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30

教会史话30 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于395年成为北非希坡主教时，正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当时教会面临一些严重冲突。他领受任重道远的托付，靠主恩典持守圣经真理，著书立说抵挡异端，成为早期教会最重要的神学家。他不但领导了当时的教会，更影响了后世，直到今日。

面对“多纳派之争”

北非“多纳派”（Donatists）与“大公教会”之争，始于第四世纪初的大逼迫之后，多纳派信徒不能接纳迦太基主教凯其良（Caecilian）的按立，因其按立团中有曾经变节的主教。康士坦丁皇帝在314年召开“亚尔列（Arles）会议”以解决纷争，裁决凯其良合法的主教职位。多纳派不服，与大公教会分开。康士坦丁未能以武力镇压住，多纳派为继续生存而奋斗。347年，皇帝康士坦司（Constans）曾派遣军队镇压多纳派，多人殉道，更加深了双方的裂痕。

奥古斯丁出任希坡主教时，多纳派势力仍然强大；面对已经存在80多年的分裂，奥古斯丁仍存复合的希望。虽然当时政府已经采取强势，对待异端和异教徒，他反对以政府武力镇压多纳派。自393年起，他写了许多文章来规劝多纳派领袖。他也促成迦太基主教们多次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共同立场，来对待多纳派教会。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多纳派继续争辩，不愿归回大公教会。

自405年起，政府开始向多纳派增加压力，奥古斯丁也渐渐改变原先立场，不再坚持反对使用武力，因为规劝已经无效。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后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后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于412年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奥古斯丁自393至420年间所写的《抗多纳派文集》流传至今，他在其中论述反对教会分裂的理由；其中也包含了其“教会论”，“教会纪律”，与“圣礼论”。

《上帝之城》

在411年之后，“多纳派之争”大体已告结束，奥古斯丁却面临了新的挑战。北方蛮族入侵高卢与西班牙，敲响了西欧的警钟；410年，西哥特族攻陷罗马城，震惊全国。难民涌入北非与东部，人们不禁问道∶为何有圣彼得与圣保罗守护的罗马城，竟然遭此浩劫？异教徒趁机大肆鼓吹∶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离弃古罗马神明，归向基督教信仰，导致神明降祸惩罚。

奥古斯丁看到问题严重，首先鼓励其门生欧若西（Orosius）写出一本简明《世界史》∶列举在康士坦丁归主之前的历史事实，许多天灾人祸的发生何等悲惨，远超过当时蛮族掠劫的灾难；当今蛮族带来的灾祸，可说是上帝对帝国境内仍有拜偶像者的刑罚。如此的辩护，使得异教徒的曲解污蔑化为乌有。

奥古斯丁自413至427年，奋力写作《上帝之城》，阐明辩护基督信仰。他在书中指明“教会”是真正永恒之城，是“上帝的国”彰显在世上。世上的国度与城市都有衰亡的一天，即使“罗马城”也不能豁免于蛮族所带来的破坏掠劫。他表明罗马帝国并非等同于“上帝的国”，蛮族攻打罗马帝国，并不一定是“上帝之城”的敌人。西方教会的使命，乃是要带领感化新当权者（蛮族），使他们悔改信主。

两座城∶“双城记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目的，并非只是要为基督信仰辩护，回复异教徒的攻击；更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人类社会与政府”的存在意义，及其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他在此书起始，先评析异教徒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书名《上帝之城》，似乎暗示与伯拉图所写的政治对话录《共和国》（即“人之城”作一鲜明对比。奥古斯丁指明∶人生命的真正目的，乃在今生之后。人要追求的是“认识与敬爱上帝”，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团契（即“上帝之城”）只有在历史终结之后，才能完全实现。任何属人的政府所建立的政权，都是暂时的，总是昙花一现。罗马不是、也不可能会存到永远。

人离开上帝，就是恐惧与自恋的牺牲品，受帝国主义式的霸权与野心所驱使，沦为虚空的虚空。奥古斯丁认为∶地上的政府都是由“自恋情结”的私欲起始，追求壮观华丽的权力与物质享受。因此，所有政权的根源，都是本于权力斗争，所以大多数是以暴力与不公义起家的。政府若不行公义，则与大型黑社会集团无异。

然而，这并非说“人的城”（地上的政府社团）是全然邪恶，都不施行公义或不能维持秩序。暂时局部的公义，仍是公义；即使黑社会帮派，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秩序。罗马政府与其它政权，奴隶制度与贫富阶级，是因为人的罪性造成的结果；但是它们作为节制罪恶与维持治安的工具，仍是有功效的。换言之，在上帝的护理掌管之下，“人的城”有其角色意义；基督徒在其中有权利（自由民权）义务（纳粮上税），秉公参与政治，从事正义战争。

两种爱∶“双爱记

在人间社会中，世人为“爱己”而活（“自恋”寻求地上的名利）；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他们为“爱神”而活。基督徒团体乃是“上帝之城”在历史中的雏形。“教会”并非完美，里面有披着羊皮的狼，外面仍有尚未归家的迷羊。“有形教会”是圣徒与罪人混合的团体；然而，教会正是上帝施恩的所在，他的救恩使得罪人从“自恋”转变成“爱神”，从“错误导向的爱”归正为“向上帝的爱”。所以，有形的教会预表与指向“蒙救赎的子民团体”，即“选民团体”才是真正的“上帝之城”。

所以，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记述“双城记”，也是“双爱记”。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外在世界的变化兴替，乃在于内在进行的救赎历程。“人的城”虽繁华一时，最终必倾覆灭亡；“神的城”虽被人忽略，必至终完全实现彰显，因为是上帝经营建造的（《来》11∶16）。历史的中心是主基督的救赎，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降世，是历史的中心∶基督的再来，是历史的终结。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阐明圣经“直线前进的历史观”（有中心，有终点），纠正了希腊哲学“轮回式的历史观”（没中心，无终点）的错谬。其影响深远，所以到了第七世纪，罗马政府史家，放弃以罗马建国为起始的纪元，改以“主前B.C.”与“主后A.D.”作为历史纪元的分水岭。

伯拉纠派之争

所谓“伯拉纠派”（Pelagians），是因伯拉纠（Pelagius）而得名。伯拉纠是来自英国的信徒，主张禁欲修道，于390年来到罗马，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柯里提（Coelestius）。伯拉纠呼召所有信徒，采取严格标准，追求过完全圣洁的生活，因为人有此能力。他认为任何人与生俱来，都有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受犯罪堕落的捆绑；罪人仍能够运用其自由的意志，悔改信主，追求完全圣洁。 伯拉纠与柯里提于410年，随难民潮从罗马来到北非的希坡与迦太基，传播其论调。一年之后，伯拉纠赴巴勒斯坦，柯里提留在迦太基带领门徒，并申请按立圣职成为牧者。然而，他的论点已经引起怀疑，当时来自米兰的保林纳（Paulinus）熟悉其底细，向迦太基主教奥热流（Aurelius）提出警告。

奥热流召开当地会议，由保林纳提出控诉，说明“伯拉纠派”的基本论点如下∶(1) 亚当被造时是会朽坏的，不论他有没有犯罪，都会死；(2) 亚当犯罪只伤害了自己，不影响全人类；(3) 每一婴孩出生时的状态，与当初亚当未犯罪前一样；(4) 全人类并未因亚当的罪与死而灭亡，我们也并未借着基督复活而复活；(5) 律法也领人进入天国，如同福音一样；(6) 世上有从不犯罪的人，在主基督未来之前的旧约时期，就已经有些人是从未犯罪的。

柯里提当场并未否认这些立场，只是回避作答。所以，迦太基会议定罪这些看法，否决其按立申请。奥古斯丁当时并未参加会议，乃是从会议报告得知柯里提的“伯拉纠派”理论。他开始写文章，评析伯拉纠的“道德主义”以及柯里提的“六点”。当伯拉纠在巴勒斯坦传播其教训时，引起当地教父耶柔米的反对，但是伯拉纠得到耶路撒冷主教约翰的保护。约在415年，奥古斯丁已经清楚明白∶伯拉纠与柯里提的教训，已经形成“伯拉纠派”系统，此系统是明显否认了“救恩福音的根基∶“唯独恩典”。

“自由”或“由自”？

按照“伯拉纠派”的解释∶亚当后裔人类没有罪性，从古至今是有从不犯罪的人，人犯罪是自我选择效法亚当，人悔改是自我选择听从基督，人追求完美道德生活也是自我选择；人的理性意志从始至终，都是自由的；人犯罪只是学坏了，人自己有能力选择重新做人，恩典不过在旁协助罢了。

“伯拉纠派”在出发点上，没有分清“自由意志”（free will）与“‘由自’意志”（free agency）的不同，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混乱。圣经启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被赋予“选择”的能力∶人按照自己的善恶判断与倾向喜好，作抉择来生活行事。因此，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道德责任，向人负责并向神交帐。人是“选择由自己”的free agent（自由的受造物），就此而言，人永远都是有“‘由自’意志”的。犯罪之前的亚当，堕落之后的世人，今天的我们，天家的圣徒，都是“由自”的。

论到“自由意志”（free will），这是指人心的意志抉择，可以选择良善不犯罪，或选择邪恶犯罪。当人犯罪堕落成为罪奴，失去真理中的自由，则罪人被罪捆绑、死在罪中，所以罪人的意志失去了“真自由”，不可能抉择向善，也就是失去了真正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根据圣经，从人与罪的关系（人有无可能犯罪），人的意志是否自由，将人的状态分为四阶段∶

(1) 被造时∶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意志是自由的──人可能犯罪

(2) 堕落后∶全人类被罪捆绑有罪性，意志失去自由──人不可能不犯罪

(3) 得救后∶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意志重获自由──人可能不犯罪

(4) 得荣时∶在天家里完全成为圣洁，意志是彻底自由──人不可能再犯罪

所以，堕落之后，罪人所拥有的只是“‘由自’意志”，而不再有“‘自由’意志”。

结论

奥古斯丁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合成《抗伯拉纠派文集》，帮助教会领袖认清“伯拉纠派”的根本错误是“天助自助，神人合作”，并指出他们是从人的有限且有罪的理性，来错解人性与恩典。“伯拉纠派”的错误是如此严重，违反圣经的福音真理。所以主后431年的“以弗所大公会议”，一致通过定罪“伯拉纠派”为异端。

教会史家夏福（Philip Schaff）在其名著《基督教会史》（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中，提出对“伯拉纠派”的中肯评论∶

如果人性没有败坏，则我们的天性就有足够能力，行一切的良善，我们也不需要“救赎主”在我们里面创造新的意志与新的生命，我们只需要“改良者与提升者”；救恩就只是人的工作。伯拉纠派的系统，追根究柢，不容有“救赎，赎罪，重生，新造”等观念。它以“我们自己的道德努力，来成全我们的天然能力”取代了这些基要真理，最多不过是加上神的恩典，作为有价值的帮助支持。虽然伯拉纠及其门生，在传统上仍然持守教会“三位一体”与“基督位格”的教义，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但这只是他们前后矛盾的组合。他们的系统，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理性主义的基督论。”（卷三，页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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