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夢者 我們……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出國潮可以上溯到舊約時代。聖經記載：以色列人住的迦南遇到大饑荒，以色列人的眾子各帶家眷和雅各一同來到埃及。

　想必當年的埃及也如今日之美國：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文明發達……

　雅各帶家人離開迦南無非是想把家搬到好一點的地方住。

　這是以色列民族流浪的開始。

　假如我們稍加留意舊約對以色列歷史的記載，自然不難發現迦南的饑荒只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表面原因，如果我們把這頁歷史整體地讀完，自然不難明白以色列的神為什麼不超越迦南的饑荒而讓祂的子民經歷一場曠日持久的艱難而痛苦的流浪！

　歷史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不能省略的。

　但是，神可以使「過程」富有意義－－無論是針對一個人，還是針對一個民族。

　這就是一個有神的人在歷史長河前與無神論者不同的感慨。

　我們——

　我們曾經是無神論者，我們經歷過一個荒謬的時代，我們因著一場信仰的，或者文化的「大饑荒」而離開東方那片生養我們的古老大地。

　今天，我們漂流到曠野，並且與神不期而遇－－無論多麼不可思議，這是我們生命中一段歷史的真實！ 　 　於是，我們回顧我們所經過的坎坷人生，我們驀然發現了這一切背後的意義。

　於是，我想寫下「我們」的故事……

生命之旅一：出黑暗入光明

人物簡介：

　張敏，女，1951年生於北京。北大荒知青，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法學碩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編輯、記者，曾與蘇曉康合著報告文學《神聖憂思錄》、《活獄》。1992年到俄國，1994年到加拿大，1996年進入美國洛杉磯台福神學院讀神學。

　朱曉明，男，1950年生於北京。北大荒知青，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系畢業，法學碩士，外交官。與張敏同時到俄國、加拿大。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學生。

理想國的幻滅

　（一）

　火車抵達莫斯科站。

　　張敏和朱曉明提著小小的帆布包走出站台。她頭上繫著大絲巾，戴著墨鏡。

　一出站，撲面而來的一幕把她驚呆了：

　一群俄羅斯老頭老太太擠擠挨挨地夾道在路的兩旁，蒼老而木訥的臉迎著蕭瑟的秋風，個個面無表情，兩頰凍得通紅……他們挎著個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手上捧一件拍賣品：一頂皮帽、一件外套、一條乾魚、一隻茶杯……

　這就是張敏兒時夢中的理想國嗎？這就是她少年時無數次憧憬過的俄羅斯嗎？

　張敏好像被迎頭潑了盆冷水，她打了個寒顫，她幾乎沒有勇氣抬頭再望一眼經濟困窘中的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的老人們……

　去俄國，實在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

　八九學運期間，張敏同情並支持過學生，「六、四」之後，她受到黨紀、行政處分和一系列不公平對待，忍耐到1992年，她和丈夫決定離開中國。

　他們住進了莫斯科一幢公寓的十樓。暮秋來臨了，張敏披著厚厚的披肩徜徉於莫斯科街頭，淡藍色的霧籠罩著她臉上的憂郁，前途叵測，兒子還留在北京……她不知道這趟漂泊之路該如何走。

　轉執中的俄羅斯仿佛變成了一個超級黑社會，群族的墮落和掙扎令張敏膽顫心驚：凶殺、搶劫、訛詐、賣淫充斥著俄羅斯。人慾橫流，道德淪喪，為了錢，保守的俄羅斯人也不惜挺鋋而走險……

　俄羅斯仿佛失去了靈魂。

　（二）

　　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的幕僚寇爾森夫婦訪蘇。後來寇爾森是這樣回憶對前蘇聯印象的：

　出訪的最後一天，東道國邀請寇爾森夫婦觀看芭蕾舞。列寧格勒芭蕾舞團是世界一流的，是晚公佈上演的節目是《天鵝湖》。寇爾森高興地把這個消息告訴美國駐蘇聯領事館的陪同專員。

　「也不一定，《天鵝湖》能否演得成還是個問題。」專員如此回答。

　寇爾森以為他在開玩笑。專員向他解釋說：「美國要員到訪，蘇聯官方往往以宣傳舞劇《創造天地》取代當晚正常的節目，目的在抓住機會宣傳無神論」。我已經看了六遍《創造天地》啦！」

　果不其然，帷幕拉開了，《天鵝湖》臨時改為《創造天地》！劇場一千七百多為看《天鵝湖》而來的觀眾竟毫無怨言，平靜忍耐地看完這出乏味之至的舞劇。

　這出劇是取笑伊甸園的。小丑一般的神和威武的撒旦競相爭取人的靈魂。最後一幕，失敗的神一拐一拐地撒退了，剩下獨立自主的人在世界樂園中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

　這個世界樂園的設計師是列寧。（參見寇爾森，《當代基督教與政治》。）。

　今天，這個世界樂園的老人卻必須夾道在莫斯科的出站口，捧著一件舊家當拍賣，他們需要填飽肚子，假如遇到警察，他們個個像兔子一般敏捷地把手上那件東西塞進夸包，然後拼命鑽進上下火車的旅客當中……

　張敏從看到這一幕的那一瞬間起就跌入了一個幻滅的深淵　　她苦心計劃了這次出境，本以為可以撲向光明，卻投入另一個更恐佈的黑暗之中！

　一天，張敏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一個中國青年跑來問路，張敏懂俄文，她幫助了這個小伙子。分手時，小伙子真誠地向她道謝，謝完了卻說：「我不給您留地址姓名了，您也別告訴我地址姓名，免得我一時昏頭保不准去搶了您。我剛被自己認識的人搶了，損失幾千美金，一切都完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也不知道自己會幹出什麼事情來。」

　張敏驚呆了，她愣在街頭，半嚮說不出話來。她目送著小伙子匆匆離去的背影，突然覺得俄羅斯好像變成了一隻「潘朵拉魔匣」，當人們打開匣蓋兒要從中尋找希望時，卻讓災難飛了出來。她害怕極了，到莫斯科沒幾天她就迫切地盼望逃離俄國！

　莫斯科沒有新聞，凶殺、搶劫每天都在發生，假如哪天沒有壞消息，那倒可以成為新聞！

　一天早晨，天剛亮，突然窗外一陣槍響，張敏被驚醒了，她跳起來想看個究竟，曉明一把拉住她：

　「躺下，別動，子彈可不長眼！」

　窗外槍聲嗶嗶啪啪。張敏悄悄躲在窗後往外張望，一個人被抬上了救護車，救護車上的燈不閃了，大概熄了火，顯然，那人死了……

　張敏呆呆地望著窗外，忽然出生個恐怖的念頭：

　「我們能活著離開俄國嗎？」

　　－－……

　她撥通了北京的電話。

　兒子在電話線的那端急切地問：

　「媽媽，你們離開俄國了嗎？我們什麼時候能見面？」

　張敏無言，她根本就不知道今生今世還能不能活著見到兒子！

　經濟凋敞的俄國物價以數十倍甚至上百的速度瘋狂上漲，他們的生活日見拮据，正惶惶不可終日，張敏又意外受到打擊：好朋友因大車禍受重傷，另一位朋友在飛機失事中遇難！與此同時，同單元三家中國人，有兩家在電梯裡被持匕首者搶劫。張敏精神快崩潰了，她突然覺得死亡的幽靈終日在身邊徘徊，隨時可能劫持她！

　她把自己嚴嚴地鎖在房裡，不出門，不聽廣播，不看報紙，不聽消息。她覺得每天的消息都好像一把銼刀，她的神經已經被銼得細若游絲，再銼一下就斷了。她沒辦法擺脫恐懼，「千萬不能死在俄國，我還沒見到兒子，千萬不能死！」這個念頭整天纏繞在她的腦子裡。

　為了轉移注意力，她翻遍身邊所有的書和畫報，卻什麼都讀不下去。忽然，她想到聖經，她對朱曉明說：「幾次請人帶書，怎麼就沒想到把聖經帶來呢？」

　曉明同情地望著她，卻無能為力。他清楚地知道，她已經被絕望和恐懼推到了懸崖邊。

　沒有人比朱曉明更了解張敏－－她絕對不是一個意志脆弱的女人！

　十七歲的時候，在北大荒他親眼看見十六歲的張敏像男人一樣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糧食扛上大卡車； 北大荒的寒風早已把這個當年以滿分考入北師大女附中的女孩磨練得象男人一樣堅韌！

　可是，在莫斯科，她似乎幾夜間就透支了半生磨煉出來的堅韌意志。

不期而遇

　（一）

　在北京的家裡，張敏有一本聖經。也許因為幼年時她跟外公去過教堂的緣故，她對基督教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和好奇心。她童年的記憶裡有一座小教堂，在北京西四北大街路西，是一座紅磚砌的小樓，裡面有老式的木樓梯，五十年代，外公牽著她的手往上爬，腳下的木樓梯咚咚響……樓上是間大屋子，有人跪著祈禱。

　外公說他信耶穌。張敏那時才四五歲，她不懂信耶穌是怎麼回事兒，她喜歡同外公到教堂來，台上總會有人講話，講完話就給孩子們發一個小紙袋兒，裡面有吃的。

　外公是張敏兒時的大朋友，他慈祥而溫和，平日裡總是穿一件深藍色長袍，衣襟磨得有點發亮。在大饑荒的年代，外公在一次平常的睡眠中安然辭世了。

　後來，教堂也關閉了。

　直到「文革」結束，大陸的教堂才陸續開放。

　1985年，張敏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讀研究生，她想寫一篇探索精神病人心靈出路的報告文學，沒想到順著採訪線索又回到了教堂。

　六十年代，張敏的母親因為承受不了走投無路的巨大壓力，精神失常而自殺。母親之死挑起了張敏探索人心靈出路的強烈願望。

　在讀研究生時，她的寫作計劃之一就是採訪精神病人。她採訪了一位患精神病的教授，這位教授失去了愛親人的能力，同時又拒絕親人的愛。他好像活在「活獄」 之中，唯一的安慰是有一個愛他關心他的女兒，他女兒是個基督徒，她的忍耐超出了張敏的想像。張敏很想知道基督教信仰怎麼能給一個女孩如此大的力量？！於是，她買了本聖經，可是，她讀不下去。聖經頭篇《創世紀》讓從小受進化論教育的張敏死活沒法相信；再讀下去，一大堆人名，有活三四百歲的，有活七八百歲的，她漸漸不耐煩，再往後翻，詩篇、箴言，有的話不錯，但更多的話讓她不知所云；再翻，嘩啦啦很快翻到最後，是啟示錄，簡直聳人聽聞！她把聖經擱回書架，再也沒有翻過。哪料到在俄國山窮水盡，什麼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竟然會想到讀聖經！

　幾天後，加拿大領事館通知張敏去，她不得不出門，走到繁華的阿爾巴特街上時，突然有人一步跨到她面前問：

　「你相信耶穌嗎？你願意認識耶穌基督嗎？」

　張敏諤然。在莫斯科中國人與中國人不是萬不得已一般不會互相搭話，在街上，同胞之間偶而目光相遇都帶著明顯的冷漠與戒備。

　「這兒還有中國教會嗎？」她帶著幾分驚奇地問。

　「我們是從美國來的，我們想建教會。」

　「我前幾天還在想，要是能有一本聖經多好」

　「今天晚上就有聚會，歡迎你來。」

　是晚，張敏和曉明按地址找到了聚會地點。那間教會剛剛成立，那天是教會成立後首次佈道會。

　教會給每一位新朋友贈送了一本中文聖經。

　張敏接過聖經的一霎那，腦子裡飛過一個念頭：

　「神了，真是神了，一定有神！」幾天前她想要一本聖經，今天，聖經就送到了她的手上。

　難道上帝聽見了我對曉明念叨的話？為什麼我一出門就碰到了從北美越洋而來只在莫斯科停留三天的牧師？偏偏在那一刻，我偏偏走在那條街上，偏偏在那麼多人中我與他們不期而遇？！

　奇蹟就在這裡出現了。

　昔日相遇不相識，相識不相認的中國人憑著耶穌基督的名字在異國他鄉找到了弟兄姊妹和朋友。莫斯科街上冷漠戒備的目光在這裡根本找不到，每一雙黑眼睛裡流露的都是真誠的愛與關懷。

　這裡是另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極大地震撼也極大地安慰了張敏那顆漂泊的心。

　那天晚上，美國短宣隊的一對夫婦主動和張敏曉明交談，張敏與他們一見如故，她向他們傾吐了滿腹心事，他們緊緊握著張敏和曉明的手，淚流滿面地為他們禱告。張敏泣不成聲，她用微弱的聲音拼盡全力地向上帝呼求：

　「神啊，求你讓我們活著離開俄國！」

　張敏的回憶：

　這一刻的我，僅僅是浩瀚宇宙中一個渺小軟弱的生靈，向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全能造物主敞開心靈之門，伸出求助之手。也正是這一刻，我結束了幾十年不認識神的悖逆，第一次擺正了與上帝的關係。

　從那以後，參加查經班和主日崇拜成了我和曉明每周盼望的美好時光。

　在最初的一個月裡，我們的處境並沒有什麼改變，但似乎一切都變了。遇到新的麻煩時，我的神經好像被修復得粗壯了一些，再挫上幾刀似乎還能受得住；再看他鄉明月時，沒有了『低頭思故鄉』的傷感，心裡迴蕩著『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你的大工遍滿了宇宙中』的悠揚旋律。神的聖靈臨到我，教我學習在患難中忍耐，在忍耐中盼望，在盼望中喜樂的功課，教我學習『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我驚喜地發現聖經內涵極為豐富，遠不止是有能鼓勵人的話語。這本人類歷史上印行量最大的奇書，讓我把幾十年的尋找和失喪作了一次大致的梳理，我才曉得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言1：7）

　我曾痛恨肆虐於世的罪惡，卻不知罪由來。無論被人冠以『理想主義』『憂患意識』還是『唐‧吉訶德式的執著』，反正從來不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需要救贖，且不能自救。

　我曾苦苦尋求真理，嚮往公平正義……卻好像夸父逐日，疲憊於一個又一個更迭的太陽。在『強權與公理』這巨大的不等式面前端詳那歪斜朦朧的等號，哭不出笑不出，收住腳步，踟躕徬徨。聖經告訴我們人都有罪，揭示出人治社會惡性發展的原因。罪人相處，應講寬容；罪人掌權，必須制約，此乃奠定寬容與制約並行的社會相對良性運作的基石。耶穌基督以神的真理救贖人類，作了房角的第一塊石頭。而百多年前兩位學識淵博用心良苦的老人以『剩餘價值理論』為基石而建立的『人的真理』卻導致億萬人頭落地。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我敬仰讓心靈得以自由的神的真理。

　我渴望愛與美善，卻時時被人心人口的惡毒所中傷，因而心灰意冷，常存遁世避人之想。耶穌基督為祂的子民受苦被釘十字架，將天地間至愛至善的完美集於一身。聖父使耶穌復活，並賜聖靈給教會，我們在教會大家庭裡，才得以感受到在基督裡新造的人所懷的愛與美善。

　我曾嚮往潔淨無愧的生活，也為此努力，卻在驀然回首時感慨：『人慾橫流的世道上沒有潔身自好之門』，不願再苦自己，遂作過不少隨波逐流的調整。讀聖經常常一陣陣驚心，省察自己原有的驕傲、利慾、忌恨等諸罪怎樣在往日的『調整』中更加自我放縱，於是漸漸厭惡舊我，誠心悔改，期待著罪得赦免的重生時刻。

　我曾經哀嘆我所摯愛的祖國為什麼如此多災多難，卻從來沒想過為什麼基督教堂林立的國家大都文明發達（當然後現代社會遠離上帝而走向敗壞與這個提法並不矛盾）；也不知道拜慣偶像，悖逆上帝之邦難免成為撒旦邪靈、群魔亂舞的處所，因而理不清欲求古老中華躋身發達社會之列當從何入手。聖經說：『你裡頭的光若是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當今中國社會諸多危機中最大的，莫過於人心靈的黑暗，在崇尚鬥爭，積聚仇恨的社會，真誠易招禍，人們不得不高築起心靈的城府，於是心漸漸剛硬黑暗，在既不想害人又不願被害的夾縫裡生存，學會了『以牙還牙』，難以原諒與寬容。到處充斥著虛偽、仇恨、腐敗、殘暴，而誠實、仁愛、善良、正直等美德幾乎沒有容身之地。這也是數以十萬計海外遊子有家難歸的苦衷之一。

　感謝奇妙的救主讓我在漂泊俄國最沉重的日子裡經歷祂的救恩，嘗到靈性甦醒，豁然開朗的甜美。我又以每日的禱告與上帝直接溝通，把無力負荷的重擔和難以解決的問題，交在祂手上，也求祂鑒察潔淨我的心。『在我呼求的日子裡，他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裡有能力。』（詳見海外校園11期張敏的見證《懸崖邊的躍身》）

　1994年6月6日，張敏和朱曉明終於獲准離開俄國，平安抵達加拿大的蒙特婁市，取得了永久居留權。

　這年的聖誕節，張敏受洗。

驀然回首

　（一）

　在蒙特婁晴朗的天空下，張敏回首四十多年來自己經歷的坎坷人生，她驀然發現這是一場漫長的光明與黑暗之戰，她每一次痛苦的掙扎都為了掙脫黑暗，撲向光明。

　張敏對黑暗的恐懼最早始於少年時代。

　小時候她本來是個明朗的女孩子，她的成績好，學校開家長會，老師總是拿她的成績展覽，所以，一開家長會，外公就和媽媽爭著去。

　媽媽覺得女兒是自己的，這份光榮不能讓外公搶去，她常常指著外公的長袍說：「你看，油漬斑斑的，怎麼好意思去給敏敏開家長會？！」

　她是媽媽心中的太陽，媽媽30歲生下她，為了她，媽媽辭去了工作，媽媽的夢都系在她的身上了。

　可是，後來媽媽聽人說，出身不好的孩子成績再好也上不了大學。媽媽很憂傷，她不止一次地問女兒：

　「敏敏哪，要是你長大了不能上大學，你會怪爸爸媽媽嗎？」

　張敏還小，她不懂媽媽的心事。

　後來，媽媽精神失常了；後來，媽媽默默離世了。媽媽死時，張敏十五歲，她明白了媽媽的憂傷，因為，她已經知道自己不屬於光明的世界－－她是「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弟不一樣，光明是他們的，她必須脫胎換骨，才可能爭取光明世界的接納……

　媽媽死後，她不敢戴黑紗去學校，媽媽是自殺，自殺就是「與人民為敵」，她不敢讓同學知道媽媽的死，每天上學時，離學校好遠她就把臂上的黑紗摘下來藏在書包裡最底下的地方。放學之後，快到家門口，她四顧無人，才敢把黑紗重新戴上，不戴黑紗，爸爸會傷心。

　黑紗就是媽媽，黑紗沉重地壓迫她，她想掙脫，又不忍掙脫，因為那是生她、養她、愛她、為她付出一切的媽媽呀！

　媽媽死後，「文革」進入了血腥時期。張敏屬「黑五類」子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五類」學生整「黑五類」學生，「紅的」擁有打人的權力，「黑的」是被打的角色，一條行李繩把十個女生的脖子一個繞一個地捆在一起，墨汁、醬糊從她們頭上淋下來，拳頭也劈頭蓋臉地落下來……十個少女的美麗和尊嚴被同年齡的另一批少女蹂躝得慘不忍睹。　

　「說，『我是狗崽子，我該死！』」

　張敏低垂著頭，她緊緊咬著嘴唇，死也不肯罵自己「狗崽子」。

　「我要跟著黨和毛主席幹革命……」張敏虔誠地抬起頭，她的話還沒說完，就被一聲厲喝打斷了：

　「你媽媽呢？說！」

　她渾身一顫，那個可怕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

　「媽媽死了。」她臉色蒼白，聲音嗡嗡地。

　「怎麼死的？！」

　「自……自殺……」她顫抖著，手腳冰冷，她默默閉上眼睛　　黑暗壓過來了……

　此後很多年，她懼怕任何的黑色，甚至不敢穿黑衣服。

　她渴望光明，渴望脫離一切黑色的記號被光明接納。

　她願意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1967年她初中沒畢業就主動報名下鄉，師大女附中第一批下鄉的學生有二十名，十人去內蒙，十人去黑龍江。張敏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她去了黑龍江的北大荒。

　火車隆隆地離開北京火車站。

　張敏擠在黑壓壓的下鄉知青中間，她默默望著窗外，荒涼的原野飛一般掠過，天色暗了下來。

　車廂裡有人哭泣，有人唱歌，有人高談闊論，有人沉默不語。

　 張敏默想著一段往事：

　很小很小的時候，她聽過東北一個地方的名字：興凱湖。那時候外公還活著，鄰居老奶奶有時候找外公寫信，她口述，外公寫。信是寫給老奶奶女兒的，老奶奶的女兒在興凱湖勞改。在張敏童年的印象裡，興凱湖是一個好遠好遠的地方。

　火車到站了。暮色蒼茫，知青們被分散到不同的地點，張敏隨一撥人到達指定農場，那兒離興凱湖不算遠。

　從此，她在那兒擺了十年的「青春奠」。

　為了被光明接納，張敏拼命改造自己。

　　無論身體有什麼不適她都照樣下農田，扛大包！並在勞動之餘，遍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著作。在北大荒十年，她十年沒有回北京過年，第十一年回北京過年時，父親已經離開人世。

　如此脫胎換骨地改造到第七年，她身上「黑色的印記」才被勞動的汗水和痛苦的淚水洗刷乾淨，「光明」這才肯接納她：她入了黨，當了兵團幹部。

　第十一年，知青大回流，他們再次潮水般地湧向火車站，車廂裡擠擠挨挨地塞滿了當年從城裡被打發下鄉的學生　　當年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如今有的拖兒帶女，有的孑然一身，除了臉上的蒼桑和生活的重擔；他們幾乎一無所有！

　回城後，他們被拋到被人遺忘的角落　　在城裡他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她被分配到中學看大門。上課鈴響了，學生們進了教室，操場上只有鳥兒飛來飛去地唱歌。張敏獨自坐在傳達室裡苦澀地望著教室：歷史為什麼和我開這樣尖刻的玩笑？能讀書的時候，趕我們下鄉，回城之後，卻只能坐在這裡看別人念書！

　　由於回城太晚，七七、七八年大學招生已經錯過，只剩下夜大招生了。張敏要考夜大，可是學校不給開證明，理由很充分：「你的專業不對口。」

　張敏苦笑著問校長：「我是個看大門的，您看全國哪所大學有和我對口的專業呢？

　生活嘲弄了她，如今她也學會了嘲弄生活。

　校長無言以對。她的女兒也是回城知青，她明白張敏的苦澀，最後，她給開了同意報考的證明。

　張敏苦熬著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讀了五年夜大，拿到大學本科文憑，當了教師。

　　1985年張敏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研究生，大學校門里終於有了一個屬於她的座位，那年，她三十四歲。和那些年輕的研究生一起走進教室的時候，她感到無限的欣慰。

　哦，終於可以告慰爸爸媽媽的亡靈了！

　她覺得自己衝出了黑暗，光明接納了她，並且補償了她在黑暗中曾失去的。她不再懼怕黑色了　　她是得勝者，她穿上了黑色衣服，頭上繫著黑色髮帶……她給自己在黑暗中的掙扎與恐懼畫了個句號。

　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逐漸深化，桎梏一道一道地被打碎，中國有了轉機。「國運」一轉，過去的「賤民」－－「黑五類子女」的命運也有了轉機，政治咒符解除了，張敏滿懷著光明的憧憬。

（二）

　在大學校園裡，張敏回顧過去十年走過的路，更清楚地看到一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悲涼：當初年輕學生懷著改變中國「一窮二白」面貌的心願奉獻青春，青春奉獻了，國家也沒富強，一代人成了犧牲品，多數人回城後成了社會的棄兒。張敏是知青中少數搭上「最後一班車」讀研究生的幸運者，她格外珍惜現今的機會，對中國的改革，她有強烈的參與感。

　1984年，中國官方開始「清除精神污染」，八五年到八六年又開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改革的潮流中，這是一股潛藏的逆流，張敏感到不安，無論如何，她不希望過去的黑暗捲土重來，她願意和中國當代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以真誠的呼聲與這段不和諧的背景音樂抗衡。

　八七年張敏畢業，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

　87年1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成立了「午間半小時節目」，這個節目的靈魂人物是詩人邵燕祥的夫人謝文秀－－她是中國最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之一，她一生的願望就是讓廣播節目走進人的心靈。

　午間半小時節目一開播就收到聽眾的好評，它以「午餐桌上的話題」來探討人們最關心的問題。節目風格舒緩、真誠，貼近心靈。

　節目組有十幾個人，大家懷著共識：用細雨潤物的方式影響社會人生。

　張敏加入了「午間半小時」節目組。很快，她就嚐到了美好追求中的苦澀：節目組同仁個個都要學習「打擦邊球」的藝術。新聞在專制政體下不可能無所顧忌地說真話，「話題」中有太多敏感的「禁區」，稍不留意，一「球」出界，就有麻煩了。有時候節目剛剛播出兩分鐘，中央辦公廳就來電話警告了：「你們剛才那句話不合適……」

　每過一段時間，「上頭」就有一張單子下來，上面羅列了一大堆「禁區」，諸如：知青問題不能談，知識分子待遇問題不能談……

　上頭的限制越來越多，大家明明看到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明明知道推遲這些問題的解決會引起更嚴重的後果，可是，就是不能談！

　張敏深切感受到改革中的阻力，她多麼盼望中國人能夠在陽光下自由地傾訴，她多麼昐望那些受傷的心靈能得著愛的撫慰，可是，她無力擋住光明中重新捲來的烏雲，她甚至沒有勇氣開啟那些盼望答覆的聽眾來信……

　1989年，爆發了學運。

　學生提出的口號之一是「新聞自由！」

　1989年5月17日到18日，這是共和國新聞史上值得紀念的兩日，中國新聞界獲得了兩天自由！第三天，戒嚴令下達。

　　「六、四」之後，張敏對中國當政者失去了希望，她忍耐了三年，最後在百般無奈中選擇了離開。

　沒想到，在漂泊海外最黑暗的日子，她遇見了神，當她撲向神的懷抱時，她裡頭一下子就亮了，她這才真正衝出了黑暗，進入了光明境界，這光明誰也奪不去。

　1996年3月，張敏來洛杉磯參加遠志明策劃的「上帝與中國」研討會，我們又見面了。

　張敏高興地告訴我：「朱曉明去溫哥華念維真神學院了。」

　我驚訝極了，記得一年前我見到張敏時她的先生還沒信主，朱曉明雖然熱心去教會，但他過於理性，張敏以為曉明信主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他跑得好快，怎麼信的？」

　「我也說不清。我帶回家王明道、宋尚節的傳記，他搶先看了，他看過的書都長了頭髮。」

　「長頭髮？」

　　「插了好多書簽，就跟書長出了頭髮似的。後來，有一天他自己跑去對牧師說要受洗。」

　「就這麼信啦？關鍵的一步怎麼躍過的呢？」

　「他說，不信神是災難之源，信神是人的本份。」

　我點頭，我感到十分欣慰。

　朱曉明是與張敏搭同一趟火車去北大荒的知青，也是搭「末班車」上大學的幸運者，他是胡績偉的研究生，研究過各國的新聞立法。1989年他參加了新中國第一部新聞立法的起草，可是初稿出來後卻無人理睬，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室的牌子都被摘了。他報國無門，也不甘心寫「御用文章」，於是，離開社科院去做外貿外交工作。

　過去的荒謬時代會不會再來？共產黨自己有沒有力量結束專制統治，把中國帶進自由民主？這是他「六、四」之後最深的憂慮。

　中國的病根兒在哪裡？出路在何方？他思考了多年，直到他找到了神，才找到答案。

沐浴著主耶穌的光……

　　離飛機起飛時間只剩40分鐘了，遠志明要送張敏去機場，可是我們的採訪還沒結束。張敏 匆匆提了－－行李，我們一起上了遠志明的車。

　我忽然閃過一個念頭：也許飛機推遲起飛。

　汽車駛上高速公路，往機場急駛而去。

　「還剩最後一個問題」，我抓緊時間問，「你為什麼要念神學？神給你的託付是什麼？」

　張敏沉默了幾秒鐘：「我還沒想清楚。我想念神學院，只是想有一段時間安靜下來好好讀神的話……

　「你的異象，神沒給你異象嗎？」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這個問題不可能沒有答案，可是，時間來不及了。

　最後25分鐘，遠志明幫張敏提著行李衝下車往候機室跑去，他的車停在臨時下客的地方，我留在車上。十幾分鐘後，有人輕輕敲車窗，我抬頭一看：張敏和遠志明一道回來了　　飛機推遲兩個半小時起飛。

　「神不讓你走，因為你沒有回答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我高興地打開車門。張敏跨上車，她很興奮：「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告訴你。剛剛在車上，你追問我：「你的異象呢？神給你的異象是什麼？」眼前顯出一幅畫面：從天而降的大光，把全地照得通亮，一無黑暗。我、我們午間半小時節目組的同事，以及我們的億萬聽眾一起站在中國那片古老的大地上，沐浴著主耶穌的光，在祂的光裡，中國改變了，我們都改變了……」

　哦，我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我趕緊低下頭：「哦，我的主，我的主，這一天還遙遠嗎？」

　突然，一直沉默的遠志明開口了：

　「昨天夜裡，我做了個夢：一輪很大很亮的太陽升起來了，是在半夜，人們都在睡覺，可是太陽向我撲來，我看見了那顆太陽，可是旁邊的那些人卻沒有看見，我回到了中國……

　一霎那，我們都安靜了下來，太陽從車窗外直射進來，我們都沐浴在明亮的光裡……

生命之旅二：從文化流行符號到有命題人生

人物簡介：

　丁果，男，1958年生於上海。1982年畢業於上海師範院歷史系，留校任教。1984年到日本東洋文庫做研究員，85年獲東京主教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學位，87年進入博士課程，89年進入博士論文寫作。1992年放棄博士論文答辯而進入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念神學，94年畢業。目前在明報任編輯。

漂泊人生

　1994年8月5日世界周刊上有篇香港記者宋丹丹對丁果的報導，標題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丁果》。這個標題挺吸引我，此前，我零星讀過丁果的幾篇文章，感覺他的領域很廣闊，可是，我不太了解丁果其人，於是，我認真讀這篇報導：

　「記得去年11月陳卓愉被加拿大總理克里靖委任為聯邦亞太事務部部長不久，我曾打電話到他家，鄭重其事地向他推薦丁果。

　我認為至少在咱們BC省，像丁果這樣對亞太、尤其是對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經濟、高層政治狀況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利害關係發展進行過長期追蹤研究的人並不多。而在此基礎上，他還能不斷提出自己獨到見解，包括某國對某事應採取的對策。

　後來，陳卓愉大約沒有約見丁果，而丁果也跑到BC大學的維真神學院做基督教研究生去了，讓許多朋友大吃一驚。

　丁果沒能人盡其用，只好繼續紙上談兵。

　其實，這十年他一直沒斷寫作，無論他身在世界什麼地方，思考和寫作成了他生命一部份。他在名片上自冠的頭銜就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

　他的主要陣地在中國（大陸引者法）、香港、台灣、日本和美國的學術雜誌及報刊上……算下來，他發表的論文和評論文章已有數百篇了。

　最近，他又在研究全球華人的政治融合和文化整合問題　　從華人共有的精神危機出發，探討通過文化整合培植華人的全球意識，使在現代化生活活中的華人確立起一種新的超越歷史、地域、政治、風尚和習慣差異的中華民族之定位。」

　讀到這裡，我矇攏感覺到丁果有點自命不凡而且把自己弄得好沉重。果然，報導的後面有段丁果的自我表白：

　「我在這俗世中擁有的最大財富就是我這漂泊的人生。從東方到西方，也許將來再回到東方，我一直在尋求跟所有的人對話，跟世界對話。而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後面都有一種人類共通的東西。找到這種東西就找到了人類的希望，以及人生的價值。」

　丁果是學歷史的，可能比別人多一點歷史的沉澱，所以，既使能夠瀟灑地流浪，也比別的流浪者多了些牽掛。好像為了印證我這個感覺，那篇報導的下面附了張丁果的照片：他坐在古老長城的殘垣上，背後是莽莽群山……「背馱著長城的流浪者！」我想，這大概就是丁果吧！

　後來，我們通了電話。直到96年3月他來洛杉磯參加「上帝與中國」研討會，我們才見面。

　研討會前幾小時，遠志明帶別的與會者看海去了，我把丁果留了下來。我想把他寫進這組神學生的故事。

　丁果沒有故事，他一開口就是層出不窮的思想，這倒把我搞「沉重」了，我沒法把「思想」轉化為「情節」。

　「丁果，講點故事吧！」我停下筆。

「嗯……」他略一沉吟，話題一轉，「就說說我的自我定位吧！我在哪裡？」他的眼睛在鏡片後一閃，然後，盯住一個方向：

　「1966年，造反派抄我家，給我衝擊很大，我才八歲，卻一下子發現人分兩類：一類人操縱別人，另一類人被別人操縱，自己無能為力。我本來是個自我主張很強的人，那一天，我發現「我」沒有了，我成了別人手上的一件東西。

　上了中學，我極力表現自己，我學習好，滿足了老師的心情，老師千方百計讓第一批加入紅衛兵，75年轉為共青團員，我後來當上了團支部書記。畢業時，面臨上山下鄉，我想當兵，老師說：你應該在政治上表現更積極些。潛台詞是：越不想下鄉越要表示堅決要求下鄉－－這是政治表現。我一下子看到政治的虛偽，純碎是交易。後來，我去了上海遠郊農場。我想讀大學，農場要我紮根，大學招生時，領導不讓我去，我曠工，躲回上海複習十天，考上了上海師範學院。

　上了大學，『自我』意識抬頭，相信『自我』追求可以改變命運。但畢業分配時，『自我』又很無力，好像又變回了抓在別人手上的一件東西　　往哪兒擱根本由不得這件東西。

　我考研究生，分數考得不錯，但沒被錄取。學校知道了我的考分，讓我留校，我教亞洲史，是文科教師中最年輕的一個，我很得意，分配時的無力感沒有了，『自我』再次得到肯定，而且，趨向『無限』，我開始憂國憂民。

　我邊教書邊研究中國的現代化為什麼沒有成功，我把日本作為參照物。

　中國的現代化搞不成功有文化、制度、人的關係這三方面的原因，中國近代史就是挑戰與應戰的模式：西人進來了，船堅炮利，迫使我們富國強兵，開始一個現代化過程。可是，我們沒有把人放進去，也沒有把制度帶進來。日本人把西方的制度拿進來了，它引進了民主制度，也引進了管理制度，它講權威，也講個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它重視人在現代化中的作用，重視中長期的戰略策略研究，日本的大企業和政府部門往往不惜重金，長期養著一批思想戰略家。我對日本的制度很欣賞，84年，我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日本東洋文庫作研究。

　到了日本，我才發現，日本的制度是好的，但是，人卻沒有地位。

　我認識一位醫學教授，他是日本的『精英』。有一天，我們一起聊天，他得意地說：

　『我每天下班後還有各種應酬，回家總要到夜裡一兩點鐘，我太太在我回家之前從來不敢洗澡睡覺。』

　日本女人絕對不能在丈夫回家前洗澡，日本的浴盆是桶式的，洗澡時把水舀出來往向身上澆，丈夫沒回來，妻子和孩子一般都不能先洗。這位醫學教授回家太晚，孩子等睏了，有時候他太太就給孩子先洗，安排孩子睡了之後，她一個人等丈夫回家，還不能有任何怨言。

　在學校裡，我親眼看見高年級學生打低年級學生，低年級學生一邊挨打一邊『嗨，嗨』地點頭。

　我帶太太去餐館，服務員上菜是跪著上來的。

　我真吃驚：日本一方面有高度的現代文明，另一方面卻極端落後。我問日本同事：『你們這樣做是為什麼？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他們很驚訝我問這樣的問題，所有人給我的回答都一樣：『我們從來沒想過你問的問題。』

　日本現代化了，但是『人』沒有了。我看到日本在走一條『物化』的路，制度的合理並沒有給人合理的定位。中國在走以日本或以西方為參照，追求現代化，實際也是一條『物化』的路。在這條路上，人失落了『自我』。

　可是，我自己也是在走一條『物化』的路，連我的『憂患意識』都塗上了『物化』色彩，我從國家民族的功利出發，強調制度的效率，數字的管理，技術的先進，從這些層次上追求現代化，忽視了人。人沒有了，現代化還有什麼意義？我處在一個掙不脫的矛盾當中，一方面渴慕現代化，一方面又不甘心被『物化』，我無奈地掙扎，沒有力量超脫。我不知道，人的定位住在哪裡？

海灘上的沙器

　日本電影《人証》中有首著名主題歌：草帽之歌。歌詞大意是：

　「媽媽，我把你給我的草帽丟了，我不知道丟在了哪裡，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日本另一部電影《沙器》出現這樣的鏡頭：沙灘上，一個孩子認真地堆沙，也許，他想推一個想像中的城堡，沙從指縫間汨汨漏下，他堆得很專注，不知道堆了多久，他終於堆起一個沙器。孩子拍拍手，滿意地欣賞著自己作品。忽然，一陣海浪湧了過來，霎那間，沙器被衝倒了，悄無聲息地流回大海，孩子呆呆地望著沙灘　　那兒已經一無所有……

　「媽媽，我把你給我的草帽丟了，我不知道丟在了哪裡，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生命的沙鐘沙沙落下，時光從指縫裡漏走了……

　突然，有一天，丁果發現自己就是那個堆「沙器」的孩子。

　在日本，他發表過很多文章，他從宏觀的角度評論政治、國家關係。以及民主國家專政，他抨擊社會時弊，尤其日本傳統和社會問題，弄得日本官方一直在查找誰叫「丁果」。他生命的意義完全在於寫作之中，「文章」是他的「沙器」，這個「沙器」卻被人生的海浪衝倒了：他的文章並沒有為社會問題找到一個合理的處方　　在中國，他看到人在不合理制度下的無力，人成了「非人」，於是，他追求制度的改變。在日本，他卻看到人在合理的制度下依然無力，人依然是「非人」。 　 　人在哪兒丟失了「自己」呢？人又到哪兒去找回「自己」呢？

　丁果沒有答案。

　1989年丁果在日本修完博士課程，帶著論文提綱到加拿大探親，他的妻子88年從日本轉到加拿大溫哥華念書，丁果打算在溫哥華完成博士論文。

　一到加拿大，丁果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失去了自己。

　在中國，他是大學教師，他要為中華民族找出路；在日本，他是研究員，雖然有文化衝突，但憑著他的日文功底，他可以打入上流社會，打工都是高級『工』－－給日本的精英做翻譯，並且他還要為日本社會指出問題A.B.C。

　到了加拿，他一切的優越條件都沒用了，他不懂英文，連去銀行都得妻子陪著。

　一天，他鼓起勇氣自己去銀行，那家銀行牌子上寫明有國語服務，丁果走近櫃台要求使用國語，一位小姐出來接待他，一開口竟是廣東話，丁果氣得奪門而出！

　他發現自己一無用處，自己不過象個文化流行符號，在社會潮流中隨波逐流，這個符號一旦離開潮流，根本就讀不出意義！

　丁果再次徹底失去了「自我」。

　「我是誰？我生命的意義在哪裡？」丁果第一次想到問自己，可是，他沒有答案。

　「我自己問題的A.B.C.還沒解決，就想去解決民族的A.B.C.？」他自嘲道。

　問題他的生命進入了沉澱期。

　妻子帶他去查經班，她在加拿大學醫，她信了耶穌。

　 丁果在加拿大因為語言不通，正憋著一肚子氣無處發洩，這下，他意外地發現了一塊挑戰的陣地。

　有人禱告了，他坐在旁邊觀察，然後，也閉上眼睛。

　禱告完了。

　丁果環視著大家：「剛剛我閉上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你們是否看見，我很懷疑。」

　基督徒們面面相覷，然後，寬容地一笑。

　丁果卻不肯「暫停」。

　牧師講道，他仔細聽，牧師講完，他舉手提問。他問得刁鑽古怪，牧師和基督徒常常不知如何回答。他們平靜而誠懇地承認：「你的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回去再想想……」

　丁果很得意：「這些人怎能傳道？還不如讓我去傳呢！」

　回家後，那種得意感就不見了。「怎麼這些人一點不覺得被我冒犯？他們不知道就說不知道，不急不惱也不動搖，他們的信仰怎麼這麼牢靠？」

　他忽然覺得自己輸了，至少，在氣勢上自己輸了。這種感覺很糟糕，可是，到了周末，他還是照常去，照常找人辯論，照常做「白天的勝利者，晚上的失敗者」 （到晚上，他總是覺得自己輸了。）

　一天，一位年輕的加拿大宣教士帶了一卷中文版錄相帶《耶穌傳》給丁果看，她不懂中文，卻陪著丁果看，邊看邊流淚。丁果很感動：為什麼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國人陪我看幾小時的中文錄相，還看得流淚，她圖什麼呢？丁果看完了，覺得耶穌這個人不錯，講話也有道理。可是，他最不喜歡耶穌那句話：「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丁果最不喜歡別人「實實在在告訴「他，他習於「實實在在告訴「別人，他正是為了實實在在告訴別人才出來流浪的。可是，他走到了人生的曠野，他不知道要往哪裡去。

　他在孤獨中思考，在徬徨中尋找出路。卻發現自己找來找去都圍著「自我」轉圈兒：從沒有「自我」到找到「自我」再到失落「自我」。從東方到西方，少年到成年，他轉了一圈兒又回到了「原點」：還是沒有找到生命的位置。

　丁果感覺走到了盡頭，除非有一個突破，否則，徒然循環毫無意義。

回到合理的關係之中

　上帝把丁果帶到加拿大，讓他進入生命的「曠野」，是為了讓他有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

　丁果要尋找生命的位置，他在制度中找不到，在「自我」追求中找不到，可是在教會裡，在那些辯不過他的基督徒中，他卻發現他們對這些問題有肯定的答案。於是，他打開聖經，他想知道一千多年前那個沒讀過書的拿撒勒人耶穌實實在在告訴了人們什麼？

　當他放下理性的驕傲，帶著一顆尋找的心來到耶穌面前的時候，他就真的找到了答案！

　生命的位置不在生命的關係以外，生命的意義也不在生命的關係以外，從外面尋找滿足裡面的東西，從外面尋求解決裡面問題的答案是荒唐的。

　神的光照進到他心，他的裡面亮了，他突然發現自己實實在在是個罪人，而且，不能自救——知識、制度、現代化都不能救罪人，這不是理性的豁然開朗，是良知的幡然醒悟。理性令他驕傲且詭詰，理性教他在高尚的憂患意識中逃避自我詰問，以國家民族問題的A.B.C.替代對個人問題A.B.C.的審視，以救國代替救人，以審判歷史與社會代替審判自己，並且從中獲得虛偽的崇高感。而良知卻讓他謙卑誠實，良知教他正視自己的內心，於是，以前輕輕滑過去的罪此刻全部清晰地呈現了出來：驕傲、狂妄、嫉妒……甚至潛在的未曾有機會表現的罪都不能輕輕躲過。他忽然想到，八歲那年，造反派來抄家的時候，自己雖然沒有公開與父母 「劃清界線」，但內心深處卻隱藏著對父母的埋怨，只是那時還太小，沒有足夠的誘因或沒有足夠的力量表現出來罷了。

　對罪的認識是丁果人生的一個飛躍，這個飛躍使他脫離了原先追求的「自我」框架，而進入一種新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他找到了生命的位置：他是受造者，他與創造者之間有必然的聯繫，當這個聯繫中斷時，生命就失去了方向，而回到這個聯繫之中，就自然回到了合理的位置之中。丁果是個以理性思考見長的人，但是，在信仰的追尋中，最初的阻擋是理性，最終的答案卻超越理性，若緊緊抓住理性不放，他永遠不可能找到答案。

　丁果在理性上說不清楚怎麼從信仰的「挑剔者」變為「順服者」？他也說不清究竟怎麼就信了耶穌？他只是不可言喻地經歷了一種生命關係的調整和回歸，當他回歸到耶穌面前的時候，他的心靈告訴他：這就是答案。

　1992年丁果接受了耶作為自己生命的救主，1993年10月，丁果在加拿大受洗。

　信主後丁果立刻面臨一個困難的選擇：回日本進行博士論文答辯，還是放棄答辯進入加拿大維真神學院念神學？神為他預備了念神學的一切條件，但最後要他自己作個選擇。

　丁果和妻子迫切禱告，求問神的旨意。丁果真正看到了自己的無力：連在東京和溫哥華之間作選擇都拿不定主意。禱告之後，他倆覺得留下來更有利於事奉神，於是丁果就把快到手的博士學位放棄了（他的論文已有一部分在日本、台灣、大陸、美國發表了），93年9月，丁果進入維真神學院念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　

　95年4月，丁果修完碩士課程，他盼望做個全職傳道人，但是神沒給他開這扇門，於是，他放下自己的計劃，接受明報的聘請，先做資深記者，後來做了副刊編輯。

　丁果是一個帶職事奉的基督徒，他清楚事奉神不在乎位置在哪裡。他說生命的意義不在於為自己在世界上找個立足點，而在於尋求和靠近超越這個世界的終極關懷。

　這個終極關懷是丁果個人生命的需要，也是中華民族的需要，所以，丁果將來有一天可能還會回到東方，回到當初流浪的起點，那裡有號稱具有五千年歷史的燿闌文化，但這文化卻孕育出一個在信仰上流浪了數千年的民族。

　丁果認為改變中國文化比改變制度更重要，因為文化比制度更能長久而深遠地影響人心，中國文化沒有寬容和懺悔精神，所以，中國人對人不寬容，對神不懺悔。丁果盼望將來有一天，中國文化能死而後生，真正以一種嶄新的精神呈現於東方，這個嶄新的精神必須以基督的思想為靈魂。

　這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路，但是，上帝已經差派一批人出發，丁果只是其中之一。

生命之旅之三：跟著崇高的感覺走

人物簡介：

　夏訓智（又名夏長策），1950年生於武漢，曾做過工人，武漢國畫院職員。1978年移民香港，klf 自由畫家，明報月刊專欄作家。1990年到美國，91年進入紐約City College攻讀藝術碩士，94年畢業，獲藝術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際神學院念神學。

跟著崇高的感覺走

　（一）

　晚會進行到零點。報幕員走上台：

　「下一個節目，詩朗頌《帶給你　　神的杖，神的竿》，作者，夏訓智。

　「當聖樂響起的時候，

　當聖靈充滿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的思緒和著太平洋的風。

　 吹向大洋彼岸的故土。

　 一別經年的祖國啊！

　…………」

　我坐在下面，我感覺到一種久違了的韻律在流動，我一下子形容不出來，可是我分明可以肯定，那是我曾經經歷過的一種很崇高的情感。 　 　　「我們每一個在外遊子的心，

　 無論是春去秋來，

　我們都翹望著你。

　我們中間有來自塞外的姊妹

　暟暟白雪覆蓋的仍是給大火燒毀的

　長白山上的

　殘枝敗葉嗎？

　這兒有來自京城的弟兄，

　長安街上坦克車輾出的斑痕

　是否已經褪去？

　這兒有來自中國各地的兒女，

　混濁黃河水是否漫過堤壩

　吞噬著田裡的莊稼？

　與長江上空明月相伴的

　可仍是那淒楚的鄉曲？

　……

　憑高山絕嶺，看煙雨流雲，

　觀蒼山落日，聽大海潮汐，

　每一景都閃著故土的蹤影，

　每一情都伴著纏綿的思鄉曲。

　然而我們最牽掛的，

　卻是我們同胞的心，

　他們的心是否已連上永生的源頭，

　他們的腳是否已踏上主的救恩路？

　……」

　這是1995年的最後一夜，神州團契在加州郊外的山上舉行福音營，全場上有三百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學者。山下，萬家燈火；山上，只有這裡亮著一抹燈光。

「當聖樂響起的時候，

　當聖靈充滿我們心中的時候，

　一別經年的祖國啊！

　我們這群海外遊子，

　不會帶給你俗世的智慧，

　不會帶給你無愛的宗教，

　帶給你的是耶和華的杖，

　耶和華的竿，

　耶和華的真理，

　耶和華的慈愛！」

　……

　會場突然沉靜了下來，三百多人默默起立，牽起手，牆上打出了字幕：

　「我的中國心」

　「長江，黃河，億萬靈魂，在我心中重千斤……」

　歌聲海濤般洶湧著，奔騰著，三百雙手緊緊握在一起，傾刻間，會場上掀起一股地動山搖的力量。

　遠志明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他跳上講台，接過話筒：

　「在這個時刻，讓我們為中國禱告－－」

　　親愛的天父，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在1995年的最後一刻，我們這群身在異鄉的中國人，為著我們的祖國，為著我們的親人，為著我們十二億的同胞，一起用我的心靈和誠實向您祈禱……

　三百多雙手高高舉了起來，祈禱聲鋪天蓋地滾滾而來，1996年的鐘聲敲響了！

　三百多人流淚滿面遙望中國：

「帶給你－－神的杖，神的竿……」

　我驀然抓住了那熟悉的韻律－－那韻律帶著崇高的情感，我猜想，這首詩作者可能經歷過一個「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時代，否則，不會有這樣一種激昂的沉痛。

　後來，我見到了夏訓智，果然，他經歷過「文革」，他最初對崇高的追求恰恰始於這場「革命」。

　一個追求崇高的人，早晚會遇見神。

（二）

　十三歲，夏訓智還沒有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可是，他已經在世懵懵懂懂地追求崇高感了，他敬仰領袖，他畫了很多毛澤東像，畫得不錯，從小學二年級他就學畫了，畫到「文革」，他已經可以像樣地把心中的「偉大領袖」畫出來了。為了追尋這位「偉人」的腳蹤，1966年他步行從武漢去了井岡山。

　他才十六歲，跟在一批從東北來的大學生的後面往井岡山出發，這支隊伍叫「長征隊」，這是一次真正的長征，他們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走，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把當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點燃起來。

　幾天後，長征隊到達江西修水縣，這是老革命根據地，山清水秀，卻貧困而閉塞，長征隊到達前，這裡一片寧靜。長征隊一來，修水縣就被鬧得天翻地覆了。第一天，他們把縣長抓出來遊街，並且派宣傳隊到縣委、縣政府宣講中共中央關於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社論，組織當地群眾造反、奪權。一時間修水縣造反派、戰鬥隊紛紛登場，大字報滿街都是，「文革」烈火一下子就被點起來了，長征隊大獲全勝，於是離開修水向永新縣進發。到達永新，他們如法泡製：揪當權派，發動革命群眾造反、奪權，「火」燒起來了，他們就向下一站出發。

　長征隊員們個個腳上磨出了水泡，可是沒一個人掉隊。他們都有一種光榮感：這是當年紅軍走過的路線，他們是踏著紅軍的腳步走。最後，長征隊終於到達井岡山下。

　 暟暟白雪覆蓋著這塊「革命聖地」，隊員們帶著「朝聖」的心情互相攙扶著往上爬，年齡大的同學幫小同學背行李，山道崎嶇而陡峭，夏訓智至少摔了二百跤才爬到山頂。他拖泥帶水，傷痕累累地佇立在山頂上，還沒有來得及喘口氣就聽到中央下達的命令：

　全國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經點起來了，紅衛兵們應立刻結束串聯，返回學校。

　夏訓智帶著完成任務的光榮感步行回到武漢。

　學校早已停課了，「走資派」們統統關進了「牛棚」，夏訓智的父母也進了「牛棚」。夏訓智驚訝地發現，他的同學大多數和他一樣：父母都進了「牛棚」，家裡只剩孩子。

　那年的春節，家裡很淒涼，父母不能回來，幾個孩子自己過了個年。

　夏訓智無所事事，極端無聊，崇高的革命熱情漸漸冷卻了，他想尋找新的刺激。

　1967年夏，他和一幫年輕人結伙搶商店的廣播器材，後來，膽子越搶越大，竟然有一天去武漢軍區後勤部儲備連搶軍械！

　那天晚上十點多鐘，他們開著不知從哪兒弄來的卡車衝進軍區，逼守門的警衛交出槍庫的鑰匙。槍庫在樓上，他們打開庫門，一轟而上，軍人把木樓梯拆了，他們抱著軍械從樓上跳下來，軍人把大門關了，他們開著卡車撞門，硬是把門撞開了，為了懲罰守門的軍人，他們用子彈敲軍人的頭，敲出了血，軍人不敢還手，任他們揚長而去。

　回到家，這伙人躺在屋頂上對天開槍，他們只覺得好玩，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那年頭的口號是「造反有理」。

　 1968年，夏訓智被搶槍的同夥供了出來，他被關進了監獄。在獄中，他認識了一個地痦流氓，一個聳事司機，和一個被打成反革命的警察。那個警察是被自己的妻子告發的。他和妻子加入了不同的造反派組織，兩派觀點不同，夫妻整天辯論，他被吵煩了，忍不住喊了一句反革命口號，妻子立刻把丈夫的「罪行」揭發了出來。

　 那年頭，「反革命罪」是有可能被槍斃的。夏訓智在獄中學到第一課就是認識革命的殘酷無情。

　 1968年10月，夏訓智出獄，同學們都被趕下鄉「插隊落戶」了，造反派頭子們也被抓了起來，革命風向轉了，他開始思考問題，他發現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都受了革命的欺騙和利用。

　 「文革」之初，中央傳達的文件指出黨內出了階級敵人。所以，要紅衛兵小將點火，要造反派專權。這些人起被利用過了，就被革命「扔」了出去。他看到了「革命」的真像，革命的崇高感頓然消失。

　他想讀書，他要在知識中追求自我完善，他讀很多書：理工、文學、藝術……最打動他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一批憂郁詩人的作品，如徐志摩。徐志摩詩作中的灰色格調很適合他當時的心情：年輕人的憂郁、惆悵、美好追求中的失意……他也喜歡聞一多詩作的激昂，聞一多《紅燭》《死水》令他熱血沸騰。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是，不是！我哭泣著，拳頭擂著大地的赤胸，嘔出一顆心來……」

　詩人聞一多赤誠的痛苦以及為祖國的災難嘔出心來的奉獻精神再次喚起他的崇高感，這種崇高感過濾了他的內心世界，他在遠離塵囂的心境中得到了崇高的滿足。

　可是，他又不能超然地活在這種「崇高感」之中，他只是一個平凡的年輕人，他幾乎本能地隨著時代潮流走。

　 1971年，他被分配到一家電器廠當工人。「文革」的風暴也衝擊了工廠，工廠工人與領導的矛盾也以「革命的名義」宣洩了出來。夏訓智又被利用了　　他的師傅讓他代寫大字報批判領導，他為了幫師傅的忙，一次寫了五十張大字報，把廠裡鬧得天翻地覆！領導對他忍無可忍，工人對「舞文弄墨」的人也心存隔膜，他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只好離開工廠。

　1975年，夏訓智結束了工廠裡的「革命生涯」，調到武漢國畫院工作。

　 有人對夏訓智說：「藝術家是僅次於上帝的人。」

　 夏訓智不認識上帝，他心靈的聖殿自然就讓給了藝術。

　 1976年「文革」結束，但「文革」逆風依然籠罩著中國大地，夏訓智對大陸政策失望，也看不到藝術的出路，他的姨母在香港，他提出了去香港的移民申請。

　1978年底，他去了香港。這年，他二十八歲，孑然一身，唯一擁有的只是一個美麗的藝術之夢。

藝術沙漠之旅

　（一）

　他萬萬沒想到竟然投奔了一片藝術沙漠！

　香港是個摩登都市，速度、效率、刺激是這個城市的主旋律，夏訓智夢中所求的藝術「田園牧歌」突然被一陣「都市大搖滾」淹沒了……

　他在香港街頭，茫然不知所措。

　 為了餬口，他跟一個老闆畫畫打工。打板畫的是商品畫，他們稱為「行貨」，畫是從山水照片臨摹下來的，一幅照片臨摹幾百張賣。夏訓智想臨摹一些古典大師的名畫以提高藝術素養和畫技，卻很少接到訂單，他必須在「飯碗」和藝術之間作一取捨。

　《世紀晚鐘》一書的作者高小康在《光影的誘惑》這章中對攝影與古典繪畫的差別作了這樣的描述：

　「攝影師像畫家一樣希望通過視覺表達某種內在的、恆定的、本質的真實。這種風格發展到後來被稱作「畫意攝影」。以典雅、穩定、和諧而富於詩情畫意為特徵。對於一般的欣賞者來說，畫意作品是最容易釋讀的，因為它借用了人們所熟悉的傳統的繪畫語言；同時，畫意作品也是最容易受到人們的欣賞，因為它喚起人們對和諧、完滿境界的需要。

　但攝影畢竟不是古典繪畫，最重要的差別在於前者沒有那種體現出創作過程軌跡的筆觸。在繪畫中，筆觸作為微分的視覺母題，把已完成的，對象化了的作品同畫家的創造性活動本身聯繫了起來，從而使作品的語義具有了細節和深度。」

　　夏訓智失去的恰恰就是作品語義應有的細節和深度。

　夏訓智住在荃灣，每天早上他乘一小時火車到元朗畫八小時商品畫，晚上再乘一小時火車回家。到家已經精疲力盡，藝術變成了混飯的手段，他非常失望。

　八十年代，大陸湧現了一批出色的畫家，香港人要高級畫都直接到大陸找畫家了，夏訓智的藝術夢在香港完全破滅。

　1986年底，為了餬口，他開始上街給人畫肖像。他每天晚上八點畫到深夜一點，到1990年，他畫過一萬個人頭，這是他到海外後收入最豐富的四年。

　香港法律不允許畫家在街頭給人畫像。87年11月的一個夜晚，夏訓智在尖沙咀匯豐銀行門口給一位中年男子畫像，畫好了，那人接過去，剛把錢遞給他，便衣警察就衝過來了，緊接著警服警察也衝了上來。夏訓智愕然，他沒想到會被抓，他把錢還給顧客，背起畫板去了警察局。

　幾天後，他上了法庭，交了罰金。

　 離開法庭後，他照樣到街頭給人畫像。在香港這樣一片藝術沙漠，他要吃飯，又要追求藝術，上街給人畫肖像是唯一的出路。

　後來，他至少又被抓過十次，每次在法庭上交了罰金後，一出來他就又背上畫板走上街頭……

　1990年3月，為了追求藝術，夏訓智離開香港飛抵美國。

　他到了紐約，投宿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

　紐約的文化氣息很濃，哥倫比亞大學常有政治、哲學、文學研討會，這兒有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藝術家，夏訓智的藝術追求再次被挑旺了，他讀書、作畫，參加藝術沙龍的高談闊論，他在香港患的「文化饑渴症」到了這兒完全得到了舒解，他好像找到了一片藝術的青草地。

　1991年，夏訓智認識了上海畫家林琳，林琳是搞前衛藝術的。他想表達想像中的多度空間，他認為藝術是少數人懂得的，只有少數人才能欣賞，紐約時報專門介紹過林琳。他的藝術理想很高，但是，這種藝術理想似乎只對藝術家個人的名利有意義而已。 　 　　林琳和一批畫家常到紐約第七、第八大道畫畫，夏訓智幾乎每天去畫肖像，紐約生意不如香港好做，畫家太多，夏訓智畫畫只夠勉強餬口。

　第七大道是最佳地段，時代廣場就在那兒，遊客多，但在那兒畫肖像警察會抓。第八大道是紐約最危險地區，毒品販子，妓女都在那兒做交易。這兒也是中國畫家最集中的地段。

　一天，林琳和幾個畫家正第八大道作畫，一個黑人來挑剔，他把吃剩的雞骨頭放在好幾個畫家的頭上，放到林琳頭上時，林琳表示了不滿，那黑人還是不住手，林琳的妻子氣不過，拿橘子汁潑了那個黑人，黑人揪住林琳的妻子就打，林琳為保護妻子，舉起了凳子，但還沒來得及打下去，黑人開槍了，子彈穿透了他的心臟，林琳死了……

　林琳之死使夏訓智受到極大的震撼。他曾經和林琳討論過藝術，他知道林琳有很高的藝術追求，並且已經獲得了名利，可是，林琳死了，他追求的藝術以及這藝術帶給他的名利對他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夏訓智突然發現，藝術不一定把人引向崇高。對生命的崇高而言，人格的自我完善比藝術更有價值。

　1991年夏訓智進入紐約City College攻讀藝術碩士。西方藝術走到現代已經變為觀念藝術，任何觀念，只要藝術家想得出來，就有價值。藝術不再強調情感，也不再注意它可能攜載的恆定主題，更不在乎它是否能喚起欣賞者對和諧和完美境界的嚮往，藝術變成了自我消遣，大半無法給出含義，欣賞者也難以釋讀。

　夏訓智發現現代藝術不是他追求的目標。

　紐約雖然是藝術家的自由之鄉，可是，對於夏訓智來講，這裡也難圓他的藝術夢。

從此岸到彼岸

　（一）

　1991年7月，有個畫家告訴夏訓智，紐約有個中國基督徒青年團契，這個團契有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文學藝術愛好者。

　夏訓智第一次去就對這個團契產生了興趣，那天討論的話題是：文學、哲學與基督教。

　在紐約，夏訓智經常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化沙龍中聽各樣的高談闊論，他也曾仰慕過其中幾位藝術家和學者，可是，既使有的人學問、作品令他不可望其項背，彷彿他往「彼岸」去，人家已從「彼岸」來，但就其境界講，他仍感到不滿足，他總能從這些人的追求中看到一些問題。而在這個團契，他發現這裡的人眼界開闊，看問題所站的角度與外面的不一樣，他們有一種超越的價值觀，這種超越性讓他挑不出問題，而且感覺更貼近一種崇高的精神。

　一天，團契裡一位畫家說：「當我們被藝術感動時，那就是一種高尚的靈在我們的裡面作工。」

　夏訓智立刻想到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會有崇高感？這幾十年來，他一直在追求崇高，他曾在知識、藝術中尋找，但這些東西最終都不能讓他的崇高感滿足。於是，他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但實際上他根本難以達到真正的自我完善，這種自我完善本身就帶有功利的目的，若對自己沒有好處，他不會去追求完美。

　真正的崇高存在嗎？如果不存在，人為什麼有崇高的渴望？

　魯益師說：「一個人愛上一個女人不一定能博得她的芳心，但若說他生活在一個無性的世界裡，那才是荒唐。」

　人有崇高感至少說明有一個真正崇高的存在，假如這種崇高不能在這個世界找到，那麼，最大的可能是它存在於另一世界，但又能經由心靈與這世界的某些人相遇。

　夏訓智去團契好久都沒法相信有神，他是搞藝術的，他特別重視「感覺」，在「感覺」上他看不到，也摸不到神。

　十一個月之後，夏訓智憑信心跳躍了「感覺」的障礙，他相信有一個終極的美善存在著，於是，他願意憑信心往另一條路上去找。

　1992年6月，夏訓智決志信主，7月受洗。

　他接受了主耶穌之後，立刻就看到真正的崇高來自上帝自己，真正的人格完善是人回復到上帝起初造我們時給我們的定規。

　夏訓智說：「人格的完善要有一個參照的定規。是以人的「格」為參照，還是以耶穌的「格」為參照？人都是有罪的，都在罪中掙扎，這個掙扎是永遠的，所以人永遠沒法憑自己的努力達到真正的人格完善。人只有靠神的拯救才能脫離罪，這是趨向完善的起點。真正的人格完善是棄絕人的努力，按神的心意改變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生命過程，在這過程中，生命才遂漸接近崇高。」

　 1993年在新澤西州大熊山夏令營，夏訓智內心受到聖靈的感動，他願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

　1994年9月，夏訓智進入加州國際神學院開始唸神學。

　　（二）

　「我曾在金色童年， 　　　夢見星星化作天使降臨， 　　 總覺得歲月不曾移動， 　　人間永是那樣色彩斑爛。 　　…… 　　我踏著遲疑的步子， 　　追尋著真理的藏身之所， 　　追尋著美的源頭， 　　追尋著善的終點。 　　然而人類的歷史使我羞愧， 　　我們民族的猥瑣使我痛心， 　　生活的打擊使我懷疑， 　　死亡就是善的終極嗎？ 　　世人皆醉何需獨醒？ 　　……」　　　　　　　　　－－夏訓智《追尋》

　人的追尋總會走到極限，當人無法突破時，對神的信心是一個新的起點，這個起點通往彼岸。

　在這首題為《追尋》的詩中，夏訓智有一番表白：

　「當我有一天， 　　 追尋到一位至高者的面前， 　　這地上的一切都顯得渺小 　　各類學說只是井底觀天， 　　追尋的答案早已寫明， 　　我感到一位無形的父親， 　　正統領著我們朝向神聖的源頭， 　　他含著贊許的目光， 　　看著我幾迎失落的追尋 　　……」

　　他向彼岸走去……

　 國際神學院畢業後，也許會成為一間教會的傳道人，也許他會繼續磨筆寫作，也許會再次走上街頭給人畫像－－也許這會是他一生吃飯的手段；無論上帝把他放在哪裡，都不要緊，他真正的人生意義不在於「成就」了什麼，而在於他在平凡中順服一個崇高的旨意－－服事神，也服事神託付給他的同一時代的一些人——把他們帶到神的面前，使他們的生命也進入崇高……

生命之旅四：流放與回歸

人物簡介：

　徐保羅﹙取其英文譯名﹚，男，1935年生於天津，1957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曾任主治醫生，研究員、教授。1983年他的醫學研究成果獲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獎。1994年他的重症創（燒）傷病理生理研究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獎，這項成果填補了國內外多器官衰竭(MOF)發生機理與防治研究領域中的一項空白。1995年他進入洛杉磯台福神學院念神學。

苦望之路－－流放

　（一）

　1935年，天津德國租界的總統府裡傳出一聲嬰兒響亮的哭聲。

「恭喜，恭喜，是個男孩！」－－產房門開了一絛縫，道喜的醫生探頭對守在門口的人說。

　侍衛立刻轉身奔進總統辦公室：

　「恭喜，恭喜，是個男孩。」

　這個嬰兒就是徐保羅，他的外公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他出生在外祖父的官邸裡。

　總統府裡一片道賀聲。

　徐保羅卻不管不顧地哇哇哭叫著－－雖然他降生於一個高貴顯赫的家庭：父親是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生，母親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祖父是香港第一代牙醫，外祖父是民國風雲人物。但他來到這世界的方式與貧民窖裡的孩子沒有什麼兩樣，他們都是赤裸著啼哭著離開母體，驚懼不安地闖進了這個陌生的世界……

　徐保羅住在天津的租界裡，圍繞他是教堂的鐘聲和巴赫的聖樂。他家不遠處有個天主教堂，徐保羅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教堂的鐘樓。早晨的太陽從窗櫺間漏進來，那邊已經在望彌撒了，一陣陣悠揚的管弦樂曲飄了過來，常常是巴赫的曲子，管弦樂演奏得很棒。徐保羅是聽著聖樂長大的孩子。

　一天早晨，他忍不住跑到教堂去了，他找到神父，要求參加詩班。神父喜愛地摸著他的腦袋，答應了他的請求。以後，他常常穿著長袍夾在詩班的隊列中唱聖詩。

　教堂裡有好多大柱子，很莊嚴、很神聖，少年徐保羅站在大柱子底下覺得自己也莊嚴神聖起來，他要求取個教名，神父低頭琢磨了半天，最後給他取名「若望」。 「若望」就是「約翰」的意思（「約翰」是耶穌十二個門徒之一）。

　十三歲那年，徐保羅看了天主教的奉獻禮　　奉獻者在眾人面前向神發三個大願：棄絕世界、棄絕自己（指不結婚）、跟隨主始終不渝。三個大願都是用拉丁語發的，徐保羅聽不懂，可是那種神聖的氣氛強烈地感染了他。管弦樂隊演奏巴赫的《彌賽亞》，詩班配以氣勢滂溥的大合唱，教堂拱形屋頂下面蕩著一股聖潔浩瀚的音樂洪流，徐保羅的心被聖樂撞擊著、擁抱著、搖蕩著，他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一種神聖的力量和愛就在其中……

　站在教堂的大柱子下，他悄不自禁地盟發了一個心願：「將來我也要當神父。」

　 他找神父要求受洗。

　浸禮前幾天，他開始學習刻苦自己：不吃好東西，每天早早起床念聖母經。

　受洗的那天早晨，他不吃早餐，然後換上整齊的衣服去了教堂，法國神父給他施了點水禮。

　那是1947年，他十三歲。

　 受洗之後，他每天早晨望彌撒。

　「我要怎樣才能當神父呢？」他認真地問神父。

　「先做修士，你得學會拉丁文，念七年神學院，然後才能做神父。」

　「那我先做修士吧！」

　「你願意不願意將來去菲律賓？」神父問他。

　他沒想好要不要去菲律賓，「我還是先學拉丁文吧！」從那時起，他決心學拉丁文。不到一年，天津臨近解放，炮火打了兩天兩夜，49年1月15號，天津解放。

　徐保羅上的是教會學校，解放軍進城後，外國神父還在，學校駐進了共產黨幹部，他們一來就向學生宣傳無神論，並且批判天主教和基督教，說「宗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是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徐保羅聽他們這麼一說，心想，信上帝這麼不好，我還是別信吧！於是，他公開表示要放棄自己的信仰。

　話一說出口，他就覺得心裡很難受，他背叛了神，心裡很不平安，夜裡做夢，老是夢見自己受洗的情景，醒來後，睜著眼睛難受半天，可是，白天一玩兒，就全忘了。

　 （二）

　1952年，徐保羅中學畢業了，報考大學時母親對他說：

　「我們這個家庭不能帶給你什麼好處，你還是學醫吧，一輩子靠自己的本事吃飯。」

　他考上了北京醫科大學。

　徐保羅成績優秀，政治上也要求進步，但因家庭出身不好，他沒法加入進步學生的行列。

　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為了黨的統戰策略，劉少奇提出要發展一批不同階級出身，不同社會背景的知識分子入黨。徐保羅符合統戰條件，於是，他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

　 1957年5、6月份，黨開始整風，並且號召大家「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

　徐保羅的伯父是津沽大學英文系主任、天津民盟聯絡部長，他是很進步的民主人士，他鼓勵徐保羅說：「我們兩代人來共同幫助黨整風吧！」他給共產黨提了兩條意見：

　「第一、應天下為公；第二、執政黨不能專制，應更多採納民主黨派意見。」

　徐保羅相信伯父說得對，在學校裡他把伯父的意見提了上去，還加上了一條：「班上黨支部不能代表黨。」

　很快，反「右」運動開始了。報上登載的第一篇反「右」文章是：《這是為什麼？》。

　 徐保羅一看，大惑不解：「這篇文章一來，不是黨不要人提意見啦？！」

　果然，黨變了臉，徐保羅班上有十二個同學被打成「右派」。班上黨支部宣讀「右派」名單時，徐保羅的心「砰砰」直跳，念到第十二名了，徐保羅猜想：「第十三名該我了！」

　果不出所料，他排第十三名，但「名額」只排到十二，他算非正式右派，罪名是「散失立場，犯了嚴重右傾錯誤。」組織上給他的初步處分是「取消黨籍」。

　 緊接著，畢業分配開始了。學校有兩個去新疆的名額，沒有人報名，徐保羅說：「如果實在沒人去，我去也行。」分配方案一公佈，全校只有他一人分配到新疆，其他畢業生都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廣州了。

　徐保羅找到系領導說：「我這樣的身體去新疆行嗎？」

　「有什麼不行？好好鍛鍊。你分配時表現不錯，黨籍不給你取消了，延長預備期，以觀後效。」

　徐保羅帶著個「以觀後效」的政治「包袱」回家打點行李，此時和他一起「幫助黨整風」的伯父已經成了天津著名大右派。

　九月，他登上了開往西北的火車，幾天後，火車到達蘭州，蘭州外荒無人煙，不通火車，從各大城市分配去新疆的大學生都集中在蘭州等長途汽車，所有人都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才被分配到新疆的。有個女同學說：「出身不好有什麼關係？不是重在政治表現嘛！」她一直高高興興唱歌。徐保羅卻很沮喪，他默默在嘉峪關下徘徊。關外是望不盡的天涯路，他拾起一塊石頭，使勁朝長城青灰色的磚牆上砸，當地人說，出關的人扔塊石頭到城牆上，如果石頭被彈了回來，日後這人還能回來；假如石頭彈不回來，這人就一輩子回不來了。徐保羅扔出石頭，等了半天也不見彈回來，他走過去一看，心「咯磴」一下沉了下去。那塊石頭剛好黏在泥巴上！

　這趟旅程讓他初次嚐到流放的滋味，到第十八天他才到達烏魯木齊，那時候，烏魯木齊很荒涼，徐保羅找到一家招待所，床位都滿了。他央求管理員說：「我已經在路上十八天啦，無論如何你得讓我住一宿。」

　「你帶褥子沒有？」

　「帶了條毯子。」

　「大屋裡有一張大兵乓球桌，去那兒湊和一夜吧！」

　那一夜，他被同屋另一位大漢的氣味薰得難以入睡，第二天一清早，徐保羅就去找分配辦公室。徐保羅是著名兒科專家諸福棠的學生，新疆軍醫第八醫院接受了他，但是不給他軍籍，他是唯一不穿軍裝的軍醫。到1960年，他工作了三年，已成為新疆著名的小兒科醫生，軍區這才給他恢復黨籍、軍籍，授予他中尉軍銜。（其實大學一畢就應該是上尉，到六Ｏ年裡應是大尉了。）

　這一年，徐保羅結婚了，他妻子是曾國潘的後代，她家在湖南，初中畢業時她碰到新疆招募團，就到新疆念了護校，畢業後分配到新疆軍區第八醫院工作。

　 徐保羅有了家，有了軍籍，那個」以觀後效」也有了結果，他認為這一年是他的幸運年。

　1963年，他升為上尉，但升官不發財，級別仍是副連職。這一年他被推薦參加了一次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醫院院長是個三七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他很器重徐保羅，1964年他支持徐保羅去北京醫科大學念研究生，1966年徐保羅完成研究生課程回到新疆。

　這時「文革」開始了，醫院裡貼滿了大字報，院長、政委都被打倒了，他們的罪名之一就是「培養資產階級黑尖子，」。大字報上寫道：「他們竟然讓反動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徐保羅參加積極分子大會，還送他去深造……」

　醫院成立了革命群眾組織，徐保羅靠邊站，他沒資格「抓革命」，只能「促生產」，他從生化研究室調到生物研究室，又從生物研究室調到生化室，再到細菌室，再到培養基室，再到臨床室，再到血、尿、便室，最後調到清洗室　　從最高級調到最低級，由兒科專家做到清洗工。他不覺得特別委屈，比起院長、政委這些老革命來，他的處境已經算不錯了。

　可是，這種「消遙」的日子很快就被「革命風暴」衝毀了。徐保羅的母親在天津被鬥而死，父親進了街道拘留所，天津的家被抄，所有文物被付之一炬，金珠細軟被洗劫一空……母親死了徐保羅不能回去奔喪，他望著天邊的浮雲，潸然淚下。

　 1969年，徐保羅被打成「特務嫌疑分子」。他的親戚大都在海外，因著有「海外關係」，組織上懷疑他到新疆有特別目的。

　「你為什麼要來新疆？你向海外特務機構提供了哪些情報？把他們的聯絡網交待出來！」

　 審問從早晨進行到深夜三、四點鐘，審查組的人輪流睡覺，只有徐保羅不能休息，連續幾天「疲勞轟炸」下來，徐保羅精神全然崩潰。可是，他必須硬撐著，他斷不能以「屈招」換取片刻的休息，那會惹來殺身之禍，也會陷禍於無辜的親友。

　徐保羅被審察期間，組織上也不放過他的妻子，他們逼她同徐保羅離婚以表明「劃清界線」。她只哭，不說話，也不離婚。為了避免讓女兒看到這種慘劇，她把唯一的孩子送到湖北農村寄養。

　她的頑固惹惱了組織，他們也對她採取「疲勞戰術」，每天讓她值夜班，病了，不讓她休息。她身心交瘁，右眼得了視網膜脫落症，後來又影響到左眼，經常雙目失明，醫生卻說她裝病。眼疾迅速惡化，視網膜出血，玻璃體混濁，右眼繼發高張性青光眼並且影響到左眼視力，最後醫生不得不給她施行右眼球摘除手術。醫生斷言，不出四十歲，她的左眼也要失明。

　徐保羅悲憤交加，短短幾年間，他的親人一死、一關、一殘、一放（女兒放走），苦難把他徹底擊倒了，在絕望中他想到神　　十四歲他就背棄了神，他想懺悔，可是找不到神。他以為他的一切苦難都是當年背棄神的報應。

　七十年代第一個寒冬來臨了，組織上對徐保羅審查不出問題，最後決定將他流放。徐保羅和妻子來到吐魯番附近一個荒涼的村莊接受勞動改造。

　 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當地幹部把徐保羅找去，命令他給一位高齡產婦接生。

　「我是兒科內科醫生，我不會接生。」徐保羅小心地說。

　「你的產科成續不是A嗎？怎麼說不會？！」

　「那是看模型學的，我沒有任何實踐經驗，您還是送她去醫院吧！」

　「都出血了，沒法送！你接不接？你不接，就是階級報復！如果你救不活她，也是階級報復，你也要被處死！」

　徐保羅倒抽了口冷氣，他硬著頭皮去看產婦，那是個四十歲的初產婦，胎兒臂位造成難產，母子都非常危險。徐保羅束手無策，他救不了這個產婦和嬰兒，也救不了自己。他奪門而出，絕望地撲向茫茫夜幕，他想反正免不了一死，與其屈辱地被處死，不如在外面凍死。

　西北風淒歷地呼嘯，鵝毛大雪紛紛揚揚打著旋兒，徐保羅的全身都白了，他在沒膝的深雪中艱難地走著，氣溫已達攝氏零下30多度，他一天沒吃東西，早已體力不支，不知過了多久，漸漸地，他覺得全身從裡到外都沒有熱氣了，死亡一秒一秒地臨近，他抬起失神的眼睛望著漆黑的夜空，淒楚地哀嘆道：

　「上帝啊，十四歲我就背叛了你，我該遭報應！我知道我錯了，可是我一直找不到神父懺悔。我活著，受人世的懲罰，今夜死了，還要受天上的懲罰！」他哭喊著往前走，呼呼的風聲把他的聲音吞沒了……

　突然，有個聲音對他說：

　「不走了，到耶穌這裡來！」

　他一驚，四周望望，除了茫茫雪野，再沒有第二個人。他又走，那聲音又跟著他：

　「不走了，到耶穌這裡來！」

　 一遍又一遍，這聲音追隨著他。

　 他「撲通」一下跪在雪地上嚎啕大哭起來。哭完之後，他爬起來往回走，他想起小時候神父說過耶穌行神蹟的故事，他對耶穌說：「我背叛了你，可是你的門徒彼得也背叛過你，他知道錯了，你就原諒了他。你能行神蹟，你如果今天就行個神蹟，讓我把這個產婦救活，我一輩子再不背叛你！」

　他回到產婦家，眾人驚訝地望著他，他吩咐家屬作接生準備。突然，他的手變成了一雙熟練產科醫生的手，他驚訝極了　　那雙手完全不屬於他自己，他好像變成了一流的產科專家。「赤腳醫生」﹙註：「赤腳醫生」是指農村沒有受過正規醫學訓練的保健人員。﹚站在旁邊給他念《赤腳醫生手冊》中關於接生的程序，他機械地跟著程序做，胎兒終於生出來了，是個男孩，母子都平安！徐保羅大汗淋漓，心裡充滿了對神的贊美　　這是他親自經歷的一個神蹟，這個手術他自己再也重覆不出來了，他清楚知道，手術從頭到尾都是神帶著他做的。

　這次之後，又連續有六個產婦讓他接生，每次他都一邊默禱一邊做，他不能出一點錯，一出錯，「階級報復」的罪名就要落在他的頭上。神真是格外保守他，手術沒有一次差錯。

　 1971年，組織上考慮到新疆是戰略要地，「特務嫌疑分子」留在那兒對國防不利，於是把徐保羅夫婦調離新疆，北京是首都，當然不會讓他們回去，徐保羅的妻子是湖南人，他們被安排到湖南，徐保羅在長沙一家工廠當了工人。

　他回北京探望父親，恰巧遇見北京兒童醫院兒科主任醫生，她很同情徐保羅的遭遇，她給湖南醫科大學兒科主任寫了封信讓徐保羅帶去。徐保羅回長沙後，湖南醫科大學兒科主任堅決要求調徐保羅，醫大下了調令，但要求徐保羅答應三個條件，其中之一是：「以工代幹（以工人身份代理幹部工作），代理主治醫師，發揮一技之長，以利改造。」

　徐保羅一去就遇到一個重危病孩，那孩子掉在糞坑裡被淹了兩小時，按醫學常規，這樣情況是沒有可能搶救了，但徐保羅邊搶救邊在心裡呼求主耶穌，那孩子終於被救了過來。

　另一個孩子送到徐保羅手上時呼吸已經停止了，做人工呼吸已經沒有作用，徐保羅當機立斷給孩子插管，徐保羅一邊捏管子末端的皮球往病孩肺裡充氣，一邊呼求：「主耶穌啊，怎麼辦？這個病人要是救不活，我們一家人連飯都要吃不上了！」孩子的父母陪在旁邊哭，最後他們自己都覺得不可能救活了，就回家給孩子料理後事。等他們把孩子安葬前把要換的衣服拿到醫院時，孩子已經恢復了心跳，徐保羅為搶救那孩子整整捏了十八個小時的皮球！

　 徐保羅到湖南醫大之初就連續遇到七個病危的孩子，他總是一邊呼求主耶穌一邊嚴格按醫學原則搶救，七個孩子最終都被搶救了過來。

　徐保羅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時，一天早晨，他騎車上班，超前面汽車時，後面又來了一輛汽車，他夾在兩輛汽車當中，心一慌，自行車往右側倒下，右側的汽車剛巧駛過，僅僅比徐保羅快了一秒鐘，他摔倒在剛剛汽車輾過的地上。街旁一片驚叫聲，徐保羅卻恍恍惚惚地爬坐起來，望著汽車尾部喃喃自語道：「一秒鐘，只差一秒鐘……」

　1967年夏，他到鄉下巡迴醫療。出診回來，大雨滂沱，村裡的小橋搖搖欲墜，那座橋年年被大雨衝毀，不知多少人死在橋下，村裡人稱之「斷命橋」。徐保羅回住處非走那橋不可，他背著藥箱，搖搖晃晃踏上橋，終於快到岸了，他前腳踏上岸，後腳剛剛拔起，就聽「卡拉」一聲，他回頭一看，嚇出一身冷汗，橋毀了，橋身完全墜入了滔滔河水之中。只差一步他就「以身殉職」了！

　徐保羅在湖南醫大當了七年「代理」主治醫生，直到1987年才被正式承認是正式主治醫生。

　1981年，鄧小平提出兩岸統一政策，凡是與兩岸統一有關的均受優待，徐保羅沾了政策的光，被「優待」回了北京。

若望之路－－回歸

　一回到北京，徐保羅就四處打聽哪裡有神父？他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找一位神父懺悔。他最終找到了一位神父，可是這位神父已經秘密結婚了。保羅覺得自己真不幸，連個好神父都找不到。

　1983年美國一個醫學代表團訪華，接待這個團的是徐保羅生化教授的侄兒，他想找個義務醫學翻譯，徐保羅剛好有時間，83、84年他陪了四個美國醫學代表團，於是他和美國醫學界高層有了接觸和了解。

　1984年11月，美國休士頓貝勒醫學院邀請他做訪問學者，85年4月，他飛抵休士頓，第三天，美國教授的秘書對他說：「有個華裔的牙科醫生很願意認識你，星期天早上九點他在門口等你。」

　星期天早上九點，一輛汽車停在門口，車上坐著一家四口，男主人請徐保羅上車，十幾分鐘後，車子開到一間教堂停了下來。

　「這裡有神父嗎？我要和他談。」徐保羅一下車就迫不及待地問。

　「這裡沒有神父，有牧師。」

　「牧師能結婚嗎？」

　「當然。」

　「犯了大罪找誰懺悔？」

　「你直接向神懺悔呀！」

　「可以嗎？」

　「當然可以」

　「不要通過神父？」

　「不要通過任何人，你直接向神認罪就得赦免。除了耶穌基督，沒有一個人可以赦免人的罪。」

　「誰說的？」

　「聖經上說的呀！」

　徐保羅很驚奇，教會的朋友把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過程告訴他，他這才知道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區別主要在於人是通過神父與神發生關係，還是人直接與神發生關係？他一下子對基督教產生了好感，他真實經歷過神－－沒有通過神義，在新疆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在雪地裡，他親耳聽到有聲音呼喚：「不要走了，到耶穌這裡來！」

　 他少年時背叛了神，此後流浪了幾十年，現在，他終於回到了神的面前。他和教會裡的人一起讀聖經，一起禱告，他和神的關係愈來愈親近，1985年聖誕前夜，徐保羅向神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為他生命的救主，他終於走完了這趟漫長的回歸路。

　1986年5月，徐保羅決定受洗。受洗前他遇到一個很大的障礙：他不能徹底寬恕過去殘酷迫害過他的人。

　「我不咒詛他們，不主動恨他們，我努力忘記他們。」他只能做到這 一步。

　「你必須徹底寬恕，而且要愛他們」牧師對他說。

　「我做不到。」

　牧師要他再等等。

　 教會裡一位弟兄問徐保羅：「如果你沒有那些痛苦的經歷，你能認識耶穌嗎？耶穌呼喚你的時候，你自已是什麼樣的人？你先別回答，回去好好想想。」

　這問題問得很尖銳，徐保羅回家之後不能不想：

　「如果沒有這些苦難，我會認識耶穌嗎？不會？我會很驕傲、很理性，我只相信實驗依據，我甚至為了實驗依據而做活體實驗。耶穌呼喚我的時候，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比罪魁還可惡，我背叛了神！可是神寬恕了我，我為什麼不能寬恕人？」他的心有點軟了。

　再回到教會時候，有位弟兄對他說：「你所經歷的苦難都是神允許的，祂有美意。」

　「那麼，他們都做對了？」徐保羅立刻反彈。

　「當然不是。耶穌被猶大出賣而釘在十字架上，聖經上怎麼說？按預定耶穌要被釘在十字架上，但那出賣人子的有禍了。神是公義的，祂說過：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徐保羅默然無語，他忽然覺得那些迫害過他的人也值得憐憫，應該為他們禱告，他心裡的苦毒就這麼消失了。

　 1986年5月5號，牧師為他施行了浸禮。

　受洗後，徐保羅立刻給妻子寫信，迫切要求她到美國來，他盼望她來只有一個目的：讓她認識神。

　7月，妻子飛來美國，教會專門派人去機場接她，飛機晚點，接她的弟兄姊妹們在機場等了好幾小時才接到。她很過意不去，悄悄問徐保羅：「你哪兒來的弟兄姊妹？你欠那多人情，以後拿什麼還人家？」

　徐保羅一笑：「人家什麼都不用咱們還。」

　教會裡一位姊妹每星期到徐保羅家三次向徐保羅的妻子介紹聖經中的基要真理，並為她禱告。她也實在經歷了神的恩典，1969年醫生曾經料定，不出四十歲，她的左眼也要失明，可是，至今她的左眼仍能看見。出國前北京眼科專家給她作檢查時發現，她眼睛接受的光線是彎進去的，那位專家驚奇地說：「除非是耶穌顯神跡，否則不可能。」

　1987年舊曆除夕，徐保羅的妻子也決志信主了。87年5月，他們夫婦回到了中國。

　徐保羅朦朧意識到神讓他信主後回國是有一個特別的托負，可是，他捨不得放棄自已的夢想：他要做科學院院士，所以，他情不自禁地逃避神的旨意。雖然，他願意服事神，但那只能是「職業」外的事奉。

　1987年，徐保羅被評為副教授，89年升為正教授。

　1989年8月，他突然生了場怪病：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三個月之內頭髮全白了。醫生給他作了全面檢查，什麼病都查不出，而他卻迅速消瘦並衰老，每天睡眠不足兩小時，沒有一頓飯能好好吃下去，他非常痛苦，不斷求神醫治，也向神懺悔，就是不見好轉。九Ｏ年春節快到了，他想吃頓好飯，他迫切禱告神：

　「神哪，讓我吃頓好飯，若不行，求你收去我的靈魂。」

　這麼禱告的時候，突然他想起1989年他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神給他的一個感動：「放棄一切名利跟隨主。」可是他一直迴避這個感動，還自我安慰道：「我以醫生和教授的身份傳福音，名氣越大越能彰顯神的榮耀。」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按著這個心願禱告，可是這樣禱告的時候就是進入不了狀況，他感覺神對他很冷淡，後來他不敢這樣禱告了，就乾脆迴避這個問題。他不願意全時間事奉神，那樣他要放棄太多的東西，他與神「摔跤」，摔了兩年，神第一次重重地對付他。他對神說： 「我名義上要彰顯你，其實是要彰顯我自己。你若真要我全時間事奉，請你立刻把我的病除去，那樣，我就順服你的旨意。」

　沒想到，神第二天就除去了他的病，他突然想吃飯，一碗接一碗，吃得很香，吃完就睡，一下子睡了十二個小時，家人很高興，他也高興，五、六天過去了，天天如此，他突然想起禱告時對神說過的話，心想，「這下麻煩了，神拿去了我的病，我不能食言。」他對神說：「好啦，科學院士我不想當了，我願意全時間事奉你，下面的路，就看你怎麼安排啦！」

　那時他正在進行重症創（燒）傷病理生理研究，這個項目1987年就開始了，他決定把這個項目提前結束，然後就預備走全時間事奉神的道路。在結束這個項目前，他唯一的心願就是盼望這個項目能獲獎。

　 1991年這個項目第一次報衛生部獎，被刷了下來，他又進行了一點小改進，1992年又報，結果還是被刷了下來。他想，神不讓我獲獎，算了吧！93年有人勸他再報一次，他不肯，可是同事們再三相勸，他只好說：「你們要報，就把日期改一下報上去吧！初選，評上了。年底大評，全醫院報獎的項目只評上一個，徐保羅對這個獎不抱希望，醫院宣佈獲獎消息時他出去了，結果中獎者就是他，這個項目獲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一時間，全國七家報紙同時宣傳徐保羅，但他已經沒有興奮感了，他真正超脫了名利。

　1994年徐保羅到香港大學任客座教授，剛好在美國為他施洗的陳牧師在香港神學院講學，徐保羅告訴陳牧師想上神學院，陳牧師立刻安排休士頓大學給徐保羅發邀請信，並且為徐保羅寫了擔保書，但美國領事館說徐保羅必須回北京申請簽證。簽證辦不下來，陳牧師已回美國，徐保羅只得暫時放下從香港去美國念神學的計劃。

　 1995年他回到北京，馬上又有新機會來了，美國有個學術會議邀請他參加，但中國方面因為這不是國際會議而不同意他去。緊接著有個國際會議在加州三番市召開，徐保羅去信表示願意參加。他們寄來了正式邀請函，直到會議前十天，徐保羅才申請到護照，當時有人說美國領事館簽證要等兩星期，徐保羅對神說：「這次要是不批准可不能怪我啦！」第二天他去辦簽證，當天就簽准了。可是機票訂不到，最後只有美國航空公司有一票，票價比正常的貴50%，徐保羅的妻子把存款全數取出來，剛好夠買一張機票外加繳大會註冊費。 　 　徐保羅一飛到三番市就立刻給休士頓陳牧師打電話，請他幫助聯系神學院，可是陳牧師去新加坡講道，徐保羅給他留了電話錄音，然後對神說：「當做的我都做了，神學院要是上不成就不怪我了。」

　他開完會一回到親戚家就接到了陳牧師的電話，陳牧師已同洛杉磯台福神學院取得聯繫，他讓徐保羅去找該院副院長詹牧師談。

　徐羅保的親戚開車把他送到台福神學院。詹副院長向他要個人資料：履歷表、畢業證書、大學成績證明……

　「我沒帶」徐保羅說。

　「出生證明，結婚證書也行。「

　「我也沒帶。」

　「你什麼證明都不帶，你干什麼來啦？」

　「我有牧師證明。」徐保羅遞上陳牧師的信。

　「還有別的嗎？」

　「邀請信算不算？」

　「算。還有什麼？」

　「有報紙。」他從隨身的書包裡翻出一堆當年宣傳他的舊報紙，那是出國前領導交給他的，當時領導講的一番話他還記得很清楚：「老徐，黨對你不錯，這些東西給你作個紀念，煩惱寂寞時拿出來看看。」

　詹副院長接過報紙，「我們要複印，可以嗎？」

　「可以。」

　幾分鐘後，詹副院長回來了：「徐醫生還是有點成就的，不過，你還是要參加我們的考試。」

　「什麼時候？

　「現在。先考聖經知識，你答一張給我看一張。」他遞上考卷。

　徐保羅一看，第一題：耶穌登山寶訓的基本內容。他「刷刷」幾筆，很快就答完了。這題他最拿手，詹副院長探頭一看：「嗯，不錯。」

　徐保羅埋頭答下面的題目，他冒汗了。當了多年教授，考過不知多少學生，有的學生現在已經能帶博士生了，沒想到這位老教授要坐在這兒讓人監督著考聖經知識，而且考得這麼糟糕－－除了登山寶訓第一炮打響以外，後面幾炮都不響。

　第一個100分鐘又過去了，交卷。

　「下面是神學思考題。」詹副院長遞上第二套卷子。

　第二個100分鐘過去了，交卷。

　「下面是托福題，先給你十分鐘吃飯，我去睡十分鐘。」

　詹副院長走了。

　徐保羅盼望他多睡一會兒，十分鐘剛到，他就回來了，一分鐘不多給。「開始！」他遞上第三套試卷。

　100分鐘又過去了，交卷。

　「回去等消息吧！」

　徐保羅離開台福時，心想准沒「戲」了，這輩子考試，從來沒有考得這樣糟糕。

　幾天後，他卻接到了台福神學院的錄取通知，但通知上說註冊時要交12,660美元經濟擔保。這筆錢對徐保羅來講是個天文數字。他打電話告訴陳牧師：「不行啦，我還是準備回國吧！」

　陳牧師卻堅持叫他去趟休士頓。

　1995年8月26號，他飛抵休士頓。在休士頓逗留期間天天有教會裡的弟兄姊妹請他吃飯，和他交談，他們似乎都問到徐保羅念神學院的想法。

　9月1號，徐保羅打電話向陳牧師辭行，他回加州的機票是2號的。一號晚上，陳牧師來了，寒喧幾句之後，他遞上一筆錢，是教會弟兄姊妹對徐保羅念神學的第一筆經濟支持，一共是12,900美元。

　徐保羅愣住了，神就是這樣出其不意地供應了他的需要。

　 1995年9月17號，徐保羅正式進入台福神學院念神學。

　下課了，他攜著課本匆匆離開教室。

　「聽得懂嗎？」有人這麼問。

　「聽不太懂。」

　「筆記記得下來嗎？」

　他苦笑，「記不全。」

　「這是個老神學生，還是個教授呢？」有年輕人調侃道。

　徐保羅的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從跨進神學院考試的那天起，他的驕傲就被徹底打倒了。在神學院裡，他學習的第一課就是忘記自己的教授身份，老老實實做學生。

　親戚朋友挖苦他：「好好的客座教授不當，偏偏要做個「托　僧」！徐保羅一笑了之。

　「你到底怎麼想的？」

　「我沒有想法，我不想跟神摔跤，祂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

　在神的面前，他好像變回了十三歲，他好像變成了站在教堂的大柱子下聽管弦樂演奏彌賽亞的那個少年，他好像又感受到了那一刻的莊嚴和神聖：

　棄絕世界，棄絕自己，一生一世跟隨神。

　這個心志失落了半個世紀，重新拾起時他已經兩鬢染霜……

　畢業後他要回到中國去，他預備以學者的身份做傳道人的工作－－在大陸知識界中傳福音－－這是他從神領受的異象和使命。

生命之旅五：穿過兩道牆

人物簡介：

　張路加，男，1960年生於上海，1979年考入東北工業大學，1985年畢業後分配到上海寶鋼工程工作，曾任工程師，技術翻譯。1987年去西德培訓，1989年去德國，在柏林工業大學材料工程系讀研究生，1993年1月進入美國富樂神學院，1995年畢業，獲宣教學碩士，並且上了這一年美國名人錄。1995年九月又進入台福神學院修道學碩士課程。

第一次背景離鄉

　（一）

　上海霞飛路上有幢大房子，大房子裡藏著一個美麗的故事，張路加兒時的記憶就從這兒開始。這幢房子是他外祖父的遺產，三、四十年代，外祖父是上海灘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從洋行職員做起，沒幾年就做到了經理，他在法國的租界購置了很多房地產。路加的母親是滬江大學學生，上下學都有私家轎車接送，這位千金小姐後來嫁給了一位流浪漢出身的傳道人，這個傳道人就是路加的父親。

　路加的父親是個孤兒，他生在杭州，三歲喪母，跟姐姐長大。姐姐嫁到溫州，他就跟到溫州一家皮匠鋪當學徒。1943年他十四歲時，姐姐也死了，他無依無靠，一路討飯回杭州，打算給父母上了墳就自殺，路上他被土匪抓過兩次，遭日軍轟炸一次，卻大難不死。在浙江桐蘆，他討飯討到一家方姓老婆婆家，老婆婆給她飯吃、留他住，還問他的身世。生平第一次有人這樣關心，老婆婆給他講耶穌的故事，他沒想到穌和他一樣苦，他很感動，在老婆婆家他信了主耶穌。父親離開老婆婆家走回杭州，找到一個遠房親戚，打聽到父母的墓地在將軍山，他上了墳，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下山後，就去找教會。

　 一九四八年林道亮牧師在杭州開佈道會，路加的父親在會上受了感動，決定獻身做傳道人。他去宋尚節博士在杭州辦的靈修院受訓，後來又去北京香山靈修院受訓，受訓之後，在江西、在杭州一帶傳道牧會。

　一九四二年宋尚節在上海開佈道會，外祖父的朋友拉他去，他推辭不過，只好跟去聽聽，沒想到一聽就受到感動，當場決志信主。回家後，外祖父決定停止做生意，加入中國佈道會，以餘生事奉神。他把霞飛路上的房地產捐給了中國佈道會（創辦人是宋尚節、林道亮、許志文），自己只留下一處房子，家小住後面亭子間，前面房子專門接待傳道人。

　路加的父親到上海傳道，外祖父接待了他，那時路加的母親已從滬江大學畢業做了傳道人，路加的外祖父促成了這樁婚姻。

　一九五五年以後傳道人不能在大陸公開傳道了，父親被安排到中學教書。

　一九六Ｏ年路加出生，從他記事起父母每天都帶他讀經禱告，他童年最美麗的記憶是在聖誕夜，父母拉上窗簾，一家人圍坐在燈下唱詩、禱告、聽父親講聖經，然後，母親給孩子們分小禮物……

　這段美麗的記憶到六歲以後就成了碎片。

　六歲那年，「文革」爆發了。一天夜裡，路加醒來見父親爬在桌上寫東西，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天天如此，父親在寫檢查，檢查不過關，他進了「牛棚」，1969 年，他被送到勞改農場。

　母親也天天挨鬥。

　前面原先接待傳道人的大房子住進了造反派，路加一家人擠在後面的亭子間裡。前面的人很囂張，路加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信耶穌就受不信的人欺侮呢？神不管啦？

　對神的疑問在他心裡存到十四歲終於爆發了出來。

　十四歲那年，路加在體育課上板球時意外地砸傷了一個同學的小手，造成骨折。路加嚇得臉色發白，放學回家的路上，他嘴裡不住地禱告：「主耶穌啊！求你趕快讓他的手指自動復原，骨頭趕快長好，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回到家，他立刻躲進小房間，萬分虔誠地跪下禱告，他禱告了兩個多小時，心裡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耶穌一定聽了我的禱告，那個同學的手指一定長好了，老師不會來談醫藥費的事了。」他放心地站起來，揉揉酸痛的膝蓋，準備下樓去同哥哥們玩。正在這時，樓下的門鈴響了，老師來了，她把實情告訴了路加的父母，最後醫藥費是3.78元。路加的父母驚諤地望著路加，他臉漲得通紅，心裡難過極了。家裡經濟已經很困難，這筆意外的醫藥費又加重了父母的負擔，他低下頭，不敢望父母一眼。可是，心底的怨憤卻突然衝了上來，他使勁忍住才沒有當父母的面爆發，可是，在心裡他卻忿忿地對神說：「你騙我，你讓我虔誠地相信你，結果你不幫我，一切還是照常發生！」

　從那天起，他放棄了對神的信賴，不再讀經、不再禱告，甚至暗暗嘲笑自己過去怎麼會傻呼呼地跪在地上對空氣說話（指禱告）。

　 一年後，路加的父親病重被人從勞改農場抬了回來，醫生診斷為肝腫大、肝腹水，預計活不過三個月。

　母親把三個孩子叫到父親身邊，一起為他禱告。

　這是一九七五年，是路加記憶中最黑暗的一段歲月，父親病危，家裡經濟更加困難，除了禱告，他們再沒辦法為父親做什麼。

　 三個月過去了，父親沒死。禱告托住了父親的生命，到一九七七年，父親的肝腹水完全痊癒，上海中山醫院的唐醫生再次見到父親時，驚訝萬分，他說：「我從來沒有看見到一個像你這樣的病人能活下來的，更沒有見到一個這樣的病人能自己走到我這裡來（醫院門前有十七級台階）。父親給他講耶穌，在耶穌行的這個神蹟面前，唐醫生完全折服了，他信了主。

　因著父親的病，也因著在聖經中寫路加福音的是個醫生，張路加的夢想是當醫生。一九七九年他高中畢業考大學，全部願志願都填的是醫學院。

　他的考分超過重點大學分數線27分，但離第一志願上海第一醫學院還差3分，那年的政策是分數達重點大學的一定要進重點大學，路加一心只想進醫學院，其他重點大學寧可放棄。

　十月六號，所有大學早已開學了，路加突然收到東北工學院（後來改為東北工業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沒有填過這個志願，跑去問招生辦室，這才弄明白，東北工學院臨時增招40名學生，這批學生畢業後要定向分配給上海寶鋼工程公司。路加又想放棄，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地圖上找沈陽的位置，一看從上海到沈陽要經過許多好玩的地方，那些地名他只從文學作品中讀過，父母從來沒有機會帶他去玩，他想，如果去東北讀書，寒暑假回上海可以順便遊覽名勝古跡，一舉兩得。看完地圖，他就決定去東北工學院讀書了。

　幾天後，他拎著兩只皮箱走出霞飛路，這是路加第一次背井離鄉。

　 火車到達沈陽，路加拖著兩只沈重的箱子遠遠落在出站的人流後面，開學已經兩個月了，學校不會派人來接新生。出了站，廣場上已經空無一人，北方的黃昏來得早，天色漸暗，路加孤零零站在兩只箱子中間，茫然四顧，不知該往哪裡去。突然，習慣性地一個念頭飄過：「耶穌，你能不能幫我？」正這麼想的時候，一個騎三輪板車的人從廣場的那邊繞過來了：

　「你要到哪裡去？」那人問路加。

　「東北工學院。」

　「上車吧！」那人把路加的行李搬上車，騎了好遠才到學校門口（後來路加才知道還有七站路），路加要給他錢，他搖搖手，走了。

　 路加站在學校門口，又不知該怎麼辦了。他低下頭禱告，禱告完一抬頭，見幾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突然折回頭朝他走來：「你找誰？要我們幫忙嗎？」

　「我是材料工程系新生。」

　　「怎麼才來？我們帶你去系裡。」

　路加跟著這幾個學生往校園裡走，他心想：求耶穌還是很靈的。

　一個多月後，聖誕節來臨了。中國大陸沒有聖誕節假，那天是星期五，下午沒課，路加回宿舍裡，他孤獨而憂郁。這一個多月他度日如年，想家想得要命，一寫信就流淚。他不習慣北方生活，學校一星期才吃一次細糧，他也不習慣北方天氣，想到要在北方過四年才能畢業，他就不寒而慄，這年他第一次一個人過聖誕節，他想起以前在家和父母姐弟一起過聖誕節的情景，就格外覺得孤單。他想自己創造一點聖誕氣氛，就把門關上，輕輕唱詩，然後跪下來禱告：「耶穌、耶穌，向我顯現……」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他抬起頭環顧四周，什麼也沒改變。他又低下頭繼續禱告，強迫自己的心思集中在耶穌這個名字上，並且試圖用心靈感應。天漸漸黑了下來，月光從窗外瀉到他的身上，萬藾俱寂，他想站起來放轉一下跪得麻木的雙腿，心裡卻有一個意念制止：「不要放棄！」他繼續跪著，伸手到枕頭下的草墊子裡掏出新約聖經，這本聖經是家裡僅有的兩本之一，「文革」時媽媽把它藏到煙沖裡才沒有被紅衛兵抄去，這次路加離家時媽媽特地裝進他的行李叮囑他到了學校一定要每天讀聖經。可是，他怕被同學看到，一直藏在草墊子裡一次也沒讀過。他隨手打開聖經，正好翻到馬可福音第十章13～16節：「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他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子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路加讀到這裡心裡有個很深的渴望，他想到耶穌面前去，可是已經禱告了這麼久卻始終有靠近耶穌的感覺，他再讀這段經文，心裡突然有一道亮光：「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小孩子像什麼樣呢？路加想起小時候在父母身邊，也常常犯錯，讓父母難過，只要路加一認錯，媽媽就會把他抱起來，說：「能認錯知道改就好，你還是媽媽的好孩子。」

　「我要到耶穌面前認罪」——這個願望一下子強烈起來，他低下頭，傾刻間過去所犯的罪一幕幕地顯現出來：欺騙、無親情、自以為義、甚至對主發過咒詛……他的眼淚嘩嘩流了出來，他哭泣著說：「主耶穌啊，我向你承認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媽媽一樣開雙臂抱住我，原諒我……」他聽到主耶穌溫柔的聲音：「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他的眼淚更加止不住，他清清楚楚感覺到被主耶穌擁抱著，比被母親抱著的感覺更溫暖。五個多小時過去了，他跪在地上不移動，他捨不得離開主耶穌的懷抱，他想一直對主耶穌傾訴，一個多月來的孤獨惆悵全消失了，主耶穌和他在一起……

　從前，他風聞有神，那天，他真實經歷了神。他從下午兩點一直跪到晚上七點多鐘，同宿舍另外七個同學竟然一個都沒打擾，他完全享受了與神獨處的甜美。從那天開始，他恢復了每天讀經禱告的生活。

第二次背井離鄉

　（一）

　四年的大學生活轉眼就結束了，離開北方時路加反而依依不捨。北方使他走出了上海的里弄，北方使他的心胸變得深厚而寬廣。　

　一九八三年路加畢業回到上海，他是寶鋼接受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一年後，寶鋼送了包括路加在內的二十名大學畢業生去上海外語學院念德文，他們經兩年密集課程訓練，八六年畢業。路加一回寶鋼就調到翻譯科負責二期和三期重要工程的談判。一道學習的二十個人，只有他一人能夠勝任艱巨的談判任務。

　一九八七年，寶鋼組團到西德培訓，路加是該團工程翻譯，他的工作能力給德國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培訓結束後準備回國之際，西德很多廠商要路加留下來，路加明白德國人留他的意圖。寶鋼有四百多項專利，常有技術博覽會之稱，路加是寶鋼最好最年輕的工程技術人員之一，他從寶鋼打樁就參與這個工程，後來又參加了幾期重工程的談判，他掌握了許多技術情報。路加拒絕了德國人的挽留，帶著報效祖國之心回到了上海。

　八九年五月，路加陪同一個德國技術代表團到北京，正趕上學運，德國人想去廣場看看，路加陪同他們去了廣場，學生遊行隊伍從他們面前經過，路加很激動，他盼望中國從此能夠真正進入民主化社會。

　幾天之後，坦克輾碎了學生的夢，也輾碎了路加的心，他從來不曾如此為中國痛苦——並且痛苦得極端失望。他從西德回來，本想以科學技術報效祖國原以為中國最需要的是現代科學技術，可是，「六、四」之後他發現現代化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向德國三所大學發出了入學申請。

　仔所在廠的廠長是位老紅軍出身的幹部，他很理解路加的心情，他鼓勵路加說： 「一個有抱負的青年應該出國看看。」（這位廠長曾組團去過西德）

　柏林工業大學最先給路加全額獎學金，一九八九年九月，一個秋雨瀟瀟的日子，路加從北京登上了西去柏林的國際列車。

　火車隆隆離開車站，路加向窗外的親友投去依依不捨的目光，他憂郁地想想：又要背井離鄉了，這一走，幾時能回呢？

　 火車出了長城，經蒙古，西柏利亞、波蘭，最後穿過柏林圍牆在東柏林火車站停了下來。

　暮色沉沉，柏林圍牆灰色的石磚隔離了兩個世界：西邊資本主義窗口，東邊是共產主義的鐵幕。鐵幕下的德國人經不住西邊窗口的誘惑，「到圍牆那邊去」是許多東柏林人一生追求的夢。

　柏林圍牆其實是雙屋牆，兩屋之間是一片廣闊的死亡地帶，有地雷區和狼狗巡邏區。東柏林人翻越柏林圍牆是一場名符其實「死亡之旅」。有人躲過了警察，翻越的圍牆，卻在衝向西邊圍牆時踩響了地雷。有人想躲避地雷和狼狗，乘熱氣球飛過去，卻在汽球升空後被警察打炸。柏林圍牆下不知飄流著多少怨魂。

　 所以，每趟過境去柏林的火車都要受到嚴密搜查，警察把車廂的每個角落都查遍了。連行李都翻開來看是否有人藏在其中，火車的底部也被檢查了一遍才被允許離站。

　夜間十點，火車抵達西柏林。

　路加拎著行李下了車，他口袋裡只有七十馬克，捨不得住旅館，一個人在候車廳裡坐了一夜。深夜一陣寒意襲來，路加打了寒顫，他凝視窗外的夜幕；」這裡也能找到一個家嗎？」這個念頭滑過的時候，他心情格外惆悵起來，他默默禱告了一個通霄。

　 三個月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路加在一條僻辟的街上找到一幢古老住宅，他上了二樓，一陣熟悉的聖樂從一間屋子裡飄來，他舉手叩門。

　「你好！」一陣熱情的招呼聲撲面而來，「歡迎你到我們中間來！」許多人向他伸出手，許多雙眼睛望著他微笑，路加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這裡就是柏林華人團契，有二十多個人，除了路加是大陸人，其餘的都是從台灣、香港、東南亞到柏林的華人基督徒。

　 路加和他們一起查經、禱告、分享生活見證，兩個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聚會結束時他一點也不願離開。

　走出公寓時夜幕已經垂下，天上飄著雪花，路加的眼淚悄悄流了出來，可是心裡卻滿懷著溫情，他在柏林終於找到了一個家，找到了一批弟兄姊妹，從此以後，他再也不覺自己是個浪跡天涯的孤獨者了。

　　（二）

　路加的這次背井離鄉是他人生的又一個轉機，如果說第一次的背井離鄉他走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那麼，這第二次的背井離鄉則使他走出了兩道堅固的城牆：東方的長城和西方的柏林圍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號，路加剛到柏林一個多月，這天是東德國慶節，路加約了同伴去東德參加聯歡（持中國大陸護照者進入東德很方便），在聯歡會上，親眼見到總理，共產黨的主席，這位黨主席驕傲地指著柏林圍牆向他的人民宣告：

　「柏林圍牆至少還要存在一百年！」

　這個宣告僅僅維持了一個月另兩天！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號，柏林圍牆倒下了！路加成為這段歷史的目擊者。

　那天正午，路加在學生食堂用完午餐，他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往柏林火車站附近的廣場走去。到柏林後的這些日子，他幾乎都要到廣場上散步，廣場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紀念教堂，教堂牆壁上似乎還殘留著二次大戰的硝煙，路加仰望著這座殘破的記念教堂，彷彿望著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這位老人以沉默的莊嚴提醒這個被現代成果再次攪昏了頭的民族：記住歷史的傷口，記住昨天的夢嬮！

　 秋日的太陽柔柔地灑在教堂的鐘樓上，正午的鐘聲依舊是低沉緩慢的，路加踩著鐘聲悠然地漫步。西邊是柏林最繁華的大街——古弗斯藤大街，南邊有德國最著名的大理石雕塑，東邊通往柏林動物園，北邊直通布籃登堡大門——那扇大門關閉了整整四十年，它是冷戰時期東西柏林的切割點，也是東西方大陣營對峙的最前線。路加沉思著往北走去，突然，他發現廣場上有種異樣的氣氛，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彷湧入廣場，不一會兒，廣場上人潮洶湧卻又萬分沉寂，路加停下腳步，他隱隱約約預感要發生什麼事情。

　突然，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歡呼聲，西邊的群眾呼啦一下擁抱起來，汗水和著淚水流淌，歡笑聲伴著喜極而泣的哽咽在廣場上迴蕩。路加驚愕地退到紀念教堂的最高處，他發現矜持的德國人突然失去了理性，西裝革履的紳士們個個滿臉通紅，啤酒的泡沫把他們的衣襟弄得一塌糊塗；溫文爾雅的女士們個個流淚滿面。跳著笑著相擁那些素不相識的人……

　 驀然，路加意識到自己正面對著一個歷史的時刻：柏林圍牆出現了第一個豁口，分離了四十年的東西德人民在那一刻終於衝了歷史的封鎖，圓了四十年的統一之夢！

　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路加利用聖誕節假日去東德買東西——用資本主義馬克買社會主義商品能最大限度發揮兩者的優越性。他經過波茨坦大橋，沒遇到崗哨，就徑直走了過去。到了東德之後，他才然想起：咦，今天怎麼沒有崗哨？我沒辦簽證，待會兒還能不能回去？他心裡害怕起來。

　他萬沒有想到，他剛剛走過一段歷史——柏林圍牆完全解體了，過波茨坦橋不再需要簽證，他是第一批自由走過波茨坦大橋的人！

　這一天成千上萬東德的人湧上波茨坦大橋，四十年來他們第一次自由地跑到資本主義西柏林去。

　 西人民溫暖的懷抱擁抱他們的東德兄弟，西德政府發給東德人民每人100馬克讓他們到西德買東西，東德人被西德弟兄的慷慨激發出少有的採購熱情，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豐富的商品，母親們的眼睛洋溢著少有的光彩，她們抓起一件件漂亮的童裝、玩具、糖果、點心塞進購物袋，每一隻鼓鼓的袋子裡盛滿了母親的快樂。路加默默站在一旁觀看，他臉上也漾漾著快樂的微笑，他非常感動，他想，從此東西德人民貧富的差距就會縮小，東德體制轉換之後，人民就會遇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來數月之間，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大地震」：先是羅馬尼亞政變，齊奧塞斯庫押上了審判台，繼而出現連鎖反應：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利亞、捷克、蘇聯……社會主義之間統統壽終正寢，路加親眼目睹共產主義城牆壁壘如多來諾骨牌一樣悄然倒塌。

　轉執的陣痛驟然來臨了！西方人措手不及地臨著制度交替中出現的新問題：國家機器停轉了，但慣性還在，人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還是「社會主義的」，他們沒法適應資本主義的競爭，卻又被資本主義挑旺了物質追求的欲望，於是，反而陷入一種更強烈的痛苦之中：過去沒護照，不能旅行，但有自尊；沒有資本主義的享受，但有社會主義的「大鍋飯」；現在，有了護照，能旅行了，但自尊沒有了，走在西柏林大街上，誰是東德人，誰是西德人，人們一眼就能辨別出來，他們的神志、舉止，衣著都帶著各自的烙印。東德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他們由自卑而抱怨，覺得自己與西德人起點不一樣，「公平」競爭實質上是「不公平」的，這種自卑感折磨著東德人，但資本主義的競爭機制催生出的這個富裕的社會對東德人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雙重的心理擠壓令許多東德人失去了方寸，有人頹廢了，有人瘋狂了，有人墮落了。東柏林一下子出現了酒巴、舞廳、黑社會……

　舊制度毀滅了，新制度還沒建立，廢墟上的人民成了「無家可歸」者，政府不存在了，「人民」自然成了抽象概念，「國家財產」歸大家，工廠癱瘓了，工人把機器拆了賣，錢大家分。

　經濟的瀟條最先影響到老百姓的廚房，過去，雖然物不豐富，但麵包、蔬菜不致於短缺。現在，商店裡貨架空了，有鈔票也買不到東西。

　 西德政府為了搶救東德，把大量物資運到東德，於是西德物價、稅收上漲，西德人民不高興了，他們記得總理曾經許諾：統一之後，不要人民多花錢。可是，統一之後西德必須給東德大量「輸血」才得以幫助東德人度過生存危機。

　東、西德人民終於看到一個事實：制度的替換可以在一夕之間，而思想和生活的改變卻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當西邊的人民都發現他們為此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時，最初的狂喜驟然變成了焦燥、埋怨以致於憤怒了。終於，在同一個紀念廣場，西邊的遊行隊伍又結集到了一起，這次不是慶祝統一，而是抗議示威，曾經為統一而流淚擁抱的東、西德弟兄這次大打出手，以至於招來警察鎮壓，和平的紀念廣場愁雲密佈…… 　 　　南斯拉夫、捷克也打起了內戰……

　 制度瓦解了，社會也瓦解了。人民雖然有了民主權利，但也無法達到真正的滿足，反而有了一種新的失落感。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執中的陣痛強烈地震撼了路加，他清楚看到民主政體解決了獨裁專制問題，滿足了人民行使自由權力的夢想，但是，它並不能解決人的罪性問題，也不能全然滿足人追求幸福的夢想。

　於是，他重新思考中國面臨的困境，末來可能的出路，他驚然發現自己的思路已經穿過了兩道牆，因而進入了一個新的起點，而今天的中國，卻仍在兩道厚牆之內！

　　（三）

　 東歐解體之後，原先分散在東歐各國的大陸學生學者紛紛流向西德，到九一年，西柏林的中陸學人驟然增至6000多人。

　路加開始在校園裡向大陸學人傳福音，並且把他們帶到團契來，八九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團契到九Ｏ年初已經有120多人，其中80%的人是大陸人。柏林各大學的宿舍區也有了學生查經班，德籍、美籍牧師，海外華人基督徒都到這些查經班來向大陸學生傳福音，路加看到這一切好像就看一雙無形的手在大陸同胞心理拆除兩道厚厚的城牆，他的心對中國重新燃起了希望。

　九Ｏ年復活節，一位香港牧師到柏林講道，信息講完了，他注視著台下，突然，他發出呼召：

　「你們當中若有人願意將來做全時間傳道人的，特別是願意在中陸同胞中傳福音的，請站起來。」

　路加的心呯呯直跳，他裡面有很強烈的感動，好像有股很強的力量催逼他站起來，但是，他不願意！他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不！我不能。我要拿到材料工程博士學位，我可以帶職事奉！」

　牧師呼召第二遍，全場一片肅穆，路加仍舊坐著。

　牧師呼召第三遍，有一對夫婦站了起來。

　牧師呼召第四遍，他語氣變得沉痛起來：「孫中山是個基督徒，當年，他想以西方民主理念救中國，他為此奮鬥了一生，至今，中國也沒有進入民主化社會，如果當年孫中山把福音傳給中國人，至今的中國會怎麼樣？」他說著說著流下了眼淚。

　路加心裡很掙扎，他清楚意識到，如果不把基督信仰帶給中國人，中國既使有一天突破了兩道牆也依然無路可走。

　 牧師呼召第五遍，路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來——意志完全不起作用，怎麼站起來的他都不知道，站起來之後，他就嘩嘩地流淚，心卻平靜了，他終於誇越了艱難的一步，從這一刻起，他把自己奉獻了出來。

　九一年六月的一個下午，一位台灣牧師來到柏林華人基督徒團契，這個團契將成立教會，需要台灣差派一位牧師來。這位牧師將為此事而召開團契負責人會議。路加是團契同工之一。會後，牧師突然說：「我有個感動，我們一起來禱告」路加有點驚訝：「剛剛不是才禱告過嗎一起開會的六個人又重新坐下來禱告。在禱告中，牧師突然問：「你們中間有沒有人願意出來服事主？有沒有人願意終身向大陸同胞傳福音？」路加一下子想到一年前那位香港牧師同樣的呼召。」如果有，請你舉起手來。」牧師說。

　路加依然有掙扎，牧師問到第三遍，他才把手舉起來。那天之後，聖靈就在路加的心裡不斷動工，催促他預備走全職事奉的路。

　九二年一月2號，路加為接受呼召之事專門禱告，聖靈給他一個感動，他順著這個感動打開聖經，驀然看到創世紀十二章1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這段話「刷」地一下照進路加的心，他裡面的意念非常清醒：這就是今天神對他的指令：離開。

　 可是，他難以接受這個指令。到柏林已經三年，他即將進入博士課程，也有一份不錯的助教工作，並且可以申請特殊居留（八九年十月之前進入德國的大陸人可以申請特殊居留）。路加希望取折衷辦法，一邊讀材料工程博士學位，一邊進修神學。

　九二年初他找到兩位指導教授（德國的博士生需要有兩位指導教授帶）。然後，他又去選擇神學院，柏林大學有神學院，他去一了解就完全打消了在德國念神學的念頭，神學在德國完完全全哲學化了，有兩位台灣來的基督徒進了德國神學院後反而離神更遠。

　神一直用一句話提醒路加：「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路加對神說：「你要我離開，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我也不知道哪裡去找神學院。這樣，我不去找，你讓神學院來找我。」

　禱告後沒幾天，路加桌上的信驟然多了起來，全是神學院寄來的，有香港、台灣、新加坡、澳州、美國等地的，許多寄信人路加根本不認識，一個月之內，他收到世界各地十所神學院的報名資料。路加緊張起來了，神不跟他開玩笑，祂果真讓神學院找路加了。

　路加第一選擇的是台灣的華神，華神院長是林道亮，路加的父親就是在他的佈道會上信主的，但是，路加持的是大陸護照，他必須在海外五年以上才能申請台灣簽證。

　 路加看台灣去不成就選擇香港神學院，但香港神學院要求學生懂廣東話，路加還是去不成了。最後，他只能考慮英語國家了。可是，路加大 學修的外語是日文，大學畢業後學的是德文，英文只在中學學過。這麼多年不用，幾乎全忘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他收到一封寄自美國洛杉磯的信，寄信的是位陌生人，叫寥文立。寥文立在信中說：這一年我在教會裡經常聽到你的名字，這兒有位八十多歲的老傳道人一直在為你禱告，她心裡有個感動——神要呼召你成為傳道人。她很久未與你聯絡了，不知你現在哪裡。我把這封信寄到柏林華人教會，也許牧師能轉到你手上。你是否要到美國來？洛杉磯華人很多……

　兩個月後，路加才提筆寫回信，他告訴寥文立：「我準備念神學院，正在尋求，困難很多。」

　寥文立立刻給他寄來福樂神學院的資料，並且鼓勵路加到美國來。路加求問神：「你是不是要我去美國念神學？」

　正在這時，路加原先聯繫好的兩位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因重病住院，他們不可能做路加的指導教授了，新教授要兩年以後才能上班。路加或者等兩年，或者轉到邊境城市亞環大學去讀。路加不想去亞環，柏林華人工商界聽說路加有兩年的空閒紛紛來找他，想請他做經理。路加很躊躕，做兩年經理能賺很多錢，兩年後再接著念博士可謂名利雙收。但他分明意識到這不是神要他走的路，神一再提醒他「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九二年八月初，路加在公寓二樓上滑倒，左膝蓋骨嚴重骨折，救護車把他送到柏林很大的一家醫院，醫生診斷為左膝蓋半月板斷裂，有碎片，必須立刻施行手術。手術前要路加簽字，醫生給他一個提醒：「手術有20%的風險，如果失敗，會造成終生殘廢。」路加手是在半空，簽不下去了。醫生做手術準備去了。路加想，反正非做不可，還是早做吧！他提起筆，護士小姐卻搶先一步對他說：「你要想清楚哦，我們昨天剛給一個病人做過手術，情況不好，可能造成終生殘廢。」路加的手又是在半空，簽不下去了，醫生來了，見他沒簽字，說：「手術越早做越好，幾天之後骨質增生，再做難度就更大了。你今天是急診，我可以立刻安排手術，過幾天就不做急診處理了，就是想做手術也得慢慢排隊。」路加簽也不是，不簽也不是，他禱告說：「神哪，若不要我簽字，讓我心裡有平安。」禱告了半天，心裡始終沒有平安，他決定暫時不簽字。醫生給他最後一個機會：星期一上午之前如果他決定做手術，仍按急診處理。那天是星期五，他從晚上一直禱告星期六上，一直沒有要簽字的意念。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位德國婦女的電話，她需要路加為她們翻譯，路加告訴她自己骨折了，不能出門。那位婦女立刻開了車接路加去見她的骨科醫生，這位醫生的診斷與前一位醫生基本相同，但他建議可以保守治療：上石膏、服藥，臥床兩個月。

　路加上了石膏回到家，他不能出去做任何事，只能安靜躺在床讀經禱告，他心裡的意念愈來愈清楚：神要他往祂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抓起床頭電話預定飛往美國的機票，航空公司只剩下八月底的票，八月份之後的票已經訂完。路加猶豫了：到八月底，骨折還不到一個月，能單獨作長途旅行嗎？他又禱告，神始終給他那句話：「「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路加訂了八月底飛往洛杉磯的機票。

第三次背井離鄉

　 路加被人抬上飛機，這是一次徹底的離開，他只帶了一點簡單的行李。柏林三年，他已經把這兒當作了第二故鄉——這兒有個溫暖的大家庭，有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他揮手道別時，他明白，此生此世恐怕再沒機會回來了，他把一屋子書留了下來。

　舷窗下的柏林漸漸遠去，路加望著窗外，心裡十分的平靜，雖然此去前方舉目無親，而且語言不通，經濟無著，神學院九月份開始，他必須在開學前考「托福」，最低分數得超過550分才能入學。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不再能夠擾亂他的平靜，既然這趟遠行是神的帶領，祂必負責到底。

　 一覺醒來，天亮了。路加想到下飛機後得自己走路，他請空中小姐拿來剪刀，把腿上的石膏剪開了。

　飛機徐徐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路加一出機艙就看見一位中年男子舉著寫有「張路加」三字的牌子等候在出口，他又驚又喜，他萬萬沒想到有人到機艙門口來接！這位中年男子就是《海外校園》雜誌社主編蘇文峰牧師。

　蘇牧師把路加接回自己家，路加住樓上，第二天路加下樓時突然想起來：我怎麼自己能下樓啦？腿怎麼就好啦！從一出機艙見到蘇牧師起他興奮得忘了腿傷，事實上他的腿完全好了，一點不適的感覺都沒有。醫生曾囑咐他臥床兩個月，而他只休息了20多天，骨折就完全好了。

　 幾天後，路加搬到神學院宿舍，暫時在寥文立的床下打地鋪，他沒車，語言也不通，整天關在屋裡啃英文，他連「托福」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第一天考，考了 457分，神學院通不過，路加很沮喪。他對神說：「到美國來若是你的心意，讓我「托福」考過550分」。

　他的心情很焦燥，生活、學業都沒著落，只好一邊學開車，一邊教人德文，一邊複習英文。

　九二年十二月十八號他第二次考「托福」，十二月二十三號成績出來了，他考了552分，這完全是神的工作，若憑人自己怎麼也不能在兩三個月內從一個對英文幾乎一竅不通的水平上一躍而到552分。

　九三年一月，神學院開學，學校破例給他免去1/3的學費，他拿出在德國積蓄的馬克交出了其餘部分，教會每月補助他400美元生活費。

　第一天上課，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除了一小時午餐時間，其餘八小時全上一門課：教會增長學。路加連一句都沒聽懂。晚上，他躺在床上直瞪瞪地盯著天花，他被擊垮了！第一學期他必須閱讀4500頁參考資料，寫75頁文章，參加無數次的考試，而他的英文卻低到連問路都困難的程度。

　夜裡三點前後，他做了個決定：「明天就去退課，然後回德國。」天一亮，他就起來整理行李，他打算在回德國前找家旅行社安排一個幾日遊計劃，他想到舊金山、紐約、芝加哥遊覽之後再走。旅行社十點才上班，打完電話他看時間還旱，就去了教室，坐最後一排，準備一到十點就離開。

　 坐下沒多久，老師的一句話聽懂了：「你們中間有沒有人有特別的困難需要代禱？」

　路加「騰」地站了起來，老師一愣，望著他，路加結結巴巴說：「我要回德國去，我聽不懂！」他委屈、憤怒，卻無法達：「昨天，一句不懂！」

　老師從前面向他走來，又招手讓全班同學過來，老師默默跪了下來，全班同學把路加團團住，許多雙手加在他的身上，他們低頭禱告。路加驚呆了，他僵直地站在哪裡看著跪在自己面前的白髮蒼蒼的教授，他的眼淚「刷」地一下噴湧了出來，他深切感受到神的愛，每一雙加在他身上的手都在挽留，他哽咽著低下頭說：「主啊，原諒我，這條路無論多麼艱難，我都願意跟你走……」

　下課後，他變成了公眾人物，他走不掉了。

　　從那天之後，他幾乎天天讀書寫報告到凌晨，他每份報告都是先寫中文，再寫成德文，再譯成英文，常常到最後一分鐘才交上去。他沒有電腦，第一學期的報告是用一台別人廢棄不用的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

　學業的壓力，經濟的壓力像大山一樣壓在身上，在德國存的錢全部交了學費，往後的學費、生活費完全要靠對神的信心了，他對神說：「我決不開口向人談經濟的困難，我只仰望你的供應。」

　有一個學期，他欠了學校1200美元學費，直到新學期開學了，他還是沒法交上學期的欠帳。學校規定，舊帳沒結清的學生新學期不能註冊。開學兩天了，路加沒有註冊，第三天，在校園裡他遇到一位老師。

　「路加，為什麼不來上課？」

　　「我沒有註冊。」

　「為什麼？」

　路加支支吾吾說不出口。

　「是不是學費有困難？」

　路加點點頭，老師拍拍他的肩膀，不再說什麼。第二天，路加接到系主任的信，信中說，系裡開了緊急會議，臨時撥出1500美元資助路加。路加還清了欠債，剩下300美元剛好夠新學期的註冊費。

　 路加念神學院期間，沒有開口向人要過經濟資助，但神自己感動一些基督徒供應了路加一切的需要。

　一九九五年，路加以全A的成績畢業，因成績優異，他的名字登上了九五年美國大學研究院名人錄。

　在畢業典禮上，路加的心充滿了感恩，他讚美說：「神啊，你是何等信實，兩年前你呼召我離開德國，我何曾想到會有今天！」

　　（二）

　 一九九四年八月，路加曾隨一支美國短宣隊到俄國宣教，神藉著這次的東歐之行再次讓路加看到這個世代的中國人心靈的痛苦，從而更明白神呼召他的目的。路加短宣回美之後，寫了一份報告：我看到了！

　《海外校園》主編蘇文峰看到這份報很受感動，他囑我改寫成通訊，我把標題改為《你的家鄉在哪裡？》，摘錄如下：

　這些日子，閉上眼睛就想到伏爾加河，想到那支古老的《伏爾加河船夫曲》。伏爾加河啊，如今，在你耳旁拉線流汗的豈只是你赤誠的俄羅斯子孫，在你美麗的白樺林裡回蕩的豈只是優郁的俄羅斯小調呢？

　伏爾加河無語。它目睹了這片大地上的人手所造的紅色城堡一夜間的坍塌，它也親睹了上帝的手在荒漠上豎起的高高的十字架。

　 如今，伏爾加河上早已不見了線夫，但在俄羅斯大地卜拉線的卻是一個破碎的民族，其中竟然混雜了我們的同胞，他們拉著沉重的線繩，從黃河流域直到俄羅斯。

　人說，哪兒有太陽，哪裡就有中國人在流汗；哪裡有月亮，哪裡就有中國在流淚。我們親愛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太陽下流汗，在月亮下流淚要到幾時呢？

　幾十年前，有支哥謠是這樣唱的：

　「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

　今天，當我們看到那麼多在異鄉流汗流淚的同胞，我們多想執手相問：

　「兄弟，你的家鄉在哪裡？」

　路加的回憶：

　 在莫斯科短宣期間，我遇見一個姓徐的十八歲小姑娘，她在莫斯科街頭遭警察毆打，辛辛苦苦掙的錢全被洗劫一空。

　莫斯科有家「河北旅館」，裡面住著許多中國農民，他們從福建、河北鄉下來做生意，天不亮就起來，深夜方歸。

　還有間旅館叫「莫大旅館」，那門口終日盤懸著抽稅的黑道人物和荷槍實彈的警察，裡面堆積的貨物中間卻住著來自中國的教授、研究員、學生……

　在莫斯華人教會裡，我見到一位面色蒼白的婦女，她剛到莫斯科，有人告訴她，在莫斯科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相信中國人。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裡的人也可以相信，那就是華人教會。

　她姓董，不到50歲，已經頭髮發白。

　她出生在美國，一歲半時被父親單獨帶回中國，十歲時父親去世，成了孤兒。在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她因出身不好而多次被送去勞改農場，前後達20年之久。因著她的「美國背景」，結婚一年後丈夫就離她而去，撇下她和腹中的兒子。

　八十年代中國的大門終於向西方打開，她想回美國，想給受盡了苦難的兒子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她的出生證明在「文革」中早已被付之一炬，她與在美國的親屬也早已失去聯絡。在過去的五、六年裡她與兒子往美國使館跑了無數次，但這世界不相信眼淚，只相信證明。兒子絕望了。三個月前，服毒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

　「母親，兒子已活得太累，我想，兩人活著會更累。這裡一些錢，是我積鑽的，母親拿著可用作去美的路費……」

　她哭得死去活來，幾次想一死了之，但她不甘心死在中國。一個漆黑的夜晚，她變賣了一切偷渡到俄國，她想在美國駐俄大使館再作一次嚐試，她準備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自殺，她這樣做只為了向兒子的亡魂證明：「媽媽沒有騙你，媽媽到了美國！」

　路加看到這一切，他對神說：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對我的心意……

　　（三）

　一九九五年九月路加從福樂畢業後又到台福神學院念道學碩士，一九九六年夏六月畢業，留在洛杉磯神州團契做全職傳道人。但他最終目標是回中國，回到低層群眾中去，像父親一樣做個巡迴在鄉間的傳道人。

　路加的父親是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傳道人，他在南方各省的鄉村傳道，每次回家都累得失了聲，腳也走腫了。他已年逾七旬，常常流淚禱告盼望有年輕人出來做傳道人。一位常去大陸培訓門徒的台灣牧師作過統計，路加的父親從一九七八年傳道以來已經親手建立了500多間家教會，這500多間教會帶出來的基督徒已超過 500多萬。

　一九九二年神給路加一個清楚的提醒：中國大陸十幾億人口，80%的人口在農村，若每千人需要一個傳道人，那麼，大陸一旦開放將需要100萬傳道人。

　將來會有一天，路加會和父親走同一條田埂小路向中國最低層的勞動者傳福音，這是路加最的夢……

　路加離開家鄉好久了，他走了那麼遠的路。可是，中國永遠走不出他的心。在美國，他寫了一首詩歌，這首詩歌後來經人譜曲成了神州團契之歌，歌詞是這樣的：

　「天涯歲月幾蒼涼， 　　故國山河未能忘， 　　 玉衣美食金銀屋， 　　梁園終究非故鄉。　　 　　　夢中幾回慈母淚， 　　　醒來依舊遊子裝。 　　 翹首神州裏心盼， 　　　何日福音遍四方。」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哭了。

尾聲

　 我想，我該擱筆了。在結束這組神學生的故事的時候，我想起一個舊約時代的人物摩西，他是以色列人，在一場埃及人屠殺以色列男嬰的大災難中，他僥倖地存活了下來，並且被埃及法老的女兒收養，在埃及王宮裡生活了四十年，掌握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文明知識。後來，又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他流亡到米甸的曠野做了牧羊人。

　一系列的偶然卻成就了一個有使命的人必要的訓練。

　神的時候到了，耶和華在荊棘中向摩西顯現，他呼召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應許之地迦南。摩西領受了神的托負，在舊約時代，他結束了以色列民族一段流浪史。這就是一個有使命的人的個人經歷對他那個時代、那個民族的歷史意義。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置身何處？我們要往哪裡去？

　在漂流的曠野，當世紀晚鐘敲響的時候，我們曾對著生命的大漠驚惶發問。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答案，因為，我們找到了神。

　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從東方流浪到西方，我們要回到中國去，並且，我們要帶著那流淚了五千年的民族，在世紀末的暮色裡完成一次神聖的回歸！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