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夢者 生命的雲翳－－一個家庭的故事

序

　是個深秋的正午，我乘車抵達巴黎郊外一座古舊的修道院，它座落在一片寧靜的山莊附近，周圍是茂密的樹林，秋意正濃，小徑上鋪滿了厚厚的落葉，太陽從枝椏間直射下來，一片片月牙形的枯枝紛紛落下，風漸猛，落葉旋轉起來，像一群閃亮的羽毛呼呼地向遠方去。我佇足，心彷彿被什麼東西輕輕碰觸，一下子蘇醒了過來，我看到了生命：

　每一片飄動的葉子都帶了生命－－它們的裏面包裹了種子，就在淺褐色的葉層裏。風一起，它們就躍動起來，呼呼地往遠方去，生命就這麼一代一代地傳播開來，年復一年，春華秋實，漸漸滿山遍野都有了它們生命……

　 我深深受了感動。

　那座修道院沒有院牆，神父和修女們早就搬下了山，那兒變成了一個基督徒聚會的營地。我去那兒是為了參加第二屆歐洲華人教牧領袖研討會。

　 我從林子走回會場。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是一粒種子，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他們帶到不同的地方－－我忽然閃過這個念頭，就在這時候，我遇見了她，我立刻被她的氣質吸引－－就像那剛剛去過的那片秋林，雖過了早春，可是依然有美麗的生命躍動著……

　 她是這屆大會的籌劃者之一Mary Wang，她的中文名字叫王光霞。

　接下來的幾天，在會議上我見到了她的大哥王明理，二哥王光啟，小妹王光蔚。他們都是把自己奉獻給神的人。

　我沒有特別留意他們。

　我想尋找「尋夢者」，直覺上，我以為他們不是我要採訪的人。

　可是，會議結束後我去倫敦，恰巧和他們乘同一輛大型旅遊車，在倫敦逗留的幾天，我又恰巧被安排住在王光啟的家。於是，我聽到了這個家庭的故事。

　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在巴黎郊外的林子裡看見風把種子往遠處吹的時候，我就這麼想。

　我朦朧感覺到神在我的計劃外把我帶到倫敦，讓我聽到這個沒什麼「尋夢」色彩的故事，神可能要藉此對尋夢者說話。

　這家兄妹四人都不是尋夢者，他們有一位敬畏神的父親，因此，他們從小就交託了生命的主權。他們沒有選擇，他們是種子，他們只能隨風而去，因為，即使在落葉的日子裡，他們的裡面依然有生命。

　五十年代，神隨自己的意思把他們帶到了海外。現在明理定居澳洲，光啟、光霞和光蔚都定居倫敦。

　種子落在了遠方，於是，那兒就生長出一片綠蔭…

上篇：歷史之主

　（一）

　倫敦的天氣不總是那樣陰晦，至少，我在倫敦的日子是晴朗的。

　 到倫敦的第二天，光啟叔叔開車帶明理伯伯、遠志明和我去看馬克思墓－－是遠志明的主意，他說要去向馬克思說再見。

　墓園掩藏在一條僻靜的小巷深處，我們的車泊在巷口，幽幽的小巷很冷清。我們踏著濕漉漉的殘葉往裡走，到了墓園門口，才發現門上掛著鐵鎖－－裡面正在舉行葬禮，開放時間臨時推遲一小時。

　站在鐵柵欄外等候的時候，明理伯伯提起一件往事：

　1950年，他是山東大學四年級學生，學校裡有位他極尊敬的軍代表——副校長羅竹風。羅竹風是北大畢業生，1928年入黨，青島解放時他是進駐山東大學的軍代表，擔任校務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教授新民主主義論大課。明理是他喜愛的學生，他向明理宣傳共產主義——他知道明理是個基督徒，他盼望明理能夠從信仰耶穌基督轉變為信仰馬克思主義。可是，明理卻持守自己的信仰不肯改變。

　在那個時代，明理的選擇令羅竹風驚訝，也令他惋惜。

　 直到五一年初，明理因為不肯改變信仰而遭逼迫，他不得不逃離大陸去香港。從此，他們一別數十載。

　1980年明理回上海，他又見到了羅竹風，這時人們都稱他羅老，久別重逢，羅老問的第一句話竟是：

　「明理呀，你還是基督徒嗎？」

　明理說：「是的，老師，我還是基督徒。神是不會改變的。」

　羅老望著這個30年前不肯改變信仰的學生，百感交集，他語意深重地說：

　「我們共產黨改變很大呀！」

　那晚，他們談到深夜兩三點。

　　羅老在胡風事件中受過牽連，「文革」時坐過「牛棚」，七十年代末才被平反，他的妻子卻被整得精神錯亂了。

　 這對師生，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一個是耶穌基督的信徒，30年前他們都是堅定地持守了自己的信仰。30年後，當這兩個不同信仰者重逢的時候，世界竟有了如此巨大的改變。

　明理為老師流淚了。

　他給老師講了一個故事：

　在香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讀到宋尚節博士在山東傳福音的故事，有一個情節他特別難忘：

　「平度縣一位姓羅的老太太癱瘓了十八年，宋尚節為她禱告，神就醫治了她，羅老太太癱瘓了18年後竟然能夠站起來行走了。她的丈夫羅惠忱原來在郵政部門任高級職務，他看到這個神蹟，就辭去工作作了自由傳道人。

　 明理說到這裡，稍稍停頓了一下，他注意地望著老師，意味深長地說：

　「那本書還特別提到，羅老太太有個兒子，當時在北大唸書，假期回鄉探親，他親眼看到了這個神蹟。宋尚節還送過一本《聖經》給他。」

　羅老師驚訝地抬起頭來，他沒有想到這個故事流傳到了海外。那位羅老太太就是他的母親，他就是那位當年在北大唸書的兒子，他確實從宋尚節的手上接受過《聖經》。

　神給了人自由意志，神允許人選擇；自然，人唯一要負的代價是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

　　（二）

　從馬克思墓回來我對明理伯伯說：「我想聽故事，就聽你們家的故事，我要把它寫進尋夢者系列。」

　 明理伯伯望著我，我隱隱約約感覺到他有一點躊躇，我馬上說：

　「你可以禱告呀，為我寫這個故事禱告，我們把它交託在神的手裡。」

　「不要宣揚、不要誇張、不彰顯人，只彰顯神。嗯？「他讓步了，只是附加了條件。

　「當然。」可是，我有點沒有把握，馬上追上一句：

　「請為我禱告哦！」

　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眼睛望著窗外：

　「我們家這代人的蒙福是因為有位敬畏神的父親。」他轉過臉來了，「若不是有位敬畏神的父親，以我們自己的個性，或許會成為社會的阻礙也說不定。敬畏神－－這是我們從父親那兒學到的最要緊的功課」

　這是1995年深秋的一天，在倫敦海德公園附近的一幢小紅樓裡，我聽到的一段自白。說這話的人已經做了四個孩子的祖父。

　一顆老人心就是一頁歷史。

　我把這頁歷史記載在「尋夢者」系列之中，我相信真實的歷史可以使人明察。

中篇：境遇之主

父親的故事

　（為了真實地記錄這個家庭的歷史，在這一部分，我省去一切文字的修飾，我讓我的採訪對象王明理在直接對讀者講述關於他父親－－王德潤牧師的往事。）

　王明理的回憶：

　 父親是個無產者，共產主義的擁護者，但是，是有神的。父親1893年出生山東即墨，他 是我們家族中第四代的基督徒。

　我祖父的祖父是第一代基督徒，他是跟從到山東的第一位西方宣教士郭顯德信主的，信主後，他就與郭顯德一起在山東嶗山地區傳福音。

　祖父的父親是第二代基督徒，他後來從嶗山的科埠搬到北嶺，一到北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禮拜堂，那間禮拜堂就是我父親讀小學的地方。

　 我的祖父是第三代基督徒，為人忠厚老實，有一次他替人擔保，被坑了，結果替人還債，那筆債務超出了他的資產，他因此而破產，最後死於貧病。他去世時我父親正在煙台讀中學，為著維持家計他不得不中途輟學，到海陽縣的郭城教書，替我祖父還債。

　小時候，祖母給我講過父親還債的故事：

　父親從郭城回到村裡，挽著我奶奶，手上捧個竹籃，裡面放了雞蛋，果蔬和錢去債主家還債。大多數債主都深受感動，有的債主用筆把欠單劃了，釘在房梁上，表示從此這筆債過去了。但父親也停掉了三年的學業。

　此後，父親去濰坊繼續學業，他從小讀書優秀，族人一心要栽培他。高中畢業，他考進了齊魯大學。

　 齊魯大學是長老會和浸禮會合辦的教會學校，我們村莊的教會是長老會，父親算是長老會派出的學生。1925年父親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他是本村第一個大學畢業生。

　學校要送他去加拿大留學，他不肯，因為他要贍養我的祖母。學校就保送他去燕京大學讀書，他帶著我祖母一道去燕大念書。1927年他從燕大宗教學院畢業回到青島長老會做了傳道人。

　那時候中國正興起一場中華基督教會運動（1926年發起），這個運動呼籲所有教會在本色化上合作。父親是最早的響應者之一，他脫離差會，成立了中華基督教會同道堂，並且租了青島明星電影院作為聚會場地。用電影院作傳福音場所，在當時可算是創舉。

　 1935年，父親決定自建禮拜堂。會眾中有一位是市長的朋友，市長同意送一塊地給教會。父親禱告之後認為，不接受政府的贈送，必須買一塊地來建堂。

　 父親經常騎自行車帶我出去看地，最後選中了一塊地，在山上，面向大海。建堂需要一萬塊錢，父親每月收入是30元，他每天禱告，盼望有信徒奉獻。

　一天，一個小姑娘推了輪玩具車，上面放了一塊磚，磚上寫了一行字：「這是建同道堂的第一塊磚。」小姑娘說，她奶奶有病，不能來，所以讓她替奶奶送這塊磚來。

　父親大為感動，他到處講這個故事，很快籌齊了錢。

　1936年動工，37年五、六月間禮拜堂建成。這是青島市第一座由中國信徒們自己集資興建的禮拜堂。父親準備舉行獻堂禮的時候，「七、七」事變爆發了，父親說，「日本人打中國了，我暫不獻堂。」

　 1945年抗戰勝利，但時局仍亂。47年建堂十周年，父親決定獻堂。以明「抗日戰爭，不勝利不獻堂」之志。

　在獻堂禮上，有位德國婦女走上台，她站在那兒流淚說：

　「我要認個罪。我是個德國宣教士，十年前，你們建堂時，我天天騎車經過這裡，每次經過我都禱告說：「神哪，叫他們建不成，因為王牧師不肯用外國人的錢。現在，你們建堂十周年了，我要向你們認罪。」

　父親一生清貧，可是，他一生中最要緊的事就是每到一地，為神築一座壇，把自己獻上。

　從小我就知道，禮拜六是父親預備講道的日子，這一天誰也不能進他的書房，他獨自完全安靜在神的面前，遇到特別的難題，他就禁食禱告。

　　父親也是一個捨己的人。抗戰時，我們家的生活非常艱難。我讀書中午帶飯，別人都帶饅頭，有錢人家還給孩子帶隻雞，我只能帶幾塊地瓜干，吃飯的時候，我總是躲起來一個人吃。

　父親常把瞎眼的、討飯的帶到家裡來，吃飯的時候，桌上常常多出陌生人來，都是臨時帶來的，母親很為難，父親卻說：「你要是沒這點本事，怎麼做傳道人的妻子？」母親只好餓自己，她總是最後一個吃。

　國民黨飛機被日本人打下來了，飛行員被日本人抓了去，父親總是千方百計以傳道人的身份去日本憲兵隊把人擔保出來。

　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的幹部遇到危險，父親也以傳道人的身份出面保護。有一次父親帶了個人回家，我們只知道他叫李繼才。父親讓他住在家裡，每天他還教我功課。解放後，李繼才專門來看過父親，我們這才知道他就是華生同志。

　 解放前夕，父親就收到人民政府的信，人民政府邀請他做政協委員。解放後，父親是中華基督教會膠東區會主席，全國總會理事。外界環境變了，可是，父親對神的敬畏之心一點也沒改變。

　 1950年形勢嚴峻起來。12月初，公安局來找父親借禮拜堂開大會。父親同意，但提出條件，他說：「禮拜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你們不能在這裡抽菸，也不能掛旗掛像。」

　公安局的人同意了。

　　開會的日期是50年12月中旬，那天公安局派人到禮拜堂佈置會場，晚上七點開會，五點鐘父親被公安局叫去談話，八點鐘才讓他回來。回來的時候，已經開會了！父親順便去會場看看，他看到會場上很多人抽菸，並且到處掛了紅旗和毛澤東像。他回來叫我母親、姑姑和我到他的書房，他說：「你們在這裡為我禱告，求神加給我力量，我要去做一件事。」說完，他就上樓去了。

　禮拜堂就在樓上。我們正禱告的時候，突然聽到樓上有人喊口號：「要求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王德潤！」父親出事了。原來父親上樓進了會場，他走上台宣佈： 「當初我同意借禮拜堂的條件是：你們必須答應不在這裡抽菸，也不掛旗掛像。你們今天已經違背了條件。」說完，他走過去把紅旗和毛澤東像統統摘了下來。這下子可是捅到了馬蜂窩。

　大約兩週後，青島市宗教事務處給父親打電話，要他召集全青島教會負責人開會，說政府有政策宣佈。那天，我代表山東大學學生團契參加了會議，父親是會議主席，他只交待了一下召集大家開會的目的，宗教事務處的幹部就走到前面用很長的時間作了報告，最後宣佈說：

　「我要提醒大家，警惕暗藏在教會裡的反革命分子。現在我宣佈，我們已經查出藏在你們中間的反革命分子，他就是剛才的主席。－－王德潤。」

　他同時宣佈了父親的「十大罪狀」。 　 　　「你們中間有反革命分子，該怎麼辦？你們自己討論吧！」他說完就走了。

　父親站起來宣佈退席，也走了。

　會眾發言後也都散去了，只留下執委會討論對父親的處理意見。我退到外面等候消息。那天執委會討論的結果是：

　1951年1月3日在青島第三公園足球場召開控訴大會，全青島教會和教會學校都要派代表並發動信徒參加。

　執委員負責人悄悄對我說：「到那天，我們要派人把你父親打一頓，你告訴他，被打時裝成受重傷，然後，由你母親出面要求帶他回家養傷。這樣或許可以稍微避開一點。」

　一月2號晚上，母親和四姑在房裡禱告，我把父親叫到我房間說：「爸爸，你走吧！走得了，沒有事。萬一走不了，是一樣的。」

　晚上十點，父親走了，連母親都不知道。他準備乘當天晚上最後一趟火車去北京找吳耀宗反映事實（吳耀宗是「三自」教會創辦人），走到半路，他心裡突然有個意念：「別去北京，去上海。吳也自身難保！！」

　 父親是中華基督教會山東大會膠東區會主席，全國總會理事。總會在上海，父親想去上海把一切公職辭了，然後回來，這樣，一切的罪名就只落在他個人頭上，不至於連累了團體。

　父親匆匆去我舅舅家打了個招呼，連夜去了火車站。

　第二天，公安局到家裡抓人，發現父親失蹤了，他們非常意外，因為這些天他們已派人在我家門口日夜看守，父親出走竟然沒被發現，真是個神蹟。

　三號凌晨，父親到了上海。

　父親的這一步決定了我們家庭今後的道路，這一步不是父親和我的計劃，這是神的安排。

明理的故事（上）

　（一）

　一九四五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日本人撒離了中國。隨即，中國打起了內戰。

　那年深秋，青島。

　「一個少女走在街上，她抱著一桶漿糊走到一堵牆前，她稍稍環顧了一下周圍，迅速地把漿糊刷上去，然後展開一幅標語，她要貼上去。

　 陽光明媚地灑在她肩上，海風也溫柔。

　突然，「嗖—」地一聲，一顆子彈從背後飛了過來，少女應聲倒下，血汨汨地染紅了她那身青年教師裝……

　 她死了。

　她是王明理的表姊費筱芝，開槍的是國民黨軍隊的槍手。

　青島鬧起了學潮。

　當時明理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他從來不喜歡政治。可是，表姊死了，表姊的母親是個寡婦。他不得不出面為表姊申張正義，他捲入了學潮。

　在學潮中明理接觸到學運領袖，其中不少共產黨地下黨員，明理對他們抱有好感，他看到他們的主張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人的基本利益，他覺得自己可以做共產黨的同路人。

　他是個基督徒，他不了解馬克思的共產黨主義學說，他參加了讀書會，漸漸，以民主學生的身份，他也成了學運領袖，並且成了共產黨爭取的對象。

　1949年，內戰近尾聲，國民黨準備撒退了，明理他已是山東大學學生，山東大學陷入了危急－－國民黨要破壞大學。明理參與組織山大學生展開護校鬥爭，他們終於成功地保護了學校。

　 49年6月2日，解放軍進城。

　明理因為歷史身份清白，組織上安排他作為青島市各界人民歡迎解放軍入城式的總領隊。

　山東大學駐進了軍代表，學校成立了教務管理委員會，華崗同志任主任委員，羅竹風同志任副主任委員，王明理以學生會副主席的身份被推選為學生代表參與校務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他幾乎成了脫產學生。

　他雖是個「民主學生」，可是，校方為著在同學中產生影響力，常把他的位置安排在共產黨員學生之先。蔣南翔在濟南召開第一屆華東學生代表大會，明理是這屆大會的出席者。

　可是，這一切並非明理所求。

　 他痛苦地被裹夾在兩種不同信仰中間－－組織上不會允許他永遠以基督徒的身份參與政治活動，也不會允許他以基督徒的身份退出政治活動。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是組織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失敗。明理的靈魂成了被改造的對象，在這場痛苦的改造中，他首先失去的是個人的意志－－他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1950年6月2號，青島解放一周年，大學各院系要召開慶祝大會，組織上安排明理在大會上作思想總結報告。

　「報告什麼呢？我是一個基督徒。」明理很為難。

　「就以基督徒的身份，匯報你一年來的思想轉變」領導意味深長地回答。

　 明理明白了，他必須作一個選擇：或者背棄神歸向馬克思主義，或者拒絕馬克思主義背負十字架跟隨基督。

　組織上要求他在大會前寫好報告送審。

　他寫了一份報告，在報告中他指出：「西方宣教士在中國的宣教曾經配合了帝國主義強權，他們的宣教方式有帝國主義的成份。」他以為這樣說既可以向組織「交帳」，又可以不背棄信仰。在報告的結尾，他表示：「今後要在政治學習中得到更多的幫助，從而對基督教信仰有新的認識。」

　 這份報告組織勉強通過了。

　可是，神不允許。

　離慶祝大會還有一個星期，明理在學校打籃球，突然一隻球飛來，打碎了他的門牙，他立刻去校醫院就診。

　幾天過去了，打碎的牙齒開始發炎。明理的四姨是護士，她給明理當時最好的進口藥盤尼西林，可是炎症仍不能控制住。

　六月二日，他帶著發炎的牙齒在大會上發言。他以為自己只批判了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方式和方法，並沒有批判基督教信仰本身，更沒有意思要放棄自己的信仰。可是大會的組織者故意製造氣氛，他們帶頭喊起口號？

　「歡迎王明理同學進步！」向王明理同學學習！」

　一時間，這個大學基督徒團契負責人被人故意地當成基督教信仰的背叛者高舉起來。

　 當天下午，炎症發作，他發起高燒，嘴巴完全腫了起來。他痛悔不已。

　從會場出來，他直奔校刊辦公室。校刊已經給他預備了版面，準備全文登載他的發言稿。 　 　「把發言稿撒下，我不想登了！」他語氣堅定地要求道，說完，就離開了學校。

　回到家，他高燒三天。這三天他安靜在神的面前禱告，聖靈光照他，他看到這一年來自己做了許多沒有價值的事。他向神認罪，也求神醫治。他表示從此以後要擺脫這一切專心跟隨神。那天他禱告之後就退了燒，他回到了學校。

　一到學校，輔導處就把他叫去了：

　「這三天你去了哪裡？」

　「回家了，我病了。」

　「為什麼要撤下那篇發言稿？」

　「我不想登。」

　「王明理呀，你要曉得，我們學校的領導同志們都很愛護你，欣賞你，願意培養你。你就要畢業了，畢業之後，你願意留校，或者願意出去工作，組織上一定照顧你的意願，你要認清形勢呀！」

　「我知道。我不但知道，我還要告訴你，我想放下學校一切工作，包括我在學生會和校委會的工作……」

　幾天後，午餐時間，學校廣播站播出一個信號：

　「請同學們注意，最近我們發現學校裡有地下組織的活動，這些活動是違反當前革命形勢的，而且我們已經知道是哪些人在領導。」

　這個信號是針對基督徒學生每天早晚靈修和禱告活動的。明理是團契負責人之一，這個信號所指的對象自然不言自明。

　一天，廣播站的一位女同學悄悄問明理：「你的信仰是真的嗎？為什麼你不怕？你的信仰怎麼能給你這麼大的力量？」

　 50年12月中，公安局借用會堂事件後不久，前山東大學訓導長劉次蕭被槍斃了，與他同時被處決的還有青島一家報館老闆張樂古。

　 學校廣播站播出了這個消息，並且播放了死囚的供詞錄音，在報館老闆的供詞中，明理突然聽到了父親的名字，他一驚，仔細聽下去，報館老闆咬上了父親，他說父親和他一起搞過地下電台。

　明理清楚地意識到，逼迫來臨了。

　他立刻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很坦然：

　「不會，你聽錯了，我怎麼會搞地下電台呢？一定是你聽錯了。」

　果不出明理所料，十二月底，父親被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十大罪狀」中也有和報館老闆一起搞地下電台這一條。

　　1月3號，父親「失蹤」，青島市的控訴大會只好取消。大會組織者對父的失縱「冷處理」，好像沒有籌備過一樣。

　外面風平浪靜。

　矛頭卻在暗中指向了明理。

　當天，明理正在學校，突然他的好朋友神情緊張地遞來一張小紙條：「晚上七點，到繪圖室等我，有話要對你說。帶上你的畫圖工具！」

　這位好朋友是中共預備黨員，另一學系的優等學生。

　 晚上七點，明理帶著繪圖工具到了繪圖室。

　「明理，你走吧！組織上已經安排我控訴你。你走得了，沒事；萬一走不了，回來再說。」

　明理一聽這話，立刻離開繪圖室，找到四位基督徒同學，把他們帶到足球場，說：「剛才有個預備黨員向我透露消息，組織上已經安排他控訴我了。他們找不到父親，要拿兒子開刀了。他話沒說完，一個同學哭了起來，他一把抱住明理：

　「弟兄，我對不起你，我連這個不信主的預備黨員都不如。我也被安排控訴你了……」

　第二天，明理上了半天課，中午，他回到宿舍，把功課攤開在桌上，連家也沒回，就騎車去了一位傳道人的家，他說：「我要走了，自行車送給你，你把我送到火車站。」

　他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二）

　1951年1月5號，上海，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辦事處。

　 明理推開門，第一眼就見到了父親，他正在那兒和幾位總會同工們談話，其中有總幹事崔憲詳牧師和朱晨聲先生。

　見到明理，他們很意外。明理說明了來由。

　「我們本來是打算叫你父親回去，若他遇難，你們的生活由總會負責。現在，你來了，情況就不一樣了，我們再商量。」崔牧師說。談論了一會兒，給出了這樣一個意見：

　「這樣罷；你和你父親一道回青島。你就說，父親逃了，你大義滅親，把他抓回去。這樣，也許還能保住你。我們在上海不能接待你們，你報戶口，立刻就會被抓起來，不報又違法。你們到禮拜堂去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明理和父親離開總會，找到交通大學一位弟兄。那位弟兄說：「你們別怕，我們有十幾個弟兄，每家輪流接待你們一夜。上海市公安局有規定，住一夜不用報戶口」

　 父親不願意連累人，他請一位在郵局工作的弟兄買了兩張當天回青島的火車票。父親已經準備回去殉道。

　他們到了火車站，進面遇見一位弟兄，他是大學教授，剛剛從青島來。

　「你們去哪裡？」

　「回青島。」

　「絕對不能回！」他掏出一張青島日報，二、三版登載的全是父親的「罪狀」和控訴他的文章。「你看你看，你們怎麼能回去？回去會連累多少人？！」

　 他只好退票。

　父子倆在素不相識的基督徒家裡輪流住，父親心裡很不安，他說：「要連累人家的呀，要累著人家的！」他還是想回青島。

　 明理想把父親帶到西北去，他與青海、新疆方面聯繫，打算隨一個佈道團去，可是，西北地區正在搞土改，交通封閉了。幾天之後，他們又買了回程車票，臨行前去向一位屬靈前輩焦維真女士辭行，她問明理說：「聖經你讀過一遍嗎？

　「不止一遍了！」

　她又問道：「聖經中神有帶領人走回頭路嗎？」「沒有」。明理答。

　「那你為什麼要往回走呢？」

　結果他們又退了票。

　又過了幾天，他們再次買了回青島的火車票。一到上海火車站，就遇到了四姑，她剛從青島來，一見明理父子，她就急了：「你們怎麼還在這兒呀？」

　明理說，「我們正要回去」

　 四姑連連搖頭：「明理呀，那裡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回青島！」

　她留下一點錢，即刻搭下班車趕返青島。

　他們只好再一次退了票。

　在上海的第十五天，他們住在父親一個同學家裡，晚飯後，女主人說：

　「明理呀，明天一早你們一定要離開我家。我兒子正在申請入團，他說了，明天一早如果還看你們在我家，他就要去報案。」

　明理一夜沒睡，他切切禱告，突然有個意念進來：「往南去。」

　凌晨五點，他把這個意念告訴父親。父親說：「對，我禱告的時候，也有這個意念。」

　天一亮他們就去找在郵局工作的弟兄，明理說：「你去火車站，看最南到哪裡，你就買到哪裡的票。」

　最南是到廣州，那位弟兄就為他們買了兩張到廣州的直通車票。那時只有慢車，車程要駛三天兩夜。

　明理穿著解放裝，胸前別著山東大學校徽和父親登上了南下的火車。火車上每節車廂都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把守，車上的廣播一遍又一遍地播著革命歌曲和口號：

　「你們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手掌是大的，無論你們逃到天涯海角，人民也要把你們抓回來！」

　明理的精神快崩潰了，他躲進廁所，大聲禱告說：

　「神哪，我受不了，我要崩潰了！」就在他反覆呼求神的時候，突然神清楚給了他一段話：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中把他們奪去。」 （約翰福音十章29節）

　這段話一來，明理的心馬上充滿了安慰了，他大聲贊美道： 　 　　「神哪，我贊美你！人民的手掌大，你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他從廁所出來，悄悄對父親說：「神給我話了，祂的手掌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三天兩夜之後，火車到了廣州。出站口貼滿了通輯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告示，他倆鎮靜地出了站。他們不會講廣東話，也不知往哪裡去，明理手心寫了四個字： 「基督教會」他們走到一個三輪車佚面前，明理把手心給他看，車佚就把他們拉到廣州惠愛路錫安堂。在那裡，他們遇到胡翼雲牧師，明理把這一段的遭遇說給胡牧師聽，他很受感動，可是，聽完之後卻說出一句讓明理非常意外的話：

　「我是廣東省三自委員會主席，現在，我給你們唯一的建議是到廣東省公安局自首。」

　 這一路父親都沒有說話，明理和胡牧師談話的時候，父親一言不發地在看牧師辦公室牆上的一幅集體照。這張照片是1946年前後在蘇州召開的全國基督教大會合影。父親曾出席了這屆大會。

　他突然在照片上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胡牧師，他指著照片說：

　「胡牧師，請你來看，你在這裡，我在這裡。」

　胡牧師一看，態度就變了，說：「好，王牧師，看在這張照片的份上，我收留你們一晚。你們去禮拜堂住一夜，若被人發現，你們就說是自己進來的。」胡牧師讓一位辦事員彭弟兄帶他們去禮拜堂，走在路上，彭弟兄拍拍明理的肩膀說：

　「王弟兄，放心吧！明天算我的。」這句話充滿了基督的愛。

　第二天，彭弟兄請明理父子吃廣東早茶，然後，把他們帶到廣協樓。廣協樓過去是專門接待傳道人的地方，有位雷弟兄在管理大樓，他把明理父子鎖進一個房間，放下蚊帳，囑咐他們不要應門，說：我出去看看明天有沒有人去香港。」

　他帶來了嶺南大學基督徒學生王國顯。王國顯見到王明理父子很高興，他說：「明理弟兄，我們雖然沒見過面，但我們已經為你禱告兩個禮拜了。兩禮拜前我們接到大學通訊，知道你已經離開青島。大學通訊叫我們為你代禱。你們來得正好，若早來一天，我們沒辦法接待；若晚一天來，我們已經走了。明天一早我們去香港參加冬令會，現在去香港不要通行證，唯一的條件會講廣東話，守關的是英國人。明天在火車上我教你們講廣東話」

　次日晨他們搭上了廣州到深圳的火車，與他們同行的有五位大學生，都是基督徒，其中兩位香港人是弟兄倆，他們的父親是鄭牧師，牧會地點就在深圳和羅湖一帶。

　到了深圳，他們過橋到羅湖邊防站，明理父子夾在五位弟兄的中間排隊過境。明理臨時學的幾句廣東話還能應付，他順利地過關了。父親不會講廣東話，給擋了下來，那兩位香港弟兄主動留下來陪明理的父親。明理見父親沒過關，就又返回來。香港弟兄對明理說：「王弟兄，別怕。這里是我父親牧會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帶你們進香港。」

　當晚，他們找到一位當地的弟兄，並且換上了客家人的衣服，連夜趕到堔圳河邊，河水很淺，淌過河，對面有鐵絲網，警察在周圍巡邏。當地弟兄塞了錢給警察，警察就若無其事地走開了，他們從鐵絲網的缺口鑽了過去。

　一個13歲的小孩帶他們從上水乘車到了九龍，這已是1951年1月26日晚上九點鐘。

　 父親1月3號離開青島，明理1月4號離開。這些日子的驚濤駭浪都平息了，這些日子都在神的手中－－因為，神的手掌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三）

　舊歷年到了，母親一直沒得到明理父子的消息，她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也不知他們是生是死。

　母親唯有仰望神，她相信，生命在神的手中，她相信，神必看顧她的丈夫和兒子。

　1月3號，明理父親離家的那天，母親禱告之後突然心裡有個感動，她把明理叫到自己的房間，對他說：

　「明理呀，媽媽從來沒有給你做過棉袍，今年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惦記著要給你做件棉袍。」

　母親把新做的棉袍交給了明理。

　母親萬萬沒有想到，第二天，明理來不及向她道別，就帶著那件棉袍遠走他鄉了。

　 母親嘆了口氣，她隱隱約約感覺到這是神的預備。至少，她的兒子在外逃亡的日子，有一件棉袍給他遮風禦寒——想到這點，母親的心就稍得了安慰。

　舊曆年剛過，明理的一位大學同學突然出現在明理母親的面前：

　「王大娘，您就放心吧，明理已經到了香港。有個香港同學回家過年，在街上看見了明理，他沒敢同明理打招呼，一回到學校，他就向組織報告了，現在學校裡的人都知道明理去了香港。」

　母親舒了口氣。

　那同學走後，母親回到房間禱告感謝神。

　神體諒一顆母親的心，祂藉著這樣一種方式，讓明理的母親得到了兒子的第一個平安的消息。

　（四）

　明理父子到了香港之後找到一間講國語的教會，教會裡有位弟兄是青島人，他在新界辦了個農場，明理去他的農場做工，和那裡的孩子們在一起生活了三個月，學會了廣東話。

　 到了四月，明理收到一封信，是他大學校友寫來的，那人約他五月底到聚會所見面。

　五月底的禮拜天，明理到聚會所，第一眼見到的卻是父親齊魯大學的校友曲子元長老。曲長老和父親都是長老會派出的學生，曲子元高父親幾屆，他畢業時為長老會爭得了第一名。此後幾年第一名都是浸禮會學生拿到的，直到父親畢業時長老會的學生才重新拿到第一名。

　到香港後，明理還遇到了母親的好朋友張姑。張姑曾經是父親同道堂的會友，父親蓋禮拜堂時，她是支持者之一。那時，她是產科醫生，青島不少上流社會的婦女都請她接生。明理家境雖貧寒，但張姑卻主動為明理的母親接生了四個孩子。她為母親接生光啟的那天，有個產婦生下了第四個女兒，不想要，張姑就收養了，她沒奶，就把孩子抱給明理的母親餵，這樣，張姑和明理母親就成了更要好的朋友。

　 張姑見到明理，高興地說：「我沒兒子，見到你就像見到兒子一樣。」她找人在她父親的果園蓋了座小木屋讓明理去住。51年6月，明理從農場搬出來，住進了小木屋。

　他在木屋門口種了花，自己打了幾件傢俱，過上了一種淡泊寧靜的生活。

　 明理從五月的那個禮拜天到聚會所開始，就一直參加聚會所的聚會並投入了教會中的事奉。

　到了十二月，天氣轉涼，聚會所的弟兄勸明理搬到教會來住，這樣，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和教會同工配搭事奉。可是，明理捨不得他的小木屋。

　轉眼又到新年。那晚，天氣很冷，明理去避風塘水上人家傳福音，回到小木屋已是深夜。進門拉亮燈，明理驚呆了－－小木屋空空如也，只剩下一小塊墊腳的地毯！他的小木屋遭竊了。

　那一夜，他睡在地上，身上蓋的是一小塊地毯，凍得索索發抖。

　表姑剛從美國寄來的80美元也被小偷拿走了，那筆錢在當時夠他20個月的生活費。

　明理不明白為什麼神允許這樣的橫逆臨到他。凍得睡不著，他就禱告，神把一首歌放到他心裡：

　「我已越過分別的界限，世界已丟在背後。不管你經營的世界有多舒服，你已經不屬於那個境界，你一定要把它丟在背後」

　明理朦朧意識到，神要把他逼出小木屋。

　第二天，他搬去聚會所，他對那兒的弟兄說：

　「神把我逼來了！」

　於是，他在聚會所開始了與弟兄們配搭事奉。

　這是1952年春。

　 （五）

　　一年之後。

　　明理同到聚會所聚會的一位英國傳道醫生海富生成了好朋友。明理的父親在調景嶺牧會，海醫生每周去調景嶺一次，明理正好可以和他同路去看父親。

　　1953年，海醫生在神前面前有個心願：他想在難民區建一所有25個床位的療養院。他希望明理同他配搭。

　　明理說：「我是學工程的，傳福音可以，辦醫院不行。」可是海醫生堅持請求明理考慮。

　　明理同負責弟兄們商量，想知道這是不是神的帶領，最後得到了印證。於是，他和海醫生一起同工開闢了百士大醫務所的事工和迦南療養院的籌建。

　那幾年，明理經歷了全備的訓練：開荒、鋪路、修橋、設計、施工、安裝、掛號、化驗、照Ｘ光以及主領聚會，在這些工作中，明理從神獲得了不少屬靈的操練和裝備。

　這所療養院是「耶穌家庭」式的，病員和員工都是一家人，大家彼此服事。病員療養好了，也參與療養院的工作－－園藝、伙食、清潔、管理等工作都有病員的配搭。療養院採取近乎「供給制」的生活方式，明理感到「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憧憬在這裡成真。

　 半年之後，海醫生想把療養院擴大為80張病床，明理負責辦理一切事宜。1957年，80個病床的療養院建成了，這就是迦南療養院。

　明理和海醫生合作非常愉快，可是，他在神面前一直有個心事：我是學工程的，難道我所學的專業都作廢了嗎？

　神沒有立刻回應他。

　幾年之後，明理才明白神對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1952年，光霞寫信給明理大哥，要大哥為她禱告，她下一年就要報考大學了。她是一個極有音樂天賦的女孩，她鋼琴彈得相當出色，老師鼓勵她報考上海音樂學院。她想當鋼琴家，也想當醫生，她盼望知道神對她的心意。

　明理接信後，和海醫生一起為光霞禱告，他給光霞回信說：

　「音樂系雖好，但給人的幫助不一定有永恆價值。若是學醫，病人得了醫治醫生也能把福音傳給他，他就更有永恆的盼望……」

　1953年，光霞以第一志願考取了上海第一醫學院。

　明理與海醫生的正式合作是從光霞上大學開始的。海醫生每月給明理一筆錢讓他寄給光霞做生活費。

　1953年，因為光霞到上海學醫，母親帶小妹光蔚也搬到上海，香港聚會所有位單師母在上海有處空房子，母親和小妹有了住處，報上了戶口，從此，一家人全部離開了青島。

　母親到上海後，明理請她辦赴香港探親手續，半年之中，母親申請了九次，全被拒絕。

　 54年3月，母親給明理寫信說：

　「明理，雖然你們父子在海外，但不是一個家，你父親不能享受家庭的溫暖。我申請九次去香港，都是不批准，我想，我恐怕不能和你們在地上見面，只能以後在天上見面了。為了你父親的緣故，你應該考慮成個家，這樣，你父親還能享受得到一點家庭的溫暖。」

　 母親的信攪亂了明理的心。

　 這好像是母親最後的呼聲－－明理無法拒絕母親的呼求。他把心事對教會一位年長的姊妹說了。

　　「你有沒有喜歡的對象？」那位姊妹問她。

　「我不敢喜歡，因為環境不允許」明理沉重地回答。自從逃離大陸，他就知道，那是一個永遠也抓不住的夢了。

　「你要禱告。」

　 4月21日，英國女王生日，這是香港的公休日。

　那位年長的姊妹約了教會幾個單身的男孩女孩由明理駕車到新界野餐。

　回來後，她問明理：「哎，有沒有你喜歡的？」

　明理當時有三個可考慮的對象，都是同一教會的姐妹。他把這件事帶到神的面前，求神為他選擇，他說：

　「神哪，這三個女孩誰最先被提出來，我就接受誰，我只從你的手裡接受。」

　幾乎與此同時，有一個女孩也在神面前有個禱告：

　「神哪，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王明理，我就同意，只是我自己不主動提出來。」

　幾天之後，果然有位年長姊妹向這個女孩提出王明理，她一聽就同意了。

　 4月27日，他倆在神面前互訂了終身，只是沒有宣佈。

　明理向神禱告，盼望母親出來後才正式訂婚。他把兩人的照片寄給母親，請求母親再去申請第十次，他在信中說：「你也來，我們才像一個家，一個完整的家。」

　母親接信後，高高興興去申請第十次，幾天之後，派出所的人親自把通行證給他送到家。

　 1954年5月裡的一天，明理開著海醫生的車去羅湖邊防站，警察一看車牌，立刻升閘放行，明理直駛過去，在羅湖橋頭，他看見邊防警撫扶著母親朝他走來。

　他跳下車，飛奔過去……

　（六）

　一九五六年晨歷臘月的一個傍晚，明理和父母親正在吃飯。有人叩門，他們應聲把門打開，小妹光蔚笑咪咪地走了進來。

　 全家人驚喜萬分：「光蔚，你怎麼來啦？」

　「學校放寒假，家在香港的學生都必須回香港過年。老師給我一張雙程通行證，我和同學一道來了。我不認識路，喏，她帶我來的。」小妹邊說邊指著送她回家的同學。

　小妹的到來給父母帶來極大的欣慰，這是神格外的恩典。母親去香港後，小妹不能在上海繼續讀書，1955年，她轉學到廣州致信女中，這是一所寄宿學校，學生大部分家在香港。那時候，只要學校發雙程證，就不必向移民局提出入港申請。明理給小妹轉學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些，但神知道，一切都在神的計劃之中。

　一九五七年，光霞從醫學院畢業，她去杭州實習之後有兩星期假，她想利用這個假期看望父母。

　明理找海醫生商量，海醫生很快就替她辦了入港證。光霞到香港之後，留在迦南醫學院做了醫生助理。

　留在大陸的只剩下光啟了，他在東北一個重點軍事工程工作。想到他，父親的心總是很沉重。

　明理觀察到父親的心事，他決定回大陸約光啟到廣州見面，他要動員光啟出來看望父親。

　光啟從東北到了廣州，他們見面地點在中山公園。

　明理下火車後乘三輪車來了。

　「光啟，全家只剩你一人在這邊了，還是去香港吧！」

　「香港有什麼好？帝國主義的地方！」光啟不以為然地甩出這句硬梆梆的話。

　「爸爸想你。」

　「讓他回來嘛，我出去就是個污點！」

　「你……」明理咽回了想說的話，他知道光啟的倔脾氣。

　 回到香港，面對父親巴望的眼神，明理說：

　「爸爸，你有四個孩子，三個都出來了，該滿足了。你看看周圍的人家，誰家有3/4的孩子出來了？」

　父親收回了目光，沉默不語。

光啟的故事（上）

　　（一）

　1949年，正在讀中學的王光啟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很快，他被選為團支部宣傳委員。

　他是一個基督徒，那時候，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時代風暴激蕩了無數年輕人的心，光啟也對共產主義懷著美好的憧憬。

　1952年，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宣誓大會上，光啟必須作一個選擇：做基督徒，還是做共產主義青年團員？改名之後，共青團員就不可以保持其他信仰了。

　學校基督徒團契為他禱告，盼望他能持守信仰。校黨委書記找他談話，動員他放棄基督教信仰，站到共產主義青年團行列中來。

　光啟十分掙扎，為了自己的前途，他覺得應該放棄基督教信仰而在共青團內。

　宣誓大會這一天，全體新民主主義團員整隊入場。準備集體宣誓轉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光啟是團支部宣傳委員，他坐在主席台上。

　全體團員舉起了右手——莊嚴的時刻來到了！

　　光啟心中十分不安，放棄信仰實在違背良心，突然，他跳出隊列，「霍」地一下抓過話筒：

　「對不起，我今天要說實話，我不能不說神是不存在的，我不能放棄我的信仰。」

　黨員書記臉色「刷」地一下變得鐵青。

　會場鴉雀無聲，一秒之後，「轟」地一聲會場鬧起來了，口號聲此起彼伏——宣誓大會變成了批判大會。組織上宣佈開除王光啟團籍。

　光啟坐了下來，他覺得好像一塊大石頭從心上搬開了，雖然面對眾人批判的目光，但他心裡平安了，他有一種全然釋放的感覺。

　他終於在眾人面前承認了神，他把一生的路交託在神的手上了，他相信神必對他負責。

　1954年，光啟從青島建築工程專科學校畢業，背著個「開除團籍的包袱」，被分配到東北，後來被調到國家一個重點軍事工程工作。這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工程，蘇聯派了一批優秀專家主持這個工程項目。

　光啟是個剛出校門的中專生，但他很快就受到蘇聯專家的重視，他常常能夠發現蘇聯專家設計上的不合理處，這點令工程部的領導非常惱火，卻奈何他不得，因為蘇聯專家欣賞他，那個時代，「蘇聯老大哥」的權威幾乎等同於「黨的原則」的。

　1955年，光啟的一個施工設計方案意外地獲得列寧格勒城市設計獎，中國方面見他在蘇聯獲獎了，馬上也給他頒獎晉級。他一下子被破格晉升為工程師，蘇聯專家還提議讓他擔任工地主任，黨委書記管思想，光啟管技術，他屬下有三千多員工，他有專車和司機。

　光啟是個聰明、熱情、憨厚而直率的人，他熱愛共黨、熱愛新中國，父母兄妹們都去了「帝國主義的地方」，全家只有他一個人願意留下來「為共產主義大廈添磚加瓦。」他工作非常努力，有時候為了一個設計方案，他能連續幾天不睡覺，睏極了就用冷水澆頭。等到方案拿出來的時候他的疲乏已超過極限，以至於要注射鎮靜劑才能入睡。

　光啟對黨的信賴和幻想到了1957年才破滅。

　 黨提倡「大嗚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光啟本來是個喜歡說話，喜歡發表意見的人，那一段時間他抓生產，忙得沒時間也沒機會給黨提意見。他的許多同事和朋友被黨的真誠行動，對黨掏了心裡話，提了一些誠懇的意見。到了「反右」的時候，這些意見都被定為「右派言論」，於是，提意見者都成了黨的敵人——「右派」。

　光啟心裡十分不平，他對黨開始失望。他明白，當時自己若不是在抓生產忙得顧不上「講話」，今天，同樣會被列為黨的敵人。

　（二）

　1958年中國有場全國性的流感，海外稱之為「毛澤東感冒」。這場流感來勢洶猛，全國醫院告急：藥物供應不上。光啟也患了「毛澤東感冒」，他病得很重，單位醫務所把他轉到沈陽醫大住院。

　在醫院裡，他收到香港的家信，得知母親中風了。

　 光啟本來不想家，可是母親病了，他想看看母親，他想：去一趟香港有什麼關係？看看媽媽就好。

　醫院的對面是遼寧省公安廳，那天一早，他披著軍大衣走進公安廳（光啟有軍籍，他是少校軍官）：

　「請問去香港的手續怎麼辦？」

　接待的同志看了看他的工作證，說：「你們屬中央軍事機關，只要你單位出證明同意你去，我就發通行證。」

　光啟回單位向黨委書記請假回香港看母親，書記在他的假條上答了個「准」字。他拿著這張簽準的假條去黨委辦公室和保衛科分別開了證明，帶了照片又返回公安廳，第三天，公安廳的電話就來了，單位機關接線員在廣播裡通知光啟去省公安廳。那時候全國在搞運動，同事們聽到這個廣播都以為光啟政治上出了問題。

　光啟一去公安廳就拿到了通行證。

　通行證拿到了手，他才害怕起來：「這下糟了，不管去不去香港，這個『污點』是抹不去了。」

　他登上了南下廣州的火車。

　到了廣州，他立刻轉車去深圳，在邊防站，他出示了通行證，一下子就出境了。到了香港入境口，卻遇到了麻煩：

　「你的入境證？」

　「什麼入境證？我有出境證不夠嗎？」

　「沒有入境證不能進香港，你必須向香港移民局申請入境證。」

　 光啟急了，他的出境證有效期只有兩星期，到廣州時有效期只剩九天了。他立刻又坐火車從深圳回廣州給香港家裡打電話，接電話的是明理。

　光啟一聽到大哥的聲音就火了：

　「大哥，你過去說，出境難，進香港容易。為什麼我出來了，卻進不去香港？」

　「光啟，你在哪裡？」

　「我在廣州。」

　「別急，我馬上去想辦法。」

　 大哥為幫光啟申請入境兩次返回廣州，等到證件找齊去移民局為他申請的時候，移民局放春節長假，要一星期之後才辦公，那時，光啟的出境證剛好就到了最後一天。

　 移民局放假的最後一天，海醫生停了一天的診所，他打電話給移民局長，要求見他。

　中午，海醫生帶著明理到了移民局辦公室，工作人員都在度假，只有局長一人在那裡。

　海醫生：「我來，是想請你給我一個年輕人的入境證」

　局長：「我從來沒有簽過一張入境證，都是我手下的工作人員簽的。你知道，今天還在放假。」

　海醫生走近局長，雙眼逼視著：「我是一個醫生，一個英國醫生。我上醫學院的第一天，老師說：一個英國醫生必須具有這樣一種精神－－當一個病人危急的時候，要想盡一切辦法救他，哪怕必須犧牲自己。我也是一個傳道醫生，我的信仰也要求我為救人而捨己。如果今天，你不給這個年輕人通行證，他失去了性命，這筆帳要算在你的頭上。」

　海醫生說得慷慨激昂，明理和他共事七年，從來沒見他如此激動，他的每一句話都帶著震撼人心的正義的力量。

　移民局長被鎮住了。他背著手在辦公室裡走來走去，兜了幾圈之後，突然一拍桌子：「OK！」

　他終於簽下了一張入境證。

　明理抓過入境證直奔火車站，正好有趟火車下午二點從九龍去深圳。

　下了火車，明理奔向光啟住的簡陋招待所。

　「馬上跟我走！」他把光啟拖上自行車飛速往邊防站奔。邊防站晚上八點關閘，那天要政治學習，提前到五點關閘，他們趕到時，離關閘只有20分鐘了。

　　出境很順利，到了入境處，明理突然發現入境證丟了，他摸遍了所有的口袋，就是找不到那張幾小時前移民局長簽下來的入境證。他急得滿頭大汗，最後只好對光啟說：

　「回去吧，明天我再去給你補辦」

　「大哥，明天我的出境證就過期了！」

　「也許，神不要你去香港。」

　他倆垂頭喪氣地退出邊防站，慢吞吞地回到停自行車的地方。他們一同禱告，預備就此分手，光啟返大陸，明理回香港。禱告完了，突然，起了一陣大風，地上的一張紙飄了起來，晃悠悠地飄到明理面前，他一伸手就抓住了，低頭一看，他大喊起來：「找到啦，找到啦！」

　他拉著光啟就往邊防站跑，光啟還沒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就被他拉到了邊防站。關閘時間到了，閘門在徐徐關閉，明理遞上出境證就直衝出去，光啟緊跟著也往外衝。閘門只剩一條縫了，光啟從門縫裡擠了出來。

　「砰！」的一聲，閘門在他身後緊緊關上了。

　 風平息了，世界異常寧靜。

　 他倆站在閘外喘著粗氣，大聲禱告贊美神。

　九龍尖沙咀火車站外的廣場，停著海醫生的汽車，父親正在車裡等待。突然，透過車窗他看到兩個兒子正向這邊走來，父親的眼睛濕潤了……

　 明理啟動了汽車，再過幾分鐘就到家了。

　父親緩緩開口道：

　「明理呀，你過去一直勸我說：

　 你有四個孩子，出來了三個，該知足了。今天我要告訴你，父親的禱告和哥哥的禱告是不一樣的，哥哥的禱告是四個有三個就夠了，父親的禱告是，四個我都要。」

下篇、生命之主

明理的故事（下）

　（一）

　1959年，明理與海醫生的配搭完成。海醫生有個奇妙的計劃，他要去越南的苗族地區工作。越戰正打得激烈，戰爭留下了許多孤兒，神把一顆溫柔憐憫的心放在海醫生的心裡，他把迦南療養院交給了靈實醫院（後改名為恩光兒童院﹚。1960年，海醫生把妻子留在紐西蘭，獨自去了越南。

　明理直到這時才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從1953年到1959年，神讓他與海醫生配搭七年是為了幫助他全家在海外團圓。五十年代，英國醫生在香港享有極高的地位，明理因為在海醫生手下做事，他的母親和弟妹們才得以順利進入香港。

　　七年前，他放在神面前的心事神沒有忘記。1959年，神讓他離開海醫生的醫院去補修工程學分。1961年他補齊了學分，拿到大學文憑。

　畢業後，明理進入一家工程公司任工程部經理，他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十年，工資待遇雖然優厚，但他卻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時間，他對神的事奉因此而受到影響。這十年，他看到社會的黑暗，人心的詭詐，他覺得幫助有錢人賺更多的錢毫無意義。他向神禱告，求神開路，給他一個可以自由支配時間的工作。

　1970年，明理辭職，自己成立了一間工程公司，專營電梯業務。公司租用的鋪子在一家英國兵營對面，兵營裡有門大炮正好對准鋪子，香港人信風水，這個鋪子別人都不敢租，前幾任的租戶在這兒做生意都做砸了，所以，房主把租價定得很低，租金只相當於市面上的半價。明理相信這個地方是神預備的，他毫不猶豫地租了下來。

　明理的公司照迦南療養院的做法，採取「評分制」，薪水標准取決於兩個因素：家庭負擔和工作表現。員工升級由大家討論，以積分制計算，60分為及格，80 分為優秀。明理也只從公司領薪水，盈利用於擴大公司房產和福音事工。

　明理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好，到了1973年，鋪子的主人眼紅了，他以為「風水」轉好了，要收回鋪子。明理說，你按市面價格租給我好了。他不同意，限定明理三個月之內搬家。

　明理禱告，他在九龍地圖的中間劃了個圈，求神在這個圈裡給他預備一個地方。

　一天，明理在理髮館理髮的時候看到報紙上有則售房廣告，地點正好在他圈定的範圍之內。頭髮理了一半，他急忙去打電話約時間看房子。

　回家之後，明理和太太去看房子，領他們去的是房主的太太，房價是32萬，明理覺得值，當場拿出支票，準備交2萬定金。那位太太卻不肯收訂金，要帶他們回家讓先生決定。明理對她說：「請你等一下，我和我太太要做個禱告。」

　禱告之後，他們到了房主家，那位太太把先生叫到裡屋嘀咕了一陣，再出來的時候，那位先生對明理說：「王弟兄呀，我們感謝主。我們禱告，求主安排一個信主的人來買房子，因為這房子裡從來沒有人拜偶像，也從來沒有人打麻將。你是第十個來看房子的，前面九個都不合適。你看完後就禱告，我太太就知道你是我們要找的人。你同意32萬買下來，我們只收28萬，這是我們在主面前的禱告。」

　明理很受感動，他用28萬買下了那房子，省下的4萬全部用於裝修。公司搬了過來。這裡也開始成為一個固定的基督徒聚會地點。

　兵營對面那個埔鋪子被房主收回之後，房主開了個金魚店，不到一年就關門了。

　 73年底，有一天，主對明理說：「你用多大地方辦公司，也要用多大地方給我用。」明理不明白這事什麼時候才能做成，但他存記在心。

　74年，明理公司隔壁那個單元的主人何太太要移民走了，她想把房子賣給明理。她的房子與明理的房子對稱，大小格局都是一樣，明理警覺了，他想到主對他說過的那句話：「你用多大的地方辦公司，也要用多大的方地方給我用。」何太太報價36萬，明理說，「我要問問我 的後台老闆。」何太太笑了：「你就是老闆，哪裡又跑來個後台老闆？」明理也不作解釋，他正好要去澳洲一個月，他說一個月後再決定。他們商定，這一個月當中，若有人出價36萬，何太太就可以把房子賣掉；若出價不足36萬，房子就留到明理回來再說。一個月後，明理從澳洲回來了，沒有人出價到36萬，何太太對明理說：「這房子歸你了。」

　明理說：「我再考慮三天。」他一時拿不出36萬來，他禱告，求問神的意思。第三天，神蹟來了，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36萬。

　 原來兩年前有人接受了一筆遺產，是一座老房子，那一帶的房子都重建了，那人也必須重建那房子，他沒錢，需要一些商人借錢幫助他建房，房子建成後他賣房子還錢。他需要安裝兩部電梯，樓宇完成後用兩層樓交換，他找了幾家電梯公司，人家都不肯做這筆交易。最後，他找到明理。明理禱告之後覺得可以做，就同意了。

　房子蓋好了，經政府檢驗合格，房主在等候發給許可證期間，附近的一座樓宇在一場暴風雨中倒塌了，有關部門懷疑那一帶地質有問題，就把那地區新建的房子都凍結了，為期兩年之久。

　明理從澳洲回來的第一個禮拜一早晨就接到了發展商的電話，說房子已解凍可以交收了，發展商問明理怎麼辦？明理立即托他賣掉，當天下午就成交了，賣的價錢剛好是36萬。兩年前兩部電梯共值18萬，房子凍結了兩年，房價卻升到了36萬。

　 明理把何太太的房子買下來後，把牆打通，地面換上與公司這邊不同的顏色，涇渭分明，這半邊給主用，那半邊歸公司用。

　1975年華福在香港籌備，1976年召開第一屆華福會議，辦公室就設在這裡，直到77年華福有了新辦地點才搬走。

　此後，香港《突破》雜誌和學生福音團契也在這裡使用過。1979年夏至80年，這裡開闢了一個「樂歌學生天地」，有60人的座位，給學生課後自修用，每 60分鐘小息中播放一段福音節目。1980年這裡開始了「基道書樓」的事奉。這書樓從借書售書開始，發展至今，已成為擁有二十多位同工的出版發行機構。除了印刷工作之外，編輯、排版、設計、製作，門市，發行等全部自己經營，發展期間所需場地、設備等幾乎全部由工程公司負責。

　　這時，基道書樓的辦公室，是租用的，在二樓，房主有意把這層樓出售，討價90萬，若與三樓一起交易，則只收150萬；明理禱告問神：「主啊，你的意思是否把兩層同時買下？」禱告之後，一位弟兄來找明理說他手上有幾十萬沒有什麼用，問明理看哪裡有需要他願意把幾十萬無息借用。明理明白這是神開路了，就把二樓三樓都買了下來。樓下成了基道書樓門市部，二樓做編輯室。三樓暫時空著。

　 1981年，大陸台灣開放探親，香港是中轉站，明理把三樓當成接待站，定名為「天路客舍」，專門接待兩岸探親的同胞，他把衛生間適當裝修了一下，若有人在這裡信主就可以立刻受浸。

　 1992年起，台灣同胞大陸探親不需要在香港中轉了，正好有個從事大陸福音事工的機構－－建華基金會需要辦公室，明理就把「天路客舍」關了，三樓房子讓給建華基金會辦公。

　這幢大樓一共有六個單元，明理已經買了四個單元，第五個單元的屋主又來找明理要把房子賣給他，他在頂層，上面又加蓋了一層，面積很大，他要價90萬，明理本來需要向銀行貸款，賣主說不用了，他可免息貸款明理只要在兩年付清即可，這樣，明理就買下了第五個單元。

　 幾年間，明理買下了這幢大樓六分之五的房子，他自己的公司只使用一層，其餘都酌情給福音機構使用。

　1995年，他把公司轉讓出去了，他說：「我快七十歲了，趁著還有氣力，應當更加珍習時間，靠著主的恩典比過去更多擺上。我有一個心願：過了七十歲，安靜坐下來，學習以文字來事奉；若是神許可，我想和女兒合作寫一點文字，把家庭蒙恩的見證和家庭成員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所經歷的記錄下來，我寫中文，她寫英文，留給兒女們作記念，讓這家的後代知道這位恩典的神是如何用祂的恩惠慈愛和豐盛的憐憫恩待了我們，並且永遠記住——「敬畏神，尊祂為大，以祂為樂。」

　 一粒種子落了下來，被風吹到了遠方，於是，生根、開花、結果…於是，就有了更多的種子往遠方去——這一趟生命的旅行是多麼奇妙啊！

　 1974年明理從香港移民澳洲雪梨，那時，雪梨只有3間華人教會。他親眼看見一粒粒的種子從各處飛來，生根、開花、結果…到1995年，雪梨已有超過五十間華人教會了。

光啟的故事（下）

　　（一）

　　汽車駛出巴黎郊外，往倫敦方向奔馳而去。

　 光啟叔叔招手讓我坐到前排，我臨窗而坐。

　暮色矇朧地走近，田野、牧場、農舍和小樹林都隴罩在沉靜的秋色中。

　「哦，真好…」我輕嘆著，目光久久地戀著窗外。

　「開始吧！」光啟叔叔提醒道。

　「嗯？」我一楞，隨即想到了此行的任務，「哦，差點忘了。」我端坐好，打開採訪本。

　「你就當作聽故事」光啟叔叔樂呵呵地一笑，「他們都叫我UncleMartin（馬丁叔叔，光啟的英文名字叫Martin），還叫我倫敦人民公社社長。」他有幾分得意地告訴我。

　「哦，他們是誰？」

　「倫敦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

　我稍稍端詳他：「矮矮胖胖的，穿著很隨意，不像大老闆，不像設計師，也不像總編輯，倒像個伙計—怪不得人家叫你人民公社社長呢！」

　 「他們還叫我英國的雷峰呢！」

　我笑了：「你說你是誰呢？頭銜太多了，哪一個比較合適？

　「我是基督徒，是個中國人。」

　「所以你辦的雜誌就叫《中國人》，所以你特別關心英國的大陸留學生？」

　 光啟叔叔點點頭。

　「當初到海外，尋過夢嗎？」

　「我這人沒有夢。離開中國是身不由己，出來後，做過十行，沒有一行是我自己要做的。」

　「哇，十行！很精彩吧？」

　他笑了：「你猜第一行是什麼？廁所清潔工。」

　 「有沒有最光彩照人的一行呢？

　「邵氏電影公司藝術指導，還捧回個台灣的金馬獎」

　 我來了情緒，我知道這趟來訪「有戲」了。

　（二）

　一九五八年春，光啟初到香港，父親把他帶到調景嶺，父親是調景嶺難民營的牧師。

　難民營邊上有個肺結核病療養院，叫靈實醫院，護士長是位挪威宣教士，父親托她給光啟在醫院找份工作。

　院長辦公室的人以為光啟沒本事，讓他做廁所清潔工，光啟做得很認真，他每天把廁所洗刷得能照出人影來才罷手。

　三星期後，醫院開周年大會，需要橫幅標語布置會場，可是沒人會寫。光啟在國內參加政治運動時寫大字最拿手，他把廁所洗乾淨後就主動去幫助佈置會場。

　 院長陪香港總督來了，他驚訝地望著橫幅上那筆漂亮的毛筆字。

　「這是誰寫的？」

　「洗廁所的小王寫的。」

　院長一楞，「等下叫他到我辦公室來。」

　會後，光啟走進院長辦公室。

　「在大陸，你是做什麼的？」院長打量著他問。

　「我是土木工程師。」

　「醫院要擴建，你能給我們畫圖紙嗎？」

　「沒問題。」

　院長壓根兒沒想到站在面前的這個清潔工曾經獲得列寧格勒最佳建築設計獎。

　光啟的工作地點由廁所換到了院長辦公室。

　第六個月，光啟坐到了醫院經理的位置上。

　光啟為難民營設計了四座禮拜堂，他的設計漸漸出了名，許多人都知道靈實醫院有個搞建築的工程師。

　不久，香港恆隆公司給他聘書，開始是讓他做管工，一年之後，讓他做了工程部總管。

　在恆隆，他也兼做室內設計，他因此而認識了許多藝術家。

　1963年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要拍一部電影《藍與黑》這是台灣著名基督徒作家王藍的作品。導演陶秦找到光啟，請他做這部電影的藝術指導。

　光啟樂了：「我連看電影都外行，拍電影更是一竅不通！」

　「你行。」陶秦的口氣不容置疑。

　 光啟現學現賣，一年半之後，電影拍完了。這期間，他還參加拍攝了 幾部小劇。在演藝圈裡，光啟如魚得水，但他清楚地意識到這裡不是 他的久留之地，他不能影響別人，反倒被別人影響。《藍與黑》拍完 之後，他激流勇退，又回到了恆隆。

　1966年《藍與黑》加亞州影展，被評上最佳藝術指導獎。光啟這回真樂了：

　「連我都能拿金馬獎，看來這個金馬獎也沒什麼了不得！」

　光啟的世界燦斕起來了：他在香港建築界和影藝界都打出了一片天地，鮮花和掌聲撲面而來，女明星們眾星拱月般地包圍了他……

　 就在這時候，未婚妻Martha從英國來信，問他想不想去英國。Martha是光啟在靈實醫院工作時認識的女朋友，那時她是病房護士長，1961年醫院送她到英國念產科，去英國念書前她與光啟訂了婚，Martha畢業之後就留在了英國。

　光啟的心起了波瀾，他把心事告訴了父親，父親只能為他禱告。

　這時光霞已經定居英國，那幾天明理也在英國，他倆知道光啟面臨抉擇，他們為他禱告了一夜。

　 明理和光霞認為光啟必須離開香港，他們邀請光啟到英國旅行。

　光啟來了，明理立刻從香港把光啟的設計圖樣寄到英國，光霞為他找建築事務所。

　有家建築公司同意聘請光啟做助理建築師，薪水只是光啟在香港收入的1/5。光啟接受了這個聘請，他相信這個安排出於神，神必帶領他要走的路。

　光啟把在靈實附近自建的別墅送給了醫院，口袋裡只帶了100英磅，就到了英國。

　（三）

　 光啟很快引起公司同行的注意，他的設計法很「怪」，他完全不按行規畫，可是，人家畫一張，他能畫三張，英國同行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哪裡培養出這個「怪才」，他們好奇地打聽：「你在中國是怎麼學的？」

　光啟在公司升遷很快，一直升到了Job Architect，對中國人來講，這個位置已經到頂了。

　 1971年英國經濟不景氣，公司通知幾乎所有的員工自謀出路，老闆卻願意光啟留下來。恰在這時候，香港恆隆公司來電話請光啟回去幫助設計裝修一個酒店，隨後恆隆給光啟寄來兩張飛機票。光啟向英國公司老闆請假，帶著妻子Martha回到香港，只半年時間，酒店就做好了。這半年恆隆給他的工資相當於他在英國三年的收入。

　1971年9月，光啟帶著這筆錢回到英國，他買下了第一家中餐館，從此，他在倫敦開始經營自己的生意。

　　1972年，他又買下了第二家中餐館，73年買第三家，74年買下第四家…

　到1978年，他已經在倫敦開了七家中餐館和一家健康食品店，他的健康食品店後來發展為倫敦最大的一家。

　光啟無夢，他從來沒有刻意計劃什麼宏圖大志，可是，總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帶領他，總有一雙看不見的眼睛在注視他，他稍一走偏，那雙手就把他拉回來，所以，光啟雖十分魯莽卻也沒走什麼彎路，因為他對神存順服和敬畏之心。當年他離開大陸時，挎包裡一無所有－－不對，也許有幾瓶花生油。明理說光啟帶了幾瓶花生油到香港。光啟說，「不對，不對，那是另外一次，我省下油票買了八瓶花生油想請人帶給媽媽，結果沒帶戒。我去香港那次，挎包裡什麼都沒有，連我的保密手冊都提前一天從廣州寄回單位了。」不管怎麼說，光啟到香港的時候，全部財產至多只值幾瓶花生油。

　光啟離開香港到英國時，他口袋只帶了100英磅。

　現在，光啟在倫敦商界站住了腳，他甚至有一間餐館就開在英國女王家後門口，與白金漢宮在同一條街。

　光啟被人看作一個成功的中國人。

　可是明理大哥卻對他說：「你若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處呢？」

　光啟不服：「我每個禮拜都去教會，我所有的餐館星期天都關門，在海外，有哪家餐館禮拜天為了敬拜神而不做生意的？」

　 明理不再多說，只提醒道：「你要當心。」

　大哥的提醒給光啟敲了警鐘，他轉臉面對神的時候，他才看到自己的虧欠－－這些年顧著賺錢，對神的事倒淡漠了。

　（四）

　 1981年，光啟踏上了回鄉之旅，短短的旅行很快結束了，可是他的心卻難以收回來。

　回到倫敦，他遇到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英國留學的大陸知識分子，彷彿覺得神把中國帶到了他的眼前。

　從1965年他就始為中國禱告，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覺得中國遠在天邊，除了為中國禱告，他不知道能為同胞做點什麼。現在，當他神把一批優秀的學者帶到海外，甚至帶到他的家門口的時候，他意識到，神要使用他了。他開始把心思放到神的事工上來，他參加「華福」的佈道工作，特別著重在大陸學人中做個人佈道工作。

　他在倫敦買了幾處公寓，這是專門為照顧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而預備的，他只收很低的房租，他的目的是要讓他們在海外體會神的愛，認識神的愛。

　他是「倫敦人民公社社長」，他似乎理所當然地關心大陸學人他們各樣的需要，連他們去「瞻仰」馬克思墓，Uncle Martin都樂呵呵地做司機和嚮導。

　1993年，光啟自費辦了一份中文雜誌《中國人》，電腦打字、排版都是他自己做。1994年春節，《中國人》雜誌舉辦春節聯歡會，有400多人參加，1995年春節《中國人》再次舉辦春節聯歡會，參加者已超過800人。這兩次聚會都變成了福音聚會。

　自從八十年代光啟在大陸留學生中做個人佈道工作以來，他就開始「收「生意了，到1993年，他陸續把七家中餐館全部轉讓了出去，連最大的藥房及健康食品店也讓了一半給別人做。光啟在神面前立下心志：60歲退休全時間傳福音。

　1994年新年的鐘聲敲響了，光啟進入了60歲，於是，他開始走向福音禾場。

　 請看1994年—1995年光啟的宣教旅行表：

　1994年7月－－波蘭

　11月－－丹麥、瑞典

　 1995年6月－－德國

　7月－－盧森堡、比利時

　 8月－－台北、香港、新加坡

　9月－－中國

　10月－－法國

　 11月返回英國

光蔚光霞的故事

　（一）

　在英國，我一直沒有機會採訪光蔚和光霞，我對她倆只有一點朦朧的印象。

　讓我們再回到巴黎郊外的營地。

　那天下午，會議休息時間，我走進大會書市。光蔚在那兒售書，我指著我新出版的散文集《心之鄉旅》：

　「喏，請給我這一本。」

　 她抬起頭，微笑起來：「為什麼？」

　「我要送給朋友。」

　她遞上書，「我送給你。」

　「為什麼？」

　「是你的書，怎能讓你買？」

　「哦？」我有點驚訝，我以為她不會知道。我的心一下子溫暖起來，我很喜歡她微笑的眼睛。

　我遞上義大利里拉：「不可以的，要不，我就不要了。」

　她不接，依然微笑著。

　我望著她，執拗地堅持。她終於讓步了，很快換算出價格。書市上有十多種外幣流通，光蔚應付得很從容。

　光蔚是一個隱藏在背後的奉獻者，她在英國華僑佈道會負責中文教育、書刊、書市工作。

　 我在倫敦採訪明理伯伯的時候，他提到光蔚兒時的幾件小事，有一件特別讓我感動：小時候，光啟特別調皮，有一次，他做錯了事，受到父親的痛打，誰也勸阻不了父親。小光蔚跑到父親的面前央求道：

　「爸爸，打我吧，不要再打小哥哥了！

　一個甘願代人受過的小女孩，她心裡的愛何其大啊！

　 關於光蔚，我只有這麼一點點描寫，根本構不成一個輪廓。可是，至少我有一點清楚的印象：一雙微笑的眼睛，以及從那裡面流出來的愛－－那真是很豐富的。

　（二）

　那麼，光霞呢？

　我提到過巴黎郊外的秋林，就是那樣的。

　一九五九年，光霞到香港一年半之後的一天，她對明理大哥說：

　「爸爸一直盼望他的孩子中有一個念神學，他期待的是你，我知道你為難，我代你去吧！」

　她辭去醫生工作，進了香港建道神學院。

　一天早晨，光霞正在神學院琴房練琴，一位老人從窗外走過，他被那深情的琴聲打動了，他停下腳步，默默傾聽。他聽出一顆心在神面前前的輕輕傾訴，好像一段最真摯的祈禱，打動他的不是那有形的「言語，而是那隱藏在「言語」背後的無形的聖靈的感動。

　最後一個音符停下了。他走了進去，他看見一個清秀的女孩坐在鋼琴前面。

　　「你畢業後到英國來，做我的女兒。」老人央求道。

　女孩笑了。

　這個老人就是英國華僑佈道會創始人王又德牧師。

　 1961年，光霞作為特殊學生提前兩年從神學院畢業，她答應老人的要求，到了英國。

　 光霞一來就強烈地感覺到這裡的需要——這裡有許許多多香港女孩，她們都是帶著一個美麗的白衣天使的夢飛到英國的，可是，當她們降臨這片大地的時候，夢就破碎了。

　英國護士與香港護士的地位有天壤之別。

　六十年代的香港，護士是極尊貴的「天使」，醫院裡的髒活重活都由女工做，護士不需要動一根手指頭。香港女孩們都很嚮往當護士，所以，一批批的女孩跑到英國來念護士學校。英國護士卻必須親手做在香港女孩看來只有女工才做的活兒，沉重的壓力使這些驕貴的「天使」們身心交瘁，她們不敢寫信回去告訴父母，自己又無力承受。許多女孩精神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光霞來了，她看到這些女孩的痛苦，她的心也痛楚起來，她想幫他們，她深知道，要承擔她們的痛苦，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自己變為她們中間的一個。

　 這一點讓光霞十分為難！

　她醫學院早畢業了，神學院也畢業了，現在，她卻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像女工一樣幹活的護士學校的學生。

　光霞作出了這個選擇，為了把福音傳給這些痛苦的女孩，她寧願捨己。

　 她進了護士學校。

　光霞住在華僑佈道會總部的地下室，在地下室她還開了幾個房間，每個房間兩張床，每到週末，她就請護校學生們住到這裡。在這裡，光霞成立了英國第一個護士團契，這些女孩子後來大多信了主。

　 光霞是護士學校最優秀的學生，畢業時她獲得最高榮譽，憑著這個榮譽，她可以在英國任何一個醫院做護士的最高領導。可是，光霞學護士本不是為這個，她依然留在華僑佈道會做傳道人，從事護士團契的工作。

　 1971年王又德牧師去世，光霞接替他做了華僑佈道會總幹事，從此，光霞開始奔波於世界各地傳福音。

　人們喜歡用她的英文名字Mary Wang稱呼她，這個名字在世界各地基督教團體裡變得愈來愈受尊重。

　（三）

　 1973年，光霞步上了紅地毯，她的丈夫叫江正偉，是一家跨國公司的會計師。

　 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愛神，也關心神的事工，他義務擔任華僑佈道會的董事和財務顧問。他清楚知道光霞是一個將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獻給神的人，他願意和她同行。

　 在婚禮上，光霞收到一份特別的禮物，是明理大哥千里迢迢帶來的。

　那是一本裝帖精美的信箋，有幾十封，都是從前她給大哥的信，日期是1951年到1957年，那是她在中國大陸最孤單，最需要屬靈夥伴代禱時與大哥的通信，這些信是她屬靈生命成長中一段極其真實而寶貴的記錄，大哥全部珍藏了。光霞收到這份禮物時，心裡有個很深的感動：她要把這段經歷寫出來。

　婚後，光霞根據這些信寫了本書：《God's School in Red China》（《在紅色中國神的學校》），中譯本名為《熔爐》。

　 這是光霞的第三本書。她的第一本書是寫家庭的信仰故事，書名為《The Chinese Church That Will Not Die》，中譯本叫《古木長青》。

　 第二本是寫王又德牧師的故事，書名為《Stephen, The ChinesePastor》，中譯本名《善牧良師》。

　六十年代，光霞的第一本書曾經成為西方基督教的暢銷書。關於這本書，美國東部曾經發生過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一個美國老太太買了這本新出版的書，她站在櫃台邊讀了起來，她顯然被故事深深打動了。

　她偶爾一抬頭，看到光霞站在身邊。老太太好奇地指著書問：

　「你認識這個女孩子嗎？」

　　光霞一看，笑了起來：「我就是她。」

　光霞是個出色的中國女性，神給了她豐富的恩賜，她可以做一個出色的鋼琴家，可以做一個出色的醫生，可以做一個出色的護士長，可以做一個出色的翻譯家，也可以做一個出色的作家。可是，當神把這一切的恩賜都給了她，並且對她說：「女兒，選擇吧！」的時候她微笑著跪在神國的門口，柔聲道：「父親，請允許我進來做一個使女吧！」

尾聲

　忽然，我想起一段關於「霞」的句子：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sunset.

　「Sunset」，是指日落黃昏。

　冰心把這段話譯為：

　「願你的生命中有夠多的雲翳，來造成一個美麗的黃昏。」

　當生命的黃昏降臨的時候，什麼才使它美麗而豐富呢？

　於是，我擱下筆來，獻上一個祈禱：

　哦，我主，叫人間一切的橫逆、困頓、沮喪甚至絕望都化為生命的雲翳吧，並且請你從雲翳中探出臉來，那麼，即使有一天我們必須背負十字架走向各各他①，面色蒼白卻不至於羞愧，因為，你手上的釘痕以及肋旁的朗其諾矛傷都可以作證：各各他的十字架是生命勝過死亡的凱旋門！

　　——太陽升起來了，並且，我們知道，黃昏之後，依然是陽光燦爛的早晨！

　這是一個筆者的祈禱—我願把它獻給這本書中所有的尋夢者。

　　註：「各各他」是耶穌受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