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基督教歷史故事7 -1

〖 第一節 約翰·衛斯理的生平和初期衛斯理宗會形成史 〗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在世健康地活到八十七歲零九個月。他出生於1703年6月17日，是生於父親塞繆爾·衛斯理(Samuel Wesley:英國聖公會牧師)和母親蘇珊娜·衛斯理(Susanna)的十九個子女中第十五個孩子。他降生在父親的教區埃普沃斯(Epworth)。

　　他小時候，父親塞繆爾的教會困難重重。父親在村子裏沒有什麼名氣。1709年(約翰六歲時)牧師館起火，可能是因為塞繆爾·衛斯理的牧養不景氣，村里人故意縱火。

　　當約翰九死一生活下來，他母親便引用撒迦利亞書的話給約翰起了外號叫「從火里搶出來的火棍」(a brand sbatched from the burning)--從火中抽出來的一根柴。

　　母親因出身於清教徒家庭(清教徒分離主義者的家庭)，生活方式嚴謹。她是一位少見的品德高尚的女人，每天晚上為那麼多的兒女在床前按手禱告，訓練孩子過一個去掉自己的意志順從上帝旨意的生活，在嚴格的生活原則中養育了孩子們。

　　她不僅是個好母親，而且酷愛讀書。丈夫出差時，她常常在牧師館組織宗教聚會，她博得村民的好感，吸引了二百多人參加聚會。她訓練孩子從五歲開始讀書，讓他們背誦主禱文。

　　1714年1月20日，約翰結束了恰特豪斯學校(Charterhouse: 有宿舍的位於倫敦的學校)的6年教育，1720年就學於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Christ Church，人文大學)。當時要進入牛津大學必須是中產階層以上的英國國教(聖教會)徒才行。約翰雖不是中產階層，但因父親是英國國教牧師，所以進入了學校。

　　四年的大學生活結束後，1724年得到人文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Arts)，1725年9月19日由英國聖公會主教保特爾(Potter)按立為"執事"(deacon)牧師。

　　1726年3月17日，他被任命為嚮往以久的牛津大學林肯學院(Lincoln College，單科大學)研究員(Fellow，教學職責:作正教授之前的稱呼)。1728年在牛津被按立為"長老"(elder)。當時沒有專門的神學院，牛津大學就是英國聖公會的神學院。

　　1781年衛斯理在回顧衛斯理宗誕生歷史的《叫衛理公會的人們的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中闡述了三階段的誕生。所以教會歷史學家戴威斯(Rupert E. Davies)解釋為"Three Rises of Methodism"(The Works of John Wesley.Vol.9. Bicenntenial edi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89)

　　第一期(first rise)是1725年至1735年在牛津掀起的運動。1725衛斯理年向薩莉·柯卡姆(Sally Kirkham)求婚被拒絕後，1725年4月起他開始寫靈性生活日記。

　　1725年5月約翰告白說，通過讀托馬斯·阿·肯培斯(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A Treatise of Imitation of Christ, 或The Christian Pattern)等書發現真正的宗教是隱藏在心裏的，甚至對嚴格基督徒生活的校院說法很氣憤。

　　並且1725年6月讀哲羅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聖潔的生與死》(Rules and Exercises of Holy Living and Dying)後，衛斯理決定過一切的言行和思想上全部向神奉獻的犧牲的生活。(這是根據衛斯理在《A Plain Account df Christican Porfection》中對1728年1729年的回想和Henry D.Rack的解釋)。

　　而且1730年未讀了威廉·羅(William Law)的《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1732年讀《嚴肅的呼召》(Serious call)後，努力過一個敬虔神秘的生活。

　　1729年11月起約翰和查理兩兄弟和摩根(Mr.Morgan)並柯卡姆(Mr. Kirkham)等四名在牛津大學的校園裏開始了努力過敬虔生活的聚會。

　　他們每周用三、四天晚上一起讀希臘文聖經。周日晚上讀關於神學的內容，其它晚上讀希臘語和拉丁語古典。1732年4月克萊敦(Mr. Clayton)加入後，按照他遵守初期教會禁食傳統的提議，每周星期二和星期五禁食。約翰回憶說當英格含(Mr.Ingham)等二、三名一同參加時聚會達到十四至十五名。

　　當時的宣教活動主要是以救濟訪問貧困人、病人，探訪沒有知識的人展開的。根據摩根的提議，他們每周去監獄一兩次，每周抽出一兩小時探訪有病的和貧困的婦人，為犯人和家屬舉行聖餐，組織屬會(class meetings)。還開始了為孩子們的學校。

　　當時他們的聚會是認真讀聖經的「聖經蟲」們的聚會。他們心裏只有一本書，即聖經。他們一切的生活規則，照初期教會的教導，是「聖經基督徒」(bible Christians)

　　當時的神學基本上是根據英國聖公會追求敬虔主義式的完全和初期教會的神秘。他們期待以各人的誠實和善行為根據的宗教希望上的得救(justification)和聖潔的生活(holy living)。因為強調完全徹底的規則，所以有"循道派"(Methodist)之別名，後來被稱為"衛斯理宗"。

　　並且，在牛津大學裏被認為是敬虔的群體而被稱為「神聖俱樂部」(holy club)。又因會員中一名的摩根得了嚴重的精神病而死，被稱為"憂傷之子"(men of sorrow)遭到誹謗。

　　第二階段(The Second Rise of Methodism)可以看成是1735至1738年的北美喬治亞(Georgia)宣教時代。衛斯理勉勵他的會員中有熱心的聖徒們組成每周聚會一兩次的小組。讓他們彼此教導、勸勉、激勵。這種組織又重新組成更小的小組。因此有了更彼此親近的紐帶關係，每周日下午在衛斯理家中一起聚會。每周日和公休日衛斯理都舉行聖餐。

　　當時喬治宣教地區與用德國敬拜的會眾所使用同一場所。所以衛斯理引導的英語禮拜會眾佔用其他的時間。並且,衛斯理為了與德語會眾親近認真學習德語，還經常參加德語敬拜。

　　清晨5：00-6：30做第一次禮拜，第二場英語禮拜在10：30-12：30舉行，包括講道和聖餐，晚上禮拜於下午3:00-4:00進行。衛斯理在這裏發揮平信徒領導者的能力，所有的平信徒領導者都是衛斯理任命的。衛斯理回想1736年4月，有二三十名在薩波那(Savanah)市的自己家中聚會，這些從牛津的十四至十五名增加到喬治亞的二三十名的情況被記在衛斯理的《被稱為Methedist的人們的簡史》中。

　　當時宣教活動的特徵是盡力於教育與救濟貪困的人、兒童和印第安人。並且，在使用讚美的方面能看出那時力求禮拜的更新。並且在禮拜當中引入了即興的講道和即興的禱告。

　　當時的神學特徵也是一邊繼續堅持以英國聖公會為基礎的牛津衛斯理宗敬虔主義--為聖潔生活的功勞，一邊也受到摩拉維亞的信仰義認化(稱義)敬虔的挑戰。

　　他在去往美國的航程和返回英國的途中遇到過兩次暴風雨，每次衛斯理都陷入死亡的恐怖中，但是看到了以讚美和平安戰勝恐怖的摩拉維亞平信徒們的信仰而深受衝擊，而且他從摩拉維亞朋友牧師彼得·波勒爾(Peter Boehler)和戈特立·斯邦根伯格(Gottlieb Spangenberg)那受到靈性的挑戰。

　　對「您認為耶穌是怎樣的一個人」的問題，當時他答到「他是人類的救世主」，而對「你相信他是你的救贖主嗎」的問題他卻沒有確信、疑心重重地回答說「我希望如此」。

　　因自己沒有信心而怎麼能講道呢？對此衛斯理深感困惑，但聽到朋友的 "講道一直到你有信心為止" 的勸慰，深受感動而堅持傳道。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救贖的確信。

　　並且他在三年的宣教生活中在愛情方面也遭受失敗。他不知與蘇普·哈普科(Sophy Hopkey)結婚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他立起一個棍子禱告說，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棍子向自己的方向倒，否則向相反的方向倒，結果不幸的是棍子向相反的方向倒了。最終他與那女子分手了，當那女人與別人結婚後參加聖餐時，他就沒有給那女人聖餐。

　　衛斯理宗成長的第三階段(The third rise of methodism)在1738-1740年發生於倫敦。衛斯理帶着很多的挫折和失望回到英國，即使通過禁食、善行的各種敬虔的練習也都不能得到救贖的確信而掙扎後，最終1738年5月24日下午8時45分參加了奧爾德斯格特(Aldersgate)街的小聚會時經歷了奇妙的心火里熱的經驗。

　　他在其Jornoul里坦白說"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ed. I felt I did trust in Christ. Christ alone for salvation, and an assurance was given me that he had taken away my sins, even mine, and saved m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為救恩單單依靠基督，並得到了救贖的確信，還確信了基督從罪和死的律法中救贖了自己，除去了罪。正有此經驗時，是位年輕人——猜測他叫威廉·荷蘭多(Willianm Holland)讀路德的羅馬書序文後，並說明上帝通過信基督的信仰在人的心裏作工之變化。後來人們解釋說通過這事件，衛斯理深受路德神學和摩拉維亞敬度主義的強烈影響，經歷了重生。

　　所以衛斯理與摩拉維亞教徒，特別與彼得·波勒爾一起組織了Fetter Lane Society。四五十人每周三聚在一起自由交談，並以讚美和禱告開始或結束。

　　1739年增長到六十多名，場所顯得太狹窄了，因此，1739年4月1日衛斯理應懷特菲爾德的邀請去布里斯托(Brestol)野外證道，但這是衛斯理十分猶豫後下的決心。他在野外聚會中第一次使用的經文是登山寶訓(太5:6，7)，他強調了正如耶穌在野外、在山下講道一樣自己也在野外講道的意義。當時很多人受感化悔改，經歷了重生。

　　那時英國聖公會主教召衛斯理說，凡屬於英國聖公會的牧師不能在野外講道，你為什麼違反這一規定時，衛斯理強調他不屬於任何教區的牧師，而是任牛津大學Fellow的牧師，並且說了句名言，"世界是我的教區(The world is my parish)。這句話意味着不僅在教會、在野外、在煤礦、在曠野、在貧民區和任何地方都可以講道。但是這句話不是建立巨大的世界宣教計劃之後所說的話。

　　當時的宣教活動很活潑，而且組織很嚴緊。他們每周上午參加英國聖公會禮拜，在那裏組織了衛斯理宗聚會(preaching-houses)，並參加那裏的衛斯理宗聚會(又稱為society)。每周五都有超越年齡、性別，以家庭氣氛組織的屬會(class meeting)。大概十二名為一個屬(class)，並且有一位領導者(leader)。

　　周日上午一定參加英國聖公會禮拜，下午單獨有衛斯理宗徒禮拜聚會(Society)，但他們儘可能努力不與英國聖公會分離。

　　衛斯理通過這屬會，訓練共同的成聖(sanctification)。衛斯理指責了中世神必主義比聖經話語更重視靈性體驗的危險性和強調個人主義靈性的危險性，並強調了通過屬會共同體來訓練靈性活動。

　　他們在第一部聚會學習聖經，第二部全體會員都省察和反醒自己一周的靈性生活。靈性省察的屬長(class leader)一般問七種提問，即一周內你都犯了哪些罪，受到哪些誘惑，怎樣戰勝等等。如果無端缺席三次以上者從衛斯理宗屬會(society)除名。

　　由於屬會聚會很嚴格，衛斯理宗信徒減少了一半以上，但到第二年增加了兩倍以上。他們每周捐一便士救濟鄰居。這種屬會運動也可以看成是勞動組合，並且還有比屬會更小的叫band的組織。這種band是由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並且按年齡層次分為四、五個人組成，每周聚會二至三次，是努力進行徹底的敬虔訓練為目的的組織。

　　衛斯理宗的野外征道(field-preaching)形成了一種宣教原則，卻成為深入沒有教堂的地方，或貧困而沒有權利的低層階級的力量。

　　他們在各地區建立了由平信徒作傳道者(lay-preachers)在各地區巡迴傳道的制度(circuit riders)。因此組織了巡迴證道(itinerant preaching)和騎馬巡迴證道的人(circuit riders)，形成衛斯理宗宣教的巨大原動力。

　　在各地區開拓衛斯理宗會、購買並建立禮拜場所等開拓事業上，最積極的是女性。衛斯理巡迴征道提供住處的大部分是女性，特別是很多寡婦。因此與四十八歲的衛斯理於1751年結婚的寡婦--有四個子女的瑪麗·瓦澤爾(Mary(Molley)Vazeille)女士十分懷疑丈夫，甚至派人偵察。但是歷史家說衛斯理從來沒有越軌的行為。

　　他的夫人有世界三大惡妻之稱。最終，他們沒離婚而分居了，衛斯理甚至不知道他夫人去世，連葬禮也未能參加。衛斯理從夫人那兒受到了嚴重的迫害，從而成為更忠誠於宣教的聖者。

　　但是因為他將收入的十分之九奉獻用於救濟，所以他夫人大概在經濟上受到了很大壓力。

　　但是衛斯理也是女性解放運動的先驅者。雖然當時不允許女性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但衛斯理宗給女性公眾祈禱和作見證的機會，並且信仰陪談者中也有很多女性。

　　撒拉·克魯斯比(Sarah Crosby)是一位屬長，當她聽到了"餵養我的羊"，"放牧我的羊"的聖靈之呼召開始在屬會中證道，使不過二三十人的屬會一下子增長到二百佘名。因女性們的作用提供了使女性傳道者(平信徒)有所作為的機會，所以衛斯理不得不非正式承認女性傳道者。

　　還有叫撒拉·瑪爾特(Sarch Mallet)的女性屬長突然全身感覺(聽覺、視覺)麻痹，只能張嘴向屬會會員講神的話語，但也是使二三十名的聚會增到二百佘名。這使得衛斯理在曼徹斯特年會中正式決定設立女平信徒傳道者(1787年)。

　　這種為女性解放的聖靈工作成為衛斯理宗的傳統。衛斯理宗率先採取女牧師制度和女長老制度。

　　衛斯理被神學爭論糾纏不休。當他訪問受感化的摩拉維亞教徒的發源地德國的海爾亨特(Herrnhut)與親岑道夫(Zinzendorf)等人見面時，認識到摩拉維亞的惟有信心(sola fideism)主義和靜肅主義(quietism: stillness)。

　　結果他發現了只強調被賜予的、被轉嫁給的路德義認化(稱義)(imputed justifecation)，而不積極成聖的靜肅主義。

　　並且衛斯理強調基督徒的成聖是效法上帝的公義與聖潔(imputed and imparted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所以最終與只有信心而無行為的摩拉維亞分離，而與彼得·波勒爾(Peter Boehler)一起組建的Fetter Lane Society。

　　不僅如此，還與加爾文主義者論爭中強調了非雙重預定的人類自由意志的責任性，並經歷了與象喬治·懷特菲爾德(Jeorge Whitefield)同工們分離的痛苦。

　　1791年3月21日他在倫敦被上帝召去。衛斯理臨終留言說"我一生最愛的話是以馬內利"。與上帝同在的靈性確證(inner assurance)是他信仰和靈性的中心。

　　他的靈性運動以前英國完全沉淪於娛樂當中，文盲不計其數，飲酒量達到了英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並且由於產業革命社會體制和制度處於危機狀態中，而且農村和城市處於貧富的兩極分化狀態。

　　在衛斯理心中燃燒的聖靈之火不僅成為改革英國教會的火焰，也成為改革英國社會、使之成聖、使之解放、拯救英國社會的有能力的熊熊大火。他的熬夜祈禱(每周五)，晨禱(每日清晨)，屬會聚會(每周五)運動成為韓國教會的傳統一直到現在。還有衛斯理式的查經會和復興會也成為了韓國教會的傳統。

　　(討論問題)

　　討論一下衛斯理的復興運動和信仰熱情的長處與短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