只相信法律不相信人。美国四十多届总统了，每一个交接都很平稳。究其缘由，说是他们有法治体系。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下他们的法是哪儿来的？美国人也是人哪，他们为什么会有超越于人之上的法呢？其实，在真正的民主国家里，最高的权力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关于永恒正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比方说上帝造人平等，每个人都是尊贵的，而且相信每个人都是罪人，你不可能凭自己变好。所以孟德斯鸠说，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三权分立，要互相制约。这是建立在《圣经》的原则上的。西方的民主法制是建立在人的原罪说上，同时又是建立在永恒正义的信念上。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我们之上有一个永恒正义之神，所以人心里很清楚什么是对或不对。以洛杉矶事件为例，若说美国是法律至上，那么陪审团的决定就是不能反对的。但是那么多人起来反对，而且最终推翻了原判，很明显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在冥冥之中，也许说不清楚，却植根在人的心里，就是说人心里有一种判断法律的东西。我明明看到，在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之外，在美国的空中，弥漫着一种正气。如果这种正气消失了，再多的法律条文也没用，只是让犯罪显多。
在中国的上空，就没有这种正气。有一次在前门大街上，一辆轿车撞倒了一位老太太，车上的人下来不仅不道歉，反而训斥老太太。围观的人中有几个打抱不平的小伙子，把车上的人扭到了公安局，一进门，这几个小伙子却被抓了起来，原来车上的人是公安局长。这在美国行吗？绝对不行。因为美国的人心不答应。中国人答应，因为中国的人心不超越，死了。中国人是这样，你打他的右脸，他一直让你打下去，也不会转过左睑来给你打。因为转左脸就是主动了呀。
当然，美国人的正气今天也在消失。而正气一旦消失，法律也就不起作用了。比如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拥护者打出私人生活、人权等旗号，而反对者只能以法律程序为借口，闭口不谈道德问题。可见，如果人心中的正气消失了，法律甚至会保护堕落。又如自由、人权的问题，在自由人权的旗号下，什么都可以做，无尽无休，因为这都是我的事，谁也管不着。这样，何处是终点呢？只有地狱！
所以，美国的民主法治原本是建立在神性上，建立在一种永恒正义的信念上，如果这个精髓消失了，法律就是空壳，甚至是恶的保护者。所以保罗说，耶稣来了以后，凭着爱，凭着义，律法才完成了。否则律法只能表示罪，哪儿有罪哪儿就有法律，而且是在犯了罪之后法律才来管你的。所以，《圣经》上讲，真正使你得救的不是律法，而是神的恩典。神的大光照在你的心里，你自然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甚至可以判断一个法律、一个政府的好坏。但若心中没有这个大光了，法律就只是一堆废纸。
可以说，美国之所以是个民主国家，归根到底由于它的基督教的文化历史渊源，因为它心中有神，因而可以说是神对它的祝福。但美国在慢慢忘掉这一切，这个社会在无可救药地堕落下去。各领风骚几十年，它也要完了。大英帝国“日不落”，不是落了吗？风水转到美国来，这第一大强眼看着也快完了，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的人心和风气在变坏。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不就是它的人吗？人变了，你说还怎么救？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对尼克松说，美国人好，如果斯大林到美国去杀那么多人，美国人肯定不答应，这是人的问题。照样，毛泽东到美国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发动不起来。但现在美国人在变。所以再好的经济设计也没有用。美国在它没落的时代，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人人手里有枪。
很明显，谁心中有神，神就祝福它；没神，就要拴块石头丢进海里。
今日中国的精神危机
以上我讲到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差别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根源。今天，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更紧急的情势下。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以百分之十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新的计算方法，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越居世界第二。而且，在这个速度下，十几年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发表文章说，在下个世纪初，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抗争，那就是中国，只有中国在总体力量上可以超过美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是惊人，港澳要回归，台湾和大陆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东南亚华人的资金大量涌进大陆。世界上的华人，将首先在经济上联为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一种危机，即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心灵道德却日趋沦丧。从大陆上频频传来消息，说人欲像滚锅的开水，每个人都快要疯狂了。马克思主义没人信了，传统文化，年轻人也撇到了一边。从“五四”起，共产党就批传统文化，今天消灭得够彻底了。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学了些什么呢？当年在国内，我们搞民主自由，坦率地说，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些皮毛，对于民主自由背后的根源精义并不了解。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学生们还想学甘地呢，可怎么能学得来呢？了解甘地的人知道，甘地心里有神，他的跟从者们心中有神，所以当骑兵马队冲来的时候，他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地静候神的接纳；当谋杀者向甘地开枪的时候，甘地只轻轻说了一句：“上帝！”民运领袖们能这样吗？不能，我们自己都争得一塌糊涂！没有信仰，心里就没有根。
现在的中国人心里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就剩下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正像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都统一在一点上，就是“有奶就是娘”。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大家长下面，十二亿孩子就像十二亿狼羔子，眼睛就盯住钱。有朋友从海外回国探亲，到处被人拉住要他投资做生意，以前的人情味一点也没了。有人在美国赚了一点钱，就写书，大讲生财之道，叫国内的少男少女们如痴如狂。
基督徒的大使命
从另一面说，今天中国人没了任何的信仰支柱，也是一件好事。你看，历史上，当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候，不管是唐朝还是明朝，都遇到了中国文化的强大抵抗。在今日的台湾也是一样，有佛教和儒家的强大影响。而大陆经过这四十多年，共产党将传统的东西差不多全都清理干净了，现在弄得人心什么都没了。所以传福音是个好机会。但是中国政府还不让基督教正常化，这样就出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像邪门歪道，异端邪说。其实，正常的基督教，会给中国带来很好的社会效果。你不是搞精神文明建设吗？基督教就是改造人心、使人心向善的啊！还有什么精神文明比这更好、更根本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大有好处。有人今天自称是文化基督徒，有人搞起了一派叫良知派。这些人自己不是基督徒，却认为基督教文化是中国所需要的，就大力宣扬推广。他们看到了，在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时候，良知正在丢掉，这是最为可悲的，即使中国现代化了、民主了，若把中华民族的良知丢了，就是得不偿失。
这种情况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挑战。中国人的心灵危机越大，我们的机会就越大。他们把人心掏的越空，我们就越好撒种。中国是最大的一个禾场，正等着神的工人去收割。而且，我坚信中国在近几年一定会开放，不管是好好地开放还是乱着开放，它一定会开放。基督教的发展，它阻止不了。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只有几百万教徒，在它压制和迫害四十年后，今天已有几十万基督徒。我看我们海外基督徒，也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邓小平说过，中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有几十万海外华侨，对中国的建设大有帮助。我想，华侨不仅对经济建设有好处，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对中国人的心灵重建大有帮助。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有责任、有机会、有荣幸帮助中国人重新发现自己的良知，回到神的身边，使这一大群羊同归一个牧人一个好牧人。
我今天在这里，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个异象，就是爱中国人，也就是爱神。因为我们使中国人得新生命，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更是为了神，是为了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为了让人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尤其是十二亿中国同胞。
一九九二年九月讲于洛杉矶
《中国之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