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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家庭、教会与国家：三政合一与基督徒圣约共同体》节选

从刁民愚民到天国公民

中国几千年来缺乏真正的法治的传统，目前中国大陆更是人治大于法治的时代。正如冯胜平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真正的出路就是回到法治：“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由于民权的弘扬，今天的共产党干部不会再用刁民来指称那些钻法律空子、带头闹事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一定赞同这个词。其实，即使是一些维权领袖，也不讳言自己的角色。笔者曾与一位维权领袖谈起以上的三民理论，他听后击节称赞：‘共产党就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与三民相对应的，是中国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博弈的必然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刁民会在与贪官的博弈中败北，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的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公民是法治的产物，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畏法，刁民维权。事实上，刚开始维权的人总是最好的。他们离公民最近，离刁民最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压，维权人士会背离初衷，成为一批为反对而反对的民间职业政治家。那时，他们倡导的维权不再是建设性的公民运动，而是破坏性的刁民运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中国这种无法无天的乱象已经深入民族精神的深层，“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冯先生这篇文章颇有闪光之处，对当权者也是不卑不亢，但可惜又走了“公车上书”这种直接向“皇帝”写信的老路！另外，认为有共产党开始“党内民主”就可以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也是极其幼稚的。没有民间力量的强有力的推动，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垄断性的权益的。民间力量的更新和有序，必须从教会的悔改和更新做起。不管世上的政权如何更迭，教会都要坚定不移地把信徒培养成基督徒的门徒，也就是天国的门徒，明确地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保持自己“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的地位和功用（太5:13-16），不向人间任何恶人恶法恶势力低头，用真理说服他们，用爱心感化他们，最终能够必能改变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整个社会的文化。基督教会最需要的不是爱国者，而是殉道士！

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以殉道士的心志谦卑地学习真理，忠诚地遵守真理，勇敢地见证真理，就必能得见上帝的荣耀展现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支持真正的宪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真正的宪政不是来自开明的皇帝，也不是来自宪法字面上的制度性规定，甚至也不是来自大多数人的参与，而是来自公民的数量与品德，而公民的品德则决定于是否敬天爱人！基督教是培养这样的敬天爱人的公民品格的天国大学，这就是雅和博经学所强调的“仁教心学，法治德政”的主旨，就是从个人的认罪悔改开始，首先在家庭和教会中建立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为特征的“天国宪政”，最终社会规模的宪政乃是迟早必成的事！因此，中国的转型有待于教会的转型，我们必须把教堂转化称基督的学堂，由信徒转化为门徒，把刁民愚民培养成在基督里以“荣耀和尊贵为冠冕”的天国公民（诗8:5）！

——选自王志勇《家庭、教会与国家：三政合一与基督徒圣约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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