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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加爾文與改革宗神學精義》節選

改革宗神學並不是「加爾文主義」，也不是「加爾文神學」，而是以聖經為本的基督教神學！這一神學體系從十六世紀開始，由以馬丁·路德、慈運理、約翰·加爾文等為代表的神學家和牧者集中闡明出來。加爾文並不是唯一的最高的權威，改革宗神學體系也不僅僅是十六、十七世紀才有的新生事物。從歷史的路徑來看，改革宗神學是以聖經為最高權威，承繼教父和中世紀神學的精華，針對當時教會的敗壞，把聖經中所包含的正統教義以更準確的形式、更恢宏的框架、更相關的重點傳遞出來。

中文習慣於把Calvinism翻譯為「加爾文主義」，這種譯法容易把加爾文的教導與世俗的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混淆。更準確的翻譯應當是翻譯應為「加爾文學派」。但是，從歷史的事實來看，也許這個詞不存在、不使用更好。著名的加爾文研究專家瑞慕勒先生反對強調「加爾文主義」。他以充足的歷史資料證明，不管是宗教改革時期，還是後宗教改革時期，改教領袖所傳講的教義，與教父時期和中世紀神學相比，不管是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其連續性都遠遠大於中斷性。加爾文所持守、教訓的並「不是他自己的教義」！ 準確地說，「加爾文想教導的是教會的教義，並不是他自己的教義。當然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的原創性是在表達基督教教義的方式上，而不是在內容的創新上。他吸收了教父神學和中世紀神學的形式和內容，予以重新組合、調整。同時，他也把古老的神學內涵與他自己的解經、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形式結合在一起，使遠古的神學傳統更準確、細膩地表達出來。」

從當時的歷史處境來看，加爾文的教訓和他在教會中的影響，並不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在當時改革宗陣營內部，加爾文也只是一個聲音。布林格（Henry Bullinger，1504-1575）、布瑟（Martin Bucer，1491-1551）等改教領袖在當時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實際上，在宗教改革時期，彼得·馬提爾（Peter Martyr）、布林格的影響要遠遠超出加爾文。 另外，英國的清教徒神學很多方面也是在加爾文之外獨立發展，我們固然不能排除加爾文的影響，但加爾文的影響並不是主要因素。事實上，在愛德華六世統治時期的英格蘭，最有影響的宗教改革家不是加爾文，而是布林格。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1495-1536）被稱為「英國清教主義的創建者。」 不管是伯金斯（William Perkins，1558-1602）、約翰·歐文（John Owen，1616-1683）、 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還是蘇格蘭的聖約神學家魯瑟夫（Samuel Rutherford，1600-1661），在其作品中，引證加爾文之作品的地方都非常有限。

---選自王志勇《加爾文與改革宗神學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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