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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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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32) 义人的根基

奥古斯丁于主后430年离世,所留下的著作存留至今,其数量之多,无任何古代作家可与之相比。他对当代以及后代的西方世界,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他在书信中,曾说自己是“边学边写,边写边学”的人。他敬虔地研究圣经,针对当时教会的需要,著书立说,实为一代忠仆。

学贯古今的思想家

奥古斯丁对后世的影响,至少有四大方面∶

(1)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神学与哲学探讨,以及所有大学的课程设计,都是植根于奥古斯丁对“信仰与理性之关系”的观念;伦巴彼得(Peter Lombard)所著的《神学语录》,是中世纪神学主要教科书,他采用极多奥氏的著作;格瑞钦(Gratian)所写的《教会法规手册》也多次引用他的作品。

(2)西方奥秘派人士,都深受奥氏影响,他特别强调以“爱上帝”为中心;他指出∶“真爱”不单是追求己心的喜乐,也包括舍己与经历被改变的痛苦。

(3)改教家们都受奥氏“唯独恩典”的影响,归回圣经的救恩真理,扬弃中世纪教皇派的“神人合作”的功德观。例如∶路德原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加尔文的钜著《基督教要义》引用最多的神学作者,就是奥氏。

(4)自从18世纪以来的思想界,“启蒙运动”乐观派(人是自己的主宰)憎恨奥氏的“原罪”教义(人性彻底败坏),但是与乐观派对立的“实际派”认同奥氏的论点。哲学家康德,虽然高举“人自主独立思考”,却断然同意“人性已经普遍被邪恶彻底扭曲变坏”。维根斯坦喜欢阅读奥氏著作,奥氏早就看清“语言与实体的关系”;尼采痛恨奥氏的见解,因为奥氏戳破其“超人思想”的迷思。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不如奥氏一针见血;其实,奥氏是第一位提出“潜意识”存在者。

综合上述,奥古斯丁对于现代科学哲学,皆留下深远影响。归根究柢,奥古斯丁精研圣经,从圣经的“创造,堕落,救赎”教义,评析世俗人本的科学哲学,以及历史文化,其论述是提纲挈领,又博大精深。

基要信仰的阐扬者

从教会历史来看,奥古斯丁是北非希坡的主教,是牧者又是神学家。他对当时与后世教会的贡献,不仅在“教会论”方面(驳斥“多纳派”),与“人论”和“救恩论”上(驳斥“伯拉纠派”和“半伯拉纠派”),也驳斥在“三一神论”方面的异端。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之初,就想研究写作“三一神论”的教义,但是“多纳派之争”占据了他主要时间。至411年结束之际,他又必须写作《上帝之城》,并面对“伯拉纠之争”。然而奥氏靠主恩典,最后终于完成其钜著《三位一体论》(共15卷)于414年出版。奥氏承继东方教会领袖亚他拿修与加帕多家三杰,在西方以此拉丁文著作,根据圣经阐扬“三一神论”的真理。

奥古斯丁的贡献在于∶以拉丁文严谨精确的用词,论述《尼西亚信经》表彰的圣经教义,彻底根除任何“亚流派”与“隶属论”的残留思想。《尼西亚信经》说到∶圣子在永恒中为圣父所“生”;圣灵在永远中为圣父所“出”。然而,这并没说明圣子与圣灵的关系。奥氏认为必须强调“圣灵是由圣父与圣子所出”,才能将三位格之间彼此关系,整全的表达出来。

此外,奥氏根据“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所以在人的灵魂中,必可看见“三位一体”的痕迹。他推论∶“记忆”(人格中心,包括潜意识),“理智”,“意志”的三合一关系,可能就是“三位一体”的痕迹。如此说来,“理智”是由“记忆”所生;“意志”是由“记忆”与“理智”所发出。

亚他拿修信经

奥古斯丁的“圣灵由圣父‘与圣子’所出”的教义,在西方教会中获得普遍一致的认同。约自第五至第六世纪,有一著名的“信经”出现在西方教会中,称为《亚他拿修信经》,将奥氏此句话纳入正文。此信经显然是根据亚他拿修的正统信仰,加上奥氏的精辟解释,成为教会正统信仰的告白。

正如《使徒信经》代表“尼西亚会议之前”的正统信仰;《尼西亚信经》表达“尼西亚会议”时期的正统信仰;《亚他拿修信经》代表“尼西亚会议之后”的教会,是固守“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大哉敬虔的奥秘,见证正统信仰的基要立场。

主后589年在西班牙的托勒多(Toledo)会议,正式将“Filioque与圣子”此拉丁字列入《尼西亚信经》中。此后至今,西方教会的《尼西亚信经》皆有此字;然而东方教会有些人士不赞成此项加添,因为《尼西亚信经》原稿并无此字。遗憾的是,后来在东西方教会分裂时,竟以此项加添被用来作为借口。

基督论之争

奥古斯丁的“三一神论”,总结了教会《尼西亚信经》正统信仰。然而,在第五世纪的教会面临了方兴未艾的“基督论之争”,有关主基督道成肉身之后的位格与属性。关于“道成肉身”的圣经教义,教会首先面临的是“亚波留尼斯派(Appollinarian)之争”。主后381年的“康士坦丁堡会议”已经定罪亚氏,因为亚氏主张基督人性的“灵”已经被神性的“道”所取代。此异端思想否认了基督具有真实完整的人性。

论到“基督道成肉身”的教义,反对亚氏异端,最著名的是提阿多(Theodore, 350-428),他是屈梭多模的朋友;在392年出任基利家的马普苏提(Mopsuestia)主教。提阿多是“安提阿学派”的领导人,坚持“基督的神人二性分清”,以杜绝亚氏“神人二性混合”。遗憾的是,提氏的“道成肉身”神学论点走入极端,强调“二性划清”,而渐次偏离正统。其思想引发了“亚历山大学派”的抗议回应。

“亚历山大学派”的特征是寓意解经,注重形而上的默想,看重基督的神性,认为神人二性在道成肉身的联合,是紧密不分;有时其过度的表达方式有危险说成人性被神性吸入而消失,或与神性混合。“安提阿学派”正好相反,注重文法字义解经,严谨推理,以理性抽象分析,看重基督的人性;有时出现极端倾向,有危险说成神人二性分清到一地步,成神人两位格。简言之,亚历山大学派所关切的是“合一”,而安提阿学派所注重的是“二分”。

屈利罗与聂斯多留

当时亚历山大的主教是屈利罗(Cyril,412-444年在位),前任主教提阿非罗的侄儿。提阿非罗曾以斗争手段,造成康堡主教屈梭多模的罢黜放逐。屈利罗继承叔父的斗争精神,严厉铲除教区内的异端。屈利罗是杰出的神学家,具有洞察分辨力,著书立说对抗提阿多的论点。由于辩论是笔战,又不直接提名道姓,所以并未造成直接冲突。

屈利罗与安提阿学派之争,后来的演变渐趋复杂。屈利罗如其叔父一般,当面临亚历山大与康堡主教长之间的利益冲突时,就采用了斗争手段。当安提阿的修士聂斯多留(Nestorius),在428年被选任康堡主教长之后,安提阿学派与亚历山大学派的对立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聂斯多留与屈利罗一样,深具遏止异端思想的决心与使命;他是提阿多的学生,严防“亚波留尼斯派”的危险。他认为以流行用词“theotokos生上帝者”(另有译作“上帝之母”,但并非直译)来称呼马利亚,就是亚氏异端思想的再现。亚历山大学派也承认亚氏是异端,但是欢迎theotokos此用词,因为这是表明“马利亚所生的,乃是上帝”(《加》4∶4;《路》1∶43),绝无“受造者生创造主”的异端含意。所以,他们对于拒绝使用此词来尊称马利亚的人,就会怀疑他们是否赞同“基督是上帝,神人二性的合一”等基要真理。当屈利罗听到聂氏批评此用词不当(露出其神学弱点)时,就开始将聂氏视为危险人物。

在428年底,有些亚历山大的修士赴康堡,上诉皇帝提尔多修二世,屈利罗主教待其不公。皇帝将此案交付聂氏查办。屈利罗如其叔父一般,不愿服在康堡主教长权下;他又怀疑聂氏的信仰并非正统,所以就展开行动,公开攻击聂氏的教导。首先,屈利罗立刻在428年底所发给普世教会的《429年复活节文告》中,公开指控聂氏错误的教导。

争论的焦点

同时,因为聂氏公开反对theotokos用语,在康堡引起许多修士与群众的反对,认为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这些修士与民众公然反对他,羞辱他;聂氏以恶报恶,定罪那些反对他看法的人,以体罚或下狱严厉处分那些修士。在429年春天,有人在康堡张贴大字报,列出聂氏讲章中有异端倾向的字句,直接控诉聂氏否认基督的神性。然而,皇帝提尔多修与皇后都喜欢聂氏,并且有安提阿主教约翰,与叙利亚主教们的支持,聂氏无惧反对势力。

在430年2月,屈利罗写了一封公开长信给聂氏,详细解释“亚历山大学派”关于“基督位格”的教义。屈利罗在信中承认∶基督的神人二性,并未因联合而废去各自的特征;然而此联合是合而为一,所以神性的超自然作为,可以归算给人性,人性有关的可以归算给神性。因此,theotokos不只是尊敬的称呼,也是符合“属性相通”的正统神学。

五个月之后,聂氏公开回信,重申安提阿学派的观点,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划清界限的,继续反对theotokos名称。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渐升高。屈利罗尝试瓦解宫廷对聂氏的支持,上书皇帝,也发给皇室的尊贵妇女。提尔多修二世受到姐姐与妻子的影响最大。姐姐讨厌聂氏,妻子喜欢聂氏。屈利罗上书提尔多修,未受重视,因为皇帝不愿看到两位女士之间的争吵。

罗马主教的介入

屈利罗转向罗马主教克力斯丁(Celestine)求援。克氏也认为聂氏的思想有严重问题;而当时聂氏又犯下严重错误,竟然接纳罗马所定罪的一些伯拉纠派异端人士,又上书皇帝与克氏,为他们求情。如此一来,加深了克氏对聂氏的存疑。屈利罗的代表在罗马,描述聂氏为理性主义者,否认基督的神性,否认人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克氏在罗马召开会议,限定聂氏十天之内收回其错谬,否则开除主教职;并将此决议交付屈利罗来执行。

屈利罗在430年11月于亚历山大召开会议,制订“12定罪条款”,定罪安提阿学派的基督论,特别是神人二性分立的看法。他要求聂氏同意这12条款。屈利罗将此“12条款”加上“罗马主教的最后通牒”一同送给聂氏;聂氏以“12反定罪条款”回复,指控反对他的人是“亚波留尼斯派”异端。

屈利罗获得罗马主教的支持,聂斯多留有安提阿主教给他撑腰,东方教会陷于分裂状态。皇帝提尔多修看见如此困境,必须召开“大公会议”才能解决此争端。于是他会同西部皇帝瓦伦提尼三世,下诏于431年6月的五旬节,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然而,在“以弗所会议”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双方剑拔弩张,等候最后摊牌。史家称此争论为“聂斯多留派之争”。

结论∶

表面看来,theotokos用词是否合乎圣经真理,是争论的焦点。其实,问题症结并不在此。我们正统信仰的基督徒,的确不会选择以此名称称呼马利亚(《路》8∶20-21,11∶27-28),因为字面意义容易引起误会,也会助长崇拜圣母的异端。但是,聂斯多留反对此用词的根本原因,乃是发扬提阿多的偏差思想;聂氏所提出的神学理由,显露他背离了正统信仰,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关键。聂氏用词尖锐刺伤民心(不如他的老师提氏谨慎,用语温和),加上屈利罗的雪上加霜使用手段,使得案情复杂。

聂氏的说法虽然难以捉摸,然而实质上意义是“道住肉身”(神性与人性同在)而非“道成肉身”(神性与人性合一),因为他清楚划分神人二性,几乎到了“神人两位格”的地步。反观屈利罗,他观察入微洞悉真相,认为必须坚持此名称的合理使用,才能避免造成聂氏偏差的危险。所以,屈利罗坚持可以使用此名称,所根据的背后理由是“神人二性在同一位格里相通”的真理。简言之,屈利罗是用对的神学理由,来辩护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聂氏是用错的异端思想,来反对在实用上不恰当的名称。

令人伤感的是∶屈利罗的神学教义,是比聂氏纯正清晰,但是他的人品作风,远不如聂氏坦白直率。屈利罗信仰正确,但是用手段;聂氏信仰偏差,但是不狡诈。屈利罗应该效法奥古斯丁,信仰与生活皆有美好的见证,不采用政治斗争手段,在爱中说真理,固守真道的奥秘,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求主带领对方悔改。

鉴古观今,我们的信仰与生活都需要归正,缺一不可。生活的归正是必须的,但是信仰的归正更是重要。唯有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因为“根基若是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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