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旅：穿過兩道牆

聲明：本文主要摘自網頁張路加生命之旅的見證, 以便基督徒朋友作資料查詢和學習之用。無任何商業目的!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 23:2-3)

生命之旅：穿過兩道牆 寧子　

人物簡介：張路加，男，一九六O年11月生於上海，一九七九年考入東北大學，一九八三年畢業被分配到上海寶鋼總公司，曾任工程師，技術翻譯。一九八七年去西德培訓，後回國服務，一九八九年去德國，在柏林工業大學材料工程系讀研究生。一九九三年一月進入美國福樂神學院念神學，一九九五年畢業，獲宣教學碩士，並且因成績優秀被列入這一年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名人錄。一九九五年九月又進入台福神學院攻讀道學碩士課程，一九九六年六月畢業，獲道學碩士，並在洛杉磯西區神州宣教教會做全職傳道人。目前為「播種者國際宣教協會」中國事工部主任。

一、第一次背井離鄉

（一）上海霞飛路上有幢大房子，大房子裡藏著一個美麗的故事，張路加兒時的記憶就從這兒開始。這幢房子是他外祖父的遺產，三、四十年代，外祖父是上海灘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他從洋行職員做起，沒幾年就做到了中方經理，他在法國的租界購置了很多房地產。路加的母親是滬江大學學生，上下學都有私家轎車接送，這位千金小姐後來嫁給了一位流浪漢出身的傳道人，這個傳道人就是路加的父親。

　　路加的父親是個孤兒，他生在杭州，三歲喪母，跟姐姐長大。後來姐姐嫁到溫州，他就跟到溫州，在一家皮匠舖當學徒。一九四三年他十四歲時，姐姐也死了，他無依無靠，一路討飯回杭州，打算給父母上了墳就自殺。路上他被土匪抓過兩次，遭日軍轟炸一次，卻大難不死。在浙江桐蘆，他討飯討到一位姓方的老婆婆家，老婆婆給他飯吃、留他住，還問他的身世。生平第一次有人這樣關心他，他很感動，老婆婆給他講耶穌的故事，他沒想到耶穌和他一樣苦，他信了主耶穌。幾天後他離開老婆婆家走回杭州，找到一個遠房親戚，打聽到父母的墓地在將軍山，他上了墳，打消了自殺的念頭，下山後，就去找教會。

　　一九四八年林道亮牧師在杭州開布道會，路加的父親在會上受了感動，決定獻身做傳道人。他去宋尚節博士在杭州辦的靈修院受訓，後來又去北京香山靈修院受訓，受司訓之後，就在江西、杭州一帶傳道牧會。

　　一九四二年宋尚節在上海開布道會，路加外祖父的朋友拉外祖父去，他推辭不過，只好跟去聽聽，沒想到一聽就受到感動，當場決志信主。回家後，外祖父決定停止做生意，加入中國布道會，以餘生事奉神。他把霞飛路上的房地產捐給了中國布道會（創辦人是宋尚節、林道亮、計志文），自己只留下一處房子，家小住後面亭子間，前面房子專門接待傳道人。

　　路加的父親到上海傳道時，外祖父接待了他，那時路加的母親已從滬江大學畢業做了傳道人，路加的外祖父促成了這樁婚姻。

　　一九五五年以後，傳道人不能在大陸公開傳道了，父親被安排到中學教書。

　　一九六O年路加出生，從他記事起，父母每天都帶他讀經禱告，他童年最美麗的記憶是在聖誕夜，父母拉上窗簾，一家人圍坐在燈下唱詩、禱告、聽父親講聖經，然後，母親給孩子們分小禮物……

　　這段美麗的記憶到六歲以後就變成了碎片。

　　六歲那年，「文革」爆發了。一天夜裡，路加醒來見父親爬在桌上寫東西，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天天如此，父親在寫檢查，檢查不過關，他進了「牛棚」，一九六九年，他被送到勞改農場。

　　母親也天天挨鬥。

　　前面原先接待傳道人的大房子住進了造反派，路加一家人擠在後面的亭子間裡。前面的人很囂張，路加一家人都受前面人的欺侮，路加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信耶穌就受不信的人欺侮呢？神不管啦？對神的疑問，在他心裡存到十四歲終於爆發了出來。

　　十四歲那年，路加在體育課上投球時意外地砸傷了一個同學的小手指，造成骨折。路加嚇得臉色蒼白，放學回家的路上，他嘴裡不住地禱告：「主耶穌啊！求你趕快讓他的手指自動復原，骨頭趕快長好，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回到家，他立刻躲進小房間，萬分虔誠地跪下禱告，他禱告了兩個多小時，心裡的願望越來越強烈：「耶穌一定聽了我的禱告，那個同學的手指一定長好了，老師不會來談醫療費的事了。」他放心地站起來，揉揉酸痛的膝蓋，准備下樓去同弟弟們玩。正在這時，樓下的門鈴響了，老師來了，她把實情告訴了路加的父母，最後說醫藥費是3．78元。

　　路加的父母驚愕地望著路加，他臉漲得通紅，心裡難過極了。家裡經濟已經很困難，這筆意外的醫藥費又加重了父母的負擔，他低下頭，不敢望父母一眼。可是，心底的怨忿卻突然衝了上來，他使勁忍住才沒有當著父母的面爆發，可是，心裡他卻忿忿地對神說：「你騙我，你讓我虔誠地相信你，結果你不幫我，一切還是照常發生！」

　　從那天起，他放棄了對神的信仰，不再讀經、不再禱告，甚至暗暗嘲笑自己過去怎麼會傻呼呼地跪在地上對空氣說話（指禱告）。

　　一年後，路加的父親病重，他被人從勞改農場抬了回來，醫生診斷為肝腫大、肝腹水，預計活不過三個月。

　　母親把三個孩子叫到父親身邊，一起為他禱告。

　　這是一九七五年，這是路加記憶中最黑暗的一段歲月，父親病危，家裡經濟更加困難，除了禱告，他們再沒辦法為父親做什麼。三個月過去了，父親沒死。禱告托住了父親的生命，到一九七七年，父親的肝腹水竟然完全痊癒了，上海中山醫院的唐醫生再次見到父親時，驚訝萬分，他說：「我從來沒有看見到一個像你這樣的病人能活下來的，更沒有見到一個像你這樣的病人能自己走到我這裡來（醫院門前有十七級台階）。」父親給他講耶穌，在耶穌行的這個神跡面前，唐醫生完全無話可說，他也信了主。

　　因著父親的病，也因著在聖經中寫路加福音的路加是個醫生，張路加的夢想是當醫生。

　　一九七九年他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全部志願都填的是醫學院。他的考分超過重點大學分數線27分，但離第一志願——上海第一醫學院還差3分，那年的政策是分數達到重點大學的一定要進重點大學，路加一心只想進醫學院，其他重點大學他寧可放棄。

　　十月六日，所有大學早已開學了，路加突然收到東北工學院（後來改名為東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沒有填過這個志願，跑去問招生辦公室，這才弄明白，東北工學院臨時增招四十名學生，這批學生畢業後要定向分配給上海寶鋼工程公司。

　　路加又想放棄，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地圖上找瀋陽的位置，一看從上海到瀋陽要經過許多好玩的地方，那些地名他只從文學作品中讀過，父母從來沒有機會帶他去玩，他想，如果去東北讀書，寒暑假回上海時，他可以順便游覽名勝古跡，一舉兩得。看完地圖，他就決定去東北工學院讀書了。

　　幾天後，他拎著兩只皮箱走出霞飛路，這是路加第一次背井離鄉。

　　火車到達瀋陽，路加拖著兩只沉重的箱子遠遠落在出站的人流後面，開學已經兩個月了，學校不會派人來接新生。出了站，廣場上已經空無一人，北方的黃昏來得早，天色漸暗，路加孤零零地站在兩只箱子中間，他茫然四顧，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突然，習慣性地一個念頭閃過：「耶穌，你能不能幫我？」正這麼想的時候，一個騎三輪板車的人從廣場的那邊繞過來了：「你要到哪裡去？」那人問路加。

　　「東北工學院。」

　　「上車吧！」那人把路加的行李搬上車，騎了好遠才到學校門口（後來路加才知道有七站路），路加要給他錢，他搖搖手，走了。

　　路加站在學校門口，又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他低下頭禱告，禱告完一抬頭，見幾個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突然折回頭朝他走來：「你找誰？要我們幫忙嗎？」

　　「我是材料系新生。」

　　「怎麼才來？我們帶你去系裡。」路加跟著這幾個學生往校園裡走，他心想：求耶穌還是很靈的。

　　一個多月後，聖誕節來臨了。中國大陸沒有聖誕節假，那天是星期五，下午沒課，路加獨自待在宿舍裡，他孤獨而憂鬱。這一個多月他度日如年，想家想得要命，一寫信就流淚。他不習慣北方的生活，學校一星期才吃一次細糧，他也不習慣北方的天氣，想到要在北方過四年才能畢業，他就不寒而慄，這是他第一次一個人過聖誕節，他想起以前在家和父母姐弟一起過聖誕節的情景，就格外覺得孤單。他想自己創造一點聖誕氣氛，就把門關上，輕輕唱詩，然後跪下來禱告：「耶穌、耶穌，向我顯現……」

　　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他抬起頭環顧四周，什麼也沒改變。他又低下頭繼續禱告，強迫自己的心思集中在耶穌這個名字上，並且試圖用心靈感應。

　　天漸漸黑了下來，月光從窗外瀉到他的身上，萬籟俱寂，他想站起來放鬆一下跪得麻木的雙腿，心裡卻有一個意念制止：「不要放棄！」他繼續跪著，伸手到枕頭下的草墊子裡掏出新約聖經，這本聖經是家裡僅有的兩本之一，「文革」時媽媽把它藏到煙囪裡才沒有被紅衛兵抄去，這次出口離家時媽媽特地裝進他的行李，並叮囑他到了學校一定要每天讀聖經。可是，他怕被同學看到，一直藏在草墊子裡，一次也沒讀過。他隨手打開聖經，正好翻到馬可福音第十章13-16節：「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便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路加讀到這裡，心裡有個很深的渴望，他想到耶穌面前去，可是已經禱告了這麼久，卻始終沒有靠近耶穌的感覺，他再讀這段經文，心裡突然有一道亮光：「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小孩子像什麼樣呢？路加想起小時候在父母身邊，也常常犯錯，讓父母難過，可是只要路加一認錯，媽媽就會把他抱起來，說：「能認錯知道改就好，你還是媽媽的好孩子。」

　　「我要到耶穌面前認罪」——這個願望一下子強烈起來，他低下頭，頃刻間過去所犯的罪一幕幕地顯現出來：欺騙、無親情、自以為義、甚至對主發過咒詛……他的眼淚嘩嘩地流了出來，他哭泣著說：「主耶穌啊，我向你承認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媽媽一樣張開雙臂擁抱我，原諒我……

　　「他聽到主耶穌溫柔的聲音：「我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他的眼淚更加止不住，他清清楚楚感覺到被主耶穌擁抱著，比被母親抱著的感覺更溫暖。五個多小時過去了，他跪在地上不移動，他捨不得離開主耶穌的懷抱，他想一直對主耶穌傾訴，一個多月來的孤獨惆悵全消失了，因為主耶穌和他在一起……

　　從前，他風聞有神，那天，他真實經歷了神的同在。他從下午兩點一直跪到晚上七點多鐘，同宿舍另外七個同學竟然一個都沒回來，他完全享受了與神獨處的甜美。從那天開始，他恢復了每天讀經禱告的生活。

二、第二次背井離鄉

（一） 四年的大學生活轉眼就結束了，離開北方時，路加反而依依不捨。北方使他走出了上海的裡弄，北方使他心胸變得深厚而寬廣。

　　一九八三年，路加畢業回到上海，他是寶鋼接受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一年後，寶鋼送了包括路加在內的二十名大學畢業生去上海外語學院進修德文，他們經兩年密集課程訓練，一九八六年畢業。路加一回寶鋼就調到翻譯科負責寶鋼二期和三期重點工程的談判。一道學習的二十個人，最後只剩他一人能夠勝任艱巨的談判任務。

　　一九八七年，寶鋼組團到西德培訓，路加是該團工程翻譯，他的工作能力給德國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培訓結束後他准備回國之際，西德很多廠商要他留下來，路加明白德國人留他的意圖。寶鋼有四百多項專利，素有技術博覽會之稱，路加是寶鋼最早最年輕的工程技術人員之一，他從寶鋼打樁就參與這個工程了，後來又參加了幾期重點工程的談判，他掌握了許多技術情報。路加拒絕了德國人的挽留，帶著報效祖國之心回到了上海。

　　一九八九年五月，路加陪同一個德國技術代表團到北京，正趕上學運，德國人想去廣場看看，路加陪同他們去了廣場，學生遊行隊伍從他們面前經過，路加很激動，他盼望中國從此能夠真正進入民主化社會。幾天之後，坦克輾碎了學生的夢，也輾碎了路加的心，他從來不曾如此為中國痛苦——他從西德回來，本想以科學技術報效祖國，他原以為中國最需要的是現代科學技術，可是，「陸*肆」之後，他發現現代化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從北京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向德國三所大學發出了入學申請。

　　他所在廠的廠長是位老紅軍出身的幹部，廠長很理解路加的心情，他鼓勵路加說：「一個有抱負的青年應該出國看看。」（這位廠長曾組團去過西德）柏林工業大學最先給路加全額獎學金，一九八九年九月，一個秋雨瀟瀟的日子，路加從北京登上了西去柏林的國際列車。

　　火車隆隆離開北京火車站，路加向窗外的親友投去依依不捨的目光，他憂鬱地想想：又要背井離鄉了，這一走，幾時能回呢？火車出了長城，經蒙古、西伯利亞、波蘭，最後穿過柏林圍牆在東柏林火車站停了下來。

　　暮色沉沉，柏林牆灰色的石磚隔離了兩個世界：西邊是資本主義窗口，東邊是共產主義鐵幕。鐵幕下的德國人禁不住西邊窗口的誘惑，「到圍牆那邊去」是許多東柏林人一生追求的夢。

　　柏林圍牆其實是雙層牆，兩層之間是一片廣闊的死亡地帶，有地雷區和狼狗巡邏區。東柏林人翻越柏林牆是一場名符其實的「死亡之旅」。有人躲過了警察，翻越了圍牆，卻在衝向西邊圍牆時踩響了地雷，有人想躲避地雷和狼狗，乘熱氣球飄過去，卻在汽球升空後被警察打落。柏林牆下不知飄流著多少怨魂。

　　所以，每趟過境去西柏林的火車都要受到嚴密搜查，警察把車廂的每個角落都查遍了，連行李都翻開來看是否有人藏在其中，火車的底部也被檢查了一遍，才被允許離站。

　　夜間十點，火車抵達西柏林。

　　路加拎著行李下了車，他口袋裡只有七十馬克，捨不得住旅館，一個人在候車廳裡坐了一夜。深夜一陣陣寒意襲來，路加打了個寒顫，他凝視著窗外的夜幕：「這裡也能找到一個家嗎？」當這個念頭滑過的時候，他的心情格外惆悵起來，他默默穡告了一個通宵。

　　三個月後，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路加在一條僻靜的街上找到一幢古老住宅，他上了二樓，一陣熟悉的聖樂從一間屋子裡飄來，他舉手叩門。

　　「你好！」一陣熱情的招呼聲撲面而來，「歡迎你到我們中間來！」許多人向他伸出手，許多雙眼睛望著他微笑，路加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覺。

　　這裡就是柏林華人團契，有二十多個人，除了路加是從大陸來的，其餘的都是從台灣、香港、東南亞到柏林的華人基督徒。路加和他們一起查經、禱告、分享生活見證，兩個小時一下子就過去了，聚會結束時他一點也不願離開。

　　走出公寓時夜幕已經垂下，天上飄著雪花，路加的眼淚悄悄流了出來，可是心裡卻滿懷著溫馨，他在柏林終於找到了一個家，找到了一批弟兄姊妹，從此以後，他再也不覺得自己是個浪跡天涯的孤獨者了。

（二）　路加這次的背井離鄉是他人生的又一個轉機，如果說第一次的背井離鄉使他走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那麼，這第二次的背井離鄉則使他走出了兩道堅固的城牆：東方的長城和西方的柏林牆。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路加剛到柏林一個多月，這天是東德國慶節，路加約了同伴去東德參加聯歡（持中國大陸護照者進入東德很方便），在聯歡會上，他親眼見到東德總理、共產黨主席昂納克，驕傲地指著柏林圍牆向他的人民宣告說：「柏林牆至少還要存在一百年！」這個宣告僅僅維持了一個月零兩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牆倒下了！路加竟成為這段歷史的目擊者。

　　那天正午，路加在學生食堂用完午餐，他沿著菩提樹下大街往柏林火車站附近的廣場走去。到柏林後的這些日子，他幾乎每天都要到廣場上散步，廣場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紀念教堂，教堂牆壁上似乎還殘留著二次大戰的硝煙，路加仰望著這座殘破的紀念教堂，彷彿仰望著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這位老人以沉默的莊嚴提醒這個被現代化成果再次攪昏了頭的民族：記住歷史的傷口，記住昨天的夢魘！

　　秋日的太陽柔柔地灑在軟堂的鐘樓上，正午的鐘聲依舊是低沉而緩慢的，路加踩著鐘聲悠然地漫步。西邊是柏林最繁華的大街——古弗斯籐大街，南邊有德國最著名的大理石雕塑，東邊通往柏林動物園，北邊直通布籃登堡大門——那扇大門關閉了整整四十年，它是冷戰時期東西柏林的切割點，也是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最前線。

　　路加沉思著往北走去，突然，他發現廣場上有種異樣的氣氛，越來越多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入廣場，不一會兒，廣場上人潮洶湧卻又萬分沉寂，路加停下腳步，他隱隱約約預感到要發生什麼事情。

　　突然，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歡呼聲，兩邊的群眾「呼啦」一下擁抱起來，汗水和著淚水流淌，歡笑聲伴著喜極而泣的哽咽在廣場上迴盪。路加驚愕地退到紀念教堂的最高處，他發現矜持的德國人突然失去了理性，西裝革履的紳士們個個滿臉通紅，啤酒的泡沫把他們的衣襟弄得一塌糊塗；溫文爾雅的女士們個個淚流滿面；跳著笑著擁抱那些素不相識的人……

　　驀然，路加意識到自己正面對著一個歷史的時刻：柏林牆出現了第一個豁口，分離了四十年的東西德人民在那一刻終於衝破了歷史的封鎖，圓了四十年的統一之夢！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路加利用聖誕節假日去東德買東西——用資本主義馬克買社會主義商品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兩者的優越性。他經過波茨坦大橋，沒遇到崗哨，就徑直走了過去。到了東德之後，他才忽然想起：「咦，今天怎麼沒有崗哨？我沒辦簽證，待會兒還能不能回去？」他心裡害怕起來。

　　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剛剛走過一段歷史——柏林牆完全解體了，過波茨坦橋不再需要簽證，他是第一批自由走過波茨坦大橋的人！

　　這一天成千上萬東德人湧上波茨坦大橋，四十年來他們第一次自由地跑到資本主義西柏林去。

　　西德人民以溫暖的懷抱擁抱他們的東德弟兄，西德政府發給東德人民每人l00馬克以便他們到西德買東西，東德人被西德弟兄的慷慨激發出少有的采購熱情，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豐富的商品，母親們的眼睛洋溢著少有的光彩，她們抓起一件件漂亮的童裝、玩具，糖果、點心塞進購物袋，每一隻鼓鼓的袋子裡盛滿了母親的快樂。路加默默站在一旁觀看，他臉上也漾溢著快樂的微笑，他非常感動，他想，從此東西德人民貧富的差距就會縮小，東德體制轉換之後，人民就會過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來數月之間，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發生「大地震」：先是羅馬尼亞政變，齊奧塞斯庫被押上審判台，繼而出現連鎖反應：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捷克、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幾夕之間統統壽終正寢，路加親眼目睹共產主義堅固營壘如「多米諾骨牌」一樣悄然倒塌。

　　轉軌的陣痛驟然來臨了！西方人措手不及地面臨著制度交替中出現的新問題：國家機器停轉了，但慣性還在，人民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還是「社會主義的」，他們沒法適應資本主義的競爭，卻又被資本主義挑旺了物質追求的欲望，於是，反而陷入一種更強烈的痛苦之中：過去沒有護照，不能旅行，但有自尊；沒有資本主義的享受，但有社會主義的「大鍋飯」；現在，有了護照，能旅行了，但自尊沒有了，走在西柏林大街上，誰是東德人，誰是西德人，人們一眼就能辨別出來，他們的神情、舉止，衣著都帶著各自的「烙印」。

　　東德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他們由自卑而抱怨，覺得自己與西德人起點不一樣，「公平」競爭實質上是「不公平」的。這種自卑感折磨著東德人，但資本主義的競爭機制催生出的這個富裕的社會，對東德人又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雙重的心理擠壓令許多東德人失去了方寸，有人頹廢了，有人瘋狂了，有人墮落了。東柏林一下子出現了酒巴、舞廳、黑社會……

　　舊制度毀滅了，新制度還沒建立，廢墟上的人民成了「無家可歸」者，政府不存在了，「人民」自然成了抽象概念，「國家財產」歸大家，工廠癱瘓了，工人把機器拆了賣，錢大家分。

　　經濟的蕭條最先影響到老百姓的廚房，過去，雖然物質不豐富，但麵包、蔬菜還不致於短缺。現在，商店裡貨架空了，有鈔票也買不到東西。

　　西德政府為了給東德「輸血」，把大量物資運到東德，於是西德物價、稅收上漲，西德人民不高興了，他們記得總理曾經許諾：「統一之後，不要人民多花錢。」可是，統一之後，事實上西德必須給東德大量「輸血」才得以幫助東德人度過生存危機。

　　東、西德人民終於看到一個事實：制度的替換可以在一夕之間，而思想和生活型態的改變卻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當兩邊的人民都發現他們為此耍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時，最初的狂喜驟然變成了焦燥、埋怨以致於憤怒了。終於，在同一個紀念廣場，兩邊的遊行隊伍又彙集到了一起，這次不是慶祝統一，而是抗議示威，曾經為統一而流淚擁抱的東、西德弟兄這次大打出手，以至於招來警察鎮壓，和平的紀念廣場愁雲密佈……南斯拉夫、捷克也打起了內戰……制度瓦解了，社會也瓦解了。人民雖然有了民主權利，但也無法達到真正的滿足，反而有了一種新的失落感。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轉軌中的陣痛強烈地震撼了路加，他清楚地看到民主政體解決了獨裁專制問題，滿足了人民自由、行使民主權力的夢想，但是，它並不能解決人的罪性間題，也不能全然滿足人追求幸福的夢想。

　　於是，他重新思考中國面臨的困境，未來可能的出路，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思路已經穿過了兩道牆，因而進入了一個新的起點，而今天的中國，卻仍在兩道厚牆之內！

（三）　東歐解體之後，原先分散在東歐各國的大陸學生學者紛紛流向西德，到一九九一年，西柏林的大陸學人驟然增至六千多人。

　　路加開始在校園裡向大陸學人傳福音，他把他們帶到團契來，一九八九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團契到一九九O年初已經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大陸人。柏林各大學的宿舍區也有了學生查經班，德籍、美籍牧師，海外華人基督徒都到這些查經班來向大陸學生傳福音，路加看到這一切好像就看一雙無形的手，在大陸同胞心裡拆除兩道厚厚的城牆，他的心對中國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九九O年復活節，一位香港牧師到柏林講道，信息講完了，他注視著台下，突然，他發出呼召：「你們當中若有人願意將來做全時間傳道人的，特別是願意在大陸同胞中傳福音，請站起來。」

　　路加的心「呼呼」直跳，他裡面有很強烈的感動，好像有股很強的力量催逼他站起來，但是，他不願意！他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不！我不能。我要拿到材料工程博士學位，我可以帶職事奉！」他在心裡說，牧師呼召第二遍，全場一片肅穆，路加仍舊坐著。牧師呼召第三遍，有一對夫婦站了起來。

　　牧師呼召第四遍，他語氣變得沉痛起來：「孫中山是個基督徒，當年，他想以西方民主理念救中國，他為此奮鬥了一生，至今，中國也沒有進入民主化社會，如果當年孫中山把福音傳給中國人，今天的中國會怎麼樣？」牧師說著說著流下了眼淚。路加心裡很掙扎，他清楚意識到，如果不把基督信仰帶給中國人，中國既使有一天突破了兩道牆也依然無路可走。

　　牧師呼召第五遍，路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來——怎麼站起來的他都不知道，站起來之後，他就嘩嘩地流淚，心卻平靜了，他終於誇越了艱難的一步，從這一刻起，他把自己奉獻給了神。

　　一九九一年六月的一個下午，一位台灣牧師來到柏林華人基督徒團契，這個團契將成立教會，需要台灣差派一位牧師來。這位牧師特為此事召開團契負責人會議，路加是團契同工之一。會後，牧師突然說：「我有個感動，我們一起來禱告吧！」路加有點驚訝：「剛剛不是才禱告過嗎？」一起開會的六個人又重新坐下來禱告。在禱告中，牧師突然間：「你們中間有沒有人願意出來服事主？有沒有人願意終身向大陸同胞傳福音？」路加一下子想到一年前那位香港牧師同樣的呼召。「如果有，請你舉起手來。」牧師說。

　　路加依然有掙扎，牧師問到第三遍，他才把手舉起來。那天之後，聖靈就在路加的心裡不斷動工，催促他預備走全職事奉的路。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路加為接受呼召之事專門禱告，聖靈給他一個感動，他順著這個感動打開聖經，驀然看到創世記十二章1節：「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這段話「刷」地一下照進路加的心，他裡面的意念非常清楚：這就是神對他的指令——離開。

　　可是，他難以接受這個指令。他到柏林已經三年，他即將進入博士課程，也有一份不錯的助教工作，並且可以申請特殊居留（一九八九年十月之前進入德國的大陸人可以申請特殊居留）。路加希望採取折衷辦法：一邊讀材料工程博士學位，一邊進修神學。

　　一九九二年初他找到兩位指導教授（德國的博士生需要有兩位指導教授帶），然後，又去選擇神學院，柏林大學有神學院，他一去了解就完全打消了在德國讀神學的念頭，神學在德國完全哲學化了，有兩位台灣來的基督徒進了德國神學院後反而離神更遠。

　　神一直用一句話提醒路加：「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對神說：「你要我離開，我不知道要往哪裡去？我也不知道到哪裡去找神學院。這樣吧，我不去找，你讓神學院來找我。」禱告後沒幾天，路加桌上的信驟然多了起來，全是神學院寄來的，有香港、台灣、新加坡寄來的，也有從澳州、美國等地寄來的，許多寄信人路加根本不認識，一個月之內，他收到世界各地十所神學院的報名資料。路加緊張起來了，神不跟他開玩笑，他果真讓神學院來找路加了。

　　路加最先選擇的是台灣的華神，華神院長是林道亮，路加的父親就是在他的布道會上信主的，但是，路加持的是大陸護照，他必須在海外五年以上才能申請台灣簽證。

　　路加看台灣去不成就選擇香港神學院，但香港神學院要求學生懂廣東話，路加不懂廣東話還是去不成。最後，他只能考慮英語國家了。可是，路加大學修的外語是日文，大學畢業後學的是德文，英文他只在中學學過，這麼多年不用，幾乎全忘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他收到一封寄自美國洛杉磯的信，寄信的是位陌生人，叫廖文立。廖文立在信中說：「這一年我在教會裡經常聽到你的名字，這兒有位八十多歲的老傳道人一直在為你禱告，她心裡有個感動——神要呼召你成為傳道人。她很久未與你聯絡了，不知你現在哪裡？我把這封信寄到柏林華人教會，也許牧師能轉到你手上。你是否要到美國來？洛杉磯華人很多……」

　　兩個月後，路加才提筆給廖文立寫回信，他告訴廖文立：「我准備就讀神學院，正在尋求，困難很多。」廖文立立刻給他寄來福樂神學院的資料，並且鼓勵路加到美國來。路加求問神：「你是不是要我去美國讀神學？」正在這時，路加原先聯繫好的兩位博士學位指導教授因重病住院，他們不可能做路加的指導教授了，新教授要兩年以後才能上班。路加或者等兩年，或者轉到邊境城市亞琛大學去讀。路加不想去亞琛，柏林華人工商界的朋友們聽說路加有兩年的空閒，紛紛來找他，想請他做經理。路加很躊躕，做兩年經理能賺很多錢，兩年後再接著念博士可謂名利雙收。但他分明意識到這不是神要他走的路，神一再提醒他「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一九九二年八月初，路加在公寓二樓上滑倒，左膝蓋骨嚴重骨折，救護車把他送到柏林很大的一家醫院，醫生診斷為左膝蓋半月板斷裂，有碎片，必須立刻施行手術。手術前醫生要路加簽字時，給他一個提醒：「手術有百分之二十的風險，如果失敗，會造成終生殘廢。」路加手懸在半空，簽不下去了。醫生做手術准備去了。路加想，反正非做不可，還是早做吧！他提起筆，護士小姐卻搶前一步對他說：「你要想清楚哦，我們昨天剛給一個病人做過手術，情況不好，可能造成終生殘廢。」路加的手又懸在半空，簽不下去了，醫生來了，見他沒簽字，說：「手術越早做越好，幾天之後骨質增生，再做難度就更大了。你今天是急診，我可以立刻安排手術，過幾天就不能按急診處理了，你就是想做手術也得慢慢排隊。」路加簽也不是，不簽也不是，他禱告說：「神哪，若你要我簽字，讓我心裡有平安。」禱告了半天，他心裡始終沒有平安，他決定暫時不簽字。醫生給他最後一個機會：星期一上午之前如果他決定做手術，仍按急診處理。那天是星期五，他從晚上一直禱告到星期六上午，一直沒有要簽字的意念。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位德國婦女的電話，她需要路加為她翻譯，路加告訴她自己骨折了，不能出門。那位婦女立刻開了車接路加去見她的骨科醫生，這位醫生的診斷與前一位醫生基本相同，但他建議可以保守治療：上石膏、服藥，臥床兩個月。

　　路加上了石膏回到家，他不能出去做任何事，只能安靜躺在床上讀經禱告，他心裡的意念愈來愈清楚：神要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抓起床頭電話預定飛往美國的機票，航空公司只剩下八月底的票，八月份之後的票已經訂完。路加猶豫了：到八月底，骨折還不到一個月，能單獨作長途旅行嗎？他又禱告，神始終給他那句話：「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訂了八月底飛往洛杉磯的機票。

三、第三次背井離鄉

（一）　路加拄著拐杖上了飛機，這是一次徹底的離開，他只帶了一點簡單的行李。在柏林三年，他已經把這兒當作了第二故鄉——這兒有個溫暖的大家庭，有親愛的弟兄姊妹，當他揮手道別時，他明白，此生此世恐怕再沒機會回來了，他把一屋子書留了下來。

　　舷窗下的柏林漸漸遠去，路加望著窗外，心裡十分的平靜，雖然此去前方舉目無親，而且語言不通，經濟無著，神學院九月份開學，他必須在開學前考「托福」，最低分數得超過550分才能入學。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不再能夠擾亂他的平靜，既然這趟遠行是神的帶領，他必負責到底。

　　一覺醒來，天亮了。路加想到下飛機後得自己走路，他請空中小姐拿來剪刀，把腿上的石膏剪開了。

　　飛機徐徐降落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路加一出機艙就看見一位中年男子舉著寫有「張路加」三字的牌子等候在出口，他又驚又喜，他萬萬沒想到有人到機艙門口來接！這位中年男子就是《海外校園》雜誌社主編蘇文峰牧師。

　　蘇牧師把路加接回自己家，路加住樓上，第二天路加下樓時突然想起來：「我怎麼自己能下樓啦？腿怎麼就好啦？」他從一出機艙見到蘇牧師起就興奮得忘了腿傷，事實上他的腿完全好了，一點不適的感覺都沒有。醫生曾囑咐他臥床兩個月，而他只休息了二十多天，骨折就完全好了。

　　幾天後，路加搬到神學院宿舍，暫時在廖文立的床下打地舖，他沒車，語言也不通，整天關在屋裡啃英文，他連「托福」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第一次考，考了457分，神學院通不過，路加很沮喪，他對神說：「到美國來若是你的心意，請稱讓我「托福」考過550分」。

　　他的心情很焦燥，生活、學業都沒著落，只好一邊學開車，一邊教人德文，一邊複習英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第二次考「托福」，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績出來了，他考了552分，這完全是神的工作，若憑自己，怎麼也不可能在兩三個月內從一個對英文幾乎一竅不通的水平一躍而到「托福」成績552分。

　　一九九三年一月，神學院開學，學校破例給他免去三分之一的學費，他拿出在德國積蓄的馬克交了學費的其餘部分，教會每月補助他四百美元生活費。

　　第一天上課，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五點，除了一小時午餐時間，其餘八小時全上一門課：教會增長學。路加連一句都沒聽懂。晚上，他躺在床上直瞪瞪地盯著天花板，他被擊垮了！第一學期他必須閱讀四千五百頁參考資料，寫七十五頁文章，參加大大小小許多次的考試，而他的英文程度卻低到連問路都困難的地步。

　　夜裡三點前後，他做了個決定：「明天就去退課，然後回德國。」天一亮，他就起來整理行李，他打算在回德國前找家旅行社安排一個幾日游計劃，他想到舊金山、紐約、芝加哥游覽之後再走。旅行社十點才上班，打完電話他看時間還早，就去了教室，坐最後一排，准備一到十點就離開。

　　坐下沒多久，老師的一句話他聽懂了：「你們中間有沒有人有特加的困難需要代禱？」路加「騰」地站了起來，老師一愣，望著他，路加結結巴巴說：「我要回德國去，我聽不懂！」他委屈、甚至有點憤怒，卻無法表達：「昨天，一句不懂！」

　　老師從前面向他走來，又招手讓全班同學過來，老師默默跪了下來，全班同學把路加團團圍住，許多雙手加在他的身上，他們低頭禱告。路加驚呆了，他僵直地站在那裡看著跪在自己面前的白發蒼蒼的教授，他的眼淚「刷」地一下噴湧了出來，他深切感受到神的愛，每一雙加在他身上的手都好像在挽留他，他哽咽著低下頭說：「主啊，原諒我，這條路無論多麼艱難，我都願意跟你走……」

　　下課後，他變成了「公眾人物」，他走不掉了。

　　從那天之後，他幾乎天天讀書寫報告到凌晨，他每份報告都是先寫中文，再譯成德文，再譯成英文，常常到最後一分鐘才交上去，他沒有電腦，第一學期的報告是用一台別人廢棄不用的老式打字機打出來的。

　　學業的壓力，經濟的壓力像大山一樣壓在他身上，他在德國存的錢全部交了學費，往後的學費、生活費完全要靠對神的信心，他對神說：「我決不開口向人談經濟的困難，我只仰望你的供應。」有一個學期，他欠了學校一千二百美元學費，直到新學期開學了，他還是沒法交上學期的欠帳。學校規定，舊帳沒結清的學生新學期不能註冊。開學兩天了，路加沒有註冊，第三天，在校園裡他遇到一位老師。

　　「路加，為什麼不來上課？」

　　「我沒有註冊。」

　　「為什麼？」

　　路加支支吾吾說不出口。

　　「是不是學費有困難？」路加點點頭，老師拍拍他的肩膀，不再說什麼。第二天，路加接到系主任的信，信中說，系裡開了緊急會議，臨時撥出一千五百美元資助路加。路加還清了欠債，剩下三百美元剛好夠新學期的註冊費。

　　路加就讀神學院期間，沒有開口向人要過經濟資助，但神自己感動一些基督徒供應了路加一切的需要。

　　一九九五年，路加以全A的成績畢業，因成績優異，他的名字登上了一九九五年美國大學研究生院名人錄。

　　在畢業典禮上，路加的心充滿了感恩，他贊美說：「神啊，你是何等信實，兩年前你呼召我離開德國時，我何曾想到會有今天！」

（二）　一九九四年八月，路加曾隨一支美國短宣隊到俄國宣教，神藉著這次的東歐之行，再次讓路加看到這個世代中國人心靈的痛苦，從而更明白神呼召他的目的。路加短宣回美之後，寫了一份報告：《我看到了！》

　　《海外校園》主編蘇文峰看到這份報告很受感動，他囑我改寫成通訊，我把標題改為《你的家鄉在哪裡？》，摘錄如下：

　　「這些日子，閉上眼睛就想到伏爾加河，想到那支古老的《伏爾加河船夫曲》。伏爾加河啊，如今，在你身旁拉纖流汗的豈只是你赤誠的俄羅斯子孫，在你美麗的白樺林裊迴盪的豈只是憂鬱的俄羅斯小調呢？

　　伏爾加河無語。它目睹了這片大地上人手所造的紅色營堡一夜間的坍塌，它也親睹了上帝的手在荒漠上豎起的高高的十字架。

　　如今，伏爾加河上早已不見了縴夫，但在俄羅斯大地上拉纖的卻是一個破碎的民族，其中竟然混雜了我們的同胞，他們拉著沉重的纖繩，從黃河流域直到俄羅斯。

　　人說，哪裡有太陽，哪裡就有中國人在流汗；哪裡有月亮，哪裡就有中國在流淚。我們親愛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太陽下流汗，在月亮下流淚要到幾時呢？

　　幾十年前，有支歌謠是這樣唱的：『張老三，我問你，你的家鄉在哪裡？』

　　今天，當我們看到那麼多在異國流汗流淚的同胞，我們多麼想執手相問：『兄弟，你的家鄉在哪裡？』」

　　路加的回憶：

　　在莫斯科短宣期間，我遇見一個姓徐的十八歲小姑娘，她在莫斯科街頭遭警察毆打，辛辛苦苦掙的錢全被洗劫一空。

　　莫斯科有家「河北旅館」，裡面住著許多中國農民，他們從福建、河北鄉下來做生意，天不亮就起來，深夜方歸。

　　還有間旅館叫「莫大旅館」，那門口終日盤懸著抽稅的黑道人物和荷槍實彈的警察，裡面堆積的貨物中間卻住著來自中國的教授、研究員、學生……

　　在莫斯科華人教會裡，我見到一位面色蒼白的婦女，她剛到莫斯科，有人告訴她，在莫斯科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相信中國人。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那裡的人也可以相信，那就是華人教會。她姓董，不到五十歲，已經頭發發白。

　　她出生在美國，一歲半時被父親單獨帶回中國，十歲時父親去世，成了孤兒。她在大陸歷次政治運動中，她因出身不好而多次被送去勞改農場，前後達二十年之久。她因著有「美國背景」，結婚一年後丈夫就離她而去，撇下她和腹中的兒子。

　　八十年代中國的大門終於向西方打開，她想回美國，想把受盡了苦難的兒子帶到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她的出生證明在「文革」中早已被付之一炬，她與在美國的親屬也早巳失去聯絡。在過去的五、六年裡她與兒子往美國大使館跑了無數次，但這世界不相信眼淚，只相信證明。兒子絕望了。三個月前，服毒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母親，兒子已活得太累，我想，兩人活著會更累。這裡一些錢，是我積攢的，母親拿著可用作去美的路費……」

　　她哭得死去活來，幾次想一死了之，但她不甘心死在中國。一個漆黑的夜晚，她變賣了一切偷渡到俄國，她想在美國駐俄大使館再作一次嘗試，她准備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自殺，她這樣做只為了向兒子的亡魂證明：「媽媽沒有騙你，媽媽到了美國！」

　　路加看到這—切，他對神說：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對我的心意……

（三） 一九九五年九月，路加從福樂神學院畢業後又到台福神學院念道學碩士，一九九六年六月畢業，留在洛杉磯神州團契做全職傳道人。但他最終的目標是回中國去，回到低層群眾中去，像父親一樣做個巡迴在鄉間的傳道人。

　　路加的父親是中國大陸家庭教會傳道人，他在南方各省的鄉村傳道，每次回家都累得失了聲。他已年逾七旬，常常流淚禱告盼望有年輕人出來做傳道人。一位常去大陸培訓門徒的台灣牧師作過統計，路加的父親從一九八七年傳道以來，已經親手建立了五百鄉間家庭教會，這五百多間教會帶出來的基督徒已超過五百多萬。

　　一九九二年神給路加一個清楚的提醒：中國大陸十幾億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若每千人需要一個傳道人，那麼，大陸一旦開放，將需要一百萬傳道人。

　　將來會有一天，路加或許會和父親走在同一條田埂小路上，向中國最低層的勞動者傳福音，這是路加的夢……

　　路加離開家鄉好久了，他走了那麼遠的路。可是，中國永遠走不出他的心。在美國，他寫了一首詩歌，這首詩歌後來經人譜曲成了神州團契之歌，歌詞是這樣的：

　　「天涯歲月幾蒼涼， 　　故國山河未能忘， 　　玉衣美食金銀屋， 　　梁園終究非故鄉。 　　夢中幾回慈母淚， 　　醒來依舊遊子裝。 　　翹首神州裡心盼， 　　何日福音遍四方。」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哭了。

尾聲

　　我想，我該擱筆了。在結束這組神學生的故事的時候，我想起一位舊約時代的人物——摩西，他是以色列人，在一場埃及人屠殺以色列男嬰的大災難中，他僥倖地存活了下來，並且被埃及法老的女兒收養，在埃及王宮裡生活了四十年，他掌握了那個時代最先進的文明知識。後來，又因為一次偶然的事件，他流亡到米甸的曠野做了牧羊人。

　　一系列的偶然，卻成就了一個有使命的人必要的訓練。

　　神的時候到了，耶和華在荊棘中向摩西顯現，他呼召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應許之地迦南。摩西領受了神的託付，在舊約時代，他結束了以色列民族一段流浪史。這就是一個有使命的人的個人經歷對他那個時代、那個民族的歷史意義。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在漂流的曠野，當世紀晚鐘敲響的時候，我們曾對著生命的大漠驚惶發問。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答案，因為，我們找到了神。

　　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從東方流浪到西方，我們要回到中國去，並且，我們要帶著那流浪了五千年的民族，在世紀末的暮色裡完成一次神聖的回歸！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本文作者寧子（原名周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