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27

教会史话27 见贤思齐

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于381年5月在康士坦丁堡召开“大公会议”，这是继尼西亚会议之后的第二次大会，共有150位东方主教参加，西方并无代表出席。提尔多修指派安提阿主教米力提（Meletius）担任大会主席；米力提于会议中过世，拿先素斯的贵格力（Gergory of Nazianzus）被大会选为继任主席。贵格力身为康堡主教长，灵命学识精湛，实为最佳人选。

贵格力的退隐

贵格力在大会中推荐罗马主教所支援的保林纳（Pualinus）继任安提阿主教，虽然保林纳与米力提素来对立，但是此举可促进东西方教会的和睦与合一。然而，反对此举的东方主教们因此非议贵格力，甚至质疑他出任康堡主教长之合法性。贵格力一片好心，却招来风暴。他灰心失望之馀，决定辞去大会主席，并且辞去康堡主教长之职，返乡退隐潜心修道。

大会选出米力提的同工弗乐文（Flavian）继任安提阿主教，并选立杰出的行政长官聂克泰瑞（Nectarius）为康堡主教长。虽然聂氏原非圣职人员，然而他的立场中立与行政专才，赢得各方接纳。聂氏也继贵格力之后，出任大会主席，领导大会继续议事。

康士坦丁堡信经

康士坦丁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再次确认《尼西亚信经》，坚守“圣父与圣子同本质（homo-ousios）”之立场。关于康士坦丁堡会议所制订的信经，被称为《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根据《尼西亚信经》修饰并增补。修饰部分，略去原有的定罪“亚流派”四句；增补部分，是在末句“我信圣灵”之后，加上一段叙述说明∶“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是从圣父所出，是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尊荣，是借着先知说话”。

大会定罪亚波留尼斯主义（否认基督的真实人性）与马其顿派（反对圣灵的神性），但是并未将定罪的字句写入《信经》。总的来说，《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是早期教会在神的护理引导之下，根据圣经将“三位一体”基要真理，作清楚扼要的告白；不只是根除亚流异端，更是为后世教会奠定了正统信仰的根基。其内容意义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是不容今日教会忘记或忽略的。

第三条

大会也制订了七条“教会法规”，其中以第三条最具深远影响∶“康士坦丁堡主教应该排名仅次于罗马主教之后，因为康堡是新罗马”。此条款招致埃及亚历山大的愤恨，因为亚历山大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帝国的第二大城，仅次于罗马。罗马主教也不高兴，因为虽然此条款承认罗马是教会界的首席，但是暗示罗马的首位是以该城的政治地位来决定。

西方教会长期抗争不肯接受这第三条，不接受聂氏被任命为康堡主教，不满大会拒绝接纳安提阿的保林纳。这“第三条”反映出东方教会当时政教关系的消长，也是造成后来教会分裂的滥觞∶在东方教会里，亚历山大主教长与康士坦丁堡主教长的争权不断；罗马教皇与康堡大主教之间的政治斗争，导致了11世纪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真是令人欷嘘扼腕！

亚流派异端的症结

皇帝提尔多修于当年七月，正式立法规定∶所有主教都必须遵守《尼西亚──康士坦丁堡信经》，凡是违背“三位一体信仰”者皆为异端，所有教会崇拜必须敬拜“三一真神”。从此“亚流派异端”在帝国境内成为非法，只有在北方蛮族延续下，达至第七世纪终了。然而，其所依据的“人本理性主义”仍然阴魂不散∶16世纪的苏西尼派（Socinians），与现代的耶和华见证人会，都是亚流异端的借尸还魂。

亚流派的真相，就是以人的理性挂帅，来解释圣经基要真理，特别是神的本体。第五世纪亚流派史家非拉司托（Philostorgius），在425年所写辩护亚流派之书中解释∶亚流派运动的起始，是一大胆尝试，要以320年代知识分子大众容易接受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组合基督教教义，结果不幸被传统迷信所淘汰。由此可证，亚流派的根源是以人的理性（既有限又有罪的理性）废弃了圣经真理。

今日教会仍然面对“人本理性主义”的试探冲击，我们唯有记取此惨痛的历史教训，归回圣经，固守真道的奥秘，因为“三位一体”圣经真理本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提前》3∶16）。

教会的发展

378年帝国东部皇帝瓦伦斯在抵御西哥特族入侵时阵亡，亚流派失去了政治靠山。379年提尔多修继任东部皇帝，恢复尼西亚正统信仰。在380年，他与西部皇帝格瑞钦（Gratian）一起颁布谕令∶帝国境内所有人民都应该信奉基督教，即罗马主教达玛瑟（Damasus）与亚历山大主教彼得所信奉的“三一真神信仰”。这不仅是表明尼西亚正统信仰的得胜，亚流派的彻底挫败，更是正式宣告《尼西亚信经》所表明的基督信仰，是罗马帝国的国教。

康士坦丁是第一位归主的罗马皇帝，然而帝国内异教势力根深蒂固，所以康士坦丁及其继任者，仍然顺应国情，身负“罗马神教大祭司”的名号，直到格瑞钦之时。格瑞钦是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废除此名号。在他与提尔多修任内，基督信仰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不遗馀力提倡罗马帝国全境成为基督教正统信仰，排除异教异端者，首推义大利米兰主教安伯若修（Ambrose）。

安伯若修

安伯若修出身罗马名门贵族，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具有法律与行政长才，很快就晋升为米兰的行政首长。当374年米兰主教奥森提（Auxentius，亚流派）过世时，继任人选竞争激烈难产；安伯若修身为行政长官，要维持公共次序。在选立会议中面临僵局，无法选出合适人选时，突然有一小孩高唱“选安伯若修为主教”。民众立刻回应，认为这是神的指引，一致要求安伯若修出任主教。

安伯若修当时约30岁，尚未受洗，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屈服于民众的要求，立刻受洗承接圣职，被按立为米兰的主教。虽然他被按立为主教的过程仓促，但是他成为民众所敬爱的牧长，在米兰地区成为举足轻重的教牧领袖。他对西部皇帝格瑞钦与瓦伦提尼二世，以及提尔多修，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带来深远影响，引导了皇帝的宗教政策。

由于米兰是帝国西部的京城，也是后来提尔多修的皇宫所在地，所以安伯若修对皇室的影响颇大。格瑞钦于382年下令将罗马元老院中的“维多利神坛”移除，当时信奉罗马神教的贵族领袖施马克（Symmacus），只有默默忍受到383年格瑞钦被刺身亡时。施马克于384年上书继任的年幼皇帝瓦伦提尼二世，要求恢复“维多利神坛”，作为记念罗马神教以及宗教宽容的记号。安伯若修回信反驳施马克的诡辩。

385年，当信奉亚流派的皇太后游斯丁娜（Justina，瓦伦提尼二世之母）要求在米兰地区，至少开放一座教堂，恢复亚流派的崇拜；理由是为了罗马军队中有信奉亚流派的哥特族人。安伯若修断然拒绝，不容许异端污秽圣堂。安伯若修不畏强权，获得百姓支援，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只好退让。

主教与皇帝

安伯若修与东部皇帝提尔多修的关系更是亲密。提尔多修甚至说过∶“除了安伯若修，我不认识其他主教”，意指安伯若修在主教位置上发挥的影响力，是超乎其他众主教。388年，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一带的修士们，纵火烧了一座犹太人会堂。提尔多修下令当地主教，从教会公款出资赔偿重建。安伯若修劝阻皇帝收回成命；皇帝在安伯若修施压之下，只有同意。

390年，帖撒罗尼迦的暴民在戏园里，谋杀了一位军中蛮族将领。此举令提尔多修大怒，立刻派兵镇压，屠杀了戏园中七千多民众。由于皇帝此举过于残忍，安伯若修宣布开除皇帝教籍，要求他公开悔改认罪，才可恢复领圣餐。提尔多修经过八个月的惩戒，于当年圣诞节为其罪行公开悔罪。这显示，皇帝也必须顺服教会的惩戒管教。

自391年之后，罗马政府连续颁布谕令，开始镇压异教信仰。各地的偶像寺庙渐次遭到拆毁或变更用途。例如埃及亚历山大的撒拉匹斯庙，在主教提阿腓力（Theophilus）带领下被拆除；吉尼斯寺变成公共旅馆。虽然这些行动并非皇帝授意，但是政府的默契是不加干涉。有些寺庙在第五世纪时，在洁净礼仪之后，改成教堂使用。在乡间的迷信民众仍习惯于异教的生活礼仪，所以需要时间来更新转换；在有些地区异教的秘密仪式仍在地下零星进行，但是总的来说，罗马帝国中的异教，自提尔多修当政时，已经一蹶不振，渐渐消散。

提尔多修打击异教，最显著的是他严厉对付摩尼教。摩尼教是由第三世纪巴比伦人摩尼（Mani）所创，是混合宗教，主张以诺斯底主义为本的善恶二元论。由于其为秘密集会宗教，所以皇帝戴克理先之时，已经遭到打压；瓦伦提尼一世时，将摩尼教徒的家产充公，而提尔多修后来加上更严厉的处罚。奥古斯丁早先在北非时，受到摩尼教的蛊惑；当他于383年到罗马之时，发现当地摩尼教徒已经衰微。

结论

罗马帝国在皇帝提尔多修之时，尼西亚正统信仰得以坚固，亚流派异端彻底被根除；基督信仰正式成为国教，异教势力遭受致命的一击。提尔多修在教会历史上的位置与角色，可媲美康士坦丁皇帝。他们虽然各有其软弱，但他们都是神所兴起的仆人，在关键时刻扭转政治局势，带领教会归正。

安伯若修更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主教，辅佐皇帝，抵制异端异教；安伯若修带领奥古斯丁归主，脱离摩尼教的捆绑，造就早期教会史上最重要的教父，持守基要真理，抵挡异端假道，真是传承真道的善牧忠仆。

今日教会处于后现代，让我们靠主恩典，见贤思齐，谨记使徒保罗所说∶“你这属神的人┅┅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提前》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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