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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加尔文与改革宗神学精义》节选

改革宗神学并不是“加尔文主义”，也不是“加尔文神学”，而是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神学！这一神学体系从十六世纪开始，由以马丁·路德、慈运理、约翰·加尔文等为代表的神学家和牧者集中阐明出来。加尔文并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权威，改革宗神学体系也不仅仅是十六、十七世纪才有的新生事物。从历史的路径来看，改革宗神学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承继教父和中世纪神学的精华，针对当时教会的败坏，把圣经中所包含的正统教义以更准确的形式、更恢宏的框架、更相关的重点传递出来。

中文习惯于把Calvinism翻译为“加尔文主义”，这种译法容易把加尔文的教导与世俗的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混淆。更准确的翻译应当是翻译应为“加尔文学派”。但是，从历史的事实来看，也许这个词不存在、不使用更好。著名的加尔文研究专家瑞慕勒先生反对强调“加尔文主义”。他以充足的历史资料证明，不管是宗教改革时期，还是后宗教改革时期，改教领袖所传讲的教义，与教父时期和中世纪神学相比，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其连续性都远远大于中断性。加尔文所持守、教训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教义”！ 准确地说，“加尔文想教导的是教会的教义，并不是他自己的教义。当然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的原创性是在表达基督教教义的方式上，而不是在内容的创新上。他吸收了教父神学和中世纪神学的形式和内容，予以重新组合、调整。同时，他也把古老的神学内涵与他自己的解经、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形式结合在一起，使远古的神学传统更准确、细腻地表达出来。”

从当时的历史处境来看，加尔文的教训和他在教会中的影响，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当时改革宗阵营内部，加尔文也只是一个声音。布林格（Henry Bullinger，1504-1575）、布瑟（Martin Bucer，1491-1551）等改教领袖在当时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实际上，在宗教改革时期，彼得·马提尔（Peter Martyr）、布林格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加尔文。 另外，英国的清教徒神学很多方面也是在加尔文之外独立发展，我们固然不能排除加尔文的影响，但加尔文的影响并不是主要因素。事实上，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家不是加尔文，而是布林格。 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5-1536）被称为“英国清教主义的创建者。” 不管是伯金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约翰·欧文（John Owen，1616-1683）、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还是苏格兰的圣约神学家鲁瑟夫（Samuel Rutherford，1600-1661），在其作品中，引证加尔文之作品的地方都非常有限。

---选自王志勇《加尔文与改革宗神学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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