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者 生命的云翳－－一个家庭的故事

序

　是个深秋的正午，我乘车抵达巴黎郊外一座古旧的修道院，它座落在一片宁静的山庄附近，周围是茂密的树林，秋意正浓，小径上铺满了厚厚的落叶，太阳从枝桠间直射下来，一片片月牙形的枯枝纷纷落下，风渐猛，落叶旋转起来，像一群闪亮的羽毛呼呼地向远方去。我伫足，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碰触，一下子苏醒了过来，我看到了生命：

　每一片飘动的叶子都带了生命－－它们的里面包裹了种子，就在浅褐色的叶层里。风一起，它们就跃动起来，呼呼地往远方去，生命就这么一代一代地传播开来，年复一年，春华秋实，渐渐满山遍野都有了它们生命……

　 我深深受了感动。

　那座修道院没有院墙，神父和修女们早就搬下了山，那儿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聚会的营地。我去那儿是为了参加第二届欧洲华人教牧领袖研讨会。

　 我从林子走回会场。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是一粒种子，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他们带到不同的地方－－我忽然闪过这个念头，就在这时候，我遇见了她，我立刻被她的气质吸引－－就像那刚刚去过的那片秋林，虽过了早春，可是依然有美丽的生命跃动著……

　 她是这届大会的筹划者之一Mary Wang，她的中文名字叫王光霞。

　接下来的几天，在会议上我见到了她的大哥王明理，二哥王光启，小妹王光蔚。他们都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

　我没有特别留意他们。

　我想寻找“寻梦者”，直觉上，我以为他们不是我要采访的人。

　可是，会议结束后我去伦敦，恰巧和他们乘同一辆大型旅游车，在伦敦逗留的几天，我又恰巧被安排住在王光启的家。于是，我听到了这个家庭的故事。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在巴黎郊外的林子里看见风把种子往远处吹的时候，我就这么想。

　我朦胧感觉到神在我的计划外把我带到伦敦，让我听到这个没什么“寻梦”色彩的故事，神可能要借此对寻梦者说话。

　这家兄妹四人都不是寻梦者，他们有一位敬畏神的父亲，因此，他们从小就交托了生命的主权。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是种子，他们只能随风而去，因为，即使在落叶的日子里，他们的里面依然有生命。

　五十年代，神随自己的意思把他们带到了海外。现在明理定居澳洲，光启、光霞和光蔚都定居伦敦。

　种子落在了远方，于是，那儿就生长出一片绿荫…

上篇：历史之主

　（一）

　伦敦的天气不总是那样阴晦，至少，我在伦敦的日子是晴朗的。

　 到伦敦的第二天，光启叔叔开车带明理伯伯、远志明和我去看马克思墓－－是远志明的主意，他说要去向马克思说再见。

　墓园掩藏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深处，我们的车泊在巷口，幽幽的小巷很冷清。我们踏著湿漉漉的残叶往里走，到了墓园门口，才发现门上挂著铁锁－－里面正在举行葬礼，开放时间临时推迟一小时。

　站在铁栅栏外等候的时候，明理伯伯提起一件往事：

　1950年，他是山东大学四年级学生，学校里有位他极尊敬的军代表——副校长罗竹风。罗竹风是北大毕业生，1928年入党，青岛解放时他是进驻山东大学的军代表，担任校务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教授新民主主义论大课。明理是他喜爱的学生，他向明理宣传共产主义——他知道明理是个基督徒，他盼望明理能够从信仰耶稣基督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可是，明理却持守自己的信仰不肯改变。

　在那个时代，明理的选择令罗竹风惊讶，也令他惋惜。

　 直到五一年初，明理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遭逼迫，他不得不逃离大陆去香港。从此，他们一别数十载。

　1980年明理回上海，他又见到了罗竹风，这时人们都称他罗老，久别重逢，罗老问的第一句话竟是：

　“明理呀，你还是基督徒吗？”

　明理说：“是的，老师，我还是基督徒。神是不会改变的。”

　罗老望著这个30年前不肯改变信仰的学生，百感交集，他语意深重地说：

　“我们共产党改变很大呀！”

　那晚，他们谈到深夜两三点。

　　罗老在胡风事件中受过牵连，“文革”时坐过“牛棚”，七十年代末才被平反，他的妻子却被整得精神错乱了。

　 这对师生，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信徒，30年前他们都是坚定地持守了自己的信仰。30年后，当这两个不同信仰者重逢的时候，世界竟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明理为老师流泪了。

　他给老师讲了一个故事：

　在香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宋尚节博士在山东传福音的故事，有一个情节他特别难忘：

　“平度县一位姓罗的老太太瘫痪了十八年，宋尚节为她祷告，神就医治了她，罗老太太瘫痪了18年后竟然能够站起来行走了。她的丈夫罗惠忱原来在邮政部门任高级职务，他看到这个神迹，就辞去工作作了自由传道人。

　 明理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他注意地望著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那本书还特别提到，罗老太太有个儿子，当时在北大念书，假期回乡探亲，他亲眼看到了这个神迹。宋尚节还送过一本《圣经》给他。”

　罗老师惊讶地抬起头来，他没有想到这个故事流传到了海外。那位罗老太太就是他的母亲，他就是那位当年在北大念书的儿子，他确实从宋尚节的手上接受过《圣经》。

　神给了人自由意志，神允许人选择；自然，人唯一要负的代价是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二）

　从马克思墓回来我对明理伯伯说：“我想听故事，就听你们家的故事，我要把它写进寻梦者系列。”

　 明理伯伯望著我，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有一点踌躇，我马上说：

　“你可以祷告呀，为我写这个故事祷告，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

　“不要宣扬、不要夸张、不彰显人，只彰显神。嗯？“他让步了，只是附加了条件。

　“当然。”可是，我有点没有把握，马上追上一句：

　“请为我祷告哦！”

　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眼睛望著窗外：

　“我们家这代人的蒙福是因为有位敬畏神的父亲。”他转过脸来了，“若不是有位敬畏神的父亲，以我们自己的个性，或许会成为社会的阻碍也说不定。敬畏神－－这是我们从父亲那儿学到的最要紧的功课”

　这是1995年深秋的一天，在伦敦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幢小红楼里，我听到的一段自白。说这话的人已经做了四个孩子的祖父。

　一颗老人心就是一页历史。

　我把这页历史记载在“寻梦者”系列之中，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可以使人明察。

中篇：境遇之主

父亲的故事

　（为了真实地记录这个家庭的历史，在这一部分，我省去一切文字的修饰，我让我的采访对象王明理在直接对读者讲述关于他父亲－－王德润牧师的往事。）

　王明理的回忆：

　 父亲是个无产者，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但是，是有神的。父亲1893年出生山东即墨，他 是我们家族中第四代的基督徒。

　我祖父的祖父是第一代基督徒，他是跟从到山东的第一位西方宣教士郭显德信主的，信主后，他就与郭显德一起在山东崂山地区传福音。

　祖父的父亲是第二代基督徒，他后来从崂山的科埠搬到北岭，一到北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礼拜堂，那间礼拜堂就是我父亲读小学的地方。

　 我的祖父是第三代基督徒，为人忠厚老实，有一次他替人担保，被坑了，结果替人还债，那笔债务超出了他的资产，他因此而破产，最后死于贫病。他去世时我父亲正在烟台读中学，为著维持家计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到海阳县的郭城教书，替我祖父还债。

　小时候，祖母给我讲过父亲还债的故事：

　父亲从郭城回到村里，挽著我奶奶，手上捧个竹篮，里面放了鸡蛋，果蔬和钱去债主家还债。大多数债主都深受感动，有的债主用笔把欠单划了，钉在房梁上，表示从此这笔债过去了。但父亲也停掉了三年的学业。

　此后，父亲去潍坊继续学业，他从小读书优秀，族人一心要栽培他。高中毕业，他考进了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是长老会和浸礼会合办的教会学校，我们村庄的教会是长老会，父亲算是长老会派出的学生。192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是本村第一个大学毕业生。

　学校要送他去加拿大留学，他不肯，因为他要赡养我的祖母。学校就保送他去燕京大学读书，他带著我祖母一道去燕大念书。1927年他从燕大宗教学院毕业回到青岛长老会做了传道人。

　那时候中国正兴起一场中华基督教会运动（1926年发起），这个运动呼吁所有教会在本色化上合作。父亲是最早的响应者之一，他脱离差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同道堂，并且租了青岛明星电影院作为聚会场地。用电影院作传福音场所，在当时可算是创举。

　 1935年，父亲决定自建礼拜堂。会众中有一位是市长的朋友，市长同意送一块地给教会。父亲祷告之后认为，不接受政府的赠送，必须买一块地来建堂。

　 父亲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看地，最后选中了一块地，在山上，面向大海。建堂需要一万块钱，父亲每月收入是30元，他每天祷告，盼望有信徒奉献。

　一天，一个小姑娘推了轮玩具车，上面放了一块砖，砖上写了一行字：“这是建同道堂的第一块砖。”小姑娘说，她奶奶有病，不能来，所以让她替奶奶送这块砖来。

　父亲大为感动，他到处讲这个故事，很快筹齐了钱。

　1936年动工，37年五、六月间礼拜堂建成。这是青岛市第一座由中国信徒们自己集资兴建的礼拜堂。父亲准备举行献堂礼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父亲说，“日本人打中国了，我暂不献堂。”

　 1945年抗战胜利，但时局仍乱。47年建堂十周年，父亲决定献堂。以明“抗日战争，不胜利不献堂”之志。

　在献堂礼上，有位德国妇女走上台，她站在那儿流泪说：

　“我要认个罪。我是个德国宣教士，十年前，你们建堂时，我天天骑车经过这里，每次经过我都祷告说：“神哪，叫他们建不成，因为王牧师不肯用外国人的钱。现在，你们建堂十周年了，我要向你们认罪。”

　父亲一生清贫，可是，他一生中最要紧的事就是每到一地，为神筑一座坛，把自己献上。

　从小我就知道，礼拜六是父亲预备讲道的日子，这一天谁也不能进他的书房，他独自完全安静在神的面前，遇到特别的难题，他就禁食祷告。

　　父亲也是一个舍己的人。抗战时，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难。我读书中午带饭，别人都带馒头，有钱人家还给孩子带只鸡，我只能带几块地瓜干，吃饭的时候，我总是躲起来一个人吃。

　父亲常把瞎眼的、讨饭的带到家里来，吃饭的时候，桌上常常多出陌生人来，都是临时带来的，母亲很为难，父亲却说：“你要是没这点本事，怎么做传道人的妻子？”母亲只好饿自己，她总是最后一个吃。

　国民党飞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飞行员被日本人抓了去，父亲总是千方百计以传道人的身份去日本宪兵队把人担保出来。

　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干部遇到危险，父亲也以传道人的身份出面保护。有一次父亲带了个人回家，我们只知道他叫李继才。父亲让他住在家里，每天他还教我功课。解放后，李继才专门来看过父亲，我们这才知道他就是华生同志。

　 解放前夕，父亲就收到人民政府的信，人民政府邀请他做政协委员。解放后，父亲是中华基督教会胶东区会主席，全国总会理事。外界环境变了，可是，父亲对神的敬畏之心一点也没改变。

　 1950年形势严峻起来。12月初，公安局来找父亲借礼拜堂开大会。父亲同意，但提出条件，他说：“礼拜堂是敬拜神的地方，你们不能在这里抽烟，也不能挂旗挂像。”

　公安局的人同意了。

　　开会的日期是50年12月中旬，那天公安局派人到礼拜堂布置会场，晚上七点开会，五点钟父亲被公安局叫去谈话，八点钟才让他回来。回来的时候，已经开会了！父亲顺便去会场看看，他看到会场上很多人抽烟，并且到处挂了红旗和毛泽东像。他回来叫我母亲、姑姑和我到他的书房，他说：“你们在这里为我祷告，求神加给我力量，我要去做一件事。”说完，他就上楼去了。

　礼拜堂就在楼上。我们正祷告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上有人喊口号：“要求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王德润！”父亲出事了。原来父亲上楼进了会场，他走上台宣布： “当初我同意借礼拜堂的条件是：你们必须答应不在这里抽烟，也不挂旗挂像。你们今天已经违背了条件。”说完，他走过去把红旗和毛泽东像统统摘了下来。这下子可是捅到了马蜂窝。

　大约两周后，青岛市宗教事务处给父亲打电话，要他召集全青岛教会负责人开会，说政府有政策宣布。那天，我代表山东大学学生团契参加了会议，父亲是会议主席，他只交待了一下召集大家开会的目的，宗教事务处的干部就走到前面用很长的时间作了报告，最后宣布说：

　“我要提醒大家，警惕暗藏在教会里的反革命分子。现在我宣布，我们已经查出藏在你们中间的反革命分子，他就是刚才的主席。－－王德润。”

　他同时宣布了父亲的“十大罪状”。 　 　　“你们中间有反革命分子，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讨论吧！”他说完就走了。

　父亲站起来宣布退席，也走了。

　会众发言后也都散去了，只留下执委会讨论对父亲的处理意见。我退到外面等候消息。那天执委会讨论的结果是：

　1951年1月3日在青岛第三公园足球场召开控诉大会，全青岛教会和教会学校都要派代表并发动信徒参加。

　执委员负责人悄悄对我说：“到那天，我们要派人把你父亲打一顿，你告诉他，被打时装成受重伤，然后，由你母亲出面要求带他回家养伤。这样或许可以稍微避开一点。”

　一月2号晚上，母亲和四姑在房里祷告，我把父亲叫到我房间说：“爸爸，你走吧！走得了，没有事。万一走不了，是一样的。”

　晚上十点，父亲走了，连母亲都不知道。他准备乘当天晚上最后一趟火车去北京找吴耀宗反映事实（吴耀宗是“三自”教会创办人），走到半路，他心里突然有个意念：“别去北京，去上海。吴也自身难保！！”

　 父亲是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胶东区会主席，全国总会理事。总会在上海，父亲想去上海把一切公职辞了，然后回来，这样，一切的罪名就只落在他个人头上，不至于连累了团体。

　父亲匆匆去我舅舅家打了个招呼，连夜去了火车站。

　第二天，公安局到家里抓人，发现父亲失踪了，他们非常意外，因为这些天他们已派人在我家门口日夜看守，父亲出走竟然没被发现，真是个神迹。

　三号凌晨，父亲到了上海。

　父亲的这一步决定了我们家庭今后的道路，这一步不是父亲和我的计划，这是神的安排。

明理的故事（上）

　（一）

　一九四五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日本人撒离了中国。随即，中国打起了内战。

　那年深秋，青岛。

　“一个少女走在街上，她抱著一桶浆糊走到一堵墙前，她稍稍环顾了一下周围，迅速地把浆糊刷上去，然后展开一幅标语，她要贴上去。

　 阳光明媚地洒在她肩上，海风也温柔。

　突然，“嗖—”地一声，一颗子弹从背后飞了过来，少女应声倒下，血汨汨地染红了她那身青年教师装……

　 她死了。

　她是王明理的表姊费筱芝，开枪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枪手。

　青岛闹起了学潮。

　当时明理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从来不喜欢政治。可是，表姊死了，表姊的母亲是个寡妇。他不得不出面为表姊申张正义，他卷入了学潮。

　在学潮中明理接触到学运领袖，其中不少共产党地下党员，明理对他们抱有好感，他看到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共产党的同路人。

　他是个基督徒，他不了解马克思的共产党主义学说，他参加了读书会，渐渐，以民主学生的身份，他也成了学运领袖，并且成了共产党争取的对象。

　1949年，内战近尾声，国民党准备撒退了，明理他已是山东大学学生，山东大学陷入了危急－－国民党要破坏大学。明理参与组织山大学生展开护校斗争，他们终于成功地保护了学校。

　 49年6月2日，解放军进城。

　明理因为历史身份清白，组织上安排他作为青岛市各界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的总领队。

　山东大学驻进了军代表，学校成立了教务管理委员会，华岗同志任主任委员，罗竹风同志任副主任委员，王明理以学生会副主席的身份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参与校务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他几乎成了脱产学生。

　他虽是个“民主学生”，可是，校方为著在同学中产生影响力，常把他的位置安排在共产党员学生之先。蒋南翔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华东学生代表大会，明理是这届大会的出席者。

　可是，这一切并非明理所求。

　 他痛苦地被裹夹在两种不同信仰中间－－组织上不会允许他永远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也不会允许他以基督徒的身份退出政治活动。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组织上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败。明理的灵魂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在这场痛苦的改造中，他首先失去的是个人的意志－－他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1950年6月2号，青岛解放一周年，大学各院系要召开庆祝大会，组织上安排明理在大会上作思想总结报告。

　“报告什么呢？我是一个基督徒。”明理很为难。

　“就以基督徒的身份，汇报你一年来的思想转变”领导意味深长地回答。

　 明理明白了，他必须作一个选择：或者背弃神归向马克思主义，或者拒绝马克思主义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

　组织上要求他在大会前写好报告送审。

　他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西方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曾经配合了帝国主义强权，他们的宣教方式有帝国主义的成份。”他以为这样说既可以向组织“交帐”，又可以不背弃信仰。在报告的结尾，他表示：“今后要在政治学习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从而对基督教信仰有新的认识。”

　 这份报告组织勉强通过了。

　可是，神不允许。

　离庆祝大会还有一个星期，明理在学校打篮球，突然一只球飞来，打碎了他的门牙，他立刻去校医院就诊。

　几天过去了，打碎的牙齿开始发炎。明理的四姨是护士，她给明理当时最好的进口药盘尼西林，可是炎症仍不能控制住。

　六月二日，他带著发炎的牙齿在大会上发言。他以为自己只批判了西方宣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和方法，并没有批判基督教信仰本身，更没有意思要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是大会的组织者故意制造气氛，他们带头喊起口号？

　“欢迎王明理同学进步！”向王明理同学学习！”

　一时间，这个大学基督徒团契负责人被人故意地当成基督教信仰的背叛者高举起来。

　 当天下午，炎症发作，他发起高烧，嘴巴完全肿了起来。他痛悔不已。

　从会场出来，他直奔校刊办公室。校刊已经给他预备了版面，准备全文登载他的发言稿。 　 　“把发言稿撒下，我不想登了！”他语气坚定地要求道，说完，就离开了学校。

　回到家，他高烧三天。这三天他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圣灵光照他，他看到这一年来自己做了许多没有价值的事。他向神认罪，也求神医治。他表示从此以后要摆脱这一切专心跟随神。那天他祷告之后就退了烧，他回到了学校。

　一到学校，辅导处就把他叫去了：

　“这三天你去了哪里？”

　“回家了，我病了。”

　“为什么要撤下那篇发言稿？”

　“我不想登。”

　“王明理呀，你要晓得，我们学校的领导同志们都很爱护你，欣赏你，愿意培养你。你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后，你愿意留校，或者愿意出去工作，组织上一定照顾你的意愿，你要认清形势呀！”

　“我知道。我不但知道，我还要告诉你，我想放下学校一切工作，包括我在学生会和校委会的工作……”

　几天后，午餐时间，学校广播站播出一个信号：

　“请同学们注意，最近我们发现学校里有地下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违反当前革命形势的，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是哪些人在领导。”

　这个信号是针对基督徒学生每天早晚灵修和祷告活动的。明理是团契负责人之一，这个信号所指的对象自然不言自明。

　一天，广播站的一位女同学悄悄问明理：“你的信仰是真的吗？为什么你不怕？你的信仰怎么能给你这么大的力量？”

　 50年12月中，公安局借用会堂事件后不久，前山东大学训导长刘次萧被枪毙了，与他同时被处决的还有青岛一家报馆老板张乐古。

　 学校广播站播出了这个消息，并且播放了死囚的供词录音，在报馆老板的供词中，明理突然听到了父亲的名字，他一惊，仔细听下去，报馆老板咬上了父亲，他说父亲和他一起搞过地下电台。

　明理清楚地意识到，逼迫来临了。

　他立刻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很坦然：

　“不会，你听错了，我怎么会搞地下电台呢？一定是你听错了。”

　果不出明理所料，十二月底，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份子，“十大罪状”中也有和报馆老板一起搞地下电台这一条。

　　1月3号，父亲“失踪”，青岛市的控诉大会只好取消。大会组织者对父的失纵“冷处理”，好像没有筹备过一样。

　外面风平浪静。

　矛头却在暗中指向了明理。

　当天，明理正在学校，突然他的好朋友神情紧张地递来一张小纸条：“晚上七点，到绘图室等我，有话要对你说。带上你的画图工具！”

　这位好朋友是中共预备党员，另一学系的优等学生。

　 晚上七点，明理带著绘图工具到了绘图室。

　“明理，你走吧！组织上已经安排我控诉你。你走得了，没事；万一走不了，回来再说。”

　明理一听这话，立刻离开绘图室，找到四位基督徒同学，把他们带到足球场，说：“刚才有个预备党员向我透露消息，组织上已经安排他控诉我了。他们找不到父亲，要拿儿子开刀了。他话没说完，一个同学哭了起来，他一把抱住明理：

　“弟兄，我对不起你，我连这个不信主的预备党员都不如。我也被安排控诉你了……”

　第二天，明理上了半天课，中午，他回到宿舍，把功课摊开在桌上，连家也没回，就骑车去了一位传道人的家，他说：“我要走了，自行车送给你，你把我送到火车站。”

　他搭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二）

　1951年1月5号，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办事处。

　 明理推开门，第一眼就见到了父亲，他正在那儿和几位总会同工们谈话，其中有总干事崔宪详牧师和朱晨声先生。

　见到明理，他们很意外。明理说明了来由。

　“我们本来是打算叫你父亲回去，若他遇难，你们的生活由总会负责。现在，你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再商量。”崔牧师说。谈论了一会儿，给出了这样一个意见：

　“这样罢；你和你父亲一道回青岛。你就说，父亲逃了，你大义灭亲，把他抓回去。这样，也许还能保住你。我们在上海不能接待你们，你报户口，立刻就会被抓起来，不报又违法。你们到礼拜堂去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明理和父亲离开总会，找到交通大学一位弟兄。那位弟兄说：“你们别怕，我们有十几个弟兄，每家轮流接待你们一夜。上海市公安局有规定，住一夜不用报户口”

　 父亲不愿意连累人，他请一位在邮局工作的弟兄买了两张当天回青岛的火车票。父亲已经准备回去殉道。

　他们到了火车站，进面遇见一位弟兄，他是大学教授，刚刚从青岛来。

　“你们去哪里？”

　“回青岛。”

　“绝对不能回！”他掏出一张青岛日报，二、三版登载的全是父亲的“罪状”和控诉他的文章。“你看你看，你们怎么能回去？回去会连累多少人？！”

　 他只好退票。

　父子俩在素不相识的基督徒家里轮流住，父亲心里很不安，他说：“要连累人家的呀，要累著人家的！”他还是想回青岛。

　 明理想把父亲带到西北去，他与青海、新疆方面联系，打算随一个布道团去，可是，西北地区正在搞土改，交通封闭了。几天之后，他们又买了回程车票，临行前去向一位属灵前辈焦维真女士辞行，她问明理说：“圣经你读过一遍吗？

　“不止一遍了！”

　她又问道：“圣经中神有带领人走回头路吗？”“没有”。明理答。

　“那你为什么要往回走呢？”

　结果他们又退了票。

　又过了几天，他们再次买了回青岛的火车票。一到上海火车站，就遇到了四姑，她刚从青岛来，一见明理父子，她就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呀？”

　明理说，“我们正要回去”

　 四姑连连摇头：“明理呀，那里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回青岛！”

　她留下一点钱，即刻搭下班车赶返青岛。

　他们只好再一次退了票。

　在上海的第十五天，他们住在父亲一个同学家里，晚饭后，女主人说：

　“明理呀，明天一早你们一定要离开我家。我儿子正在申请入团，他说了，明天一早如果还看你们在我家，他就要去报案。”

　明理一夜没睡，他切切祷告，突然有个意念进来：“往南去。”

　凌晨五点，他把这个意念告诉父亲。父亲说：“对，我祷告的时候，也有这个意念。”

　天一亮他们就去找在邮局工作的弟兄，明理说：“你去火车站，看最南到哪里，你就买到哪里的票。”

　最南是到广州，那位弟兄就为他们买了两张到广州的直通车票。那时只有慢车，车程要驶三天两夜。

　明理穿著解放装，胸前别著山东大学校徽和父亲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上每节车厢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把守，车上的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播著革命歌曲和口号：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人民的手掌是大的，无论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人民也要把你们抓回来！”

　明理的精神快崩溃了，他躲进厕所，大声祷告说：

　“神哪，我受不了，我要崩溃了！”就在他反复呼求神的时候，突然神清楚给了他一段话：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把他们夺去。” （约翰福音十章29节）

　这段话一来，明理的心马上充满了安慰了，他大声赞美道： 　 　　“神哪，我赞美你！人民的手掌大，你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他从厕所出来，悄悄对父亲说：“神给我话了，祂的手掌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三天两夜之后，火车到了广州。出站口贴满了通辑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告示，他俩镇静地出了站。他们不会讲广东话，也不知往哪里去，明理手心写了四个字： “基督教会”他们走到一个三轮车佚面前，明理把手心给他看，车佚就把他们拉到广州惠爱路锡安堂。在那里，他们遇到胡翼云牧师，明理把这一段的遭遇说给胡牧师听，他很受感动，可是，听完之后却说出一句让明理非常意外的话：

　“我是广东省三自委员会主席，现在，我给你们唯一的建议是到广东省公安局自首。”

　 这一路父亲都没有说话，明理和胡牧师谈话的时候，父亲一言不发地在看牧师办公室墙上的一幅集体照。这张照片是1946年前后在苏州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合影。父亲曾出席了这届大会。

　他突然在照片上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胡牧师，他指著照片说：

　“胡牧师，请你来看，你在这里，我在这里。”

　胡牧师一看，态度就变了，说：“好，王牧师，看在这张照片的份上，我收留你们一晚。你们去礼拜堂住一夜，若被人发现，你们就说是自己进来的。”胡牧师让一位办事员彭弟兄带他们去礼拜堂，走在路上，彭弟兄拍拍明理的肩膀说：

　“王弟兄，放心吧！明天算我的。”这句话充满了基督的爱。

　第二天，彭弟兄请明理父子吃广东早茶，然后，把他们带到广协楼。广协楼过去是专门接待传道人的地方，有位雷弟兄在管理大楼，他把明理父子锁进一个房间，放下蚊帐，嘱咐他们不要应门，说：我出去看看明天有没有人去香港。”

　他带来了岭南大学基督徒学生王国显。王国显见到王明理父子很高兴，他说：“明理弟兄，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我们已经为你祷告两个礼拜了。两礼拜前我们接到大学通讯，知道你已经离开青岛。大学通讯叫我们为你代祷。你们来得正好，若早来一天，我们没办法接待；若晚一天来，我们已经走了。明天一早我们去香港参加冬令会，现在去香港不要通行证，唯一的条件会讲广东话，守关的是英国人。明天在火车上我教你们讲广东话”

　次日晨他们搭上了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与他们同行的有五位大学生，都是基督徒，其中两位香港人是弟兄俩，他们的父亲是郑牧师，牧会地点就在深圳和罗湖一带。

　到了深圳，他们过桥到罗湖边防站，明理父子夹在五位弟兄的中间排队过境。明理临时学的几句广东话还能应付，他顺利地过关了。父亲不会讲广东话，给挡了下来，那两位香港弟兄主动留下来陪明理的父亲。明理见父亲没过关，就又返回来。香港弟兄对明理说：“王弟兄，别怕。这里是我父亲牧会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带你们进香港。”

　当晚，他们找到一位当地的弟兄，并且换上了客家人的衣服，连夜赶到堔圳河边，河水很浅，淌过河，对面有铁丝网，警察在周围巡逻。当地弟兄塞了钱给警察，警察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他们从铁丝网的缺口钻了过去。

　一个13岁的小孩带他们从上水乘车到了九龙，这已是1951年1月26日晚上九点钟。

　 父亲1月3号离开青岛，明理1月4号离开。这些日子的惊涛骇浪都平息了，这些日子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的手掌比“人民”的手掌更大。

　　（三）

　旧历年到了，母亲一直没得到明理父子的消息，她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也不知他们是生是死。

　母亲唯有仰望神，她相信，生命在神的手中，她相信，神必看顾她的丈夫和儿子。

　1月3号，明理父亲离家的那天，母亲祷告之后突然心里有个感动，她把明理叫到自己的房间，对他说：

　“明理呀，妈妈从来没有给你做过棉袍，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惦记著要给你做件棉袍。”

　母亲把新做的棉袍交给了明理。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明理来不及向她道别，就带著那件棉袍远走他乡了。

　 母亲叹了口气，她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神的预备。至少，她的儿子在外逃亡的日子，有一件棉袍给他遮风御寒——想到这点，母亲的心就稍得了安慰。

　旧历年刚过，明理的一位大学同学突然出现在明理母亲的面前：

　“王大娘，您就放心吧，明理已经到了香港。有个香港同学回家过年，在街上看见了明理，他没敢同明理打招呼，一回到学校，他就向组织报告了，现在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明理去了香港。”

　母亲舒了口气。

　那同学走后，母亲回到房间祷告感谢神。

　神体谅一颗母亲的心，祂藉著这样一种方式，让明理的母亲得到了儿子的第一个平安的消息。

　（四）

　明理父子到了香港之后找到一间讲国语的教会，教会里有位弟兄是青岛人，他在新界办了个农场，明理去他的农场做工，和那里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学会了广东话。

　 到了四月，明理收到一封信，是他大学校友写来的，那人约他五月底到聚会所见面。

　五月底的礼拜天，明理到聚会所，第一眼见到的却是父亲齐鲁大学的校友曲子元长老。曲长老和父亲都是长老会派出的学生，曲子元高父亲几届，他毕业时为长老会争得了第一名。此后几年第一名都是浸礼会学生拿到的，直到父亲毕业时长老会的学生才重新拿到第一名。

　到香港后，明理还遇到了母亲的好朋友张姑。张姑曾经是父亲同道堂的会友，父亲盖礼拜堂时，她是支持者之一。那时，她是产科医生，青岛不少上流社会的妇女都请她接生。明理家境虽贫寒，但张姑却主动为明理的母亲接生了四个孩子。她为母亲接生光启的那天，有个产妇生下了第四个女儿，不想要，张姑就收养了，她没奶，就把孩子抱给明理的母亲喂，这样，张姑和明理母亲就成了更要好的朋友。

　 张姑见到明理，高兴地说：“我没儿子，见到你就像见到儿子一样。”她找人在她父亲的果园盖了座小木屋让明理去住。51年6月，明理从农场搬出来，住进了小木屋。

　他在木屋门口种了花，自己打了几件家俱，过上了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

　 明理从五月的那个礼拜天到聚会所开始，就一直参加聚会所的聚会并投入了教会中的事奉。

　到了十二月，天气转凉，聚会所的弟兄劝明理搬到教会来住，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教会同工配搭事奉。可是，明理舍不得他的小木屋。

　转眼又到新年。那晚，天气很冷，明理去避风塘水上人家传福音，回到小木屋已是深夜。进门拉亮灯，明理惊呆了－－小木屋空空如也，只剩下一小块垫脚的地毯！他的小木屋遭窃了。

　那一夜，他睡在地上，身上盖的是一小块地毯，冻得索索发抖。

　表姑刚从美国寄来的80美元也被小偷拿走了，那笔钱在当时够他20个月的生活费。

　明理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横逆临到他。冻得睡不著，他就祷告，神把一首歌放到他心里：

　“我已越过分别的界限，世界已丢在背后。不管你经营的世界有多舒服，你已经不属于那个境界，你一定要把它丢在背后”

　明理朦胧意识到，神要把他逼出小木屋。

　第二天，他搬去聚会所，他对那儿的弟兄说：

　“神把我逼来了！”

　于是，他在聚会所开始了与弟兄们配搭事奉。

　这是1952年春。

　 （五）

　　一年之后。

　　明理同到聚会所聚会的一位英国传道医生海富生成了好朋友。明理的父亲在调景岭牧会，海医生每周去调景岭一次，明理正好可以和他同路去看父亲。

　　1953年，海医生在神前面前有个心愿：他想在难民区建一所有25个床位的疗养院。他希望明理同他配搭。

　　明理说：“我是学工程的，传福音可以，办医院不行。”可是海医生坚持请求明理考虑。

　　明理同负责弟兄们商量，想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带领，最后得到了印证。于是，他和海医生一起同工开辟了百士大医务所的事工和迦南疗养院的筹建。

　那几年，明理经历了全备的训练：开荒、铺路、修桥、设计、施工、安装、挂号、化验、照Ｘ光以及主领聚会，在这些工作中，明理从神获得了不少属灵的操练和装备。

　这所疗养院是“耶稣家庭”式的，病员和员工都是一家人，大家彼此服事。病员疗养好了，也参与疗养院的工作－－园艺、伙食、清洁、管理等工作都有病员的配搭。疗养院采取近乎“供给制”的生活方式，明理感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憧憬在这里成真。

　 半年之后，海医生想把疗养院扩大为80张病床，明理负责办理一切事宜。1957年，80个病床的疗养院建成了，这就是迦南疗养院。

　明理和海医生合作非常愉快，可是，他在神面前一直有个心事：我是学工程的，难道我所学的专业都作废了吗？

　神没有立刻回应他。

　几年之后，明理才明白神对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1952年，光霞写信给明理大哥，要大哥为她祷告，她下一年就要报考大学了。她是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女孩，她钢琴弹得相当出色，老师鼓励她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想当钢琴家，也想当医生，她盼望知道神对她的心意。

　明理接信后，和海医生一起为光霞祷告，他给光霞回信说：

　“音乐系虽好，但给人的帮助不一定有永恒价值。若是学医，病人得了医治医生也能把福音传给他，他就更有永恒的盼望……”

　1953年，光霞以第一志愿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

　明理与海医生的正式合作是从光霞上大学开始的。海医生每月给明理一笔钱让他寄给光霞做生活费。

　1953年，因为光霞到上海学医，母亲带小妹光蔚也搬到上海，香港聚会所有位单师母在上海有处空房子，母亲和小妹有了住处，报上了户口，从此，一家人全部离开了青岛。

　母亲到上海后，明理请她办赴香港探亲手续，半年之中，母亲申请了九次，全被拒绝。

　 54年3月，母亲给明理写信说：

　“明理，虽然你们父子在海外，但不是一个家，你父亲不能享受家庭的温暖。我申请九次去香港，都是不批准，我想，我恐怕不能和你们在地上见面，只能以后在天上见面了。为了你父亲的缘故，你应该考虑成个家，这样，你父亲还能享受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

　 母亲的信搅乱了明理的心。

　 这好像是母亲最后的呼声－－明理无法拒绝母亲的呼求。他把心事对教会一位年长的姊妹说了。

　　“你有没有喜欢的对象？”那位姊妹问她。

　“我不敢喜欢，因为环境不允许”明理沉重地回答。自从逃离大陆，他就知道，那是一个永远也抓不住的梦了。

　“你要祷告。”

　 4月21日，英国女王生日，这是香港的公休日。

　那位年长的姊妹约了教会几个单身的男孩女孩由明理驾车到新界野餐。

　回来后，她问明理：“哎，有没有你喜欢的？”

　明理当时有三个可考虑的对象，都是同一教会的姐妹。他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求神为他选择，他说：

　“神哪，这三个女孩谁最先被提出来，我就接受谁，我只从你的手里接受。”

　几乎与此同时，有一个女孩也在神面前有个祷告：

　“神哪，如果有人向我提出王明理，我就同意，只是我自己不主动提出来。”

　几天之后，果然有位年长姊妹向这个女孩提出王明理，她一听就同意了。

　 4月27日，他俩在神面前互订了终身，只是没有宣布。

　明理向神祷告，盼望母亲出来后才正式订婚。他把两人的照片寄给母亲，请求母亲再去申请第十次，他在信中说：“你也来，我们才像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接信后，高高兴兴去申请第十次，几天之后，派出所的人亲自把通行证给他送到家。

　 1954年5月里的一天，明理开著海医生的车去罗湖边防站，警察一看车牌，立刻升闸放行，明理直驶过去，在罗湖桥头，他看见边防警抚扶著母亲朝他走来。

　他跳下车，飞奔过去……

　（六）

　一九五六年晨历腊月的一个傍晚，明理和父母亲正在吃饭。有人叩门，他们应声把门打开，小妹光蔚笑咪咪地走了进来。

　 全家人惊喜万分：“光蔚，你怎么来啦？”

　“学校放寒假，家在香港的学生都必须回香港过年。老师给我一张双程通行证，我和同学一道来了。我不认识路，喏，她带我来的。”小妹边说边指著送她回家的同学。

　小妹的到来给父母带来极大的欣慰，这是神格外的恩典。母亲去香港后，小妹不能在上海继续读书，1955年，她转学到广州致信女中，这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大部分家在香港。那时候，只要学校发双程证，就不必向移民局提出入港申请。明理给小妹转学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但神知道，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

　一九五七年，光霞从医学院毕业，她去杭州实习之后有两星期假，她想利用这个假期看望父母。

　明理找海医生商量，海医生很快就替她办了入港证。光霞到香港之后，留在迦南医学院做了医生助理。

　留在大陆的只剩下光启了，他在东北一个重点军事工程工作。想到他，父亲的心总是很沉重。

　明理观察到父亲的心事，他决定回大陆约光启到广州见面，他要动员光启出来看望父亲。

　光启从东北到了广州，他们见面地点在中山公园。

　明理下火车后乘三轮车来了。

　“光启，全家只剩你一人在这边了，还是去香港吧！”

　“香港有什么好？帝国主义的地方！”光启不以为然地甩出这句硬梆梆的话。

　“爸爸想你。”

　“让他回来嘛，我出去就是个污点！”

　“你……”明理咽回了想说的话，他知道光启的倔脾气。

　 回到香港，面对父亲巴望的眼神，明理说：

　“爸爸，你有四个孩子，三个都出来了，该满足了。你看看周围的人家，谁家有3/4的孩子出来了？”

　父亲收回了目光，沉默不语。

光启的故事（上）

　　（一）

　1949年，正在读中学的王光启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很快，他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他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时代风暴激荡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光启也对共产主义怀著美好的憧憬。

　1952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宣誓大会上，光启必须作一个选择：做基督徒，还是做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改名之后，共青团员就不可以保持其他信仰了。

　学校基督徒团契为他祷告，盼望他能持守信仰。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动员他放弃基督教信仰，站到共产主义青年团行列中来。

　光启十分挣扎，为了自己的前途，他觉得应该放弃基督教信仰而在共青团内。

　宣誓大会这一天，全体新民主主义团员整队入场。准备集体宣誓转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光启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他坐在主席台上。

　全体团员举起了右手——庄严的时刻来到了！

　　光启心中十分不安，放弃信仰实在违背良心，突然，他跳出队列，“霍”地一下抓过话筒：

　“对不起，我今天要说实话，我不能不说神是不存在的，我不能放弃我的信仰。”

　党员书记脸色“刷”地一下变得铁青。

　会场鸦雀无声，一秒之后，“轰”地一声会场闹起来了，口号声此起彼伏——宣誓大会变成了批判大会。组织上宣布开除王光启团籍。

　光启坐了下来，他觉得好像一块大石头从心上搬开了，虽然面对众人批判的目光，但他心里平安了，他有一种全然释放的感觉。

　他终于在众人面前承认了神，他把一生的路交托在神的手上了，他相信神必对他负责。

　1954年，光启从青岛建筑工程专科学校毕业，背著个“开除团籍的包袱”，被分配到东北，后来被调到国家一个重点军事工程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苏联派了一批优秀专家主持这个工程项目。

　光启是个刚出校门的中专生，但他很快就受到苏联专家的重视，他常常能够发现苏联专家设计上的不合理处，这点令工程部的领导非常恼火，却奈何他不得，因为苏联专家欣赏他，那个时代，“苏联老大哥”的权威几乎等同于“党的原则”的。

　1955年，光启的一个施工设计方案意外地获得列宁格勒城市设计奖，中国方面见他在苏联获奖了，马上也给他颁奖晋级。他一下子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苏联专家还提议让他担任工地主任，党委书记管思想，光启管技术，他属下有三千多员工，他有专车和司机。

　光启是个聪明、热情、憨厚而直率的人，他热爱共党、热爱新中国，父母兄妹们都去了“帝国主义的地方”，全家只有他一个人愿意留下来“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他工作非常努力，有时候为了一个设计方案，他能连续几天不睡觉，困极了就用冷水浇头。等到方案拿出来的时候他的疲乏已超过极限，以至于要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

　光启对党的信赖和幻想到了1957年才破灭。

　 党提倡“大呜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光启本来是个喜欢说话，喜欢发表意见的人，那一段时间他抓生产，忙得没时间也没机会给党提意见。他的许多同事和朋友被党的真诚行动，对党掏了心里话，提了一些诚恳的意见。到了“反右”的时候，这些意见都被定为“右派言论”，于是，提意见者都成了党的敌人——“右派”。

　光启心里十分不平，他对党开始失望。他明白，当时自己若不是在抓生产忙得顾不上“讲话”，今天，同样会被列为党的敌人。

　（二）

　1958年中国有场全国性的流感，海外称之为“毛泽东感冒”。这场流感来势汹猛，全国医院告急：药物供应不上。光启也患了“毛泽东感冒”，他病得很重，单位医务所把他转到沈阳医大住院。

　在医院里，他收到香港的家信，得知母亲中风了。

　 光启本来不想家，可是母亲病了，他想看看母亲，他想：去一趟香港有什么关系？看看妈妈就好。

　医院的对面是辽宁省公安厅，那天一早，他披著军大衣走进公安厅（光启有军籍，他是少校军官）：

　“请问去香港的手续怎么办？”

　接待的同志看了看他的工作证，说：“你们属中央军事机关，只要你单位出证明同意你去，我就发通行证。”

　光启回单位向党委书记请假回香港看母亲，书记在他的假条上答了个“准”字。他拿著这张签准的假条去党委办公室和保卫科分别开了证明，带了照片又返回公安厅，第三天，公安厅的电话就来了，单位机关接线员在广播里通知光启去省公安厅。那时候全国在搞运动，同事们听到这个广播都以为光启政治上出了问题。

　光启一去公安厅就拿到了通行证。

　通行证拿到了手，他才害怕起来：“这下糟了，不管去不去香港，这个‘污点’是抹不去了。”

　他登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

　到了广州，他立刻转车去深圳，在边防站，他出示了通行证，一下子就出境了。到了香港入境口，却遇到了麻烦：

　“你的入境证？”

　“什么入境证？我有出境证不够吗？”

　“没有入境证不能进香港，你必须向香港移民局申请入境证。”

　 光启急了，他的出境证有效期只有两星期，到广州时有效期只剩九天了。他立刻又坐火车从深圳回广州给香港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明理。

　光启一听到大哥的声音就火了：

　“大哥，你过去说，出境难，进香港容易。为什么我出来了，却进不去香港？”

　“光启，你在哪里？”

　“我在广州。”

　“别急，我马上去想办法。”

　 大哥为帮光启申请入境两次返回广州，等到证件找齐去移民局为他申请的时候，移民局放春节长假，要一星期之后才办公，那时，光启的出境证刚好就到了最后一天。

　 移民局放假的最后一天，海医生停了一天的诊所，他打电话给移民局长，要求见他。

　中午，海医生带著明理到了移民局办公室，工作人员都在度假，只有局长一人在那里。

　海医生：“我来，是想请你给我一个年轻人的入境证”

　局长：“我从来没有签过一张入境证，都是我手下的工作人员签的。你知道，今天还在放假。”

　海医生走近局长，双眼逼视著：“我是一个医生，一个英国医生。我上医学院的第一天，老师说：一个英国医生必须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当一个病人危急的时候，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他，哪怕必须牺牲自己。我也是一个传道医生，我的信仰也要求我为救人而舍己。如果今天，你不给这个年轻人通行证，他失去了性命，这笔帐要算在你的头上。”

　海医生说得慷慨激昂，明理和他共事七年，从来没见他如此激动，他的每一句话都带著震撼人心的正义的力量。

　移民局长被镇住了。他背著手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兜了几圈之后，突然一拍桌子：“OK！”

　他终于签下了一张入境证。

　明理抓过入境证直奔火车站，正好有趟火车下午二点从九龙去深圳。

　下了火车，明理奔向光启住的简陋招待所。

　“马上跟我走！”他把光启拖上自行车飞速往边防站奔。边防站晚上八点关闸，那天要政治学习，提前到五点关闸，他们赶到时，离关闸只有20分钟了。

　　出境很顺利，到了入境处，明理突然发现入境证丢了，他摸遍了所有的口袋，就是找不到那张几小时前移民局长签下来的入境证。他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只好对光启说：

　“回去吧，明天我再去给你补办”

　“大哥，明天我的出境证就过期了！”

　“也许，神不要你去香港。”

　他俩垂头丧气地退出边防站，慢吞吞地回到停自行车的地方。他们一同祷告，预备就此分手，光启返大陆，明理回香港。祷告完了，突然，起了一阵大风，地上的一张纸飘了起来，晃悠悠地飘到明理面前，他一伸手就抓住了，低头一看，他大喊起来：“找到啦，找到啦！”

　他拉著光启就往边防站跑，光启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他拉到了边防站。关闸时间到了，闸门在徐徐关闭，明理递上出境证就直冲出去，光启紧跟著也往外冲。闸门只剩一条缝了，光启从门缝里挤了出来。

　“砰！”的一声，闸门在他身后紧紧关上了。

　 风平息了，世界异常宁静。

　 他俩站在闸外喘著粗气，大声祷告赞美神。

　九龙尖沙咀火车站外的广场，停著海医生的汽车，父亲正在车里等待。突然，透过车窗他看到两个儿子正向这边走来，父亲的眼睛湿润了……

　 明理启动了汽车，再过几分钟就到家了。

　父亲缓缓开口道：

　“明理呀，你过去一直劝我说：

　 你有四个孩子，出来了三个，该知足了。今天我要告诉你，父亲的祷告和哥哥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哥哥的祷告是四个有三个就够了，父亲的祷告是，四个我都要。”

下篇、生命之主

明理的故事（下）

　（一）

　1959年，明理与海医生的配搭完成。海医生有个奇妙的计划，他要去越南的苗族地区工作。越战正打得激烈，战争留下了许多孤儿，神把一颗温柔怜悯的心放在海医生的心里，他把迦南疗养院交给了灵实医院（后改名为恩光儿童院﹚。1960年，海医生把妻子留在纽西兰，独自去了越南。

　明理直到这时才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从1953年到1959年，神让他与海医生配搭七年是为了帮助他全家在海外团圆。五十年代，英国医生在香港享有极高的地位，明理因为在海医生手下做事，他的母亲和弟妹们才得以顺利进入香港。

　　七年前，他放在神面前的心事神没有忘记。1959年，神让他离开海医生的医院去补修工程学分。1961年他补齐了学分，拿到大学文凭。

　毕业后，明理进入一家工程公司任工程部经理，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十年，工资待遇虽然优厚，但他却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对神的事奉因此而受到影响。这十年，他看到社会的黑暗，人心的诡诈，他觉得帮助有钱人赚更多的钱毫无意义。他向神祷告，求神开路，给他一个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工作。

　1970年，明理辞职，自己成立了一间工程公司，专营电梯业务。公司租用的铺子在一家英国兵营对面，兵营里有门大炮正好对准铺子，香港人信风水，这个铺子别人都不敢租，前几任的租户在这儿做生意都做砸了，所以，房主把租价定得很低，租金只相当于市面上的半价。明理相信这个地方是神预备的，他毫不犹豫地租了下来。

　明理的公司照迦南疗养院的做法，采取“评分制”，薪水标准取决于两个因素：家庭负担和工作表现。员工升级由大家讨论，以积分制计算，60分为及格，80 分为优秀。明理也只从公司领薪水，盈利用于扩大公司房产和福音事工。

　明理公司的生意做得很好，到了1973年，铺子的主人眼红了，他以为“风水”转好了，要收回铺子。明理说，你按市面价格租给我好了。他不同意，限定明理三个月之内搬家。

　明理祷告，他在九龙地图的中间划了个圈，求神在这个圈里给他预备一个地方。

　一天，明理在理发馆理发的时候看到报纸上有则售房广告，地点正好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头发理了一半，他急忙去打电话约时间看房子。

　回家之后，明理和太太去看房子，领他们去的是房主的太太，房价是32万，明理觉得值，当场拿出支票，准备交2万定金。那位太太却不肯收订金，要带他们回家让先生决定。明理对她说：“请你等一下，我和我太太要做个祷告。”

　祷告之后，他们到了房主家，那位太太把先生叫到里屋嘀咕了一阵，再出来的时候，那位先生对明理说：“王弟兄呀，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求主安排一个信主的人来买房子，因为这房子里从来没有人拜偶像，也从来没有人打麻将。你是第十个来看房子的，前面九个都不合适。你看完后就祷告，我太太就知道你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同意32万买下来，我们只收28万，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

　明理很受感动，他用28万买下了那房子，省下的4万全部用于装修。公司搬了过来。这里也开始成为一个固定的基督徒聚会地点。

　兵营对面那个埔铺子被房主收回之后，房主开了个金鱼店，不到一年就关门了。

　 73年底，有一天，主对明理说：“你用多大地方办公司，也要用多大地方给我用。”明理不明白这事什么时候才能做成，但他存记在心。

　74年，明理公司隔壁那个单元的主人何太太要移民走了，她想把房子卖给明理。她的房子与明理的房子对称，大小格局都是一样，明理警觉了，他想到主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用多大的地方办公司，也要用多大的方地方给我用。”何太太报价36万，明理说，“我要问问我 的后台老板。”何太太笑了：“你就是老板，哪里又跑来个后台老板？”明理也不作解释，他正好要去澳洲一个月，他说一个月后再决定。他们商定，这一个月当中，若有人出价36万，何太太就可以把房子卖掉；若出价不足36万，房子就留到明理回来再说。一个月后，明理从澳洲回来了，没有人出价到36万，何太太对明理说：“这房子归你了。”

　明理说：“我再考虑三天。”他一时拿不出36万来，他祷告，求问神的意思。第三天，神迹来了，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36万。

　 原来两年前有人接受了一笔遗产，是一座老房子，那一带的房子都重建了，那人也必须重建那房子，他没钱，需要一些商人借钱帮助他建房，房子建成后他卖房子还钱。他需要安装两部电梯，楼宇完成后用两层楼交换，他找了几家电梯公司，人家都不肯做这笔交易。最后，他找到明理。明理祷告之后觉得可以做，就同意了。

　房子盖好了，经政府检验合格，房主在等候发给许可证期间，附近的一座楼宇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了，有关部门怀疑那一带地质有问题，就把那地区新建的房子都冻结了，为期两年之久。

　明理从澳洲回来的第一个礼拜一早晨就接到了发展商的电话，说房子已解冻可以交收了，发展商问明理怎么办？明理立即托他卖掉，当天下午就成交了，卖的价钱刚好是36万。两年前两部电梯共值18万，房子冻结了两年，房价却升到了36万。

　 明理把何太太的房子买下来后，把墙打通，地面换上与公司这边不同的颜色，泾渭分明，这半边给主用，那半边归公司用。

　1975年华福在香港筹备，1976年召开第一届华福会议，办公室就设在这里，直到77年华福有了新办地点才搬走。

　此后，香港《突破》杂志和学生福音团契也在这里使用过。1979年夏至80年，这里开辟了一个“乐歌学生天地”，有60人的座位，给学生课后自修用，每 60分钟小息中播放一段福音节目。1980年这里开始了“基道书楼”的事奉。这书楼从借书售书开始，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二十多位同工的出版发行机构。除了印刷工作之外，编辑、排版、设计、制作，门市，发行等全部自己经营，发展期间所需场地、设备等几乎全部由工程公司负责。

　　这时，基道书楼的办公室，是租用的，在二楼，房主有意把这层楼出售，讨价90万，若与三楼一起交易，则只收150万；明理祷告问神：“主啊，你的意思是否把两层同时买下？”祷告之后，一位弟兄来找明理说他手上有几十万没有什么用，问明理看哪里有需要他愿意把几十万无息借用。明理明白这是神开路了，就把二楼三楼都买了下来。楼下成了基道书楼门市部，二楼做编辑室。三楼暂时空著。

　 1981年，大陆台湾开放探亲，香港是中转站，明理把三楼当成接待站，定名为“天路客舍”，专门接待两岸探亲的同胞，他把卫生间适当装修了一下，若有人在这里信主就可以立刻受浸。

　 1992年起，台湾同胞大陆探亲不需要在香港中转了，正好有个从事大陆福音事工的机构－－建华基金会需要办公室，明理就把“天路客舍”关了，三楼房子让给建华基金会办公。

　这幢大楼一共有六个单元，明理已经买了四个单元，第五个单元的屋主又来找明理要把房子卖给他，他在顶层，上面又加盖了一层，面积很大，他要价90万，明理本来需要向银行贷款，卖主说不用了，他可免息贷款明理只要在两年付清即可，这样，明理就买下了第五个单元。

　 几年间，明理买下了这幢大楼六分之五的房子，他自己的公司只使用一层，其馀都酌情给福音机构使用。

　1995年，他把公司转让出去了，他说：“我快七十岁了，趁著还有气力，应当更加珍习时间，靠著主的恩典比过去更多摆上。我有一个心愿：过了七十岁，安静坐下来，学习以文字来事奉；若是神许可，我想和女儿合作写一点文字，把家庭蒙恩的见证和家庭成员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经历的记录下来，我写中文，她写英文，留给儿女们作记念，让这家的后代知道这位恩典的神是如何用祂的恩惠慈爱和丰盛的怜悯恩待了我们，并且永远记住——“敬畏神，尊祂为大，以祂为乐。”

　 一粒种子落了下来，被风吹到了远方，于是，生根、开花、结果…于是，就有了更多的种子往远方去——这一趟生命的旅行是多么奇妙啊！

　 1974年明理从香港移民澳洲雪梨，那时，雪梨只有3间华人教会。他亲眼看见一粒粒的种子从各处飞来，生根、开花、结果…到1995年，雪梨已有超过五十间华人教会了。

光启的故事（下）

　　（一）

　　汽车驶出巴黎郊外，往伦敦方向奔驰而去。

　 光启叔叔招手让我坐到前排，我临窗而坐。

　暮色蒙胧地走近，田野、牧场、农舍和小树林都陇罩在沉静的秋色中。

　“哦，真好…”我轻叹著，目光久久地恋著窗外。

　“开始吧！”光启叔叔提醒道。

　“嗯？”我一楞，随即想到了此行的任务，“哦，差点忘了。”我端坐好，打开采访本。

　“你就当作听故事”光启叔叔乐呵呵地一笑，“他们都叫我UncleMartin（马丁叔叔，光启的英文名字叫Martin），还叫我伦敦人民公社社长。”他有几分得意地告诉我。

　“哦，他们是谁？”

　“伦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

　我稍稍端详他：“矮矮胖胖的，穿著很随意，不像大老板，不像设计师，也不像总编辑，倒像个伙计—怪不得人家叫你人民公社社长呢！”

　 “他们还叫我英国的雷峰呢！”

　我笑了：“你说你是谁呢？头衔太多了，哪一个比较合适？

　“我是基督徒，是个中国人。”

　“所以你办的杂志就叫《中国人》，所以你特别关心英国的大陆留学生？”

　 光启叔叔点点头。

　“当初到海外，寻过梦吗？”

　“我这人没有梦。离开中国是身不由己，出来后，做过十行，没有一行是我自己要做的。”

　“哇，十行！很精彩吧？”

　他笑了：“你猜第一行是什么？厕所清洁工。”

　 “有没有最光彩照人的一行呢？

　“邵氏电影公司艺术指导，还捧回个台湾的金马奖”

　 我来了情绪，我知道这趟来访“有戏”了。

　（二）

　一九五八年春，光启初到香港，父亲把他带到调景岭，父亲是调景岭难民营的牧师。

　难民营边上有个肺结核病疗养院，叫灵实医院，护士长是位挪威宣教士，父亲托她给光启在医院找份工作。

　院长办公室的人以为光启没本事，让他做厕所清洁工，光启做得很认真，他每天把厕所洗刷得能照出人影来才罢手。

　三星期后，医院开周年大会，需要横幅标语布置会场，可是没人会写。光启在国内参加政治运动时写大字最拿手，他把厕所洗干净后就主动去帮助布置会场。

　 院长陪香港总督来了，他惊讶地望著横幅上那笔漂亮的毛笔字。

　“这是谁写的？”

　“洗厕所的小王写的。”

　院长一楞，“等下叫他到我办公室来。”

　会后，光启走进院长办公室。

　“在大陆，你是做什么的？”院长打量著他问。

　“我是土木工程师。”

　“医院要扩建，你能给我们画图纸吗？”

　“没问题。”

　院长压根儿没想到站在面前的这个清洁工曾经获得列宁格勒最佳建筑设计奖。

　光启的工作地点由厕所换到了院长办公室。

　第六个月，光启坐到了医院经理的位置上。

　光启为难民营设计了四座礼拜堂，他的设计渐渐出了名，许多人都知道灵实医院有个搞建筑的工程师。

　不久，香港恒隆公司给他聘书，开始是让他做管工，一年之后，让他做了工程部总管。

　在恒隆，他也兼做室内设计，他因此而认识了许多艺术家。

　1963年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要拍一部电影《蓝与黑》这是台湾著名基督徒作家王蓝的作品。导演陶秦找到光启，请他做这部电影的艺术指导。

　光启乐了：“我连看电影都外行，拍电影更是一窍不通！”

　“你行。”陶秦的口气不容置疑。

　 光启现学现卖，一年半之后，电影拍完了。这期间，他还参加拍摄了 几部小剧。在演艺圈里，光启如鱼得水，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不是 他的久留之地，他不能影响别人，反倒被别人影响。《蓝与黑》拍完 之后，他激流勇退，又回到了恒隆。

　1966年《蓝与黑》加亚州影展，被评上最佳艺术指导奖。光启这回真乐了：

　“连我都能拿金马奖，看来这个金马奖也没什么了不得！”

　光启的世界灿斓起来了：他在香港建筑界和影艺界都打出了一片天地，鲜花和掌声扑面而来，女明星们众星拱月般地包围了他……

　 就在这时候，未婚妻Martha从英国来信，问他想不想去英国。Martha是光启在灵实医院工作时认识的女朋友，那时她是病房护士长，1961年医院送她到英国念产科，去英国念书前她与光启订了婚，Martha毕业之后就留在了英国。

　光启的心起了波澜，他把心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只能为他祷告。

　这时光霞已经定居英国，那几天明理也在英国，他俩知道光启面临抉择，他们为他祷告了一夜。

　 明理和光霞认为光启必须离开香港，他们邀请光启到英国旅行。

　光启来了，明理立刻从香港把光启的设计图样寄到英国，光霞为他找建筑事务所。

　有家建筑公司同意聘请光启做助理建筑师，薪水只是光启在香港收入的1/5。光启接受了这个聘请，他相信这个安排出于神，神必带领他要走的路。

　光启把在灵实附近自建的别墅送给了医院，口袋里只带了100英磅，就到了英国。

　（三）

　 光启很快引起公司同行的注意，他的设计法很“怪”，他完全不按行规画，可是，人家画一张，他能画三张，英国同行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道哪里培养出这个“怪才”，他们好奇地打听：“你在中国是怎么学的？”

　光启在公司升迁很快，一直升到了Job Architect，对中国人来讲，这个位置已经到顶了。

　 1971年英国经济不景气，公司通知几乎所有的员工自谋出路，老板却愿意光启留下来。恰在这时候，香港恒隆公司来电话请光启回去帮助设计装修一个酒店，随后恒隆给光启寄来两张飞机票。光启向英国公司老板请假，带著妻子Martha回到香港，只半年时间，酒店就做好了。这半年恒隆给他的工资相当于他在英国三年的收入。

　1971年9月，光启带著这笔钱回到英国，他买下了第一家中餐馆，从此，他在伦敦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

　　1972年，他又买下了第二家中餐馆，73年买第三家，74年买下第四家…

　到1978年，他已经在伦敦开了七家中餐馆和一家健康食品店，他的健康食品店后来发展为伦敦最大的一家。

　光启无梦，他从来没有刻意计划什么宏图大志，可是，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带领他，总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注视他，他稍一走偏，那双手就把他拉回来，所以，光启虽十分鲁莽却也没走什么弯路，因为他对神存顺服和敬畏之心。当年他离开大陆时，挎包里一无所有－－不对，也许有几瓶花生油。明理说光启带了几瓶花生油到香港。光启说，“不对，不对，那是另外一次，我省下油票买了八瓶花生油想请人带给妈妈，结果没带戒。我去香港那次，挎包里什么都没有，连我的保密手册都提前一天从广州寄回单位了。”不管怎么说，光启到香港的时候，全部财产至多只值几瓶花生油。

　光启离开香港到英国时，他口袋只带了100英磅。

　现在，光启在伦敦商界站住了脚，他甚至有一间餐馆就开在英国女王家后门口，与白金汉宫在同一条街。

　光启被人看作一个成功的中国人。

　可是明理大哥却对他说：“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何益处呢？”

　光启不服：“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我所有的餐馆星期天都关门，在海外，有哪家餐馆礼拜天为了敬拜神而不做生意的？”

　 明理不再多说，只提醒道：“你要当心。”

　大哥的提醒给光启敲了警钟，他转脸面对神的时候，他才看到自己的亏欠－－这些年顾著赚钱，对神的事倒淡漠了。

　（四）

　 1981年，光启踏上了回乡之旅，短短的旅行很快结束了，可是他的心却难以收回来。

　回到伦敦，他遇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大陆知识分子，仿佛觉得神把中国带到了他的眼前。

　从1965年他就始为中国祷告，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觉得中国远在天边，除了为中国祷告，他不知道能为同胞做点什么。现在，当他神把一批优秀的学者带到海外，甚至带到他的家门口的时候，他意识到，神要使用他了。他开始把心思放到神的事工上来，他参加“华福”的布道工作，特别著重在大陆学人中做个人布道工作。

　他在伦敦买了几处公寓，这是专门为照顾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而预备的，他只收很低的房租，他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在海外体会神的爱，认识神的爱。

　他是“伦敦人民公社社长”，他似乎理所当然地关心大陆学人他们各样的需要，连他们去“瞻仰”马克思墓，Uncle Martin都乐呵呵地做司机和向导。

　1993年，光启自费办了一份中文杂志《中国人》，电脑打字、排版都是他自己做。1994年春节，《中国人》杂志举办春节联欢会，有400多人参加，1995年春节《中国人》再次举办春节联欢会，参加者已超过800人。这两次聚会都变成了福音聚会。

　自从八十年代光启在大陆留学生中做个人布道工作以来，他就开始“收“生意了，到1993年，他陆续把七家中餐馆全部转让了出去，连最大的药房及健康食品店也让了一半给别人做。光启在神面前立下心志：60岁退休全时间传福音。

　1994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光启进入了60岁，于是，他开始走向福音禾场。

　 请看1994年—1995年光启的宣教旅行表：

　1994年7月－－波兰

　11月－－丹麦、瑞典

　 1995年6月－－德国

　7月－－卢森堡、比利时

　 8月－－台北、香港、新加坡

　9月－－中国

　10月－－法国

　 11月返回英国

光蔚光霞的故事

　（一）

　在英国，我一直没有机会采访光蔚和光霞，我对她俩只有一点朦胧的印象。

　让我们再回到巴黎郊外的营地。

　那天下午，会议休息时间，我走进大会书市。光蔚在那儿售书，我指著我新出版的散文集《心之乡旅》：

　“喏，请给我这一本。”

　 她抬起头，微笑起来：“为什么？”

　“我要送给朋友。”

　她递上书，“我送给你。”

　“为什么？”

　“是你的书，怎能让你买？”

　“哦？”我有点惊讶，我以为她不会知道。我的心一下子温暖起来，我很喜欢她微笑的眼睛。

　我递上意大利里拉：“不可以的，要不，我就不要了。”

　她不接，依然微笑著。

　我望著她，执拗地坚持。她终于让步了，很快换算出价格。书市上有十多种外币流通，光蔚应付得很从容。

　光蔚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奉献者，她在英国华侨布道会负责中文教育、书刊、书市工作。

　 我在伦敦采访明理伯伯的时候，他提到光蔚儿时的几件小事，有一件特别让我感动：小时候，光启特别调皮，有一次，他做错了事，受到父亲的痛打，谁也劝阻不了父亲。小光蔚跑到父亲的面前央求道：

　“爸爸，打我吧，不要再打小哥哥了！

　一个甘愿代人受过的小女孩，她心里的爱何其大啊！

　 关于光蔚，我只有这么一点点描写，根本构不成一个轮廓。可是，至少我有一点清楚的印象：一双微笑的眼睛，以及从那里面流出来的爱－－那真是很丰富的。

　（二）

　那么，光霞呢？

　我提到过巴黎郊外的秋林，就是那样的。

　一九五九年，光霞到香港一年半之后的一天，她对明理大哥说：

　“爸爸一直盼望他的孩子中有一个念神学，他期待的是你，我知道你为难，我代你去吧！”

　她辞去医生工作，进了香港建道神学院。

　一天早晨，光霞正在神学院琴房练琴，一位老人从窗外走过，他被那深情的琴声打动了，他停下脚步，默默倾听。他听出一颗心在神面前前的轻轻倾诉，好像一段最真挚的祈祷，打动他的不是那有形的“言语，而是那隐藏在“言语”背后的无形的圣灵的感动。

　最后一个音符停下了。他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个清秀的女孩坐在钢琴前面。

　　“你毕业后到英国来，做我的女儿。”老人央求道。

　女孩笑了。

　这个老人就是英国华侨布道会创始人王又德牧师。

　 1961年，光霞作为特殊学生提前两年从神学院毕业，她答应老人的要求，到了英国。

　 光霞一来就强烈地感觉到这里的需要——这里有许许多多香港女孩，她们都是带著一个美丽的白衣天使的梦飞到英国的，可是，当她们降临这片大地的时候，梦就破碎了。

　英国护士与香港护士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六十年代的香港，护士是极尊贵的“天使”，医院里的脏活重活都由女工做，护士不需要动一根手指头。香港女孩们都很向往当护士，所以，一批批的女孩跑到英国来念护士学校。英国护士却必须亲手做在香港女孩看来只有女工才做的活儿，沉重的压力使这些骄贵的“天使”们身心交瘁，她们不敢写信回去告诉父母，自己又无力承受。许多女孩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光霞来了，她看到这些女孩的痛苦，她的心也痛楚起来，她想帮他们，她深知道，要承担她们的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为她们中间的一个。

　 这一点让光霞十分为难！

　她医学院早毕业了，神学院也毕业了，现在，她却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像女工一样干活的护士学校的学生。

　光霞作出了这个选择，为了把福音传给这些痛苦的女孩，她宁愿舍己。

　 她进了护士学校。

　光霞住在华侨布道会总部的地下室，在地下室她还开了几个房间，每个房间两张床，每到周末，她就请护校学生们住到这里。在这里，光霞成立了英国第一个护士团契，这些女孩子后来大多信了主。

　 光霞是护士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毕业时她获得最高荣誉，凭著这个荣誉，她可以在英国任何一个医院做护士的最高领导。可是，光霞学护士本不是为这个，她依然留在华侨布道会做传道人，从事护士团契的工作。

　 1971年王又德牧师去世，光霞接替他做了华侨布道会总干事，从此，光霞开始奔波于世界各地传福音。

　人们喜欢用她的英文名字Mary Wang称呼她，这个名字在世界各地基督教团体里变得愈来愈受尊重。

　（三）

　 1973年，光霞步上了红地毯，她的丈夫叫江正伟，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会计师。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爱神，也关心神的事工，他义务担任华侨布道会的董事和财务顾问。他清楚知道光霞是一个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愿意和她同行。

　 在婚礼上，光霞收到一份特别的礼物，是明理大哥千里迢迢带来的。

　那是一本装帖精美的信笺，有几十封，都是从前她给大哥的信，日期是1951年到1957年，那是她在中国大陆最孤单，最需要属灵伙伴代祷时与大哥的通信，这些信是她属灵生命成长中一段极其真实而宝贵的记录，大哥全部珍藏了。光霞收到这份礼物时，心里有个很深的感动：她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婚后，光霞根据这些信写了本书：《God's School in Red China》（《在红色中国神的学校》），中译本名为《熔炉》。

　 这是光霞的第三本书。她的第一本书是写家庭的信仰故事，书名为《The Chinese Church That Will Not Die》，中译本叫《古木长青》。

　 第二本是写王又德牧师的故事，书名为《Stephen, The ChinesePastor》，中译本名《善牧良师》。

　六十年代，光霞的第一本书曾经成为西方基督教的畅销书。关于这本书，美国东部曾经发生过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一个美国老太太买了这本新出版的书，她站在柜台边读了起来，她显然被故事深深打动了。

　她偶尔一抬头，看到光霞站在身边。老太太好奇地指著书问：

　“你认识这个女孩子吗？”

　　光霞一看，笑了起来：“我就是她。”

　光霞是个出色的中国女性，神给了她丰富的恩赐，她可以做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医生，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护士长，可以做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也可以做一个出色的作家。可是，当神把这一切的恩赐都给了她，并且对她说：“女儿，选择吧！”的时候她微笑著跪在神国的门口，柔声道：“父亲，请允许我进来做一个使女吧！”

尾声

　忽然，我想起一段关于“霞”的句子：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sunset.

　“Sunset”，是指日落黄昏。

　冰心把这段话译为：

　“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当生命的黄昏降临的时候，什么才使它美丽而丰富呢？

　于是，我搁下笔来，献上一个祈祷：

　哦，我主，叫人间一切的横逆、困顿、沮丧甚至绝望都化为生命的云翳吧，并且请你从云翳中探出脸来，那么，即使有一天我们必须背负十字架走向各各他①，面色苍白却不至于羞愧，因为，你手上的钉痕以及肋旁的朗其诺矛伤都可以作证：各各他的十字架是生命胜过死亡的凯旋门！

　　——太阳升起来了，并且，我们知道，黄昏之后，依然是阳光灿烂的早晨！

　这是一个笔者的祈祷—我愿把它献给这本书中所有的寻梦者。

　　注：“各各他”是耶稣受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