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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心灵的故乡（受洗告白）
回到心灵的故乡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一）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我生于中国北京。七岁那年随父母回到河北农村祖父母身边。我在家乡读书到中学，便参军回到北京当警卫兵。我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排长、副政冶指导员、师政治部副营职干事。身处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值改革开放的初兴年代，我的求知欲受到激发，业余时间读了不少中西哲学、政冶、历史、文学和经济学着作，批判地考察中国现实。一九八二年开始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报刊发表政论和学术文章。一九八四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一九八六年转为博士研究生。在这期间，我出版了《社会与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考察》和《沉重的主体──中国人传统价值观考察》两本书，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一九八七年，我参加了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撰稿，此片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九八八年，我完成了书稿《涩──自我与中国》和《中国人与现代化》。一九八九年，我协助包遵信先生创办了在香港出版的杂志《太平洋论坛》和在北京出版的丛书《大文化译丛》，并成为几家民间自由社团的成员。在春夏之交的民主学潮中，我参与起草并到中南海中共中央住地亲手递交了七十位着名知识分子致中共的公开信，参与发起组织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和知识分子大游行，参加签署了《5.16声明》和《5.17宣言》等文件。事后，我被开除党籍校籍，遭到中共的通缉。我四处躲藏，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底逃到香港，九月初政治避难到了巴黎，参与了“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和《宣言》的起草，当选为首届监事，参与创办并主编《民主中国》杂志。一九九零年四月起，应余英时先生的邀请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我受洗成为基督徒。
（二）
我怎么会成为一名基督徒呢？
从忠实的共产党员，到热烈的“民主斗士”，到虔信的基督徒；从共产主义理想，到人本主义哲学，到基督教信仰，这三种形态、两个转变，中间的跨度实在太大，说来话亦长。我只能说，今日寻到此处，全靠神的垂顾，亦是神的召唤。的确，如果说第一个转变是靠了我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那么，在第二个转变中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能做。我只不过是身不由己地迈出了彷佛早就应当迈出的一步，只不过敞开心扉接受了彷佛早已叩击着吾心的圣灵，只不过情不自禁地扑向了早已梦寐以求的心灵的故乡，只不过坦诚布公地承认了精神深处早已焦渴不宁的需求。所以，当我第一次被问到“你愿意信主吗？”我没有能力说个“不”字，脱口而出“愿意”，表情有些局促不安，心底里却一下子涌出大喜悦、大幸运、大感动的热流。“这真是神意。”我暗自惊叹。
从“民主斗士”到基督徒，是一种失落甚至堕落呢，还是一种和谐与升华？
我的受洗，在有些大陆民运“同志”中间，至少引起了不和谐的感觉。的确，共产党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去甚远，两种范围格格不入，过渡不易，理解过渡亦不易。即使理解，往往也掺杂着同情，正像在北京，有大学生去教堂常使人想起失恋、失意或失落感。况且，不管为什么而“斗争”，利欲之心总是太刚硬，并视一切谦卑柔弱之心为无能或失败。感谢天父赐我宽厚仁慈之性，便我得享属灵生活的和谐之美。它包容一切人，但只让信者称义；它包容一切事，但只让义者有终。历史上，它推助了民主自由人权的确立，现实中方与之相得益彰。惟独专制主义，任出政教，无论古今，都与基督教不相容。在我属灵的生活中，民主信念毫无动摇，只不过奠立在更为博大、和谐、深远的基础上罢了。
我多么想让朋友们分享圣灵的恩赐啊！每当坐进礼拜堂，在圣乐弥漫的肃穆中，我的心便像水晶一样纯洁沉静，充满了通天地、逾生死、和古今的感觉。当我独自祷告时，刚一声 “亲爱的天父”，便心驰神往、血脉舒缓、神气畅通，难以抑制感激之情，良知如注，或倾泻而出，或梗塞难语。入睡前打开《圣经》，圣灵的启示从简明睿智的话语中跃然而出，直钻进心灵的底层，洗净它、激励它、开启它，使它与日月辉映，与圣灵归一。这一切，全是由于我信的缘故。只是因着信，神的大能便这样慷慨地来充实和完善我的身心，使我能积极而坦然的面对艰难的生活、学习和事业。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对神明的信赖和与圣灵的交往中，自己的灵魂世界在升华，人生境界在提高。
我觉得，真正宗教的升华亦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必然归宿。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现代物质文明的蜂拥和浸泡中，人们愈来愈珍视真正宗教的情怀而鄙夷世俗的乖巧，愈来愈渴求属灵的感受而厌倦利欲的碌碌，愈来愈倚靠真诚的信念而怀疑刚愎的理智。人类执迷于一得之功一技之长一己之见一时之乐而不悟大道者，在自食其果中，必将愈来愈少。
（三）
在我不由自主地投入神的怀抱之后，在我尽情享受神赋的喜乐和灵修之余，才得以回头仔细品味信主的缘由和意义。
哲学思考
我是自学踏入哲学迷宫的，可见好奇心之强盛。古今哲学无论将世界归结为人的精神或客观物质，都遇到了明显的挑战。现代科学哲学回避这类问题，表现出一种理性的颓废。人们最尊崇的大哲学家如拍拉图和康德我不谈直接归神的哲学如笛卡儿、亚里士多德和神学哲学家如阿奎那、奥古斯丁均坦率承认真实的世界是人的理性所不可知的，惟有靠信仰来感悟。培根则直说，深谙哲学原理的人必信上帝之存在。爱因斯坦也说，洞悉宇宙之深奥与和谐的科学家，无法不联想到上帝。我学哲学穷根究底的毛病也早已使我同上帝很熟悉了，我曾想到，未来的哲学、神学和科学将是一回事。
科学，用爱因斯坦的话说，与宇宙的真谛相比不过是儿戏。在信仰面前，科学是无能为力的，但不少浅薄的人却喜欢用科学来贬低信仰，彷佛科学家为星星命了名，星星就再也没有奥秘了。于是，科学成了偏见、成见和短见的借口。科学精神强调尊重事实，但它为什么不正视宗教千载不衰、《圣经》流芳百世这个属灵世界的事实呢？科学与贪欲连在一起它直接是人类理性求知贪欲（康德论证了这种贪欲必然导致二律背反）的后果，又直接服务于人类物质食欲的追求，所谓“造福于人类”是也。由于它赤裸裸是现代人类的自我关怀，而非宇宙的和历史的终极关怀，所以必然又成为“造祸于人类”的东西。我不相信科学具有至上性。科学所不知道的事远比它知道的事多得多，就是说，拘泥于科学便是拘泥于无知。我相信宇宙空间充满着圣灵，只不过要想接通至精至微至神至妙的圣灵，不能靠起动电气开关式的物件，而是要敞开心灵之门──心灵之场无疑要比电磁场和引力场精微神妙得多。这便是“ 信”的要义。一旦信了，圣灵便进驻心里，于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科学精神是先经验（实验）了才肯信，而基督信仰则必是先信了才有经验。这是因为，科学活动是人创造对象，施展自身能力，而信仰之旅则是人归向创造者，追溯能力源头。这正如大树之伸长枝叶与归回土根，方向路数是不同的。对于大树来说，伸长枝叶的逻辑是：只有当枝叶“经验”地生长出来之后方被确信为存在事实；归回土根的逻辑是：只有当土根已是真实的存在时才可能有回归和回归之经验。
接下来，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若没有回归汲取之深，便没有向上生发之旺；二是叶必落，落叶必归根。人类乃至万物的根便是上帝。
生活感受
人生充满了偶然性。我们无法把握生活中纷纭百态、变动不居的势能和机遇，甚至不晓得它们究竟是什么，但它们却将人送上千差万别的生命之旅。所以，当我们幸运时，应当献上感激和赞美，当我们不幸时，应当求告和忍耐。
我的逃亡、脱险和海外生涯，有许多人力所不及的、传奇般的遭际。于今想来，倘若只是依我的意志和理性去行，而不是一再遇到意料不到的人和事来引导，我一定被抓住几次了。我似乎感觉到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帮助我。这是神力和神意。神终于将我召唤到他的身边，给吾灵一个最好的归宿，让我为神做最要紧的事情。这是不尽的喜乐，亦是不尽的艰辛。
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也一直在寻找神，但只是当我找到神时才发现这一点：啊，这不正是长久以来心灵深处苦苦寻求的吗！生活中的忧伤、不安、怨怒、厌倦和孤独感，不都是对你的求助吗？人世间的狭隘、嫉妒、倾轧、贪婪和邪恶，不都是对你的呼唤吗？只是许多人还不晓得你的大能，因为他们不相信你的存在！我也是在信你之后，才真正体验到你的存在和大能，才意识到人的渺小、脆弱和匮乏，才觉得不识不信你的人是多么可惜。我不再相信 “自助者神助之”的格言；就完整的人格与人生来说，而不是对一时一事之成败而言，我相信“信神者神助之”才是对的。
文化宿求
人们已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渊源和组成部分，马克思韦伯曾成功地论证过它对资本主义的推动，尽避立意点略有争议。精读《圣经》，才发现了它那博大精深的文化蕴涵。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一系列寓言般的记述中显露的观念之高超精辟，使人不能不相信这里有圣灵天敞而绝不是人的理性所为。我提出几点来讨教大家。
（1）何以人类吃“智慧果”便生成原罪？起初不解，后来悟到：所谓人的智慧，乃是以人为中心区分利害善恶，以便趋利避害，趋乐避苦。中西善恶观有些不同，西人常称利者为善，不利者为恶（我曾在大陆《光明日报》发表《善的比较》一文），所以那果又叫“善恶果”。亚当夏娃吃了便知羞耻，亦即有了求淫乐的邪念。人的这种自我主义、利欲主义的智慧，不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吗？这样将人的智慧归结为罪恶，真是惊人的深刻！
（2）《圣经》揭露了人的普遍原罪，同时又指出它不可克服。这一点也非常独特。古今理论，要么认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自然是合理的，视之为前提和常态──大部分西方理论就是这样对待人的自私本性的；要么揭示出一种罪恶以后给出克服之道，仅视之为一时的病疾──东方文化主流中各种克己禁欲的药方便出于此。惟有《圣经》，深深揭出人的原罪又说凡是人都无法消除它，这等于说，病疾正是人的常态！
（3）人类的终极审判必将到来。现代科学即人的智慧的发展，现代享受即人的物欲的膨胀，其后果正一步一步的印证着《圣经》的启示。在神眼里，就宇宙来看，人类不过是一群自私享乐、狂妄自负、争斗不已、难以救药的生灵！
（4）人间是罪人与罪人的相处，是罪心与罪心的争斗。因而人的不平等、心的不平静、世的不安宁，乃是人间常态。人间容不得天使。耶稣正是由人的原罪所致死的。所以，承认原罪，信神救赎，是使人称义、返璞归真、灵魂得救的唯一出路。
（5）对罪的认知即是对爱的追求。基督教文化有利于人的身心和谐、人际和睦，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有利于抑恶杨善、扶正祛邪。
基督教文化中的众多要旨对人类有大益，对个人有大益，真是神的恩赐，是永恒的福音。我坚信有一天，它将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这也正是我的宿求。
我意识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既有相合又有冲突；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处境是很尴尬的；今天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与基督教的大发展会有密切关系，如此等等，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使中国人建立起超越于任何个人、政党和“主义”之上的坚实信仰，从而生活得自由、尊严、充实和宽容，这是我最近迫的文化宿求。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普林斯顿，《中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