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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家庭、教會與國家：三政合一與基督徒聖約共同體》節選

從刁民愚民到天國公民

中國幾千年來缺乏真正的法治的傳統，目前中國大陸更是人治大於法治的時代。正如馮勝平先生所總結的那樣：「中國今天的現實是有憲法而無憲政，黨比法大。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黨比法大，而是黨實行人治，隨心所欲，置自己規定的法律條文而不顧。從未有人因違憲被起訴，法律的權威無人維護。官場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領導的看法、領導的想法、領導的講法；判案三大規則：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關係；法治的基本狀況：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總而言之一句話，人情大於法。」

真正的出路就是回到法治：「在專制淫威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是刁民；天下大亂時則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由於民權的弘揚，今天的共產黨幹部不會再用刁民來指稱那些鑽法律空子、帶頭鬧事的人，但他們內心深處一定贊同這個詞。其實，即使是一些維權領袖，也不諱言自己的角色。筆者曾與一位維權領袖談起以上的三民理論，他聽後擊節稱讚：『共產黨就是流氓政府，對付流氓必須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領袖。』與三民相對應的，是中國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絕，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國，民自然也會審時度勢，與官鬥法：你霸道，他當順民；你寬鬆，他成刁民；你失控，他為暴民。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民主義產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博弈的必然結果。大多數情況下，刁民會在與貪官的博弈中敗北，因為後者擁有更多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但刁民的不斷纏鬥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會朝痞子化的方向發展。一旦在博弈中勝出，刁民會迅速轉變為暴民，社會遂進入無序狀態。在無序狀態下，中國政治變成一場流氓比賽，最後勝出的多半是一個集厚黑為一身的超級流氓。這個超級流氓收拾暴民，一統江山，成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點，中國人又重新開始做順民。公民是法治的產物，刁民是人治的產物。公民畏法，刁民維權。事實上，剛開始維權的人總是最好的。他們離公民最近，離刁民最遠。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壓，維權人士會背離初衷，成為一批為反對而反對的民間職業政治家。那時，他們倡導的維權不再是建設性的公民運動，而是破壞性的刁民運動。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反之亦然。與順民、刁民、暴民相對應的，是清官、貪官、庸官。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正如清官（酷吏）和順民絕配，庸官常與暴民共舞一樣。走出三民主義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徑是憲政。只有在法治的陽光下，刁民才會轉化為公民，從而結束中國三千年的治亂循環。」

中國這種無法無天的亂象已經深入民族精神的深層，「從心底里，國人不喜歡法，盼望好皇帝。認法不認人，那叫六親不認，是沒良心的表現。除了平等，國人對自由也有一種先天的恐懼。太多的管束儘管使人厭惡，沒有管束更令人無所適從。二十四次改朝換代，我們趕走多少皇帝，就迎來多少皇帝，從未想過換一種活法。有皇帝罵皇帝，沒皇帝想皇帝，『三日無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龍庭，人民心裏不踏實。」

馮先生這篇文章頗有閃光之處，對當權者也是不卑不亢，但可惜又走了「公車上書」這種直接向「皇帝」寫信的老路！另外，認為有共產黨開始「黨內民主」就可以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也是極其幼稚的。沒有民間力量的強有力的推動，那些既得利益者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壟斷性的權益的。民間力量的更新和有序，必須從教會的悔改和更新做起。不管世上的政權如何更迭，教會都要堅定不移地把信徒培養成基督徒的門徒，也就是天國的門徒，明確地遵行上帝的律法和誡命，保持自己「地上的鹽」、「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燈台上的燈」的地位和功用（太5:13-16），不向人間任何惡人惡法惡勢力低頭，用真理說服他們，用愛心感化他們，最終能夠必能改變整個民族的精神和整個社會的文化。基督教會最需要的不是愛國者，而是殉道士！

如果有更多的基督徒以殉道士的心志謙卑地學習真理，忠誠地遵守真理，勇敢地見證真理，就必能得見上帝的榮耀展現在古老的中國大地。因此，作為基督徒，我們當然支持真正的憲政。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真正的憲政不是來自開明的皇帝，也不是來自憲法字面上的制度性規定，甚至也不是來自大多數人的參與，而是來自公民的數量與品德，而公民的品德則決定於是否敬天愛人！基督教是培養這樣的敬天愛人的公民品格的天國大學，這就是雅和博經學所強調的「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的主旨，就是從個人的認罪悔改開始，首先在家庭和教會中建立以「敬畏上帝，信靠基督；愛主愛人，守約守法」為特徵的「天國憲政」，最終社會規模的憲政乃是遲早必成的事！因此，中國的轉型有待於教會的轉型，我們必須把教堂轉化稱基督的學堂，由信徒轉化為門徒，把刁民愚民培養成在基督里以「榮耀和尊貴為冠冕」的天國公民（詩8:5）！

——選自王志勇《家庭、教會與國家：三政合一與基督徒聖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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