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者 我们……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出国潮可以上溯到旧约时代。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住的迦南遇到大饥荒，以色列人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想必当年的埃及也如今日之美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文明发达……

　雅各带家人离开迦南无非是想把家搬到好一点的地方住。

　这是以色列民族流浪的开始。

　假如我们稍加留意旧约对以色列历史的记载，自然不难发现迦南的饥荒只是以色列人下埃及的表面原因，如果我们把这页历史整体地读完，自然不难明白以色列的神为什么不超越迦南的饥荒而让祂的子民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艰难而痛苦的流浪！

　历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能省略的。

　但是，神可以使“过程”富有意义－－无论是针对一个人，还是针对一个民族。

　这就是一个有神的人在历史长河前与无神论者不同的感慨。

　我们——

　我们曾经是无神论者，我们经历过一个荒谬的时代，我们因着一场信仰的，或者文化的“大饥荒”而离开东方那片生养我们的古老大地。

　今天，我们漂流到旷野，并且与神不期而遇－－无论多么不可思议，这是我们生命中一段历史的真实！ 　 　于是，我们回顾我们所经过的坎坷人生，我们蓦然发现了这一切背后的意义。

　于是，我想写下“我们”的故事……

生命之旅一：出黑暗入光明

人物简介：

　张敏，女，1951年生于北京。北大荒知青，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法学硕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编辑、记者，曾与苏晓康合著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活狱》。1992年到俄国，1994年到加拿大，1996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台福神学院读神学。

　朱晓明，男，1950年生于北京。北大荒知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毕业，法学硕士，外交官。与张敏同时到俄国、加拿大。加拿大维真神学院学生。

理想国的幻灭

　（一）

　火车抵达莫斯科站。

　　张敏和朱晓明提着小小的帆布包走出站台。她头上系着大丝巾，戴着墨镜。

　一出站，扑面而来的一幕把她惊呆了：

　一群俄罗斯老头老太太挤挤挨挨地夹道在路的两旁，苍老而木讷的脸迎著萧瑟的秋风，个个面无表情，两颊冻得通红……他们挎著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手上捧一件拍卖品：一顶皮帽、一件外套、一条干鱼、一只茶杯……

　这就是张敏儿时梦中的理想国吗？这就是她少年时无数次憧憬过的俄罗斯吗？

　张敏好像被迎头泼了盆冷水，她打了个寒颤，她几乎没有勇气抬头再望一眼经济困窘中的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老人们……

　去俄国，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八九学运期间，张敏同情并支持过学生，“六、四”之后，她受到党纪、行政处分和一系列不公平对待，忍耐到1992年，她和丈夫决定离开中国。

　他们住进了莫斯科一幢公寓的十楼。暮秋来临了，张敏披着厚厚的披肩徜徉于莫斯科街头，淡蓝色的雾笼罩着她脸上的忧郁，前途叵测，儿子还留在北京……她不知道这趟漂泊之路该如何走。

　转执中的俄罗斯仿佛变成了一个超级黑社会，群族的堕落和挣扎令张敏胆颤心惊：凶杀、抢劫、讹诈、卖淫充斥着俄罗斯。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为了钱，保守的俄罗斯人也不惜挺鋋而走险……

　俄罗斯仿佛失去了灵魂。

　（二）

　　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的幕僚寇尔森夫妇访苏。后来寇尔森是这样回忆对前苏联印象的：

　出访的最后一天，东道国邀请寇尔森夫妇观看芭蕾舞。列宁格勒芭蕾舞团是世界一流的，是晚公布上演的节目是《天鹅湖》。寇尔森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美国驻苏联领事馆的陪同专员。

　“也不一定，《天鹅湖》能否演得成还是个问题。”专员如此回答。

　寇尔森以为他在开玩笑。专员向他解释说：“美国要员到访，苏联官方往往以宣传舞剧《创造天地》取代当晚正常的节目，目的在抓住机会宣传无神论”。我已经看了六遍《创造天地》啦！”

　果不其然，帷幕拉开了，《天鹅湖》临时改为《创造天地》！剧场一千七百多为看《天鹅湖》而来的观众竟毫无怨言，平静忍耐地看完这出乏味之至的舞剧。

　这出剧是取笑伊甸园的。小丑一般的神和威武的撒旦竞相争取人的灵魂。最后一幕，失败的神一拐一拐地撒退了，剩下独立自主的人在世界乐园中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个世界乐园的设计师是列宁。（参见寇尔森，《当代基督教与政治》。）。

　今天，这个世界乐园的老人却必须夹道在莫斯科的出站口，捧著一件旧家当拍卖，他们需要填饱肚子，假如遇到警察，他们个个像兔子一般敏捷地把手上那件东西塞进夸包，然后拼命钻进上下火车的旅客当中……

　张敏从看到这一幕的那一瞬间起就跌入了一个幻灭的深渊　　她苦心计划了这次出境，本以为可以扑向光明，却投入另一个更恐布的黑暗之中！

　一天，张敏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一个中国青年跑来问路，张敏懂俄文，她帮助了这个小伙子。分手时，小伙子真诚地向她道谢，谢完了却说：“我不给您留地址姓名了，您也别告诉我地址姓名，免得我一时昏头保不准去抢了您。我刚被自己认识的人抢了，损失几千美金，一切都完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张敏惊呆了，她愣在街头，半向说不出话来。她目送著小伙子匆匆离去的背影，突然觉得俄罗斯好像变成了一只“潘朵拉魔匣”，当人们打开匣盖儿要从中寻找希望时，却让灾难飞了出来。她害怕极了，到莫斯科没几天她就迫切地盼望逃离俄国！

　莫斯科没有新闻，凶杀、抢劫每天都在发生，假如哪天没有坏消息，那倒可以成为新闻！

　一天早晨，天刚亮，突然窗外一阵枪响，张敏被惊醒了，她跳起来想看个究竟，晓明一把拉住她：

　“躺下，别动，子弹可不长眼！”

　窗外枪声哔哔啪啪。张敏悄悄躲在窗后往外张望，一个人被抬上了救护车，救护车上的灯不闪了，大概熄了火，显然，那人死了……

　张敏呆呆地望着窗外，忽然出生个恐怖的念头：

　“我们能活着离开俄国吗？”

　　－－……

　她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儿子在电话线的那端急切地问：

　“妈妈，你们离开俄国了吗？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张敏无言，她根本就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不能活着见到儿子！

　经济凋敞的俄国物价以数十倍甚至上百的速度疯狂上涨，他们的生活日见拮据，正惶惶不可终日，张敏又意外受到打击：好朋友因大车祸受重伤，另一位朋友在飞机失事中遇难！与此同时，同单元三家中国人，有两家在电梯里被持匕首者抢劫。张敏精神快崩溃了，她突然觉得死亡的幽灵终日在身边徘徊，随时可能劫持她！

　她把自己严严地锁在房里，不出门，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不听消息。她觉得每天的消息都好像一把锉刀，她的神经已经被锉得细若游丝，再锉一下就断了。她没办法摆脱恐惧，“千万不能死在俄国，我还没见到儿子，千万不能死！”这个念头整天缠绕在她的脑子里。

　为了转移注意力，她翻遍身边所有的书和画报，却什么都读不下去。忽然，她想到圣经，她对朱晓明说：“几次请人带书，怎么就没想到把圣经带来呢？”

　晓明同情地望着她，却无能为力。他清楚地知道，她已经被绝望和恐惧推到了悬崖边。

　没有人比朱晓明更了解张敏－－她绝对不是一个意志脆弱的女人！

　十七岁的时候，在北大荒他亲眼看见十六岁的张敏像男人一样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扛上大卡车； 北大荒的寒风早已把这个当年以满分考入北师大女附中的女孩磨练得象男人一样坚韧！

　可是，在莫斯科，她似乎几夜间就透支了半生磨炼出来的坚韧意志。

不期而遇

　（一）

　在北京的家里，张敏有一本圣经。也许因为幼年时她跟外公去过教堂的缘故，她对基督教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和好奇心。她童年的记忆里有一座小教堂，在北京西四北大街路西，是一座红砖砌的小楼，里面有老式的木楼梯，五十年代，外公牵着她的手往上爬，脚下的木楼梯咚咚响……楼上是间大屋子，有人跪着祈祷。

　外公说他信耶稣。张敏那时才四五岁，她不懂信耶稣是怎么回事儿，她喜欢同外公到教堂来，台上总会有人讲话，讲完话就给孩子们发一个小纸袋儿，里面有吃的。

　外公是张敏儿时的大朋友，他慈祥而温和，平日里总是穿一件深蓝色长袍，衣襟磨得有点发亮。在大饥荒的年代，外公在一次平常的睡眠中安然辞世了。

　后来，教堂也关闭了。

　直到“文革”结束，大陆的教堂才陆续开放。

　1985年，张敏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读研究生，她想写一篇探索精神病人心灵出路的报告文学，没想到顺着采访线索又回到了教堂。

　六十年代，张敏的母亲因为承受不了走投无路的巨大压力，精神失常而自杀。母亲之死挑起了张敏探索人心灵出路的强烈愿望。

　在读研究生时，她的写作计划之一就是采访精神病人。她采访了一位患精神病的教授，这位教授失去了爱亲人的能力，同时又拒绝亲人的爱。他好像活在“活狱” 之中，唯一的安慰是有一个爱他关心他的女儿，他女儿是个基督徒，她的忍耐超出了张敏的想像。张敏很想知道基督教信仰怎么能给一个女孩如此大的力量？！于是，她买了本圣经，可是，她读不下去。圣经头篇《创世纪》让从小受进化论教育的张敏死活没法相信；再读下去，一大堆人名，有活三四百岁的，有活七八百岁的，她渐渐不耐烦，再往后翻，诗篇、箴言，有的话不错，但更多的话让她不知所云；再翻，哗啦啦很快翻到最后，是启示录，简直耸人听闻！她把圣经搁回书架，再也没有翻过。哪料到在俄国山穷水尽，什么书都读不下去的时候，竟然会想到读圣经！

　几天后，加拿大领事馆通知张敏去，她不得不出门，走到繁华的阿尔巴特街上时，突然有人一步跨到她面前问：

　“你相信耶稣吗？你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吗？”

　张敏谔然。在莫斯科中国人与中国人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互相搭话，在街上，同胞之间偶而目光相遇都带着明显的冷漠与戒备。

　“这儿还有中国教会吗？”她带着几分惊奇地问。

　“我们是从美国来的，我们想建教会。”

　“我前几天还在想，要是能有一本圣经多好”

　“今天晚上就有聚会，欢迎你来。”

　是晚，张敏和晓明按地址找到了聚会地点。那间教会刚刚成立，那天是教会成立后首次布道会。

　教会给每一位新朋友赠送了一本中文圣经。

　张敏接过圣经的一霎那，脑子里飞过一个念头：

　“神了，真是神了，一定有神！”几天前她想要一本圣经，今天，圣经就送到了她的手上。

　难道上帝听见了我对晓明念叨的话？为什么我一出门就碰到了从北美越洋而来只在莫斯科停留三天的牧师？偏偏在那一刻，我偏偏走在那条街上，偏偏在那么多人中我与他们不期而遇？！

　奇迹就在这里出现了。

　昔日相遇不相识，相识不相认的中国人凭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在异国他乡找到了弟兄姊妹和朋友。莫斯科街上冷漠戒备的目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每一双黑眼睛里流露的都是真诚的爱与关怀。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极大地震撼也极大地安慰了张敏那颗漂泊的心。

　那天晚上，美国短宣队的一对夫妇主动和张敏晓明交谈，张敏与他们一见如故，她向他们倾吐了满腹心事，他们紧紧握着张敏和晓明的手，泪流满面地为他们祷告。张敏泣不成声，她用微弱的声音拼尽全力地向上帝呼求：

　“神啊，求你让我们活着离开俄国！”

　张敏的回忆：

　这一刻的我，仅仅是浩瀚宇宙中一个渺小软弱的生灵，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全能造物主敞开心灵之门，伸出求助之手。也正是这一刻，我结束了几十年不认识神的悖逆，第一次摆正了与上帝的关系。

　从那以后，参加查经班和主日崇拜成了我和晓明每周盼望的美好时光。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我们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似乎一切都变了。遇到新的麻烦时，我的神经好像被修复得粗壮了一些，再挫上几刀似乎还能受得住；再看他乡明月时，没有了‘低头思故乡’的伤感，心里回荡著‘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的大工遍满了宇宙中’的悠扬旋律。神的圣灵临到我，教我学习在患难中忍耐，在忍耐中盼望，在盼望中喜乐的功课，教我学习‘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我惊喜地发现圣经内涵极为丰富，远不止是有能鼓励人的话语。这本人类历史上印行量最大的奇书，让我把几十年的寻找和失丧作了一次大致的梳理，我才晓得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1：7）

　我曾痛恨肆虐于世的罪恶，却不知罪由来。无论被人冠以‘理想主义’‘忧患意识’还是‘唐‧吉诃德式的执著’，反正从来不知道世人都犯了罪，需要救赎，且不能自救。

　我曾苦苦寻求真理，向往公平正义……却好像夸父逐日，疲惫于一个又一个更迭的太阳。在‘强权与公理’这巨大的不等式面前端详那歪斜朦胧的等号，哭不出笑不出，收住脚步，踟蹰徬徨。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有罪，揭示出人治社会恶性发展的原因。罪人相处，应讲宽容；罪人掌权，必须制约，此乃奠定宽容与制约并行的社会相对良性运作的基石。耶稣基督以神的真理救赎人类，作了房角的第一块石头。而百多年前两位学识渊博用心良苦的老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而建立的‘人的真理’却导致亿万人头落地。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敬仰让心灵得以自由的神的真理。

　我渴望爱与美善，却时时被人心人口的恶毒所中伤，因而心灰意冷，常存遁世避人之想。耶稣基督为祂的子民受苦被钉十字架，将天地间至爱至善的完美集于一身。圣父使耶稣复活，并赐圣灵给教会，我们在教会大家庭里，才得以感受到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怀的爱与美善。

　我曾向往洁净无愧的生活，也为此努力，却在蓦然回首时感慨：‘人欲横流的世道上没有洁身自好之门’，不愿再苦自己，遂作过不少随波逐流的调整。读圣经常常一阵阵惊心，省察自己原有的骄傲、利欲、忌恨等诸罪怎样在往日的‘调整’中更加自我放纵，于是渐渐厌恶旧我，诚心悔改，期待着罪得赦免的重生时刻。

　我曾经哀叹我所挚爱的祖国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却从来没想过为什么基督教堂林立的国家大都文明发达（当然后现代社会远离上帝而走向败坏与这个提法并不矛盾）；也不知道拜惯偶像，悖逆上帝之邦难免成为撒旦邪灵、群魔乱舞的处所，因而理不清欲求古老中华跻身发达社会之列当从何入手。圣经说：‘你里头的光若是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当今中国社会诸多危机中最大的，莫过于人心灵的黑暗，在崇尚斗争，积聚仇恨的社会，真诚易招祸，人们不得不高筑起心灵的城府，于是心渐渐刚硬黑暗，在既不想害人又不愿被害的夹缝里生存，学会了‘以牙还牙’，难以原谅与宽容。到处充斥着虚伪、仇恨、腐败、残暴，而诚实、仁爱、善良、正直等美德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这也是数以十万计海外游子有家难归的苦衷之一。

　感谢奇妙的救主让我在漂泊俄国最沉重的日子里经历祂的救恩，尝到灵性苏醒，豁然开朗的甜美。我又以每日的祷告与上帝直接沟通，把无力负荷的重担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交在祂手上，也求祂鉴察洁净我的心。‘在我呼求的日子里，他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详见海外校园11期张敏的见证《悬崖边的跃身》）

　1994年6月6日，张敏和朱晓明终于获准离开俄国，平安抵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取得了永久居留权。

　这年的圣诞节，张敏受洗。

蓦然回首

　（一）

　在蒙特利尔晴朗的天空下，张敏回首四十多年来自己经历的坎坷人生，她蓦然发现这是一场漫长的光明与黑暗之战，她每一次痛苦的挣扎都为了挣脱黑暗，扑向光明。

　张敏对黑暗的恐惧最早始于少年时代。

　小时候她本来是个明朗的女孩子，她的成绩好，学校开家长会，老师总是拿她的成绩展览，所以，一开家长会，外公就和妈妈争着去。

　妈妈觉得女儿是自己的，这份光荣不能让外公抢去，她常常指著外公的长袍说：“你看，油渍斑斑的，怎么好意思去给敏敏开家长会？！”

　她是妈妈心中的太阳，妈妈30岁生下她，为了她，妈妈辞去了工作，妈妈的梦都系在她的身上了。

　可是，后来妈妈听人说，出身不好的孩子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妈妈很忧伤，她不止一次地问女儿：

　“敏敏哪，要是你长大了不能上大学，你会怪爸爸妈妈吗？”

　张敏还小，她不懂妈妈的心事。

　后来，妈妈精神失常了；后来，妈妈默默离世了。妈妈死时，张敏十五岁，她明白了妈妈的忧伤，因为，她已经知道自己不属于光明的世界－－她是“黑五类”子女，与“红五类”子弟不一样，光明是他们的，她必须脱胎换骨，才可能争取光明世界的接纳……

　妈妈死后，她不敢戴黑纱去学校，妈妈是自杀，自杀就是“与人民为敌”，她不敢让同学知道妈妈的死，每天上学时，离学校好远她就把臂上的黑纱摘下来藏在书包里最底下的地方。放学之后，快到家门口，她四顾无人，才敢把黑纱重新戴上，不戴黑纱，爸爸会伤心。

　黑纱就是妈妈，黑纱沉重地压迫她，她想挣脱，又不忍挣脱，因为那是生她、养她、爱她、为她付出一切的妈妈呀！

　妈妈死后，“文革”进入了血腥时期。张敏属“黑五类”子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五类”学生整“黑五类”学生，“红的”拥有打人的权力，“黑的”是被打的角色，一条行李绳把十个女生的脖子一个绕一个地捆在一起，墨汁、酱糊从她们头上淋下来，拳头也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十个少女的美丽和尊严被同年龄的另一批少女蹂𨅬得惨不忍睹。　

　“说，‘我是狗崽子，我该死！’”

　张敏低垂著头，她紧紧咬着嘴唇，死也不肯骂自己“狗崽子”。

　“我要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张敏虔诚地抬起头，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厉喝打断了：

　“你妈妈呢？说！”

　她浑身一颤，那个可怕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

　“妈妈死了。”她脸色苍白，声音嗡嗡地。

　“怎么死的？！”

　“自……自杀……”她颤抖著，手脚冰冷，她默默闭上眼睛　　黑暗压过来了……

　此后很多年，她惧怕任何的黑色，甚至不敢穿黑衣服。

　她渴望光明，渴望脱离一切黑色的记号被光明接纳。

　她愿意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1967年她初中没毕业就主动报名下乡，师大女附中第一批下乡的学生有二十名，十人去内蒙，十人去黑龙江。张敏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去了黑龙江的北大荒。

　火车隆隆地离开北京火车站。

　张敏挤在黑压压的下乡知青中间，她默默望着窗外，荒凉的原野飞一般掠过，天色暗了下来。

　车厢里有人哭泣，有人唱歌，有人高谈阔论，有人沉默不语。

　 张敏默想着一段往事：

　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听过东北一个地方的名字：兴凯湖。那时候外公还活着，邻居老奶奶有时候找外公写信，她口述，外公写。信是写给老奶奶女儿的，老奶奶的女儿在兴凯湖劳改。在张敏童年的印象里，兴凯湖是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

　火车到站了。暮色苍茫，知青们被分散到不同的地点，张敏随一拨人到达指定农场，那儿离兴凯湖不算远。

　从此，她在那儿摆了十年的“青春奠”。

　为了被光明接纳，张敏拼命改造自己。

　　无论身体有什么不适她都照样下农田，扛大包！并在劳动之余，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北大荒十年，她十年没有回北京过年，第十一年回北京过年时，父亲已经离开人世。

　如此脱胎换骨地改造到第七年，她身上“黑色的印记”才被劳动的汗水和痛苦的泪水洗刷干净，“光明”这才肯接纳她：她入了党，当了兵团干部。

　第十一年，知青大回流，他们再次潮水般地涌向火车站，车厢里挤挤挨挨地塞满了当年从城里被打发下乡的学生　　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有的拖儿带女，有的孑然一身，除了脸上的苍桑和生活的重担；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回城后，他们被抛到被人遗忘的角落　　在城里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她被分配到中学看大门。上课铃响了，学生们进了教室，操场上只有鸟儿飞来飞去地唱歌。张敏独自坐在传达室里苦涩地望着教室：历史为什么和我开这样尖刻的玩笑？能读书的时候，赶我们下乡，回城之后，却只能坐在这里看别人念书！

　　由于回城太晚，七七、七八年大学招生已经错过，只剩下夜大招生了。张敏要考夜大，可是学校不给开证明，理由很充分：“你的专业不对口。”

　张敏苦笑着问校长：“我是个看大门的，您看全国哪所大学有和我对口的专业呢？

　生活嘲弄了她，如今她也学会了嘲弄生活。

　校长无言以对。她的女儿也是回城知青，她明白张敏的苦涩，最后，她给开了同意报考的证明。

　张敏苦熬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五年夜大，拿到大学本科文凭，当了教师。

　　1985年张敏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研究生，大学校门里终于有了一个属于她的座位，那年，她三十四岁。和那些年轻的研究生一起走进教室的时候，她感到无限的欣慰。

　哦，终于可以告慰爸爸妈妈的亡灵了！

　她觉得自己冲出了黑暗，光明接纳了她，并且补偿了她在黑暗中曾失去的。她不再惧怕黑色了　　她是得胜者，她穿上了黑色衣服，头上系着黑色发带……她给自己在黑暗中的挣扎与恐惧画了个句号。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逐渐深化，桎梏一道一道地被打碎，中国有了转机。“国运”一转，过去的“贱民”－－“黑五类子女”的命运也有了转机，政治咒符解除了，张敏满怀着光明的憧憬。

（二）

　在大学校园里，张敏回顾过去十年走过的路，更清楚地看到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悲凉：当初年轻学生怀着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心愿奉献青春，青春奉献了，国家也没富强，一代人成了牺牲品，多数人回城后成了社会的弃儿。张敏是知青中少数搭上“最后一班车”读研究生的幸运者，她格外珍惜现今的机会，对中国的改革，她有强烈的参与感。

　1984年，中国官方开始“清除精神污染”，八五年到八六年又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改革的潮流中，这是一股潜藏的逆流，张敏感到不安，无论如何，她不希望过去的黑暗卷土重来，她愿意和中国当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真诚的呼声与这段不和谐的背景音乐抗衡。

　八七年张敏毕业，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87年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午间半小时节目”，这个节目的灵魂人物是诗人邵燕祥的夫人谢文秀－－她是中国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之一，她一生的愿望就是让广播节目走进人的心灵。

　午间半小时节目一开播就收到听众的好评，它以“午餐桌上的话题”来探讨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节目风格舒缓、真诚，贴近心灵。

　节目组有十几个人，大家怀着共识：用细雨润物的方式影响社会人生。

　张敏加入了“午间半小时”节目组。很快，她就尝到了美好追求中的苦涩：节目组同仁个个都要学习“打擦边球”的艺术。新闻在专制政体下不可能无所顾忌地说真话，“话题”中有太多敏感的“禁区”，稍不留意，一“球”出界，就有麻烦了。有时候节目刚刚播出两分钟，中央办公厅就来电话警告了：“你们刚才那句话不合适……”

　每过一段时间，“上头”就有一张单子下来，上面罗列了一大堆“禁区”，诸如：知青问题不能谈，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不能谈……

　上头的限制越来越多，大家明明看到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明明知道推迟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可是，就是不能谈！

　张敏深切感受到改革中的阻力，她多么盼望中国人能够在阳光下自由地倾诉，她多么昐望那些受伤的心灵能得着爱的抚慰，可是，她无力挡住光明中重新卷来的乌云，她甚至没有勇气开启那些盼望答复的听众来信……

　1989年，爆发了学运。

　学生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新闻自由！”

　1989年5月17日到18日，这是共和国新闻史上值得纪念的两日，中国新闻界获得了两天自由！第三天，戒严令下达。

　　“六、四”之后，张敏对中国当政者失去了希望，她忍耐了三年，最后在百般无奈中选择了离开。

　没想到，在漂泊海外最黑暗的日子，她遇见了神，当她扑向神的怀抱时，她里头一下子就亮了，她这才真正冲出了黑暗，进入了光明境界，这光明谁也夺不去。

　1996年3月，张敏来洛杉矶参加远志明策划的“上帝与中国”研讨会，我们又见面了。

　张敏高兴地告诉我：“朱晓明去温哥华念维真神学院了。”

　我惊讶极了，记得一年前我见到张敏时她的先生还没信主，朱晓明虽然热心去教会，但他过于理性，张敏以为晓明信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他跑得好快，怎么信的？”

　“我也说不清。我带回家王明道、宋尚节的传记，他抢先看了，他看过的书都长了头发。”

　“长头发？”

　　“插了好多书签，就跟书长出了头发似的。后来，有一天他自己跑去对牧师说要受洗。”

　“就这么信啦？关键的一步怎么跃过的呢？”

　“他说，不信神是灾难之源，信神是人的本分。”

　我点头，我感到十分欣慰。

　朱晓明是与张敏搭同一趟火车去北大荒的知青，也是搭“末班车”上大学的幸运者，他是胡绩伟的研究生，研究过各国的新闻立法。1989年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新闻立法的起草，可是初稿出来后却无人理睬，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室的牌子都被摘了。他报国无门，也不甘心写“御用文章”，于是，离开社科院去做外贸外交工作。

　过去的荒谬时代会不会再来？共产党自己有没有力量结束专制统治，把中国带进自由民主？这是他“六、四”之后最深的忧虑。

　中国的病根儿在哪里？出路在何方？他思考了多年，直到他找到了神，才找到答案。

沐浴著主耶稣的光……

　　离飞机起飞时间只剩40分钟了，远志明要送张敏去机场，可是我们的采访还没结束。张敏 匆匆提了－－行李，我们一起上了远志明的车。

　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也许飞机推迟起飞。

　汽车驶上高速公路，往机场急驶而去。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我抓紧时间问，“你为什么要念神学？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

　张敏沉默了几秒钟：“我还没想清楚。我想念神学院，只是想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好好读神的话……

　“你的异象，神没给你异象吗？”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问题不可能没有答案，可是，时间来不及了。

　最后25分钟，远志明帮张敏提着行李冲下车往候机室跑去，他的车停在临时下客的地方，我留在车上。十几分钟后，有人轻轻敲车窗，我抬头一看：张敏和远志明一道回来了　　飞机推迟两个半小时起飞。

　“神不让你走，因为你没有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高兴地打开车门。张敏跨上车，她很兴奋：“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告诉你。刚刚在车上，你追问我：“你的异象呢？神给你的异象是什么？”眼前显出一幅画面：从天而降的大光，把全地照得通亮，一无黑暗。我、我们午间半小时节目组的同事，以及我们的亿万听众一起站在中国那片古老的大地上，沐浴著主耶稣的光，在祂的光里，中国改变了，我们都改变了……”

　哦，我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我赶紧低下头：“哦，我的主，我的主，这一天还遥远吗？”

　突然，一直沉默的远志明开口了：

　“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一轮很大很亮的太阳升起来了，是在半夜，人们都在睡觉，可是太阳向我扑来，我看见了那颗太阳，可是旁边的那些人却没有看见，我回到了中国……

　一霎那，我们都安静了下来，太阳从车窗外直射进来，我们都沐浴在明亮的光里……

生命之旅二：从文化流行符号到有命题人生

人物简介：

　丁果，男，1958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院历史系，留校任教。1984年到日本东洋文库做研究员，85年获东京主教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87年进入博士课程，89年进入博士论文写作。1992年放弃博士论文答辩而进入加拿大维真神学院念神学，94年毕业。目前在明报任编辑。

漂泊人生

　1994年8月5日世界周刊上有篇香港记者宋丹丹对丁果的报导，标题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丁果》。这个标题挺吸引我，此前，我零星读过丁果的几篇文章，感觉他的领域很广阔，可是，我不太了解丁果其人，于是，我认真读这篇报导：

　“记得去年11月陈卓愉被加拿大总理克里靖委任为联邦亚太事务部部长不久，我曾打电话到他家，郑重其事地向他推荐丁果。

　我认为至少在咱们BC省，像丁果这样对亚太、尤其是对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济、高层政治状况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发展进行过长期追踪研究的人并不多。而在此基础上，他还能不断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包括某国对某事应采取的对策。

　后来，陈卓愉大约没有约见丁果，而丁果也跑到BC大学的维真神学院做基督教研究生去了，让许多朋友大吃一惊。

　丁果没能人尽其用，只好继续纸上谈兵。

　其实，这十年他一直没断写作，无论他身在世界什么地方，思考和写作成了他生命一部分。他在名片上自冠的头衔就是：流浪的自由撰搞人。

　他的主要阵地在中国（大陆引者法）、香港、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学术杂志及报刊上……算下来，他发表的论文和评论文章已有数百篇了。

　最近，他又在研究全球华人的政治融合和文化整合问题　　从华人共有的精神危机出发，探讨通过文化整合培植华人的全球意识，使在现代化生活活中的华人确立起一种新的超越历史、地域、政治、风尚和习惯差异的中华民族之定位。”

　读到这里，我蒙拢感觉到丁果有点自命不凡而且把自己弄得好沉重。果然，报导的后面有段丁果的自我表白：

　“我在这俗世中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我这漂泊的人生。从东方到西方，也许将来再回到东方，我一直在寻求跟所有的人对话，跟世界对话。而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后面都有一种人类共通的东西。找到这种东西就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以及人生的价值。”

　丁果是学历史的，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历史的沉淀，所以，既使能够潇洒地流浪，也比别的流浪者多了些牵挂。好像为了印证我这个感觉，那篇报导的下面附了张丁果的照片：他坐在古老长城的残垣上，背后是莽莽群山……“背驮著长城的流浪者！”我想，这大概就是丁果吧！

　后来，我们通了电话。直到96年3月他来洛杉矶参加“上帝与中国”研讨会，我们才见面。

　研讨会前几小时，远志明带别的与会者看海去了，我把丁果留了下来。我想把他写进这组神学生的故事。

　丁果没有故事，他一开口就是层出不穷的思想，这倒把我搞“沉重”了，我没法把“思想”转化为“情节”。

　“丁果，讲点故事吧！”我停下笔。

“嗯……”他略一沉吟，话题一转，“就说说我的自我定位吧！我在哪里？”他的眼睛在镜片后一闪，然后，盯住一个方向：

　“1966年，造反派抄我家，给我冲击很大，我才八岁，却一下子发现人分两类：一类人操纵别人，另一类人被别人操纵，自己无能为力。我本来是个自我主张很强的人，那一天，我发现“我”没有了，我成了别人手上的一件东西。

　上了中学，我极力表现自己，我学习好，满足了老师的心情，老师千方百计让第一批加入红卫兵，75年转为共青团员，我后来当上了团支部书记。毕业时，面临上山下乡，我想当兵，老师说：你应该在政治上表现更积极些。潜台词是：越不想下乡越要表示坚决要求下乡－－这是政治表现。我一下子看到政治的虚伪，纯碎是交易。后来，我去了上海远郊农场。我想读大学，农场要我扎根，大学招生时，领导不让我去，我旷工，躲回上海复习十天，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

　上了大学，‘自我’意识抬头，相信‘自我’追求可以改变命运。但毕业分配时，‘自我’又很无力，好像又变回了抓在别人手上的一件东西　　往哪儿搁根本由不得这件东西。

　我考研究生，分数考得不错，但没被录取。学校知道了我的考分，让我留校，我教亚洲史，是文科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很得意，分配时的无力感没有了，‘自我’再次得到肯定，而且，趋向‘无限’，我开始忧国忧民。

　我边教书边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把日本作为参照物。

　中国的现代化搞不成功有文化、制度、人的关系这三方面的原因，中国近代史就是挑战与应战的模式：西人进来了，船坚炮利，迫使我们富国强兵，开始一个现代化过程。可是，我们没有把人放进去，也没有把制度带进来。日本人把西方的制度拿进来了，它引进了民主制度，也引进了管理制度，它讲权威，也讲个人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它重视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重视中长期的战略策略研究，日本的大企业和政府部门往往不惜重金，长期养著一批思想战略家。我对日本的制度很欣赏，84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日本东洋文库作研究。

　到了日本，我才发现，日本的制度是好的，但是，人却没有地位。

　我认识一位医学教授，他是日本的‘精英’。有一天，我们一起聊天，他得意地说：

　‘我每天下班后还有各种应酬，回家总要到夜里一两点钟，我太太在我回家之前从来不敢洗澡睡觉。’

　日本女人绝对不能在丈夫回家前洗澡，日本的浴盆是桶式的，洗澡时把水舀出来往向身上浇，丈夫没回来，妻子和孩子一般都不能先洗。这位医学教授回家太晚，孩子等困了，有时候他太太就给孩子先洗，安排孩子睡了之后，她一个人等丈夫回家，还不能有任何怨言。

　在学校里，我亲眼看见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一边挨打一边‘嗨，嗨’地点头。

　我带太太去餐馆，服务员上菜是跪着上来的。

　我真吃惊：日本一方面有高度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却极端落后。我问日本同事：‘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很惊讶我问这样的问题，所有人给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们从来没想过你问的问题。’

　日本现代化了，但是‘人’没有了。我看到日本在走一条‘物化’的路，制度的合理并没有给人合理的定位。中国在走以日本或以西方为参照，追求现代化，实际也是一条‘物化’的路。在这条路上，人失落了‘自我’。

　可是，我自己也是在走一条‘物化’的路，连我的‘忧患意识’都涂上了‘物化’色彩，我从国家民族的功利出发，强调制度的效率，数字的管理，技术的先进，从这些层次上追求现代化，忽视了人。人没有了，现代化还有什么意义？我处在一个挣不脱的矛盾当中，一方面渴慕现代化，一方面又不甘心被‘物化’，我无奈地挣扎，没有力量超脱。我不知道，人的定位住在哪里？

海滩上的沙器

　日本电影《人证》中有首著名主题歌：草帽之歌。歌词大意是：

　“妈妈，我把你给我的草帽丢了，我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日本另一部电影《沙器》出现这样的镜头：沙滩上，一个孩子认真地堆沙，也许，他想推一个想像中的城堡，沙从指缝间汨汨漏下，他堆得很专注，不知道堆了多久，他终于堆起一个沙器。孩子拍拍手，满意地欣赏著自己作品。忽然，一阵海浪涌了过来，霎那间，沙器被冲倒了，悄无声息地流回大海，孩子呆呆地望着沙滩　　那儿已经一无所有……

　“妈妈，我把你给我的草帽丢了，我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我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生命的沙钟沙沙落下，时光从指缝里漏走了……

　突然，有一天，丁果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堆“沙器”的孩子。

　在日本，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他从宏观的角度评论政治、国家关系。以及民主国家专政，他抨击社会时弊，尤其日本传统和社会问题，弄得日本官方一直在查找谁叫“丁果”。他生命的意义完全在于写作之中，“文章”是他的“沙器”，这个“沙器”却被人生的海浪冲倒了：他的文章并没有为社会问题找到一个合理的处方　　在中国，他看到人在不合理制度下的无力，人成了“非人”，于是，他追求制度的改变。在日本，他却看到人在合理的制度下依然无力，人依然是“非人”。 　 　人在哪儿丢失了“自己”呢？人又到哪儿去找回“自己”呢？

　丁果没有答案。

　1989年丁果在日本修完博士课程，带着论文提纲到加拿大探亲，他的妻子88年从日本转到加拿大温哥华念书，丁果打算在温哥华完成博士论文。

　一到加拿大，丁果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失去了自己。

　在中国，他是大学教师，他要为中华民族找出路；在日本，他是研究员，虽然有文化冲突，但凭着他的日文功底，他可以打入上流社会，打工都是高级‘工’－－给日本的精英做翻译，并且他还要为日本社会指出问题A.B.C。

　到了加拿，他一切的优越条件都没用了，他不懂英文，连去银行都得妻子陪着。

　一天，他鼓起勇气自己去银行，那家银行牌子上写明有国语服务，丁果走近柜台要求使用国语，一位小姐出来接待他，一开口竟是广东话，丁果气得夺门而出！

　他发现自己一无用处，自己不过象个文化流行符号，在社会潮流中随波逐流，这个符号一旦离开潮流，根本就读不出意义！

　丁果再次彻底失去了“自我”。

　“我是谁？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丁果第一次想到问自己，可是，他没有答案。

　“我自己问题的A.B.C.还没解决，就想去解决民族的A.B.C.？”他自嘲道。

　问题他的生命进入了沉淀期。

　妻子带他去查经班，她在加拿大学医，她信了耶稣。

　 丁果在加拿大因为语言不通，正憋著一肚子气无处发泄，这下，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块挑战的阵地。

　有人祷告了，他坐在旁边观察，然后，也闭上眼睛。

　祷告完了。

　丁果环视着大家：“刚刚我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你们是否看见，我很怀疑。”

　基督徒们面面相觑，然后，宽容地一笑。

　丁果却不肯“暂停”。

　牧师讲道，他仔细听，牧师讲完，他举手提问。他问得刁钻古怪，牧师和基督徒常常不知如何回答。他们平静而诚恳地承认：“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回去再想想……”

　丁果很得意：“这些人怎能传道？还不如让我去传呢！”

　回家后，那种得意感就不见了。“怎么这些人一点不觉得被我冒犯？他们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急不恼也不动摇，他们的信仰怎么这么牢靠？”

　他忽然觉得自己输了，至少，在气势上自己输了。这种感觉很糟糕，可是，到了周末，他还是照常去，照常找人辩论，照常做“白天的胜利者，晚上的失败者” （到晚上，他总是觉得自己输了。）

　一天，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宣教士带了一卷中文版录相带《耶稣传》给丁果看，她不懂中文，却陪着丁果看，边看边流泪。丁果很感动：为什么一位不懂中文的外国人陪我看几小时的中文录相，还看得流泪，她图什么呢？丁果看完了，觉得耶稣这个人不错，讲话也有道理。可是，他最不喜欢耶稣那句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丁果最不喜欢别人“实实在在告诉“他，他习于“实实在在告诉“别人，他正是为了实实在在告诉别人才出来流浪的。可是，他走到了人生的旷野，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他在孤独中思考，在徬徨中寻找出路。却发现自己找来找去都围着“自我”转圈儿：从没有“自我”到找到“自我”再到失落“自我”。从东方到西方，少年到成年，他转了一圈儿又回到了“原点”：还是没有找到生命的位置。

　丁果感觉走到了尽头，除非有一个突破，否则，徒然循环毫无意义。

回到合理的关系之中

　上帝把丁果带到加拿大，让他进入生命的“旷野”，是为了让他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

　丁果要寻找生命的位置，他在制度中找不到，在“自我”追求中找不到，可是在教会里，在那些辩不过他的基督徒中，他却发现他们对这些问题有肯定的答案。于是，他打开圣经，他想知道一千多年前那个没读过书的拿撒勒人耶稣实实在在告诉了人们什么？

　当他放下理性的骄傲，带着一颗寻找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就真的找到了答案！

　生命的位置不在生命的关系以外，生命的意义也不在生命的关系以外，从外面寻找满足里面的东西，从外面寻求解决里面问题的答案是荒唐的。

　神的光照进到他心，他的里面亮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实实在在是个罪人，而且，不能自救——知识、制度、现代化都不能救罪人，这不是理性的豁然开朗，是良知的幡然醒悟。理性令他骄傲且诡诘，理性教他在高尚的忧患意识中逃避自我诘问，以国家民族问题的A.B.C.替代对个人问题A.B.C.的审视，以救国代替救人，以审判历史与社会代替审判自己，并且从中获得虚伪的崇高感。而良知却让他谦卑诚实，良知教他正视自己的内心，于是，以前轻轻滑过去的罪此刻全部清晰地呈现了出来：骄傲、狂妄、嫉妒……甚至潜在的未曾有机会表现的罪都不能轻轻躲过。他忽然想到，八岁那年，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自己虽然没有公开与父母 “划清界线”，但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对父母的埋怨，只是那时还太小，没有足够的诱因或没有足够的力量表现出来罢了。

　对罪的认识是丁果人生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使他脱离了原先追求的“自我”框架，而进入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找到了生命的位置：他是受造者，他与创造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当这个联系中断时，生命就失去了方向，而回到这个联系之中，就自然回到了合理的位置之中。丁果是个以理性思考见长的人，但是，在信仰的追寻中，最初的阻挡是理性，最终的答案却超越理性，若紧紧抓住理性不放，他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

　丁果在理性上说不清楚怎么从信仰的“挑剔者”变为“顺服者”？他也说不清究竟怎么就信了耶稣？他只是不可言喻地经历了一种生命关系的调整和回归，当他回归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心灵告诉他：这就是答案。

　1992年丁果接受了耶作为自己生命的救主，1993年10月，丁果在加拿大受洗。

　信主后丁果立刻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回日本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还是放弃答辩进入加拿大维真神学院念神学？神为他预备了念神学的一切条件，但最后要他自己作个选择。

　丁果和妻子迫切祷告，求问神的旨意。丁果真正看到了自己的无力：连在东京和温哥华之间作选择都拿不定主意。祷告之后，他俩觉得留下来更有利于事奉神，于是丁果就把快到手的博士学位放弃了（他的论文已有一部分在日本、台湾、大陆、美国发表了），93年9月，丁果进入维真神学院念基督教研究硕士课程。　

　95年4月，丁果修完硕士课程，他盼望做个全职传道人，但是神没给他开这扇门，于是，他放下自己的计划，接受明报的聘请，先做资深记者，后来做了副刊编辑。

　丁果是一个带职事奉的基督徒，他清楚事奉神不在乎位置在哪里。他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为自己在世界上找个立足点，而在于寻求和靠近超越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

　这个终极关怀是丁果个人生命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需要，所以，丁果将来有一天可能还会回到东方，回到当初流浪的起点，那里有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燿阑文化，但这文化却孕育出一个在信仰上流浪了数千年的民族。

　丁果认为改变中国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重要，因为文化比制度更能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人心，中国文化没有宽容和忏悔精神，所以，中国人对人不宽容，对神不忏悔。丁果盼望将来有一天，中国文化能死而后生，真正以一种崭新的精神呈现于东方，这个崭新的精神必须以基督的思想为灵魂。

　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是，上帝已经差派一批人出发，丁果只是其中之一。

生命之旅之三：跟着崇高的感觉走

人物简介：

　夏训智（又名夏长策），1950年生于武汉，曾做过工人，武汉国画院职员。1978年移民香港，klf 自由画家，明报月刊专栏作家。1990年到美国，91年进入纽约City College攻读艺术硕士，94年毕业，获艺术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际神学院念神学。

跟着崇高的感觉走

　（一）

　晚会进行到零点。报幕员走上台：

　“下一个节目，诗朗颂《带给你　　神的杖，神的竿》，作者，夏训智。

　“当圣乐响起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我们心中的时候，

　 我们的思绪和著太平洋的风。

　 吹向大洋彼岸的故土。

　 一别经年的祖国啊！

　…………”

　我坐在下面，我感觉到一种久违了的韵律在流动，我一下子形容不出来，可是我分明可以肯定，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一种很崇高的情感。 　 　　“我们每一个在外游子的心，

　 无论是春去秋来，

　我们都翘望着你。

　我们中间有来自塞外的姊妹

　暟暟白雪覆盖的仍是给大火烧毁的

　长白山上的

　残枝败叶吗？

　这儿有来自京城的弟兄，

　长安街上坦克车辗出的斑痕

　是否已经褪去？

　这儿有来自中国各地的儿女，

　混浊黄河水是否漫过堤坝

　吞噬著田里的庄稼？

　与长江上空明月相伴的

　可仍是那凄楚的乡曲？

　……

　凭高山绝岭，看烟雨流云，

　观苍山落日，听大海潮汐，

　每一景都闪著故土的踪影，

　每一情都伴着缠绵的思乡曲。

　然而我们最牵挂的，

　却是我们同胞的心，

　他们的心是否已连上永生的源头，

　他们的脚是否已踏上主的救恩路？

　……”

　这是1995年的最后一夜，神州团契在加州郊外的山上举行福音营，全场上有三百多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山下，万家灯火；山上，只有这里亮着一抹灯光。

“当圣乐响起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我们心中的时候，

　一别经年的祖国啊！

　我们这群海外游子，

　不会带给你俗世的智慧，

　不会带给你无爱的宗教，

　带给你的是耶和华的杖，

　耶和华的竿，

　耶和华的真理，

　耶和华的慈爱！”

　……

　会场突然沉静了下来，三百多人默默起立，牵起手，墙上打出了字幕：

　“我的中国心”

　“长江，黄河，亿万灵魂，在我心中重千斤……”

　歌声海涛般汹涌著，奔腾著，三百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倾刻间，会场上掀起一股地动山摇的力量。

　远志明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他跳上讲台，接过话筒：

　“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天父，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在1995年的最后一刻，我们这群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为着我们的祖国，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十二亿的同胞，一起用我的心灵和诚实向您祈祷……

　三百多双手高高举了起来，祈祷声铺天盖地滚滚而来，1996年的钟声敲响了！

　三百多人流泪满面遥望中国：

“带给你－－神的杖，神的竿……”

　我蓦然抓住了那熟悉的韵律－－那韵律带着崇高的情感，我猜想，这首诗作者可能经历过一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时代，否则，不会有这样一种激昂的沉痛。

　后来，我见到了夏训智，果然，他经历过“文革”，他最初对崇高的追求恰恰始于这场“革命”。

　一个追求崇高的人，早晚会遇见神。

（二）

　十三岁，夏训智还没有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可是，他已经在世懵懵懂懂地追求崇高感了，他敬仰领袖，他画了很多毛泽东像，画得不错，从小学二年级他就学画了，画到“文革”，他已经可以像样地把心中的“伟大领袖”画出来了。为了追寻这位“伟人”的脚踪，1966年他步行从武汉去了井冈山。

　他才十六岁，跟在一批从东北来的大学生的后面往井冈山出发，这支队伍叫“长征队”，这是一次真正的长征，他们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每到一地，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

　几天后，长征队到达江西修水县，这是老革命根据地，山清水秀，却贫困而闭塞，长征队到达前，这里一片宁静。长征队一来，修水县就被闹得天翻地覆了。第一天，他们把县长抓出来游街，并且派宣传队到县委、县政府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论，组织当地群众造反、夺权。一时间修水县造反派、战斗队纷纷登场，大字报满街都是，“文革”烈火一下子就被点起来了，长征队大获全胜，于是离开修水向永新县进发。到达永新，他们如法泡制：揪当权派，发动革命群众造反、夺权，“火”烧起来了，他们就向下一站出发。

　长征队员们个个脚上磨出了水泡，可是没一个人掉队。他们都有一种光荣感：这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他们是踏着红军的脚步走。最后，长征队终于到达井冈山下。

　 暟暟白雪覆盖着这块“革命圣地”，队员们带着“朝圣”的心情互相搀扶著往上爬，年龄大的同学帮小同学背行李，山道崎岖而陡峭，夏训智至少摔了二百跤才爬到山顶。他拖泥带水，伤痕累累地伫立在山顶上，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到中央下达的命令：

　全国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经点起来了，红卫兵们应立刻结束串联，返回学校。

　夏训智带着完成任务的光荣感步行回到武汉。

　学校早已停课了，“走资派”们统统关进了“牛棚”，夏训智的父母也进了“牛棚”。夏训智惊讶地发现，他的同学大多数和他一样：父母都进了“牛棚”，家里只剩孩子。

　那年的春节，家里很凄凉，父母不能回来，几个孩子自己过了个年。

　夏训智无所事事，极端无聊，崇高的革命热情渐渐冷却了，他想寻找新的刺激。

　1967年夏，他和一帮年轻人结伙抢商店的广播器材，后来，胆子越抢越大，竟然有一天去武汉军区后勤部储备连抢军械！

　那天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开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卡车冲进军区，逼守门的警卫交出枪库的钥匙。枪库在楼上，他们打开库门，一轰而上，军人把木楼梯拆了，他们抱着军械从楼上跳下来，军人把大门关了，他们开着卡车撞门，硬是把门撞开了，为了惩罚守门的军人，他们用子弹敲军人的头，敲出了血，军人不敢还手，任他们扬长而去。

　回到家，这伙人躺在屋顶上对天开枪，他们只觉得好玩，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那年头的口号是“造反有理”。

　 1968年，夏训智被抢枪的同伙供了出来，他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认识了一个地痦流氓，一个耸事司机，和一个被打成反革命的警察。那个警察是被自己的妻子告发的。他和妻子加入了不同的造反派组织，两派观点不同，夫妻整天辩论，他被吵烦了，忍不住喊了一句反革命口号，妻子立刻把丈夫的“罪行”揭发了出来。

　 那年头，“反革命罪”是有可能被枪毙的。夏训智在狱中学到第一课就是认识革命的残酷无情。

　 1968年10月，夏训智出狱，同学们都被赶下乡“插队落户”了，造反派头子们也被抓了起来，革命风向转了，他开始思考问题，他发现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都受了革命的欺骗和利用。

　 “文革”之初，中央传达的文件指出党内出了阶级敌人。所以，要红卫兵小将点火，要造反派专权。这些人起被利用过了，就被革命“扔”了出去。他看到了“革命”的真像，革命的崇高感顿然消失。

　他想读书，他要在知识中追求自我完善，他读很多书：理工、文学、艺术……最打动他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一批忧郁诗人的作品，如徐志摩。徐志摩诗作中的灰色格调很适合他当时的心情：年轻人的忧郁、惆怅、美好追求中的失意……他也喜欢闻一多诗作的激昂，闻一多《红烛》《死水》令他热血沸腾。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著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是，不是！我哭泣著，拳头擂著大地的赤胸，呕出一颗心来……”

　诗人闻一多赤诚的痛苦以及为祖国的灾难呕出心来的奉献精神再次唤起他的崇高感，这种崇高感过滤了他的内心世界，他在远离尘嚣的心境中得到了崇高的满足。

　可是，他又不能超然地活在这种“崇高感”之中，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年轻人，他几乎本能地随着时代潮流走。

　 1971年，他被分配到一家电器厂当工人。“文革”的风暴也冲击了工厂，工厂工人与领导的矛盾也以“革命的名义”宣泄了出来。夏训智又被利用了　　他的师傅让他代写大字报批判领导，他为了帮师傅的忙，一次写了五十张大字报，把厂里闹得天翻地覆！领导对他忍无可忍，工人对“舞文弄墨”的人也心存隔膜，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只好离开工厂。

　1975年，夏训智结束了工厂里的“革命生涯”，调到武汉国画院工作。

　 有人对夏训智说：“艺术家是仅次于上帝的人。”

　 夏训智不认识上帝，他心灵的圣殿自然就让给了艺术。

　 1976年“文革”结束，但“文革”逆风依然笼罩着中国大地，夏训智对大陆政策失望，也看不到艺术的出路，他的姨母在香港，他提出了去香港的移民申请。

　1978年底，他去了香港。这年，他二十八岁，孑然一身，唯一拥有的只是一个美丽的艺术之梦。

艺术沙漠之旅

　（一）

　他万万没想到竟然投奔了一片艺术沙漠！

　香港是个摩登都市，速度、效率、刺激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夏训智梦中所求的艺术“田园牧歌”突然被一阵“都市大摇滚”淹没了……

　他在香港街头，茫然不知所措。

　 为了糊口，他跟一个老板画画打工。打板画的是商品画，他们称为“行货”，画是从山水照片临摹下来的，一幅照片临摹几百张卖。夏训智想临摹一些古典大师的名画以提高艺术素养和画技，却很少接到订单，他必须在“饭碗”和艺术之间作一取舍。

　《世纪晚钟》一书的作者高小康在《光影的诱惑》这章中对摄影与古典绘画的差别作了这样的描述：

　“摄影师像画家一样希望通过视觉表达某种内在的、恒定的、本质的真实。这种风格发展到后来被称作“画意摄影”。以典雅、稳定、和谐而富于诗情画意为特征。对于一般的欣赏者来说，画意作品是最容易释读的，因为它借用了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的绘画语言；同时，画意作品也是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欣赏，因为它唤起人们对和谐、完满境界的需要。

　但摄影毕竟不是古典绘画，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没有那种体现出创作过程轨迹的笔触。在绘画中，笔触作为微分的视觉母题，把已完成的，对象化了的作品同画家的创造性活动本身联系了起来，从而使作品的语义具有了细节和深度。”

　　夏训智失去的恰恰就是作品语义应有的细节和深度。

　夏训智住在荃湾，每天早上他乘一小时火车到元朗画八小时商品画，晚上再乘一小时火车回家。到家已经精疲力尽，艺术变成了混饭的手段，他非常失望。

　八十年代，大陆涌现了一批出色的画家，香港人要高级画都直接到大陆找画家了，夏训智的艺术梦在香港完全破灭。

　1986年底，为了糊口，他开始上街给人画肖像。他每天晚上八点画到深夜一点，到1990年，他画过一万个人头，这是他到海外后收入最丰富的四年。

　香港法律不允许画家在街头给人画像。87年11月的一个夜晚，夏训智在尖沙咀汇丰银行门口给一位中年男子画像，画好了，那人接过去，刚把钱递给他，便衣警察就冲过来了，紧接着警服警察也冲了上来。夏训智愕然，他没想到会被抓，他把钱还给顾客，背起画板去了警察局。

　几天后，他上了法庭，交了罚金。

　 离开法庭后，他照样到街头给人画像。在香港这样一片艺术沙漠，他要吃饭，又要追求艺术，上街给人画肖像是唯一的出路。

　后来，他至少又被抓过十次，每次在法庭上交了罚金后，一出来他就又背上画板走上街头……

　1990年3月，为了追求艺术，夏训智离开香港飞抵美国。

　他到了纽约，投宿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宿舍。

　纽约的文化气息很浓，哥伦比亚大学常有政治、哲学、文学研讨会，这儿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夏训智的艺术追求再次被挑旺了，他读书、作画，参加艺术沙龙的高谈阔论，他在香港患的“文化饥渴症”到了这儿完全得到了舒解，他好像找到了一片艺术的青草地。

　1991年，夏训智认识了上海画家林琳，林琳是搞前卫艺术的。他想表达想像中的多度空间，他认为艺术是少数人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欣赏，纽约时报专门介绍过林琳。他的艺术理想很高，但是，这种艺术理想似乎只对艺术家个人的名利有意义而已。 　 　　林琳和一批画家常到纽约第七、第八大道画画，夏训智几乎每天去画肖像，纽约生意不如香港好做，画家太多，夏训智画画只够勉强糊口。

　第七大道是最佳地段，时代广场就在那儿，游客多，但在那儿画肖像警察会抓。第八大道是纽约最危险地区，毒品贩子，妓女都在那儿做交易。这儿也是中国画家最集中的地段。

　一天，林琳和几个画家正第八大道作画，一个黑人来挑剔，他把吃剩的鸡骨头放在好几个画家的头上，放到林琳头上时，林琳表示了不满，那黑人还是不住手，林琳的妻子气不过，拿橘子汁泼了那个黑人，黑人揪住林琳的妻子就打，林琳为保护妻子，举起了凳子，但还没来得及打下去，黑人开枪了，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林琳死了……

　林琳之死使夏训智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曾经和林琳讨论过艺术，他知道林琳有很高的艺术追求，并且已经获得了名利，可是，林琳死了，他追求的艺术以及这艺术带给他的名利对他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夏训智突然发现，艺术不一定把人引向崇高。对生命的崇高而言，人格的自我完善比艺术更有价值。

　1991年夏训智进入纽约City College攻读艺术硕士。西方艺术走到现代已经变为观念艺术，任何观念，只要艺术家想得出来，就有价值。艺术不再强调情感，也不再注意它可能携载的恒定主题，更不在乎它是否能唤起欣赏者对和谐和完美境界的向往，艺术变成了自我消遣，大半无法给出含义，欣赏者也难以释读。

　夏训智发现现代艺术不是他追求的目标。

　纽约虽然是艺术家的自由之乡，可是，对于夏训智来讲，这里也难圆他的艺术梦。

从此岸到彼岸

　（一）

　1991年7月，有个画家告诉夏训智，纽约有个中国基督徒青年团契，这个团契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爱好者。

　夏训智第一次去就对这个团契产生了兴趣，那天讨论的话题是：文学、哲学与基督教。

　在纽约，夏训智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沙龙中听各样的高谈阔论，他也曾仰慕过其中几位艺术家和学者，可是，既使有的人学问、作品令他不可望其项背，仿佛他往“彼岸”去，人家已从“彼岸”来，但就其境界讲，他仍感到不满足，他总能从这些人的追求中看到一些问题。而在这个团契，他发现这里的人眼界开阔，看问题所站的角度与外面的不一样，他们有一种超越的价值观，这种超越性让他挑不出问题，而且感觉更贴近一种崇高的精神。

　一天，团契里一位画家说：“当我们被艺术感动时，那就是一种高尚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作工。”

　夏训智立刻想到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崇高感？这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追求崇高，他曾在知识、艺术中寻找，但这些东西最终都不能让他的崇高感满足。于是，他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但实际上他根本难以达到真正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本身就带有功利的目的，若对自己没有好处，他不会去追求完美。

　真正的崇高存在吗？如果不存在，人为什么有崇高的渴望？

　鲁益师说：“一个人爱上一个女人不一定能博得她的芳心，但若说他生活在一个无性的世界里，那才是荒唐。”

　人有崇高感至少说明有一个真正崇高的存在，假如这种崇高不能在这个世界找到，那么，最大的可能是它存在于另一世界，但又能经由心灵与这世界的某些人相遇。

　夏训智去团契好久都没法相信有神，他是搞艺术的，他特别重视“感觉”，在“感觉”上他看不到，也摸不到神。

　十一个月之后，夏训智凭信心跳跃了“感觉”的障碍，他相信有一个终极的美善存在着，于是，他愿意凭信心往另一条路上去找。

　1992年6月，夏训智决志信主，7月受洗。

　他接受了主耶稣之后，立刻就看到真正的崇高来自上帝自己，真正的人格完善是人回复到上帝起初造我们时给我们的定规。

　夏训智说：“人格的完善要有一个参照的定规。是以人的“格”为参照，还是以耶稣的“格”为参照？人都是有罪的，都在罪中挣扎，这个挣扎是永远的，所以人永远没法凭自己的努力达到真正的人格完善。人只有靠神的拯救才能脱离罪，这是趋向完善的起点。真正的人格完善是弃绝人的努力，按神的心意改变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过程，在这过程中，生命才遂渐接近崇高。”

　 1993年在新泽西州大熊山夏令营，夏训智内心受到圣灵的感动，他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

　1994年9月，夏训智进入加州国际神学院开始念神学。

　　（二）

　“我曾在金色童年， 　　　梦见星星化作天使降临， 　　 总觉得岁月不曾移动， 　　人间永是那样色彩斑烂。 　　…… 　　我踏着迟疑的步子， 　　追寻着真理的藏身之所， 　　追寻着美的源头， 　　追寻着善的终点。 　　然而人类的历史使我羞愧， 　　我们民族的猥琐使我痛心， 　　生活的打击使我怀疑， 　　死亡就是善的终极吗？ 　　世人皆醉何需独醒？ 　　……”　　　　　　　　　－－夏训智《追寻》

　人的追寻总会走到极限，当人无法突破时，对神的信心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起点通往彼岸。

　在这首题为《追寻》的诗中，夏训智有一番表白：

　“当我有一天， 　　 追寻到一位至高者的面前， 　　这地上的一切都显得渺小 　　各类学说只是井底观天， 　　追寻的答案早已写明， 　　我感到一位无形的父亲， 　　正统领着我们朝向神圣的源头， 　　他含着赞许的目光， 　　看着我几迎失落的追寻 　　……”

　　他向彼岸走去……

　 国际神学院毕业后，也许会成为一间教会的传道人，也许他会继续磨笔写作，也许会再次走上街头给人画像－－也许这会是他一生吃饭的手段；无论上帝把他放在哪里，都不要紧，他真正的人生意义不在于“成就”了什么，而在于他在平凡中顺服一个崇高的旨意－－服事神，也服事神托付给他的同一时代的一些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的生命也进入崇高……

生命之旅四：流放与回归

人物简介：

　徐保罗﹙取其英文译名﹚，男，1935年生于天津，1957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曾任主治医生，研究员、教授。1983年他的医学研究成果获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1994年他的重症创（烧）伤病理生理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成果填补了国内外多器官衰竭(MOF)发生机理与防治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1995年他进入洛杉矶台福神学院念神学。

苦望之路－－流放

　（一）

　1935年，天津德国租界的总统府里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哭声。

“恭喜，恭喜，是个男孩！”－－产房门开了一绦缝，道喜的医生探头对守在门口的人说。

　侍卫立刻转身奔进总统办公室：

　“恭喜，恭喜，是个男孩。”

　这个婴儿就是徐保罗，他的外公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他出生在外祖父的官邸里。

　总统府里一片道贺声。

　徐保罗却不管不顾地哇哇哭叫着－－虽然他降生于一个高贵显赫的家庭：父亲是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生，母亲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祖父是香港第一代牙医，外祖父是民国风云人物。但他来到这世界的方式与贫民窖里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是赤裸著啼哭着离开母体，惊惧不安地闯进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徐保罗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围绕他是教堂的钟声和巴赫的圣乐。他家不远处有个天主教堂，徐保罗站在窗口可以看到教堂的钟楼。早晨的太阳从窗櫺间漏进来，那边已经在望弥撒了，一阵阵悠扬的管弦乐曲飘了过来，常常是巴赫的曲子，管弦乐演奏得很棒。徐保罗是听着圣乐长大的孩子。

　一天早晨，他忍不住跑到教堂去了，他找到神父，要求参加诗班。神父喜爱地摸着他的脑袋，答应了他的请求。以后，他常常穿着长袍夹在诗班的队列中唱圣诗。

　教堂里有好多大柱子，很庄严、很神圣，少年徐保罗站在大柱子底下觉得自己也庄严神圣起来，他要求取个教名，神父低头琢磨了半天，最后给他取名“若望”。 “若望”就是“约翰”的意思（“约翰”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

　十三岁那年，徐保罗看了天主教的奉献礼　　奉献者在众人面前向神发三个大愿：弃绝世界、弃绝自己（指不结婚）、跟随主始终不渝。三个大愿都是用拉丁语发的，徐保罗听不懂，可是那种神圣的气氛强烈地感染了他。管弦乐队演奏巴赫的《弥赛亚》，诗班配以气势滂溥的大合唱，教堂拱形屋顶下面荡著一股圣洁浩瀚的音乐洪流，徐保罗的心被圣乐撞击著、拥抱着、摇荡著，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力量和爱就在其中……

　站在教堂的大柱子下，他悄不自禁地盟发了一个心愿：“将来我也要当神父。”

　 他找神父要求受洗。

　浸礼前几天，他开始学习刻苦自己：不吃好东西，每天早早起床念圣母经。

　受洗的那天早晨，他不吃早餐，然后换上整齐的衣服去了教堂，法国神父给他施了点水礼。

　那是1947年，他十三岁。

　 受洗之后，他每天早晨望弥撒。

　“我要怎样才能当神父呢？”他认真地问神父。

　“先做修士，你得学会拉丁文，念七年神学院，然后才能做神父。”

　“那我先做修士吧！”

　“你愿意不愿意将来去菲律宾？”神父问他。

　他没想好要不要去菲律宾，“我还是先学拉丁文吧！”从那时起，他决心学拉丁文。不到一年，天津临近解放，炮火打了两天两夜，49年1月15号，天津解放。

　徐保罗上的是教会学校，解放军进城后，外国神父还在，学校驻进了共产党干部，他们一来就向学生宣传无神论，并且批判天主教和基督教，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徐保罗听他们这么一说，心想，信上帝这么不好，我还是别信吧！于是，他公开表示要放弃自己的信仰。

　话一说出口，他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他背叛了神，心里很不平安，夜里做梦，老是梦见自己受洗的情景，醒来后，睁着眼睛难受半天，可是，白天一玩儿，就全忘了。

　 （二）

　1952年，徐保罗中学毕业了，报考大学时母亲对他说：

　“我们这个家庭不能带给你什么好处，你还是学医吧，一辈子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他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

　徐保罗成绩优秀，政治上也要求进步，但因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法加入进步学生的行列。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为了党的统战策略，刘少奇提出要发展一批不同阶级出身，不同社会背景的知识分子入党。徐保罗符合统战条件，于是，他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1957年5、6月份，党开始整风，并且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徐保罗的伯父是津沽大学英文系主任、天津民盟联络部长，他是很进步的民主人士，他鼓励徐保罗说：“我们两代人来共同帮助党整风吧！”他给共产党提了两条意见：

　“第一、应天下为公；第二、执政党不能专制，应更多采纳民主党派意见。”

　徐保罗相信伯父说得对，在学校里他把伯父的意见提了上去，还加上了一条：“班上党支部不能代表党。”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报上登载的第一篇反“右”文章是：《这是为什么？》。

　 徐保罗一看，大惑不解：“这篇文章一来，不是党不要人提意见啦？！”

　果然，党变了脸，徐保罗班上有十二个同学被打成“右派”。班上党支部宣读“右派”名单时，徐保罗的心“砰砰”直跳，念到第十二名了，徐保罗猜想：“第十三名该我了！”

　果不出所料，他排第十三名，但“名额”只排到十二，他算非正式右派，罪名是“散失立场，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组织上给他的初步处分是“取消党籍”。

　 紧接着，毕业分配开始了。学校有两个去新疆的名额，没有人报名，徐保罗说：“如果实在没人去，我去也行。”分配方案一公布，全校只有他一人分配到新疆，其他毕业生都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了。

　徐保罗找到系领导说：“我这样的身体去新疆行吗？”

　“有什么不行？好好锻炼。你分配时表现不错，党籍不给你取消了，延长预备期，以观后效。”

　徐保罗带着个“以观后效”的政治“包袱”回家打点行李，此时和他一起“帮助党整风”的伯父已经成了天津著名大右派。

　九月，他登上了开往西北的火车，几天后，火车到达兰州，兰州外荒无人烟，不通火车，从各大城市分配去新疆的大学生都集中在兰州等长途汽车，所有人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被分配到新疆的。有个女同学说：“出身不好有什么关系？不是重在政治表现嘛！”她一直高高兴兴唱歌。徐保罗却很沮丧，他默默在嘉峪关下徘徊。关外是望不尽的天涯路，他拾起一块石头，使劲朝长城青灰色的砖墙上砸，当地人说，出关的人扔块石头到城墙上，如果石头被弹了回来，日后这人还能回来；假如石头弹不回来，这人就一辈子回不来了。徐保罗扔出石头，等了半天也不见弹回来，他走过去一看，心“咯磴”一下沉了下去。那块石头刚好黏在泥巴上！

　这趟旅程让他初次尝到流放的滋味，到第十八天他才到达乌鲁木齐，那时候，乌鲁木齐很荒凉，徐保罗找到一家招待所，床位都满了。他央求管理员说：“我已经在路上十八天啦，无论如何你得让我住一宿。”

　“你带褥子没有？”

　“带了条毯子。”

　“大屋里有一张大兵乓球桌，去那儿凑和一夜吧！”

　那一夜，他被同屋另一位大汉的气味薰得难以入睡，第二天一清早，徐保罗就去找分配办公室。徐保罗是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的学生，新疆军医第八医院接受了他，但是不给他军籍，他是唯一不穿军装的军医。到1960年，他工作了三年，已成为新疆著名的小儿科医生，军区这才给他恢复党籍、军籍，授予他中尉军衔。（其实大学一毕就应该是上尉，到六Ｏ年里应是大尉了。）

　这一年，徐保罗结婚了，他妻子是曾国潘的后代，她家在湖南，初中毕业时她碰到新疆招募团，就到新疆念了护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军区第八医院工作。

　 徐保罗有了家，有了军籍，那个”以观后效”也有了结果，他认为这一年是他的幸运年。

　1963年，他升为上尉，但升官不发财，级别仍是副连职。这一年他被推荐参加了一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医院院长是个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很器重徐保罗，1964年他支持徐保罗去北京医科大学念研究生，1966年徐保罗完成研究生课程回到新疆。

　这时“文革”开始了，医院里贴满了大字报，院长、政委都被打倒了，他们的罪名之一就是“培养资产阶级黑尖子，”。大字报上写道：“他们竟然让反动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徐保罗参加积极分子大会，还送他去深造……”

　医院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徐保罗靠边站，他没资格“抓革命”，只能“促生产”，他从生化研究室调到生物研究室，又从生物研究室调到生化室，再到细菌室，再到培养基室，再到临床室，再到血、尿、便室，最后调到清洗室　　从最高级调到最低级，由儿科专家做到清洗工。他不觉得特别委屈，比起院长、政委这些老革命来，他的处境已经算不错了。

　可是，这种“消遥”的日子很快就被“革命风暴”冲毁了。徐保罗的母亲在天津被斗而死，父亲进了街道拘留所，天津的家被抄，所有文物被付之一炬，金珠细软被洗劫一空……母亲死了徐保罗不能回去奔丧，他望着天边的浮云，潸然泪下。

　 1969年，徐保罗被打成“特务嫌疑分子”。他的亲戚大都在海外，因着有“海外关系”，组织上怀疑他到新疆有特别目的。

　“你为什么要来新疆？你向海外特务机构提供了哪些情报？把他们的联络网交待出来！”

　 审问从早晨进行到深夜三、四点钟，审查组的人轮流睡觉，只有徐保罗不能休息，连续几天“疲劳轰炸”下来，徐保罗精神全然崩溃。可是，他必须硬撑著，他断不能以“屈招”换取片刻的休息，那会惹来杀身之祸，也会陷祸于无辜的亲友。

　徐保罗被审察期间，组织上也不放过他的妻子，他们逼她同徐保罗离婚以表明“划清界线”。她只哭，不说话，也不离婚。为了避免让女儿看到这种惨剧，她把唯一的孩子送到湖北农村寄养。

　她的顽固惹恼了组织，他们也对她采取“疲劳战术”，每天让她值夜班，病了，不让她休息。她身心交瘁，右眼得了视网膜脱落症，后来又影响到左眼，经常双目失明，医生却说她装病。眼疾迅速恶化，视网膜出血，玻璃体混浊，右眼继发高张性青光眼并且影响到左眼视力，最后医生不得不给她施行右眼球摘除手术。医生断言，不出四十岁，她的左眼也要失明。

　徐保罗悲愤交加，短短几年间，他的亲人一死、一关、一残、一放（女儿放走），苦难把他彻底击倒了，在绝望中他想到神　　十四岁他就背弃了神，他想忏悔，可是找不到神。他以为他的一切苦难都是当年背弃神的报应。

　七十年代第一个寒冬来临了，组织上对徐保罗审查不出问题，最后决定将他流放。徐保罗和妻子来到吐鲁番附近一个荒凉的村庄接受劳动改造。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当地干部把徐保罗找去，命令他给一位高龄产妇接生。

　“我是儿科内科医生，我不会接生。”徐保罗小心地说。

　“你的产科成续不是A吗？怎么说不会？！”

　“那是看模型学的，我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您还是送她去医院吧！”

　“都出血了，没法送！你接不接？你不接，就是阶级报复！如果你救不活她，也是阶级报复，你也要被处死！”

　徐保罗倒抽了口冷气，他硬著头皮去看产妇，那是个四十岁的初产妇，胎儿臂位造成难产，母子都非常危险。徐保罗束手无策，他救不了这个产妇和婴儿，也救不了自己。他夺门而出，绝望地扑向茫茫夜幕，他想反正免不了一死，与其屈辱地被处死，不如在外面冻死。

　西北风凄历地呼啸，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打着旋儿，徐保罗的全身都白了，他在没膝的深雪中艰难地走着，气温已达摄氏零下30多度，他一天没吃东西，早已体力不支，不知过了多久，渐渐地，他觉得全身从里到外都没有热气了，死亡一秒一秒地临近，他抬起失神的眼睛望着漆黑的夜空，凄楚地哀叹道：

　“上帝啊，十四岁我就背叛了你，我该遭报应！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一直找不到神父忏悔。我活着，受人世的惩罚，今夜死了，还要受天上的惩罚！”他哭喊著往前走，呼呼的风声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突然，有个声音对他说：

　“不走了，到耶稣这里来！”

　他一惊，四周望望，除了茫茫雪野，再没有第二个人。他又走，那声音又跟着他：

　“不走了，到耶稣这里来！”

　 一遍又一遍，这声音追随着他。

　 他“扑通”一下跪在雪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哭完之后，他爬起来往回走，他想起小时候神父说过耶稣行神迹的故事，他对耶稣说：“我背叛了你，可是你的门徒彼得也背叛过你，他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了他。你能行神迹，你如果今天就行个神迹，让我把这个产妇救活，我一辈子再不背叛你！”

　他回到产妇家，众人惊讶地望着他，他吩咐家属作接生准备。突然，他的手变成了一双熟练产科医生的手，他惊讶极了　　那双手完全不属于他自己，他好像变成了一流的产科专家。“赤脚医生”﹙注：“赤脚医生”是指农村没有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保健人员。﹚站在旁边给他念《赤脚医生手册》中关于接生的程序，他机械地跟着程序做，胎儿终于生出来了，是个男孩，母子都平安！徐保罗大汗淋漓，心里充满了对神的赞美　　这是他亲自经历的一个神迹，这个手术他自己再也重复不出来了，他清楚知道，手术从头到尾都是神带着他做的。

　这次之后，又连续有六个产妇让他接生，每次他都一边默祷一边做，他不能出一点错，一出错，“阶级报复”的罪名就要落在他的头上。神真是格外保守他，手术没有一次差错。

　 1971年，组织上考虑到新疆是战略要地，“特务嫌疑分子”留在那儿对国防不利，于是把徐保罗夫妇调离新疆，北京是首都，当然不会让他们回去，徐保罗的妻子是湖南人，他们被安排到湖南，徐保罗在长沙一家工厂当了工人。

　他回北京探望父亲，恰巧遇见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医生，她很同情徐保罗的遭遇，她给湖南医科大学儿科主任写了封信让徐保罗带去。徐保罗回长沙后，湖南医科大学儿科主任坚决要求调徐保罗，医大下了调令，但要求徐保罗答应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以工代干（以工人身份代理干部工作），代理主治医师，发挥一技之长，以利改造。”

　徐保罗一去就遇到一个重危病孩，那孩子掉在粪坑里被淹了两小时，按医学常规，这样情况是没有可能抢救了，但徐保罗边抢救边在心里呼求主耶稣，那孩子终于被救了过来。

　另一个孩子送到徐保罗手上时呼吸已经停止了，做人工呼吸已经没有作用，徐保罗当机立断给孩子插管，徐保罗一边捏管子末端的皮球往病孩肺里充气，一边呼求：“主耶稣啊，怎么办？这个病人要是救不活，我们一家人连饭都要吃不上了！”孩子的父母陪在旁边哭，最后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能救活了，就回家给孩子料理后事。等他们把孩子安葬前把要换的衣服拿到医院时，孩子已经恢复了心跳，徐保罗为抢救那孩子整整捏了十八个小时的皮球！

　 徐保罗到湖南医大之初就连续遇到七个病危的孩子，他总是一边呼求主耶稣一边严格按医学原则抢救，七个孩子最终都被抢救了过来。

　徐保罗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一天早晨，他骑车上班，超前面汽车时，后面又来了一辆汽车，他夹在两辆汽车当中，心一慌，自行车往右侧倒下，右侧的汽车刚巧驶过，仅仅比徐保罗快了一秒钟，他摔倒在刚刚汽车辗过的地上。街旁一片惊叫声，徐保罗却恍恍惚惚地爬坐起来，望着汽车尾部喃喃自语道：“一秒钟，只差一秒钟……”

　1967年夏，他到乡下巡回医疗。出诊回来，大雨滂沱，村里的小桥摇摇欲坠，那座桥年年被大雨冲毁，不知多少人死在桥下，村里人称之“断命桥”。徐保罗回住处非走那桥不可，他背着药箱，摇摇晃晃踏上桥，终于快到岸了，他前脚踏上岸，后脚刚刚拔起，就听“卡拉”一声，他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桥毁了，桥身完全坠入了滔滔河水之中。只差一步他就“以身殉职”了！

　徐保罗在湖南医大当了七年“代理”主治医生，直到1987年才被正式承认是正式主治医生。

　1981年，邓小平提出两岸统一政策，凡是与两岸统一有关的均受优待，徐保罗沾了政策的光，被“优待”回了北京。

若望之路－－回归

　一回到北京，徐保罗就四处打听哪里有神父？他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找一位神父忏悔。他最终找到了一位神父，可是这位神父已经秘密结婚了。保罗觉得自己真不幸，连个好神父都找不到。

　1983年美国一个医学代表团访华，接待这个团的是徐保罗生化教授的侄儿，他想找个义务医学翻译，徐保罗刚好有时间，83、84年他陪了四个美国医学代表团，于是他和美国医学界高层有了接触和了解。

　1984年11月，美国休士顿贝勒医学院邀请他做访问学者，85年4月，他飞抵休士顿，第三天，美国教授的秘书对他说：“有个华裔的牙科医生很愿意认识你，星期天早上九点他在门口等你。”

　星期天早上九点，一辆汽车停在门口，车上坐着一家四口，男主人请徐保罗上车，十几分钟后，车子开到一间教堂停了下来。

　“这里有神父吗？我要和他谈。”徐保罗一下车就迫不及待地问。

　“这里没有神父，有牧师。”

　“牧师能结婚吗？”

　“当然。”

　“犯了大罪找谁忏悔？”

　“你直接向神忏悔呀！”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不要通过神父？”

　“不要通过任何人，你直接向神认罪就得赦免。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免人的罪。”

　“谁说的？”

　“圣经上说的呀！”

　徐保罗很惊奇，教会的朋友把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过程告诉他，他这才知道天主教与基督教的区别主要在于人是通过神父与神发生关系，还是人直接与神发生关系？他一下子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他真实经历过神－－没有通过神义，在新疆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雪地里，他亲耳听到有声音呼唤：“不要走了，到耶稣这里来！”

　 他少年时背叛了神，此后流浪了几十年，现在，他终于回到了神的面前。他和教会里的人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他和神的关系愈来愈亲近，1985年圣诞前夜，徐保罗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他生命的救主，他终于走完了这趟漫长的回归路。

　1986年5月，徐保罗决定受洗。受洗前他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他不能彻底宽恕过去残酷迫害过他的人。

　“我不咒诅他们，不主动恨他们，我努力忘记他们。”他只能做到这 一步。

　“你必须彻底宽恕，而且要爱他们”牧师对他说。

　“我做不到。”

　牧师要他再等等。

　 教会里一位弟兄问徐保罗：“如果你没有那些痛苦的经历，你能认识耶稣吗？耶稣呼唤你的时候，你自已是什么样的人？你先别回答，回去好好想想。”

　这问题问得很尖锐，徐保罗回家之后不能不想：

　“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我会认识耶稣吗？不会？我会很骄傲、很理性，我只相信实验依据，我甚至为了实验依据而做活体实验。耶稣呼唤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比罪魁还可恶，我背叛了神！可是神宽恕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宽恕人？”他的心有点软了。

　再回到教会时候，有位弟兄对他说：“你所经历的苦难都是神允许的，祂有美意。”

　“那么，他们都做对了？”徐保罗立刻反弹。

　“当然不是。耶稣被犹大出卖而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上怎么说？按预定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那出卖人子的有祸了。神是公义的，祂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徐保罗默然无语，他忽然觉得那些迫害过他的人也值得怜悯，应该为他们祷告，他心里的苦毒就这么消失了。

　 1986年5月5号，牧师为他施行了浸礼。

　受洗后，徐保罗立刻给妻子写信，迫切要求她到美国来，他盼望她来只有一个目的：让她认识神。

　7月，妻子飞来美国，教会专门派人去机场接她，飞机晚点，接她的弟兄姊妹们在机场等了好几小时才接到。她很过意不去，悄悄问徐保罗：“你哪儿来的弟兄姊妹？你欠那多人情，以后拿什么还人家？”

　徐保罗一笑：“人家什么都不用咱们还。”

　教会里一位姊妹每星期到徐保罗家三次向徐保罗的妻子介绍圣经中的基要真理，并为她祷告。她也实在经历了神的恩典，1969年医生曾经料定，不出四十岁，她的左眼也要失明，可是，至今她的左眼仍能看见。出国前北京眼科专家给她作检查时发现，她眼睛接受的光线是弯进去的，那位专家惊奇地说：“除非是耶稣显神迹，否则不可能。”

　1987年旧历除夕，徐保罗的妻子也决志信主了。87年5月，他们夫妇回到了中国。

　徐保罗朦胧意识到神让他信主后回国是有一个特别的托负，可是，他舍不得放弃自已的梦想：他要做科学院院士，所以，他情不自禁地逃避神的旨意。虽然，他愿意服事神，但那只能是“职业”外的事奉。

　1987年，徐保罗被评为副教授，89年升为正教授。

　1989年8月，他突然生了场怪病：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三个月之内头发全白了。医生给他作了全面检查，什么病都查不出，而他却迅速消瘦并衰老，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没有一顿饭能好好吃下去，他非常痛苦，不断求神医治，也向神忏悔，就是不见好转。九Ｏ年春节快到了，他想吃顿好饭，他迫切祷告神：

　“神哪，让我吃顿好饭，若不行，求你收去我的灵魂。”

　这么祷告的时候，突然他想起1989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个感动：“放弃一切名利跟随主。”可是他一直回避这个感动，还自我安慰道：“我以医生和教授的身份传福音，名气越大越能彰显神的荣耀。”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按著这个心愿祷告，可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是进入不了状况，他感觉神对他很冷淡，后来他不敢这样祷告了，就干脆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愿意全时间事奉神，那样他要放弃太多的东西，他与神“摔跤”，摔了两年，神第一次重重地对付他。他对神说： “我名义上要彰显你，其实是要彰显我自己。你若真要我全时间事奉，请你立刻把我的病除去，那样，我就顺服你的旨意。”

　没想到，神第二天就除去了他的病，他突然想吃饭，一碗接一碗，吃得很香，吃完就睡，一下子睡了十二个小时，家人很高兴，他也高兴，五、六天过去了，天天如此，他突然想起祷告时对神说过的话，心想，“这下麻烦了，神拿去了我的病，我不能食言。”他对神说：“好啦，科学院士我不想当了，我愿意全时间事奉你，下面的路，就看你怎么安排啦！”

　那时他正在进行重症创（烧）伤病理生理研究，这个项目1987年就开始了，他决定把这个项目提前结束，然后就预备走全时间事奉神的道路。在结束这个项目前，他唯一的心愿就是盼望这个项目能获奖。

　 1991年这个项目第一次报卫生部奖，被刷了下来，他又进行了一点小改进，1992年又报，结果还是被刷了下来。他想，神不让我获奖，算了吧！93年有人劝他再报一次，他不肯，可是同事们再三相劝，他只好说：“你们要报，就把日期改一下报上去吧！初选，评上了。年底大评，全医院报奖的项目只评上一个，徐保罗对这个奖不抱希望，医院宣布获奖消息时他出去了，结果中奖者就是他，这个项目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一时间，全国七家报纸同时宣传徐保罗，但他已经没有兴奋感了，他真正超脱了名利。

　1994年徐保罗到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刚好在美国为他施洗的陈牧师在香港神学院讲学，徐保罗告诉陈牧师想上神学院，陈牧师立刻安排休士顿大学给徐保罗发邀请信，并且为徐保罗写了担保书，但美国领事馆说徐保罗必须回北京申请签证。签证办不下来，陈牧师已回美国，徐保罗只得暂时放下从香港去美国念神学的计划。

　 1995年他回到北京，马上又有新机会来了，美国有个学术会议邀请他参加，但中国方面因为这不是国际会议而不同意他去。紧接着有个国际会议在加州三番市召开，徐保罗去信表示愿意参加。他们寄来了正式邀请函，直到会议前十天，徐保罗才申请到护照，当时有人说美国领事馆签证要等两星期，徐保罗对神说：“这次要是不批准可不能怪我啦！”第二天他去办签证，当天就签准了。可是机票订不到，最后只有美国航空公司有一票，票价比正常的贵50%，徐保罗的妻子把存款全数取出来，刚好够买一张机票外加缴大会注册费。 　 　徐保罗一飞到三番市就立刻给休士顿陈牧师打电话，请他帮助联系神学院，可是陈牧师去新加坡讲道，徐保罗给他留了电话录音，然后对神说：“当做的我都做了，神学院要是上不成就不怪我了。”

　他开完会一回到亲戚家就接到了陈牧师的电话，陈牧师已同洛杉矶台福神学院取得联系，他让徐保罗去找该院副院长詹牧师谈。

　徐罗保的亲戚开车把他送到台福神学院。詹副院长向他要个人资料：履历表、毕业证书、大学成绩证明……

　“我没带”徐保罗说。

　“出生证明，结婚证书也行。“

　“我也没带。”

　“你什么证明都不带，你干什么来啦？”

　“我有牧师证明。”徐保罗递上陈牧师的信。

　“还有别的吗？”

　“邀请信算不算？”

　“算。还有什么？”

　“有报纸。”他从随身的书包里翻出一堆当年宣传他的旧报纸，那是出国前领导交给他的，当时领导讲的一番话他还记得很清楚：“老徐，党对你不错，这些东西给你作个纪念，烦恼寂寞时拿出来看看。”

　詹副院长接过报纸，“我们要复印，可以吗？”

　“可以。”

　几分钟后，詹副院长回来了：“徐医生还是有点成就的，不过，你还是要参加我们的考试。”

　“什么时候？

　“现在。先考圣经知识，你答一张给我看一张。”他递上考卷。

　徐保罗一看，第一题：耶稣登山宝训的基本内容。他“刷刷”几笔，很快就答完了。这题他最拿手，詹副院长探头一看：“嗯，不错。”

　徐保罗埋头答下面的题目，他冒汗了。当了多年教授，考过不知多少学生，有的学生现在已经能带博士生了，没想到这位老教授要坐在这儿让人监督著考圣经知识，而且考得这么糟糕－－除了登山宝训第一炮打响以外，后面几炮都不响。

　第一个100分钟又过去了，交卷。

　“下面是神学思考题。”詹副院长递上第二套卷子。

　第二个100分钟过去了，交卷。

　“下面是托福题，先给你十分钟吃饭，我去睡十分钟。”

　詹副院长走了。

　徐保罗盼望他多睡一会儿，十分钟刚到，他就回来了，一分钟不多给。“开始！”他递上第三套试卷。

　100分钟又过去了，交卷。

　“回去等消息吧！”

　徐保罗离开台福时，心想准没“戏”了，这辈子考试，从来没有考得这样糟糕。

　几天后，他却接到了台福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但通知上说注册时要交12,660美元经济担保。这笔钱对徐保罗来讲是个天文数字。他打电话告诉陈牧师：“不行啦，我还是准备回国吧！”

　陈牧师却坚持叫他去趟休士顿。

　1995年8月26号，他飞抵休士顿。在休士顿逗留期间天天有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请他吃饭，和他交谈，他们似乎都问到徐保罗念神学院的想法。

　9月1号，徐保罗打电话向陈牧师辞行，他回加州的机票是2号的。一号晚上，陈牧师来了，寒喧几句之后，他递上一笔钱，是教会弟兄姊妹对徐保罗念神学的第一笔经济支持，一共是12,900美元。

　徐保罗愣住了，神就是这样出其不意地供应了他的需要。

　 1995年9月17号，徐保罗正式进入台福神学院念神学。

　下课了，他携著课本匆匆离开教室。

　“听得懂吗？”有人这么问。

　“听不太懂。”

　“笔记记得下来吗？”

　他苦笑，“记不全。”

　“这是个老神学生，还是个教授呢？”有年轻人调侃道。

　徐保罗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从跨进神学院考试的那天起，他的骄傲就被彻底打倒了。在神学院里，他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忘记自己的教授身份，老老实实做学生。

　亲戚朋友挖苦他：“好好的客座教授不当，偏偏要做个“托　僧”！徐保罗一笑了之。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没有想法，我不想跟神摔跤，祂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在神的面前，他好像变回了十三岁，他好像变成了站在教堂的大柱子下听管弦乐演奏弥赛亚的那个少年，他好像又感受到了那一刻的庄严和神圣：

　弃绝世界，弃绝自己，一生一世跟随神。

　这个心志失落了半个世纪，重新拾起时他已经两鬓染霜……

　毕业后他要回到中国去，他预备以学者的身份做传道人的工作－－在大陆知识界中传福音－－这是他从神领受的异象和使命。

生命之旅五：穿过两道墙

人物简介：

　张路加，男，1960年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东北工业大学，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宝钢工程工作，曾任工程师，技术翻译。1987年去西德培训，1989年去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系读研究生，1993年1月进入美国富乐神学院，1995年毕业，获宣教学硕士，并且上了这一年美国名人录。1995年九月又进入台福神学院修道学硕士课程。

第一次背景离乡

　（一）

　上海霞飞路上有幢大房子，大房子里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张路加儿时的记忆就从这儿开始。这幢房子是他外祖父的遗产，三、四十年代，外祖父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从洋行职员做起，没几年就做到了经理，他在法国的租界购置了很多房地产。路加的母亲是沪江大学学生，上下学都有私家轿车接送，这位千金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位流浪汉出身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就是路加的父亲。

　路加的父亲是个孤儿，他生在杭州，三岁丧母，跟姐姐长大。姐姐嫁到温州，他就跟到温州一家皮匠铺当学徒。1943年他十四岁时，姐姐也死了，他无依无靠，一路讨饭回杭州，打算给父母上了坟就自杀，路上他被土匪抓过两次，遭日军轰炸一次，却大难不死。在浙江桐芦，他讨饭讨到一家方姓老婆婆家，老婆婆给她饭吃、留他住，还问他的身世。生平第一次有人这样关心，老婆婆给他讲耶稣的故事，他没想到稣和他一样苦，他很感动，在老婆婆家他信了主耶稣。父亲离开老婆婆家走回杭州，找到一个远房亲戚，打听到父母的墓地在将军山，他上了坟，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下山后，就去找教会。

　 一九四八年林道亮牧师在杭州开布道会，路加的父亲在会上受了感动，决定献身做传道人。他去宋尚节博士在杭州办的灵修院受训，后来又去北京香山灵修院受训，受训之后，在江西、在杭州一带传道牧会。

　一九四二年宋尚节在上海开布道会，外祖父的朋友拉他去，他推辞不过，只好跟去听听，没想到一听就受到感动，当场决志信主。回家后，外祖父决定停止做生意，加入中国布道会，以余生事奉神。他把霞飞路上的房地产捐给了中国布道会（创办人是宋尚节、林道亮、许志文），自己只留下一处房子，家小住后面亭子间，前面房子专门接待传道人。

　路加的父亲到上海传道，外祖父接待了他，那时路加的母亲已从沪江大学毕业做了传道人，路加的外祖父促成了这桩婚姻。

　一九五五年以后传道人不能在大陆公开传道了，父亲被安排到中学教书。

　一九六Ｏ年路加出生，从他记事起父母每天都带他读经祷告，他童年最美丽的记忆是在圣诞夜，父母拉上窗帘，一家人围坐在灯下唱诗、祷告、听父亲讲圣经，然后，母亲给孩子们分小礼物……

　这段美丽的记忆到六岁以后就成了碎片。

　六岁那年，“文革”爆发了。一天夜里，路加醒来见父亲爬在桌上写东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天天如此，父亲在写检查，检查不过关，他进了“牛棚”，1969 年，他被送到劳改农场。

　母亲也天天挨斗。

　前面原先接待传道人的大房子住进了造反派，路加一家人挤在后面的亭子间里。前面的人很嚣张，路加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受不信的人欺侮呢？神不管啦？

　对神的疑问在他心里存到十四岁终于爆发了出来。

　十四岁那年，路加在体育课上板球时意外地砸伤了一个同学的小手，造成骨折。路加吓得脸色发白，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嘴里不住地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赶快让他的手指自动复原，骨头赶快长好，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家，他立刻躲进小房间，万分虔诚地跪下祷告，他祷告了两个多小时，心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耶稣一定听了我的祷告，那个同学的手指一定长好了，老师不会来谈医药费的事了。”他放心地站起来，揉揉酸痛的膝盖，准备下楼去同哥哥们玩。正在这时，楼下的门铃响了，老师来了，她把实情告诉了路加的父母，最后医药费是3.78元。路加的父母惊谔地望着路加，他脸涨得通红，心里难过极了。家里经济已经很困难，这笔意外的医药费又加重了父母的负担，他低下头，不敢望父母一眼。可是，心底的怨愤却突然冲了上来，他使劲忍住才没有当父母的面爆发，可是，在心里他却忿忿地对神说：“你骗我，你让我虔诚地相信你，结果你不帮我，一切还是照常发生！”

　从那天起，他放弃了对神的信赖，不再读经、不再祷告，甚至暗暗嘲笑自己过去怎么会傻呼呼地跪在地上对空气说话（指祷告）。

　 一年后，路加的父亲病重被人从劳改农场抬了回来，医生诊断为肝肿大、肝腹水，预计活不过三个月。

　母亲把三个孩子叫到父亲身边，一起为他祷告。

　这是一九七五年，是路加记忆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父亲病危，家里经济更加困难，除了祷告，他们再没办法为父亲做什么。

　 三个月过去了，父亲没死。祷告托住了父亲的生命，到一九七七年，父亲的肝腹水完全痊愈，上海中山医院的唐医生再次见到父亲时，惊讶万分，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病人能活下来的，更没有见到一个这样的病人能自己走到我这里来（医院门前有十七级台阶）。父亲给他讲耶稣，在耶稣行的这个神迹面前，唐医生完全折服了，他信了主。

　因着父亲的病，也因着在圣经中写路加福音的是个医生，张路加的梦想是当医生。一九七九年他高中毕业考大学，全部愿志愿都填的是医学院。

　他的考分超过重点大学分数线27分，但离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差3分，那年的政策是分数达重点大学的一定要进重点大学，路加一心只想进医学院，其他重点大学宁可放弃。

　十月六号，所有大学早已开学了，路加突然收到东北工学院（后来改为东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没有填过这个志愿，跑去问招生办室，这才弄明白，东北工学院临时增招40名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要定向分配给上海宝钢工程公司。路加又想放弃，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地图上找沈阳的位置，一看从上海到沈阳要经过许多好玩的地方，那些地名他只从文学作品中读过，父母从来没有机会带他去玩，他想，如果去东北读书，寒暑假回上海可以顺便游览名胜古迹，一举两得。看完地图，他就决定去东北工学院读书了。

　几天后，他拎着两只皮箱走出霞飞路，这是路加第一次背井离乡。

　 火车到达沈阳，路加拖着两只沉重的箱子远远落在出站的人流后面，开学已经两个月了，学校不会派人来接新生。出了站，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北方的黄昏来得早，天色渐暗，路加孤零零站在两只箱子中间，茫然四顾，不知该往哪里去。突然，习惯性地一个念头飘过：“耶稣，你能不能帮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一个骑三轮板车的人从广场的那边绕过来了：

　“你要到哪里去？”那人问路加。

　“东北工学院。”

　“上车吧！”那人把路加的行李搬上车，骑了好远才到学校门口（后来路加才知道还有七站路），路加要给他钱，他摇摇手，走了。

　 路加站在学校门口，又不知该怎么办了。他低下头祷告，祷告完一抬头，见几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折回头朝他走来：“你找谁？要我们帮忙吗？”

　“我是材料工程系新生。”

　　“怎么才来？我们带你去系里。”

　路加跟着这几个学生往校园里走，他心想：求耶稣还是很灵的。

　一个多月后，圣诞节来临了。中国大陆没有圣诞节假，那天是星期五，下午没课，路加回宿舍里，他孤独而忧郁。这一个多月他度日如年，想家想得要命，一写信就流泪。他不习惯北方生活，学校一星期才吃一次细粮，他也不习惯北方天气，想到要在北方过四年才能毕业，他就不寒而栗，这年他第一次一个人过圣诞节，他想起以前在家和父母姐弟一起过圣诞节的情景，就格外觉得孤单。他想自己创造一点圣诞气氛，就把门关上，轻轻唱诗，然后跪下来祷告：“耶稣、耶稣，向我显现……”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他抬起头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改变。他又低下头继续祷告，强迫自己的心思集中在耶稣这个名字上，并且试图用心灵感应。天渐渐黑了下来，月光从窗外泻到他的身上，万藾俱寂，他想站起来放转一下跪得麻木的双腿，心里却有一个意念制止：“不要放弃！”他继续跪着，伸手到枕头下的草垫子里掏出新约圣经，这本圣经是家里仅有的两本之一，“文革”时妈妈把它藏到烟冲里才没有被红卫兵抄去，这次路加离家时妈妈特地装进他的行李叮嘱他到了学校一定要每天读圣经。可是，他怕被同学看到，一直藏在草垫子里一次也没读过。他随手打开圣经，正好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13～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他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子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路加读到这里心里有个很深的渴望，他想到耶稣面前去，可是已经祷告了这么久却始终有靠近耶稣的感觉，他再读这段经文，心里突然有一道亮光：“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像什么样呢？路加想起小时候在父母身边，也常常犯错，让父母难过，只要路加一认错，妈妈就会把他抱起来，说：“能认错知道改就好，你还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要到耶稣面前认罪”——这个愿望一下子强烈起来，他低下头，倾刻间过去所犯的罪一幕幕地显现出来：欺骗、无亲情、自以为义、甚至对主发过咒诅……他的眼泪哗哗流了出来，他哭泣著说：“主耶稣啊，我向你承认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妈妈一样开双臂抱住我，原谅我……”他听到主耶稣温柔的声音：“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他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他清清楚楚感觉到被主耶稣拥抱着，比被母亲抱着的感觉更温暖。五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跪在地上不移动，他舍不得离开主耶稣的怀抱，他想一直对主耶稣倾诉，一个多月来的孤独惆怅全消失了，主耶稣和他在一起……

　从前，他风闻有神，那天，他真实经历了神。他从下午两点一直跪到晚上七点多钟，同宿舍另外七个同学竟然一个都没打扰，他完全享受了与神独处的甜美。从那天开始，他恢复了每天读经祷告的生活。

第二次背井离乡

　（一）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就结束了，离开北方时路加反而依依不舍。北方使他走出了上海的里弄，北方使他的心胸变得深厚而宽广。　

　一九八三年路加毕业回到上海，他是宝钢接受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一年后，宝钢送了包括路加在内的二十名大学毕业生去上海外语学院念德文，他们经两年密集课程训练，八六年毕业。路加一回宝钢就调到翻译科负责二期和三期重要工程的谈判。一道学习的二十个人，只有他一人能够胜任艰巨的谈判任务。

　一九八七年，宝钢组团到西德培训，路加是该团工程翻译，他的工作能力给德国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培训结束后准备回国之际，西德很多厂商要路加留下来，路加明白德国人留他的意图。宝钢有四百多项专利，常有技术博览会之称，路加是宝钢最好最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从宝钢打桩就参与这个工程，后来又参加了几期重工程的谈判，他掌握了许多技术情报。路加拒绝了德国人的挽留，带着报效祖国之心回到了上海。

　八九年五月，路加陪同一个德国技术代表团到北京，正赶上学运，德国人想去广场看看，路加陪同他们去了广场，学生游行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路加很激动，他盼望中国从此能够真正进入民主化社会。

　几天之后，坦克辗碎了学生的梦，也辗碎了路加的心，他从来不曾如此为中国痛苦——并且痛苦得极端失望。他从西德回来，本想以科学技术报效祖国原以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可是，“六、四”之后他发现现代化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向德国三所大学发出了入学申请。

　仔所在厂的厂长是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他很理解路加的心情，他鼓励路加说： “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应该出国看看。”（这位厂长曾组团去过西德）

　柏林工业大学最先给路加全额奖学金，一九八九年九月，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路加从北京登上了西去柏林的国际列车。

　火车隆隆离开车站，路加向窗外的亲友投去依依不舍的目光，他忧郁地想想：又要背井离乡了，这一走，几时能回呢？

　 火车出了长城，经蒙古，西柏利亚、波兰，最后穿过柏林墙在东柏林火车站停了下来。

　暮色沉沉，柏林墙灰色的石砖隔离了两个世界：西边资本主义窗口，东边是共产主义的铁幕。铁幕下的德国人经不住西边窗口的诱惑，“到围墙那边去”是许多东柏林人一生追求的梦。

　柏林墙其实是双屋墙，两屋之间是一片广阔的死亡地带，有地雷区和狼狗巡逻区。东柏林人翻越柏林墙是一场名符其实“死亡之旅”。有人躲过了警察，翻越的围墙，却在冲向西边围墙时踩响了地雷。有人想躲避地雷和狼狗，乘热气球飞过去，却在汽球升空后被警察打炸。柏林墙下不知飘流着多少怨魂。

　 所以，每趟过境去柏林的火车都要受到严密搜查，警察把车厢的每个角落都查遍了。连行李都翻开来看是否有人藏在其中，火车的底部也被检查了一遍才被允许离站。

　夜间十点，火车抵达西柏林。

　路加拎着行李下了车，他口袋里只有七十马克，舍不得住旅馆，一个人在候车厅里坐了一夜。深夜一阵寒意袭来，路加打了寒颤，他凝视窗外的夜幕；”这里也能找到一个家吗？”这个念头滑过的时候，他心情格外惆怅起来，他默默祷告了一个通霄。

　 三个月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路加在一条僻辟的街上找到一幢古老住宅，他上了二楼，一阵熟悉的圣乐从一间屋子里飘来，他举手叩门。

　“你好！”一阵热情的招呼声扑面而来，“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许多人向他伸出手，许多双眼睛望着他微笑，路加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这里就是柏林华人团契，有二十多个人，除了路加是大陆人，其余的都是从台湾、香港、东南亚到柏林的华人基督徒。

　 路加和他们一起查经、祷告、分享生活见证，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聚会结束时他一点也不愿离开。

　走出公寓时夜幕已经垂下，天上飘着雪花，路加的眼泪悄悄流了出来，可是心里却满怀着温情，他在柏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批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觉自己是个浪迹天涯的孤独者了。

　　（二）

　路加的这次背井离乡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机，如果说第一次的背井离乡他走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那么，这第二次的背井离乡则使他走出了两道坚固的城墙：东方的长城和西方的柏林墙。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号，路加刚到柏林一个多月，这天是东德国庆节，路加约了同伴去东德参加联欢（持中国大陆护照者进入东德很方便），在联欢会上，亲眼见到总理，共产党的主席，这位党主席骄傲地指著柏林墙向他的人民宣告：

　“柏林墙至少还要存在一百年！”

　这个宣告仅仅维持了一个月另两天！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倒下了！路加成为这段历史的目击者。

　那天正午，路加在学生食堂用完午餐，他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广场走去。到柏林后的这些日子，他几乎都要到广场上散步，广场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纪念教堂，教堂墙壁上似乎还残留着二次大战的硝烟，路加仰望着这座残破的记念教堂，仿佛望着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这位老人以沉默的庄严提醒这个被现代成果再次搅昏了头的民族：记住历史的伤口，记住昨天的梦嬮！

　 秋日的太阳柔柔地洒在教堂的钟楼上，正午的钟声依旧是低沉缓慢的，路加踩着钟声悠然地漫步。西边是柏林最繁华的大街——古弗斯藤大街，南边有德国最著名的大理石雕塑，东边通往柏林动物园，北边直通布篮登堡大门——那扇大门关闭了整整四十年，它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切割点，也是东西方大阵营对峙的最前线。路加沉思著往北走去，突然，他发现广场上有种异样的气氛，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彷涌入广场，不一会儿，广场上人潮汹涌却又万分沉寂，路加停下脚步，他隐隐约约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西边的群众呼啦一下拥抱起来，汗水和著泪水流淌，欢笑声伴着喜极而泣的哽咽在广场上回荡。路加惊愕地退到纪念教堂的最高处，他发现矜持的德国人突然失去了理性，西装革履的绅士们个个满脸通红，啤酒的泡沫把他们的衣襟弄得一塌糊涂；温文尔雅的女士们个个流泪满面。跳着笑着相拥那些素不相识的人……

　 蓦然，路加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历史的时刻：柏林墙出现了第一个豁口，分离了四十年的东西德人民在那一刻终于冲了历史的封锁，圆了四十年的统一之梦！

　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路加利用圣诞节假日去东德买东西——用资本主义马克买社会主义商品能最大限度发挥两者的优越性。他经过波茨坦大桥，没遇到岗哨，就径直走了过去。到了东德之后，他才然想起：咦，今天怎么没有岗哨？我没办签证，待会儿还能不能回去？他心里害怕起来。

　他万没有想到，他刚刚走过一段历史——柏林墙完全解体了，过波茨坦桥不再需要签证，他是第一批自由走过波茨坦大桥的人！

　这一天成千上万东德的人涌上波茨坦大桥，四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自由地跑到资本主义西柏林去。

　 西人民温暖的怀抱拥抱他们的东德兄弟，西德政府发给东德人民每人100马克让他们到西德买东西，东德人被西德弟兄的慷慨激发出少有的采购热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商品，母亲们的眼睛洋溢着少有的光彩，她们抓起一件件漂亮的童装、玩具、糖果、点心塞进购物袋，每一只鼓鼓的袋子里盛满了母亲的快乐。路加默默站在一旁观看，他脸上也漾漾著快乐的微笑，他非常感动，他想，从此东西德人民贫富的差距就会缩小，东德体制转换之后，人民就会遇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数月之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大地震”：先是罗马尼亚政变，齐奥塞斯库押上了审判台，继而出现连锁反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利亚、捷克、苏联……社会主义之间统统寿终正寝，路加亲眼目睹共产主义城墙壁垒如多来诺骨牌一样悄然倒塌。

　转执的阵痛骤然来临了！西方人措手不及地临着制度交替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机器停转了，但惯性还在，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还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没法适应资本主义的竞争，却又被资本主义挑旺了物质追求的欲望，于是，反而陷入一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过去没护照，不能旅行，但有自尊；没有资本主义的享受，但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现在，有了护照，能旅行了，但自尊没有了，走在西柏林大街上，谁是东德人，谁是西德人，人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他们的神志、举止，衣着都带着各自的烙印。东德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他们由自卑而抱怨，觉得自己与西德人起点不一样，“公平”竞争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这种自卑感折磨著东德人，但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催生出的这个富裕的社会对东德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双重的心理挤压令许多东德人失去了方寸，有人颓废了，有人疯狂了，有人堕落了。东柏林一下子出现了酒巴、舞厅、黑社会……

　旧制度毁灭了，新制度还没建立，废墟上的人民成了“无家可归”者，政府不存在了，“人民”自然成了抽象概念，“国家财产”归大家，工厂瘫痪了，工人把机器拆了卖，钱大家分。

　经济的潇条最先影响到老百姓的厨房，过去，虽然物不丰富，但面包、蔬菜不致于短缺。现在，商店里货架空了，有钞票也买不到东西。

　 西德政府为了抢救东德，把大量物资运到东德，于是西德物价、税收上涨，西德人民不高兴了，他们记得总理曾经许诺：统一之后，不要人民多花钱。可是，统一之后西德必须给东德大量“输血”才得以帮助东德人度过生存危机。

　东、西德人民终于看到一个事实：制度的替换可以在一夕之间，而思想和生活的改变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当西边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时，最初的狂喜骤然变成了焦燥、埋怨以致于愤怒了。终于，在同一个纪念广场，西边的游行队伍又结集到了一起，这次不是庆祝统一，而是抗议示威，曾经为统一而流泪拥抱的东、西德弟兄这次大打出手，以至于招来警察镇压，和平的纪念广场愁云密布…… 　 　　南斯拉夫、捷克也打起了内战……

　 制度瓦解了，社会也瓦解了。人民虽然有了民主权利，但也无法达到真正的满足，反而有了一种新的失落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执中的阵痛强烈地震撼了路加，他清楚看到民主政体解决了独裁专制问题，满足了人民行使自由权力的梦想，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罪性问题，也不能全然满足人追求幸福的梦想。

　于是，他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末来可能的出路，他惊然发现自己的思路已经穿过了两道墙，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而今天的中国，却仍在两道厚墙之内！

　　（三）

　 东欧解体之后，原先分散在东欧各国的大陆学生学者纷纷流向西德，到九一年，西柏林的中陆学人骤然增至6000多人。

　路加开始在校园里向大陆学人传福音，并且把他们带到团契来，八九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团契到九Ｏ年初已经有120多人，其中80%的人是大陆人。柏林各大学的宿舍区也有了学生查经班，德籍、美籍牧师，海外华人基督徒都到这些查经班来向大陆学生传福音，路加看到这一切好像就看一双无形的手在大陆同胞心理拆除两道厚厚的城墙，他的心对中国重新燃起了希望。

　九Ｏ年复活节，一位香港牧师到柏林讲道，信息讲完了，他注视着台下，突然，他发出呼召：

　“你们当中若有人愿意将来做全时间传道人的，特别是愿意在中陆同胞中传福音的，请站起来。”

　路加的心呯呯直跳，他里面有很强烈的感动，好像有股很强的力量催逼他站起来，但是，他不愿意！他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不！我不能。我要拿到材料工程博士学位，我可以带职事奉！”

　牧师呼召第二遍，全场一片肃穆，路加仍旧坐着。

　牧师呼召第三遍，有一对夫妇站了起来。

　牧师呼召第四遍，他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当年，他想以西方民主理念救中国，他为此奋斗了一生，至今，中国也没有进入民主化社会，如果当年孙中山把福音传给中国人，至今的中国会怎么样？”他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路加心里很挣扎，他清楚意识到，如果不把基督信仰带给中国人，中国既使有一天突破了两道墙也依然无路可走。

　 牧师呼召第五遍，路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意志完全不起作用，怎么站起来的他都不知道，站起来之后，他就哗哗地流泪，心却平静了，他终于夸越了艰难的一步，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奉献了出来。

　九一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一位台湾牧师来到柏林华人基督徒团契，这个团契将成立教会，需要台湾差派一位牧师来。这位牧师将为此事而召开团契负责人会议。路加是团契同工之一。会后，牧师突然说：“我有个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路加有点惊讶：“刚刚不是才祷告过吗一起开会的六个人又重新坐下来祷告。在祷告中，牧师突然问：“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事主？有没有人愿意终身向大陆同胞传福音？”路加一下子想到一年前那位香港牧师同样的呼召。”如果有，请你举起手来。”牧师说。

　路加依然有挣扎，牧师问到第三遍，他才把手举起来。那天之后，圣灵就在路加的心里不断动工，催促他预备走全职事奉的路。

　九二年一月2号，路加为接受呼召之事专门祷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顺着这个感动打开圣经，蓦然看到创世纪十二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段话“刷”地一下照进路加的心，他里面的意念非常清醒：这就是今天神对他的指令：离开。

　 可是，他难以接受这个指令。到柏林已经三年，他即将进入博士课程，也有一份不错的助教工作，并且可以申请特殊居留（八九年十月之前进入德国的大陆人可以申请特殊居留）。路加希望取折衷办法，一边读材料工程博士学位，一边进修神学。

　九二年初他找到两位指导教授（德国的博士生需要有两位指导教授带）。然后，他又去选择神学院，柏林大学有神学院，他去一了解就完全打消了在德国念神学的念头，神学在德国完完全全哲学化了，有两位台湾来的基督徒进了德国神学院后反而离神更远。

　神一直用一句话提醒路加：“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路加对神说：“你要我离开，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哪里去找神学院。这样，我不去找，你让神学院来找我。”

　祷告后没几天，路加桌上的信骤然多了起来，全是神学院寄来的，有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州、美国等地的，许多寄信人路加根本不认识，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世界各地十所神学院的报名资料。路加紧张起来了，神不跟他开玩笑，祂果真让神学院找路加了。

　路加第一选择的是台湾的华神，华神院长是林道亮，路加的父亲就是在他的布道会上信主的，但是，路加持的是大陆护照，他必须在海外五年以上才能申请台湾签证。

　 路加看台湾去不成就选择香港神学院，但香港神学院要求学生懂广东话，路加还是去不成了。最后，他只能考虑英语国家了。可是，路加大 学修的外语是日文，大学毕业后学的是德文，英文只在中学学过。这么多年不用，几乎全忘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他收到一封寄自美国洛杉矶的信，寄信的是位陌生人，叫寥文立。寥文立在信中说：这一年我在教会里经常听到你的名字，这儿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传道人一直在为你祷告，她心里有个感动——神要呼召你成为传道人。她很久未与你联络了，不知你现在哪里。我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华人教会，也许牧师能转到你手上。你是否要到美国来？洛杉矶华人很多……

　两个月后，路加才提笔写回信，他告诉寥文立：“我准备念神学院，正在寻求，困难很多。”

　寥文立立刻给他寄来福乐神学院的资料，并且鼓励路加到美国来。路加求问神：“你是不是要我去美国念神学？”

　正在这时，路加原先联系好的两位博士学位指导教授因重病住院，他们不可能做路加的指导教授了，新教授要两年以后才能上班。路加或者等两年，或者转到边境城市亚环大学去读。路加不想去亚环，柏林华人工商界听说路加有两年的空闲纷纷来找他，想请他做经理。路加很踌蹰，做两年经理能赚很多钱，两年后再接着念博士可谓名利双收。但他分明意识到这不是神要他走的路，神一再提醒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九二年八月初，路加在公寓二楼上滑倒，左膝盖骨严重骨折，救护车把他送到柏林很大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为左膝盖半月板断裂，有碎片，必须立刻施行手术。手术前要路加签字，医生给他一个提醒：“手术有20%的风险，如果失败，会造成终生残废。”路加手是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做手术准备去了。路加想，反正非做不可，还是早做吧！他提起笔，护士小姐却抢先一步对他说：“你要想清楚哦，我们昨天刚给一个病人做过手术，情况不好，可能造成终生残废。”路加的手又是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来了，见他没签字，说：“手术越早做越好，几天之后骨质增生，再做难度就更大了。你今天是急诊，我可以立刻安排手术，过几天就不做急诊处理了，就是想做手术也得慢慢排队。”路加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他祷告说：“神哪，若不要我签字，让我心里有平安。”祷告了半天，心里始终没有平安，他决定暂时不签字。医生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星期一上午之前如果他决定做手术，仍按急诊处理。那天是星期五，他从晚上一直祷告星期六上，一直没有要签字的意念。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位德国妇女的电话，她需要路加为她们翻译，路加告诉她自己骨折了，不能出门。那位妇女立刻开了车接路加去见她的骨科医生，这位医生的诊断与前一位医生基本相同，但他建议可以保守治疗：上石膏、服药，卧床两个月。

　路加上了石膏回到家，他不能出去做任何事，只能安静躺在床读经祷告，他心里的意念愈来愈清楚：神要他往祂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抓起床头电话预定飞往美国的机票，航空公司只剩下八月底的票，八月份之后的票已经订完。路加犹豫了：到八月底，骨折还不到一个月，能单独作长途旅行吗？他又祷告，神始终给他那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路加订了八月底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第三次背井离乡

　 路加被人抬上飞机，这是一次彻底的离开，他只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柏林三年，他已经把这儿当作了第二故乡——这儿有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挥手道别时，他明白，此生此世恐怕再没机会回来了，他把一屋子书留了下来。

　舷窗下的柏林渐渐远去，路加望着窗外，心里十分的平静，虽然此去前方举目无亲，而且语言不通，经济无著，神学院九月份开始，他必须在开学前考“托福”，最低分数得超过550分才能入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再能够扰乱他的平静，既然这趟远行是神的带领，祂必负责到底。

　 一觉醒来，天亮了。路加想到下飞机后得自己走路，他请空中小姐拿来剪刀，把腿上的石膏剪开了。

　飞机徐徐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路加一出机舱就看见一位中年男子举著写有“张路加”三字的牌子等候在出口，他又惊又喜，他万万没想到有人到机舱门口来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海外校园》杂志社主编苏文峰牧师。

　苏牧师把路加接回自己家，路加住楼上，第二天路加下楼时突然想起来：我怎么自己能下楼啦？腿怎么就好啦！从一出机舱见到苏牧师起他兴奋得忘了腿伤，事实上他的腿完全好了，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医生曾嘱咐他卧床两个月，而他只休息了20多天，骨折就完全好了。

　 几天后，路加搬到神学院宿舍，暂时在寥文立的床下打地铺，他没车，语言也不通，整天关在屋里啃英文，他连“托福”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第一天考，考了 457分，神学院通不过，路加很沮丧。他对神说：“到美国来若是你的心意，让我“托福”考过550分”。

　他的心情很焦燥，生活、学业都没着落，只好一边学开车，一边教人德文，一边复习英文。

　九二年十二月十八号他第二次考“托福”，十二月二十三号成绩出来了，他考了552分，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若凭人自己怎么也不能在两三个月内从一个对英文几乎一窍不通的水平上一跃而到552分。

　九三年一月，神学院开学，学校破例给他免去1/3的学费，他拿出在德国积蓄的马克交出了其余部分，教会每月补助他400美元生活费。

　第一天上课，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除了一小时午餐时间，其余八小时全上一门课：教会增长学。路加连一句都没听懂。晚上，他躺在床上直瞪瞪地盯着天花，他被击垮了！第一学期他必须阅读4500页参考资料，写75页文章，参加无数次的考试，而他的英文却低到连问路都困难的程度。

　夜里三点前后，他做了个决定：“明天就去退课，然后回德国。”天一亮，他就起来整理行李，他打算在回德国前找家旅行社安排一个几日游计划，他想到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游览之后再走。旅行社十点才上班，打完电话他看时间还旱，就去了教室，坐最后一排，准备一到十点就离开。

　 坐下没多久，老师的一句话听懂了：“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有特别的困难需要代祷？”

　路加“腾”地站了起来，老师一愣，望着他，路加结结巴巴说：“我要回德国去，我听不懂！”他委屈、愤怒，却无法达：“昨天，一句不懂！”

　老师从前面向他走来，又招手让全班同学过来，老师默默跪了下来，全班同学把路加团团住，许多双手加在他的身上，他们低头祷告。路加惊呆了，他僵直地站在哪里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白发苍苍的教授，他的眼泪“刷”地一下喷涌了出来，他深切感受到神的爱，每一双加在他身上的手都在挽留，他哽咽著低下头说：“主啊，原谅我，这条路无论多么艰难，我都愿意跟你走……”

　下课后，他变成了公众人物，他走不掉了。

　　从那天之后，他几乎天天读书写报告到凌晨，他每份报告都是先写中文，再写成德文，再译成英文，常常到最后一分钟才交上去。他没有电脑，第一学期的报告是用一台别人废弃不用的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

　学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身上，在德国存的钱全部交了学费，往后的学费、生活费完全要靠对神的信心了，他对神说：“我决不开口向人谈经济的困难，我只仰望你的供应。”

　有一个学期，他欠了学校1200美元学费，直到新学期开学了，他还是没法交上学期的欠账。学校规定，旧账没结清的学生新学期不能注册。开学两天了，路加没有注册，第三天，在校园里他遇到一位老师。

　“路加，为什么不来上课？”

　　“我没有注册。”

　“为什么？”

　路加支支吾吾说不出口。

　“是不是学费有困难？”

　路加点点头，老师拍拍他的肩膀，不再说什么。第二天，路加接到系主任的信，信中说，系里开了紧急会议，临时拨出1500美元资助路加。路加还清了欠债，剩下300美元刚好够新学期的注册费。

　 路加念神学院期间，没有开口向人要过经济资助，但神自己感动一些基督徒供应了路加一切的需要。

　一九九五年，路加以全A的成绩毕业，因成绩优异，他的名字登上了九五年美国大学研究院名人录。

　在毕业典礼上，路加的心充满了感恩，他赞美说：“神啊，你是何等信实，两年前你呼召我离开德国，我何曾想到会有今天！”

　　（二）

　 一九九四年八月，路加曾随一支美国短宣队到俄国宣教，神借着这次的东欧之行再次让路加看到这个世代的中国人心灵的痛苦，从而更明白神呼召他的目的。路加短宣回美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我看到了！

　《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看到这份报很受感动，他嘱我改写成通讯，我把标题改为《你的家乡在哪里？》，摘录如下：

　这些日子，闭上眼睛就想到伏尔加河，想到那支古老的《伏尔加河船夫曲》。伏尔加河啊，如今，在你耳旁拉线流汗的岂只是你赤诚的俄罗斯子孙，在你美丽的白桦林里回荡的岂只是优郁的俄罗斯小调呢？

　伏尔加河无语。它目睹了这片大地上的人手所造的红色城堡一夜间的坍塌，它也亲睹了上帝的手在荒漠上竖起的高高的十字架。

　 如今，伏尔加河上早已不见了线夫，但在俄罗斯大地卜拉线的却是一个破碎的民族，其中竟然混杂了我们的同胞，他们拉着沉重的线绳，从黄河流域直到俄罗斯。

　人说，哪儿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哪里有月亮，哪里就有中国在流泪。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太阳下流汗，在月亮下流泪要到几时呢？

　几十年前，有支哥谣是这样唱的：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在异乡流汗流泪的同胞，我们多想执手相问：

　“兄弟，你的家乡在哪里？”

　路加的回忆：

　 在莫斯科短宣期间，我遇见一个姓徐的十八岁小姑娘，她在莫斯科街头遭警察殴打，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被洗劫一空。

　莫斯科有家“河北旅馆”，里面住着许多中国农民，他们从福建、河北乡下来做生意，天不亮就起来，深夜方归。

　还有间旅馆叫“莫大旅馆”，那门口终日盘悬著抽税的黑道人物和荷枪实弹的警察，里面堆积的货物中间却住着来自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学生……

　在莫斯华人教会里，我见到一位面色苍白的妇女，她刚到莫斯科，有人告诉她，在莫斯科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相信中国人。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里的人也可以相信，那就是华人教会。

　她姓董，不到50岁，已经头发发白。

　她出生在美国，一岁半时被父亲单独带回中国，十岁时父亲去世，成了孤儿。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她因出身不好而多次被送去劳改农场，前后达20年之久。因着她的“美国背景”，结婚一年后丈夫就离她而去，撇下她和腹中的儿子。

　八十年代中国的大门终于向西方打开，她想回美国，想给受尽了苦难的儿子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她的出生证明在“文革”中早已被付之一炬，她与在美国的亲属也早已失去联络。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与儿子往美国使馆跑了无数次，但这世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证明。儿子绝望了。三个月前，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

　“母亲，儿子已活得太累，我想，两人活着会更累。这里一些钱，是我积钻的，母亲拿着可用作去美的路费……”

　她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她不甘心死在中国。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变卖了一切偷渡到俄国，她想在美国驻俄大使馆再作一次尝试，她准备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自杀，她这样做只为了向儿子的亡魂证明：“妈妈没有骗你，妈妈到了美国！”

　路加看到这一切，他对神说：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对我的心意……

　　（三）

　一九九五年九月路加从福乐毕业后又到台福神学院念道学硕士，一九九六年夏六月毕业，留在洛杉矶神州团契做全职传道人。但他最终目标是回中国，回到低层群众中去，像父亲一样做个巡回在乡间的传道人。

　路加的父亲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传道人，他在南方各省的乡村传道，每次回家都累得失了声，脚也走肿了。他已年逾七旬，常常流泪祷告盼望有年轻人出来做传道人。一位常去大陆培训门徒的台湾牧师作过统计，路加的父亲从一九七八年传道以来已经亲手建立了500多间家教会，这500多间教会带出来的基督徒已超过 500多万。

　一九九二年神给路加一个清楚的提醒：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80%的人口在农村，若每千人需要一个传道人，那么，大陆一旦开放将需要100万传道人。

　将来会有一天，路加会和父亲走同一条田埂小路向中国最低层的劳动者传福音，这是路加最的梦……

　路加离开家乡好久了，他走了那么远的路。可是，中国永远走不出他的心。在美国，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经人谱曲成了神州团契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天涯岁月几苍凉， 　　故国山河未能忘， 　　 玉衣美食金银屋， 　　梁园终究非故乡。　　 　　　梦中几回慈母泪， 　　　醒来依旧游子装。 　　 翘首神州里心盼， 　　　何日福音遍四方。”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哭了。

尾声

　 我想，我该搁笔了。在结束这组神学生的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旧约时代的人物摩西，他是以色列人，在一场埃及人屠杀以色列男婴的大灾难中，他侥幸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埃及王宫里生活了四十年，掌握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知识。后来，又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他流亡到米甸的旷野做了牧羊人。

　一系列的偶然却成就了一个有使命的人必要的训练。

　神的时候到了，耶和华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他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摩西领受了神的托负，在旧约时代，他结束了以色列民族一段流浪史。这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的个人经历对他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历史意义。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置身何处？我们要往哪里去？

　在漂流的旷野，当世纪晚钟敲响的时候，我们曾对着生命的大漠惊惶发问。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因为，我们找到了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东方流浪到西方，我们要回到中国去，并且，我们要带着那流泪了五千年的民族，在世纪末的暮色里完成一次神圣的回归！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