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基督教歷史故事3 -1

〖 第一節 教會與國家 〗

　　對於何時為中世的開端這一問題，歷學家們觀點眾多，但中世大體開始於羅馬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ek)登上教皇寶座之時(A.D.590)。羅馬主教是否繼承彼得的使徒職權的問題成為爭論焦點以後，到格列高利時期完全立足了腳。雖然說明格列高利自身有廣闊的理想和不屈的實踐能力、教會行政能力，但是是由普世教會運動的對話力量而形成的。

　　如此，羅馬教皇的勢力在教會內部得以鞏固，不僅比君士坦丁堡教區主教、安提阿教區主教、耶路撒冷教區主教、亞歷山大教區主教更有教會權利，而且漸漸出現了在世俗國家內部行使權利的現象。

　　在A.D.800年法蘭克王國的查爾斯大帝的帝王冠式使教會與國家的微妙關係，即教會利用國家、國家利用教會的關係，教皇與世俗王的利害關係漸漸顯露出來。

　　羅馬教皇利奧三世應查爾斯大帝的請求，給他加冕。查爾斯大帝每天閱讀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並抱有在歐洲社會實現基於基督教信仰的千年王國--「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理想。

　　依據聖奧古斯丁的歷史觀，他認為千禧年王國不是在歷史的終點實現的國度，而是在歷史當中巡禮的教會，教會是神國度的現在面貌(representative)。查爾斯大帝因誤解無千禧年說，夢想用政治的力量來將中世基督化，從而支配世界。

　　教會和國家的對立關係最為尖銳化的事件發生於A.D.1077年的卡諾莎(Canossa)城。德國皇帝亨利四世就德國神職授任權與格列高利七世(也叫希爾德布蘭，Hildbrand)發生爭執，結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廢除亨利四世教籍。亨利四世登上阿爾卑斯山，在堅固的古堡卡諾莎城門前，冒着嚴寒赤腳下跪，告解聖事三天。

　　這種戲劇性的懺悔行為不僅使丟失的教籍重新得到了恢復，而且得到了羅馬天主教主教們政治上的幫助，獲得了政治力量，最終將格列高利推下教皇的位置，亨利四世轉敗為勝。

　　A.D.1198年英諾森三世(InnocentⅢ)任教後中世教皇的勢力達到了頂點。他把自己的職責看成是半神式(semi-divine)的存在，即他說自己是位於神與人之間的存在，在神之下、人之上。他還認為自己是基督的代理者(vicar of Christ)，或者甚至確信自己是祭司長，是王的麥基洗德。他聲稱"如果王不衷心事奉基督的代理者，就不能正確地統治國家"，而且認為如果說王擁有世俗的權利，那麼祭司在靈魂上擁有權利，正如靈魂比肉身更貴，祭司職也比王職更寶貴。還說"教皇是太陽，國王是月亮"。

　　這種教皇的勢力不僅在世俗國家得以實行，而且在教會的靈性治理上表現出其強權得以實行，即所謂的宗教裁判(Inquisition)。這從A.D.1229年圖盧茲會議(Synod of Toulouse)，將當時的靈性運動的追隨者卡特里派(Cathari)和韋爾多派(Waldenes)的平信徒讀聖經事件加以定罪開始的，因為當時中世的拉丁語翻譯聖經波爾基特(Vulgate)只有神職人員才能讀。

　　A.D.1232年，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表露強烈地出處理異端的意向時，怕其政治野心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任命了一批調查員。他們是由教職人員和平信徒組成，並起裁判陪審員的作用。他們在各各地方走動，調查有嫌疑的人們，這些人由教區祭司們召集的。他們曾以宗教的名義將伽利略等科學家們的地動說定為異端，將宗教改革的先驅者約翰·胡斯(John Huss)、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等人定罪，並將加以處刑。

　　羅馬教廷使中世成為黑暗歷史的最致命事件，就是十字軍遠征(Crusade)。教皇高高凌駕於世俗歷史和國家之上，犯下了在世界歷史中錯誤地引導歷史方向的罪惡。不管將戰爭怎麼美化得多麼美麗，甚至稱其為聖戰(Holy War)，但在神和歷史面前都是無法正當化的。

　　響應教皇烏爾班二世(Ulban Ⅱ)的號召,參加討回被塞爾柱人(Seljuk Turk)佔領的耶路撒冷(1071年)自願軍達數萬名。因塞爾柱人是伊斯蘭教徒，所以他們認為這次戰爭是從異教徒手中重新討回自己聖地(holy space)的聖戰(Holy War)。這十字軍遠征經歷二百多年(A.D.1074-1291)連續七次。

　　第一次是應拜占庭王國的國王亞歷克修斯一世(Alexius I)的防衛塞爾柱人呼籲救援開始的。很多王參加了這次遠征，一時在耶路撒冷的數千名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慘遭血腥屠殺。佔領後於1100年建立了拉丁王國(Latin Kingdom)，但1187年又被塞爾柱人收復。

　　第四次十字軍遠征，甚至利用了威尼斯商人的船。因無力支付船費為理由，應威尼斯商人的攻擊要求搶劫了君士坦丁堡。

　　1212年還組織了少年十字軍。法國的牧童斯蒂芬(Stephen)和德國科隆的少年尼古拉(Nicholas)召集了數千名少年。可惜這些少年十字軍流落於意大利，甚至往聖地去的途中被拐賣為奴隸。

　　從此，開始出現了贖罪卷(indulgence)。教皇烏爾班二世在1095年的克雷芒(Clermont)宗教會議上講道的時候，許諾說給參加十字軍遠征的人授予完全贖罪卷，還應許獎賞不腐敗的冠冕。

　　這樣，贖罪卷不僅被政治所利用，而且為償還聖彼得教堂的建築工程和弗擇銀行(Fugger's Bank)的債而進行的買賣贖罪卷的行為，從此擊發了宗教改革的火焰。

　　正如雅各·布爾哈特(Jacob Burkhardt)所指出的歷史的三要素是政治、文化、宗教的話，那麼宗教凌駕於世俗文化和政治上，導致了中世紀的黑暗。相反象希特拉時代，宗教隸屬於政治，被政府所利用也是不可以的。就中世時代，按路德的兩王國說那樣，政治與宗教應該分離。

　　教皇的領域與國王的領域應該分離。但是兩者之間不能毫不關心，或相互對立。正如理查德·利伯(Richard Niebuhr)指出的，教會應該具有對國家和政治的預言家能力和變革者(transformer)的能力。

　　(討論題目)

　　思想一下正確的國家和教會關係，即政治領域與教會領域應當如何關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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