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旅：穿过两道墙

声明：本文主要摘自网页张路加生命之旅的见证, 以便基督徒朋友作资料查询和学习之用。无任何商业目的!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 23:2-3)

生命之旅：穿过两道墙 宁子　

人物简介：张路加，男，一九六O年11月生于上海，一九七九年考入东北大学，一九八三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宝钢总公司，曾任工程师，技术翻译。一九八七年去西德培训，后回国服务，一九八九年去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材料工程系读研究生。一九九三年一月进入美国福乐神学院念神学，一九九五年毕业，获宣教学硕士，并且因成绩优秀被列入这一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名人录。一九九五年九月又进入台福神学院攻读道学硕士课程，一九九六年六月毕业，获道学硕士，并在洛杉矶西区神州宣教教会做全职传道人。目前为“播种者国际宣教协会”中国事工部主任。

一、第一次背井离乡

（一）上海霞飞路上有幢大房子，大房子里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张路加儿时的记忆就从这儿开始。这幢房子是他外祖父的遗产，三、四十年代，外祖父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从洋行职员做起，没几年就做到了中方经理，他在法国的租界购置了很多房地产。路加的母亲是沪江大学学生，上下学都有私家轿车接送，这位千金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位流浪汉出身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就是路加的父亲。

　　路加的父亲是个孤儿，他生在杭州，三岁丧母，跟姐姐长大。后来姐姐嫁到温州，他就跟到温州，在一家皮匠铺当学徒。一九四三年他十四岁时，姐姐也死了，他无依无靠，一路讨饭回杭州，打算给父母上了坟就自杀。路上他被土匪抓过两次，遭日军轰炸一次，却大难不死。在浙江桐芦，他讨饭讨到一位姓方的老婆婆家，老婆婆给他饭吃、留他住，还问他的身世。生平第一次有人这样关心他，他很感动，老婆婆给他讲耶稣的故事，他没想到耶稣和他一样苦，他信了主耶稣。几天后他离开老婆婆家走回杭州，找到一个远房亲戚，打听到父母的墓地在将军山，他上了坟，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下山后，就去找教会。

　　一九四八年林道亮牧师在杭州开布道会，路加的父亲在会上受了感动，决定献身做传道人。他去宋尚节博士在杭州办的灵修院受训，后来又去北京香山灵修院受训，受司训之后，就在江西、杭州一带传道牧会。

　　一九四二年宋尚节在上海开布道会，路加外祖父的朋友拉外祖父去，他推辞不过，只好跟去听听，没想到一听就受到感动，当场决志信主。回家后，外祖父决定停止做生意，加入中国布道会，以余生事奉神。他把霞飞路上的房地产捐给了中国布道会（创办人是宋尚节、林道亮、计志文），自己只留下一处房子，家小住后面亭子间，前面房子专门接待传道人。

　　路加的父亲到上海传道时，外祖父接待了他，那时路加的母亲已从沪江大学毕业做了传道人，路加的外祖父促成了这桩婚姻。

　　一九五五年以后，传道人不能在大陆公开传道了，父亲被安排到中学教书。

　　一九六O年路加出生，从他记事起，父母每天都带他读经祷告，他童年最美丽的记忆是在圣诞夜，父母拉上窗帘，一家人围坐在灯下唱诗、祷告、听父亲讲圣经，然后，母亲给孩子们分小礼物……

　　这段美丽的记忆到六岁以后就变成了碎片。

　　六岁那年，“文革”爆发了。一天夜里，路加醒来见父亲爬在桌上写东西，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天天如此，父亲在写检查，检查不过关，他进了“牛棚”，一九六九年，他被送到劳改农场。

　　母亲也天天挨斗。

　　前面原先接待传道人的大房子住进了造反派，路加一家人挤在后面的亭子间里。前面的人很嚣张，路加一家人都受前面人的欺侮，路加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受不信的人欺侮呢？神不管啦？对神的疑问，在他心里存到十四岁终于爆发了出来。

　　十四岁那年，路加在体育课上投球时意外地砸伤了一个同学的小手指，造成骨折。路加吓得脸色苍白，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嘴里不住地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赶快让他的手指自动复原，骨头赶快长好，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家，他立刻躲进小房间，万分虔诚地跪下祷告，他祷告了两个多小时，心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耶稣一定听了我的祷告，那个同学的手指一定长好了，老师不会来谈医疗费的事了。”他放心地站起来，揉揉酸痛的膝盖，准备下楼去同弟弟们玩。正在这时，楼下的门铃响了，老师来了，她把实情告诉了路加的父母，最后说医药费是3．78元。

　　路加的父母惊愕地望着路加，他脸涨得通红，心里难过极了。家里经济已经很困难，这笔意外的医药费又加重了父母的负担，他低下头，不敢望父母一眼。可是，心底的怨忿却突然冲了上来，他使劲忍住才没有当着父母的面爆发，可是，心里他却忿忿地对神说：“你骗我，你让我虔诚地相信你，结果你不帮我，一切还是照常发生！”

　　从那天起，他放弃了对神的信仰，不再读经、不再祷告，甚至暗暗嘲笑自己过去怎么会傻呼呼地跪在地上对空气说话（指祷告）。

　　一年后，路加的父亲病重，他被人从劳改农场抬了回来，医生诊断为肝肿大、肝腹水，预计活不过三个月。

　　母亲把三个孩子叫到父亲身边，一起为他祷告。

　　这是一九七五年，这是路加记忆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父亲病危，家里经济更加困难，除了祷告，他们再没办法为父亲做什么。三个月过去了，父亲没死。祷告托住了父亲的生命，到一九七七年，父亲的肝腹水竟然完全痊愈了，上海中山医院的唐医生再次见到父亲时，惊讶万分，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病人能活下来的，更没有见到一个像你这样的病人能自己走到我这里来（医院门前有十七级台阶）。”父亲给他讲耶稣，在耶稣行的这个神迹面前，唐医生完全无话可说，他也信了主。

　　因着父亲的病，也因着在圣经中写路加福音的路加是个医生，张路加的梦想是当医生。

　　一九七九年他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全部志愿都填的是医学院。他的考分超过重点大学分数线27分，但离第一志愿——上海第一医学院还差3分，那年的政策是分数达到重点大学的一定要进重点大学，路加一心只想进医学院，其他重点大学他宁可放弃。

　　十月六日，所有大学早已开学了，路加突然收到东北工学院（后来改名为东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没有填过这个志愿，跑去问招生办公室，这才弄明白，东北工学院临时增招四十名学生，这批学生毕业后要定向分配给上海宝钢工程公司。

　　路加又想放弃，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地图上找沈阳的位置，一看从上海到沈阳要经过许多好玩的地方，那些地名他只从文学作品中读过，父母从来没有机会带他去玩，他想，如果去东北读书，寒暑假回上海时，他可以顺便游览名胜古迹，一举两得。看完地图，他就决定去东北工学院读书了。

　　几天后，他拎着两只皮箱走出霞飞路，这是路加第一次背井离乡。

　　火车到达沈阳，路加拖着两只沉重的箱子远远落在出站的人流后面，开学已经两个月了，学校不会派人来接新生。出了站，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北方的黄昏来得早，天色渐暗，路加孤零零地站在两只箱子中间，他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突然，习惯性地一个念头闪过：“耶稣，你能不能帮我？”正这么想的时候，一个骑三轮板车的人从广场的那边绕过来了：“你要到哪里去？”那人问路加。

　　“东北工学院。”

　　“上车吧！”那人把路加的行李搬上车，骑了好远才到学校门口（后来路加才知道有七站路），路加要给他钱，他摇摇手，走了。

　　路加站在学校门口，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低下头祷告，祷告完一抬头，见几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突然折回头朝他走来：“你找谁？要我们帮忙吗？”

　　“我是材料系新生。”

　　“怎么才来？我们带你去系里。”路加跟着这几个学生往校园里走，他心想：求耶稣还是很灵的。

　　一个多月后，圣诞节来临了。中国大陆没有圣诞节假，那天是星期五，下午没课，路加独自待在宿舍里，他孤独而忧郁。这一个多月他度日如年，想家想得要命，一写信就流泪。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学校一星期才吃一次细粮，他也不习惯北方的天气，想到要在北方过四年才能毕业，他就不寒而栗，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过圣诞节，他想起以前在家和父母姐弟一起过圣诞节的情景，就格外觉得孤单。他想自己创造一点圣诞气氛，就把门关上，轻轻唱诗，然后跪下来祷告：“耶稣、耶稣，向我显现……”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他抬起头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改变。他又低下头继续祷告，强迫自己的心思集中在耶稣这个名字上，并且试图用心灵感应。

　　天渐渐黑了下来，月光从窗外泻到他的身上，万籁俱寂，他想站起来放松一下跪得麻木的双腿，心里却有一个意念制止：“不要放弃！”他继续跪着，伸手到枕头下的草垫子里掏出新约圣经，这本圣经是家里仅有的两本之一，“文革”时妈妈把它藏到烟囱里才没有被红卫兵抄去，这次出口离家时妈妈特地装进他的行李，并叮嘱他到了学校一定要每天读圣经。可是，他怕被同学看到，一直藏在草垫子里，一次也没读过。他随手打开圣经，正好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13-16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路加读到这里，心里有个很深的渴望，他想到耶稣面前去，可是已经祷告了这么久，却始终没有靠近耶稣的感觉，他再读这段经文，心里突然有一道亮光：“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小孩子像什么样呢？路加想起小时候在父母身边，也常常犯错，让父母难过，可是只要路加一认错，妈妈就会把他抱起来，说：“能认错知道改就好，你还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要到耶稣面前认罪”——这个愿望一下子强烈起来，他低下头，顷刻间过去所犯的罪一幕幕地显现出来：欺骗、无亲情、自以为义、甚至对主发过咒诅……他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他哭泣著说：“主耶稣啊，我向你承认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妈妈一样张开双臂拥抱我，原谅我……

　　“他听到主耶稣温柔的声音：“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他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他清清楚楚感觉到被主耶稣拥抱着，比被母亲抱着的感觉更温暖。五个多小时过去了，他跪在地上不移动，他舍不得离开主耶稣的怀抱，他想一直对主耶稣倾诉，一个多月来的孤独惆怅全消失了，因为主耶稣和他在一起……

　　从前，他风闻有神，那天，他真实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从下午两点一直跪到晚上七点多钟，同宿舍另外七个同学竟然一个都没回来，他完全享受了与神独处的甜美。从那天开始，他恢复了每天读经祷告的生活。

二、第二次背井离乡

（一） 四年的大学生活转眼就结束了，离开北方时，路加反而依依不舍。北方使他走出了上海的里弄，北方使他心胸变得深厚而宽广。

　　一九八三年，路加毕业回到上海，他是宝钢接受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一年后，宝钢送了包括路加在内的二十名大学毕业生去上海外语学院进修德文，他们经两年密集课程训练，一九八六年毕业。路加一回宝钢就调到翻译科负责宝钢二期和三期重点工程的谈判。一道学习的二十个人，最后只剩他一人能够胜任艰巨的谈判任务。

　　一九八七年，宝钢组团到西德培训，路加是该团工程翻译，他的工作能力给德国人留下了很深印象。培训结束后他准备回国之际，西德很多厂商要他留下来，路加明白德国人留他的意图。宝钢有四百多项专利，素有技术博览会之称，路加是宝钢最早最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从宝钢打桩就参与这个工程了，后来又参加了几期重点工程的谈判，他掌握了许多技术情报。路加拒绝了德国人的挽留，带着报效祖国之心回到了上海。

　　一九八九年五月，路加陪同一个德国技术代表团到北京，正赶上学运，德国人想去广场看看，路加陪同他们去了广场，学生游行队伍从他们面前经过，路加很激动，他盼望中国从此能够真正进入民主化社会。几天之后，坦克辗碎了学生的梦，也辗碎了路加的心，他从来不曾如此为中国痛苦——他从西德回来，本想以科学技术报效祖国，他原以为中国最需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可是，“陆*肆”之后，他发现现代化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从北京一回到上海，他立刻向德国三所大学发出了入学申请。

　　他所在厂的厂长是位老红军出身的干部，厂长很理解路加的心情，他鼓励路加说：“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应该出国看看。”（这位厂长曾组团去过西德）柏林工业大学最先给路加全额奖学金，一九八九年九月，一个秋雨潇潇的日子，路加从北京登上了西去柏林的国际列车。

　　火车隆隆离开北京火车站，路加向窗外的亲友投去依依不舍的目光，他忧郁地想想：又要背井离乡了，这一走，几时能回呢？火车出了长城，经蒙古、西伯利亚、波兰，最后穿过柏林墙在东柏林火车站停了下来。

　　暮色沉沉，柏林墙灰色的石砖隔离了两个世界：西边是资本主义窗口，东边是共产主义铁幕。铁幕下的德国人禁不住西边窗口的诱惑，“到围墙那边去”是许多东柏林人一生追求的梦。

　　柏林墙其实是双层墙，两层之间是一片广阔的死亡地带，有地雷区和狼狗巡逻区。东柏林人翻越柏林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死亡之旅”。有人躲过了警察，翻越了围墙，却在冲向西边围墙时踩响了地雷，有人想躲避地雷和狼狗，乘热气球飘过去，却在汽球升空后被警察打落。柏林墙下不知飘流着多少怨魂。

　　所以，每趟过境去西柏林的火车都要受到严密搜查，警察把车厢的每个角落都查遍了，连行李都翻开来看是否有人藏在其中，火车的底部也被检查了一遍，才被允许离站。

　　夜间十点，火车抵达西柏林。

　　路加拎着行李下了车，他口袋里只有七十马克，舍不得住旅馆，一个人在候车厅里坐了一夜。深夜一阵阵寒意袭来，路加打了个寒颤，他凝视着窗外的夜幕：“这里也能找到一个家吗？”当这个念头滑过的时候，他的心情格外惆怅起来，他默默穑告了一个通宵。

　　三个月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路加在一条僻静的街上找到一幢古老住宅，他上了二楼，一阵熟悉的圣乐从一间屋子里飘来，他举手叩门。

　　“你好！”一阵热情的招呼声扑面而来，“欢迎你到我们中间来！”许多人向他伸出手，许多双眼睛望着他微笑，路加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这里就是柏林华人团契，有二十多个人，除了路加是从大陆来的，其余的都是从台湾、香港、东南亚到柏林的华人基督徒。路加和他们一起查经、祷告、分享生活见证，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聚会结束时他一点也不愿离开。

　　走出公寓时夜幕已经垂下，天上飘着雪花，路加的眼泪悄悄流了出来，可是心里却满怀着温馨，他在柏林终于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批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浪迹天涯的孤独者了。

（二）　路加这次的背井离乡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机，如果说第一次的背井离乡使他走出了上海人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那么，这第二次的背井离乡则使他走出了两道坚固的城墙：东方的长城和西方的柏林墙。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路加刚到柏林一个多月，这天是东德国庆节，路加约了同伴去东德参加联欢（持中国大陆护照者进入东德很方便），在联欢会上，他亲眼见到东德总理、共产党主席昂纳克，骄傲地指著柏林墙向他的人民宣告说：“柏林墙至少还要存在一百年！”这个宣告仅仅维持了一个月零两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墙倒下了！路加竟成为这段历史的目击者。

　　那天正午，路加在学生食堂用完午餐，他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广场走去。到柏林后的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广场上散步，广场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纪念教堂，教堂墙壁上似乎还残留着二次大战的硝烟，路加仰望着这座残破的纪念教堂，仿佛仰望着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这位老人以沉默的庄严提醒这个被现代化成果再次搅昏了头的民族：记住历史的伤口，记住昨天的梦魇！

　　秋日的太阳柔柔地洒在软堂的钟楼上，正午的钟声依旧是低沉而缓慢的，路加踩着钟声悠然地漫步。西边是柏林最繁华的大街——古弗斯藤大街，南边有德国最著名的大理石雕塑，东边通往柏林动物园，北边直通布篮登堡大门——那扇大门关闭了整整四十年，它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切割点，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最前线。

　　路加沉思著往北走去，突然，他发现广场上有种异样的气氛，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广场，不一会儿，广场上人潮汹涌却又万分沉寂，路加停下脚步，他隐隐约约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两边的群众“呼啦”一下拥抱起来，汗水和著泪水流淌，欢笑声伴着喜极而泣的哽咽在广场上回荡。路加惊愕地退到纪念教堂的最高处，他发现矜持的德国人突然失去了理性，西装革履的绅士们个个满脸通红，啤酒的泡沫把他们的衣襟弄得一塌糊涂；温文尔雅的女士们个个泪流满面；跳着笑着拥抱那些素不相识的人……

　　蓦然，路加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历史的时刻：柏林墙出现了第一个豁口，分离了四十年的东西德人民在那一刻终于冲破了历史的封锁，圆了四十年的统一之梦！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路加利用圣诞节假日去东德买东西——用资本主义马克买社会主义商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优越性。他经过波茨坦大桥，没遇到岗哨，就径直走了过去。到了东德之后，他才忽然想起：“咦，今天怎么没有岗哨？我没办签证，待会儿还能不能回去？”他心里害怕起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刚走过一段历史——柏林墙完全解体了，过波茨坦桥不再需要签证，他是第一批自由走过波茨坦大桥的人！

　　这一天成千上万东德人涌上波茨坦大桥，四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自由地跑到资本主义西柏林去。

　　西德人民以温暖的怀抱拥抱他们的东德弟兄，西德政府发给东德人民每人l00马克以便他们到西德买东西，东德人被西德弟兄的慷慨激发出少有的采购热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商品，母亲们的眼睛洋溢着少有的光彩，她们抓起一件件漂亮的童装、玩具，糖果、点心塞进购物袋，每一只鼓鼓的袋子里盛满了母亲的快乐。路加默默站在一旁观看，他脸上也漾溢着快乐的微笑，他非常感动，他想，从此东西德人民贫富的差距就会缩小，东德体制转换之后，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接下来数月之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大地震”：先是罗马尼亚政变，齐奥塞斯库被押上审判台，继而出现连锁反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捷克、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几夕之间统统寿终正寝，路加亲眼目睹共产主义坚固营垒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悄然倒塌。

　　转轨的阵痛骤然来临了！西方人措手不及地面临着制度交替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机器停转了，但惯性还在，人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还是“社会主义的”，他们没法适应资本主义的竞争，却又被资本主义挑旺了物质追求的欲望，于是，反而陷入一种更强烈的痛苦之中：过去没有护照，不能旅行，但有自尊；没有资本主义的享受，但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现在，有了护照，能旅行了，但自尊没有了，走在西柏林大街上，谁是东德人，谁是西德人，人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他们的神情、举止，衣着都带着各自的“烙印”。

　　东德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他们由自卑而抱怨，觉得自己与西德人起点不一样，“公平”竞争实质上是“不公平”的。这种自卑感折磨著东德人，但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催生出的这个富裕的社会，对东德人又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双重的心理挤压令许多东德人失去了方寸，有人颓废了，有人疯狂了，有人堕落了。东柏林一下子出现了酒巴、舞厅、黑社会……

　　旧制度毁灭了，新制度还没建立，废墟上的人民成了“无家可归”者，政府不存在了，“人民”自然成了抽象概念，“国家财产”归大家，工厂瘫痪了，工人把机器拆了卖，钱大家分。

　　经济的萧条最先影响到老百姓的厨房，过去，虽然物质不丰富，但面包、蔬菜还不致于短缺。现在，商店里货架空了，有钞票也买不到东西。

　　西德政府为了给东德“输血”，把大量物资运到东德，于是西德物价、税收上涨，西德人民不高兴了，他们记得总理曾经许诺：“统一之后，不要人民多花钱。”可是，统一之后，事实上西德必须给东德大量“输血”才得以帮助东德人度过生存危机。

　　东、西德人民终于看到一个事实：制度的替换可以在一夕之间，而思想和生活型态的改变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当两边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为此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时，最初的狂喜骤然变成了焦燥、埋怨以致于愤怒了。终于，在同一个纪念广场，两边的游行队伍又汇集到了一起，这次不是庆祝统一，而是抗议示威，曾经为统一而流泪拥抱的东、西德弟兄这次大打出手，以至于招来警察镇压，和平的纪念广场愁云密布……南斯拉夫、捷克也打起了内战……制度瓦解了，社会也瓦解了。人民虽然有了民主权利，但也无法达到真正的满足，反而有了一种新的失落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中的阵痛强烈地震撼了路加，他清楚地看到民主政体解决了独裁专制问题，满足了人民自由、行使民主权力的梦想，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人的罪性间题，也不能全然满足人追求幸福的梦想。

　　于是，他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困境，未来可能的出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思路已经穿过了两道墙，因而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而今天的中国，却仍在两道厚墙之内！

（三）　东欧解体之后，原先分散在东欧各国的大陆学生学者纷纷流向西德，到一九九一年，西柏林的大陆学人骤然增至六千多人。

　　路加开始在校园里向大陆学人传福音，他把他们带到团契来，一九八九年底只有二十多人的团契到一九九O年初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大陆人。柏林各大学的宿舍区也有了学生查经班，德籍、美籍牧师，海外华人基督徒都到这些查经班来向大陆学生传福音，路加看到这一切好像就看一双无形的手，在大陆同胞心里拆除两道厚厚的城墙，他的心对中国重新燃起了希望。

　　一九九O年复活节，一位香港牧师到柏林讲道，信息讲完了，他注视着台下，突然，他发出呼召：“你们当中若有人愿意将来做全时间传道人的，特别是愿意在大陆同胞中传福音，请站起来。”

　　路加的心“呼呼”直跳，他里面有很强烈的感动，好像有股很强的力量催逼他站起来，但是，他不愿意！他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不！我不能。我要拿到材料工程博士学位，我可以带职事奉！”他在心里说，牧师呼召第二遍，全场一片肃穆，路加仍旧坐着。牧师呼召第三遍，有一对夫妇站了起来。

　　牧师呼召第四遍，他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孙中山是个基督徒，当年，他想以西方民主理念救中国，他为此奋斗了一生，至今，中国也没有进入民主化社会，如果当年孙中山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会怎么样？”牧师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路加心里很挣扎，他清楚意识到，如果不把基督信仰带给中国人，中国既使有一天突破了两道墙也依然无路可走。

　　牧师呼召第五遍，路加身不由己地站了起来——怎么站起来的他都不知道，站起来之后，他就哗哗地流泪，心却平静了，他终于夸越了艰难的一步，从这一刻起，他把自己奉献给了神。

　　一九九一年六月的一个下午，一位台湾牧师来到柏林华人基督徒团契，这个团契将成立教会，需要台湾差派一位牧师来。这位牧师特为此事召开团契负责人会议，路加是团契同工之一。会后，牧师突然说：“我有个感动，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路加有点惊讶：“刚刚不是才祷告过吗？”一起开会的六个人又重新坐下来祷告。在祷告中，牧师突然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事主？有没有人愿意终身向大陆同胞传福音？”路加一下子想到一年前那位香港牧师同样的呼召。“如果有，请你举起手来。”牧师说。

　　路加依然有挣扎，牧师问到第三遍，他才把手举起来。那天之后，圣灵就在路加的心里不断动工，催促他预备走全职事奉的路。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日，路加为接受呼召之事专门祷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他顺着这个感动打开圣经，蓦然看到创世记十二章1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段话“刷”地一下照进路加的心，他里面的意念非常清楚：这就是神对他的指令——离开。

　　可是，他难以接受这个指令。他到柏林已经三年，他即将进入博士课程，也有一份不错的助教工作，并且可以申请特殊居留（一九八九年十月之前进入德国的大陆人可以申请特殊居留）。路加希望采取折衷办法：一边读材料工程博士学位，一边进修神学。

　　一九九二年初他找到两位指导教授（德国的博士生需要有两位指导教授带），然后，又去选择神学院，柏林大学有神学院，他一去了解就完全打消了在德国读神学的念头，神学在德国完全哲学化了，有两位台湾来的基督徒进了德国神学院后反而离神更远。

　　神一直用一句话提醒路加：“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对神说：“你要我离开，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神学院。这样吧，我不去找，你让神学院来找我。”祷告后没几天，路加桌上的信骤然多了起来，全是神学院寄来的，有香港、台湾、新加坡寄来的，也有从澳州、美国等地寄来的，许多寄信人路加根本不认识，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世界各地十所神学院的报名资料。路加紧张起来了，神不跟他开玩笑，他果真让神学院来找路加了。

　　路加最先选择的是台湾的华神，华神院长是林道亮，路加的父亲就是在他的布道会上信主的，但是，路加持的是大陆护照，他必须在海外五年以上才能申请台湾签证。

　　路加看台湾去不成就选择香港神学院，但香港神学院要求学生懂广东话，路加不懂广东话还是去不成。最后，他只能考虑英语国家了。可是，路加大学修的外语是日文，大学毕业后学的是德文，英文他只在中学学过，这么多年不用，几乎全忘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他收到一封寄自美国洛杉矶的信，寄信的是位陌生人，叫廖文立。廖文立在信中说：“这一年我在教会里经常听到你的名字，这儿有位八十多岁的老传道人一直在为你祷告，她心里有个感动——神要呼召你成为传道人。她很久未与你联络了，不知你现在哪里？我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华人教会，也许牧师能转到你手上。你是否要到美国来？洛杉矶华人很多……”

　　两个月后，路加才提笔给廖文立写回信，他告诉廖文立：“我准备就读神学院，正在寻求，困难很多。”廖文立立刻给他寄来福乐神学院的资料，并且鼓励路加到美国来。路加求问神：“你是不是要我去美国读神学？”正在这时，路加原先联系好的两位博士学位指导教授因重病住院，他们不可能做路加的指导教授了，新教授要两年以后才能上班。路加或者等两年，或者转到边境城市亚琛大学去读。路加不想去亚琛，柏林华人工商界的朋友们听说路加有两年的空闲，纷纷来找他，想请他做经理。路加很踌蹰，做两年经理能赚很多钱，两年后再接着念博士可谓名利双收。但他分明意识到这不是神要他走的路，神一再提醒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一九九二年八月初，路加在公寓二楼上滑倒，左膝盖骨严重骨折，救护车把他送到柏林很大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为左膝盖半月板断裂，有碎片，必须立刻施行手术。手术前医生要路加签字时，给他一个提醒：“手术有百分之二十的风险，如果失败，会造成终生残废。”路加手悬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做手术准备去了。路加想，反正非做不可，还是早做吧！他提起笔，护士小姐却抢前一步对他说：“你要想清楚哦，我们昨天刚给一个病人做过手术，情况不好，可能造成终生残废。”路加的手又悬在半空，签不下去了，医生来了，见他没签字，说：“手术越早做越好，几天之后骨质增生，再做难度就更大了。你今天是急诊，我可以立刻安排手术，过几天就不能按急诊处理了，你就是想做手术也得慢慢排队。”路加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他祷告说：“神哪，若你要我签字，让我心里有平安。”祷告了半天，他心里始终没有平安，他决定暂时不签字。医生给他最后一个机会：星期一上午之前如果他决定做手术，仍按急诊处理。那天是星期五，他从晚上一直祷告到星期六上午，一直没有要签字的意念。中午，他突然接到一位德国妇女的电话，她需要路加为她翻译，路加告诉她自己骨折了，不能出门。那位妇女立刻开了车接路加去见她的骨科医生，这位医生的诊断与前一位医生基本相同，但他建议可以保守治疗：上石膏、服药，卧床两个月。

　　路加上了石膏回到家，他不能出去做任何事，只能安静躺在床上读经祷告，他心里的意念愈来愈清楚：神要他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抓起床头电话预定飞往美国的机票，航空公司只剩下八月底的票，八月份之后的票已经订完。路加犹豫了：到八月底，骨折还不到一个月，能单独作长途旅行吗？他又祷告，神始终给他那句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加订了八月底飞往洛杉矶的机票。

三、第三次背井离乡

（一）　路加拄著拐杖上了飞机，这是一次彻底的离开，他只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在柏林三年，他已经把这儿当作了第二故乡——这儿有个温暖的大家庭，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挥手道别时，他明白，此生此世恐怕再没机会回来了，他把一屋子书留了下来。

　　舷窗下的柏林渐渐远去，路加望着窗外，心里十分的平静，虽然此去前方举目无亲，而且语言不通，经济无著，神学院九月份开学，他必须在开学前考“托福”，最低分数得超过550分才能入学。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再能够扰乱他的平静，既然这趟远行是神的带领，他必负责到底。

　　一觉醒来，天亮了。路加想到下飞机后得自己走路，他请空中小姐拿来剪刀，把腿上的石膏剪开了。

　　飞机徐徐降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路加一出机舱就看见一位中年男子举著写有“张路加”三字的牌子等候在出口，他又惊又喜，他万万没想到有人到机舱门口来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海外校园》杂志社主编苏文峰牧师。

　　苏牧师把路加接回自己家，路加住楼上，第二天路加下楼时突然想起来：“我怎么自己能下楼啦？腿怎么就好啦？”他从一出机舱见到苏牧师起就兴奋得忘了腿伤，事实上他的腿完全好了，一点不适的感觉都没有。医生曾嘱咐他卧床两个月，而他只休息了二十多天，骨折就完全好了。

　　几天后，路加搬到神学院宿舍，暂时在廖文立的床下打地铺，他没车，语言也不通，整天关在屋里啃英文，他连“托福”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第一次考，考了457分，神学院通不过，路加很沮丧，他对神说：“到美国来若是你的心意，请称让我“托福”考过550分”。

　　他的心情很焦燥，生活、学业都没着落，只好一边学开车，一边教人德文，一边复习英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他第二次考“托福”，十二月二十三日成绩出来了，他考了552分，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若凭自己，怎么也不可能在两三个月内从一个对英文几乎一窍不通的水平一跃而到“托福”成绩552分。

　　一九九三年一月，神学院开学，学校破例给他免去三分之一的学费，他拿出在德国积蓄的马克交了学费的其余部分，教会每月补助他四百美元生活费。

　　第一天上课，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除了一小时午餐时间，其余八小时全上一门课：教会增长学。路加连一句都没听懂。晚上，他躺在床上直瞪瞪地盯着天花板，他被击垮了！第一学期他必须阅读四千五百页参考资料，写七十五页文章，参加大大小小许多次的考试，而他的英文程度却低到连问路都困难的地步。

　　夜里三点前后，他做了个决定：“明天就去退课，然后回德国。”天一亮，他就起来整理行李，他打算在回德国前找家旅行社安排一个几日游计划，他想到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游览之后再走。旅行社十点才上班，打完电话他看时间还早，就去了教室，坐最后一排，准备一到十点就离开。

　　坐下没多久，老师的一句话他听懂了：“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有特加的困难需要代祷？”路加“腾”地站了起来，老师一愣，望着他，路加结结巴巴说：“我要回德国去，我听不懂！”他委屈、甚至有点愤怒，却无法表达：“昨天，一句不懂！”

　　老师从前面向他走来，又招手让全班同学过来，老师默默跪了下来，全班同学把路加团团围住，许多双手加在他的身上，他们低头祷告。路加惊呆了，他僵直地站在那里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白发苍苍的教授，他的眼泪“刷”地一下喷涌了出来，他深切感受到神的爱，每一双加在他身上的手都好像在挽留他，他哽咽著低下头说：“主啊，原谅我，这条路无论多么艰难，我都愿意跟你走……”

　　下课后，他变成了“公众人物”，他走不掉了。

　　从那天之后，他几乎天天读书写报告到凌晨，他每份报告都是先写中文，再译成德文，再译成英文，常常到最后一分钟才交上去，他没有电脑，第一学期的报告是用一台别人废弃不用的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

　　学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像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他在德国存的钱全部交了学费，往后的学费、生活费完全要靠对神的信心，他对神说：“我决不开口向人谈经济的困难，我只仰望你的供应。”有一个学期，他欠了学校一千二百美元学费，直到新学期开学了，他还是没法交上学期的欠账。学校规定，旧账没结清的学生新学期不能注册。开学两天了，路加没有注册，第三天，在校园里他遇到一位老师。

　　“路加，为什么不来上课？”

　　“我没有注册。”

　　“为什么？”

　　路加支支吾吾说不出口。

　　“是不是学费有困难？”路加点点头，老师拍拍他的肩膀，不再说什么。第二天，路加接到系主任的信，信中说，系里开了紧急会议，临时拨出一千五百美元资助路加。路加还清了欠债，剩下三百美元刚好够新学期的注册费。

　　路加就读神学院期间，没有开口向人要过经济资助，但神自己感动一些基督徒供应了路加一切的需要。

　　一九九五年，路加以全A的成绩毕业，因成绩优异，他的名字登上了一九九五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名人录。

　　在毕业典礼上，路加的心充满了感恩，他赞美说：“神啊，你是何等信实，两年前你呼召我离开德国时，我何曾想到会有今天！”

（二）　一九九四年八月，路加曾随一支美国短宣队到俄国宣教，神借着这次的东欧之行，再次让路加看到这个世代中国人心灵的痛苦，从而更明白神呼召他的目的。路加短宣回美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我看到了！》

　　《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看到这份报告很受感动，他嘱我改写成通讯，我把标题改为《你的家乡在哪里？》，摘录如下：

　　“这些日子，闭上眼睛就想到伏尔加河，想到那支古老的《伏尔加河船夫曲》。伏尔加河啊，如今，在你身旁拉纤流汗的岂只是你赤诚的俄罗斯子孙，在你美丽的白桦林袅回荡的岂只是忧郁的俄罗斯小调呢？

　　伏尔加河无语。它目睹了这片大地上人手所造的红色营堡一夜间的坍塌，它也亲睹了上帝的手在荒漠上竖起的高高的十字架。

　　如今，伏尔加河上早已不见了纤夫，但在俄罗斯大地上拉纤的却是一个破碎的民族，其中竟然混杂了我们的同胞，他们拉着沉重的纤绳，从黄河流域直到俄罗斯。

　　人说，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哪里有月亮，哪里就有中国在流泪。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在太阳下流汗，在月亮下流泪要到几时呢？

　　几十年前，有支歌谣是这样唱的：‘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今天，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在异国流汗流泪的同胞，我们多么想执手相问：‘兄弟，你的家乡在哪里？’”

　　路加的回忆：

　　在莫斯科短宣期间，我遇见一个姓徐的十八岁小姑娘，她在莫斯科街头遭警察殴打，辛辛苦苦挣的钱全被洗劫一空。

　　莫斯科有家“河北旅馆”，里面住着许多中国农民，他们从福建、河北乡下来做生意，天不亮就起来，深夜方归。

　　还有间旅馆叫“莫大旅馆”，那门口终日盘悬著抽税的黑道人物和荷枪实弹的警察，里面堆积的货物中间却住着来自中国的教授、研究员、学生……

　　在莫斯科华人教会里，我见到一位面色苍白的妇女，她刚到莫斯科，有人告诉她，在莫斯科你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不能相信中国人。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里的人也可以相信，那就是华人教会。她姓董，不到五十岁，已经头发发白。

　　她出生在美国，一岁半时被父亲单独带回中国，十岁时父亲去世，成了孤儿。她在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她因出身不好而多次被送去劳改农场，前后达二十年之久。她因着有“美国背景”，结婚一年后丈夫就离她而去，撇下她和腹中的儿子。

　　八十年代中国的大门终于向西方打开，她想回美国，想把受尽了苦难的儿子带到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她的出生证明在“文革”中早已被付之一炬，她与在美国的亲属也早巳失去联络。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与儿子往美国大使馆跑了无数次，但这世界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证明。儿子绝望了。三个月前，服毒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母亲，儿子已活得太累，我想，两人活着会更累。这里一些钱，是我积攒的，母亲拿着可用作去美的路费……”

　　她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想一死了之，但她不甘心死在中国。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变卖了一切偷渡到俄国，她想在美国驻俄大使馆再作一次尝试，她准备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自杀，她这样做只为了向儿子的亡魂证明：“妈妈没有骗你，妈妈到了美国！”

　　路加看到这—切，他对神说：我看到了，我明白了你对我的心意……

（三） 一九九五年九月，路加从福乐神学院毕业后又到台福神学院念道学硕士，一九九六年六月毕业，留在洛杉矶神州团契做全职传道人。但他最终的目标是回中国去，回到低层群众中去，像父亲一样做个巡回在乡间的传道人。

　　路加的父亲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传道人，他在南方各省的乡村传道，每次回家都累得失了声。他已年逾七旬，常常流泪祷告盼望有年轻人出来做传道人。一位常去大陆培训门徒的台湾牧师作过统计，路加的父亲从一九八七年传道以来，已经亲手建立了五百乡间家庭教会，这五百多间教会带出来的基督徒已超过五百多万。

　　一九九二年神给路加一个清楚的提醒：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若每千人需要一个传道人，那么，大陆一旦开放，将需要一百万传道人。

　　将来会有一天，路加或许会和父亲走在同一条田埂小路上，向中国最低层的劳动者传福音，这是路加的梦……

　　路加离开家乡好久了，他走了那么远的路。可是，中国永远走不出他的心。在美国，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后来经人谱曲成了神州团契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天涯岁月几苍凉， 　　故国山河未能忘， 　　玉衣美食金银屋， 　　梁园终究非故乡。 　　梦中几回慈母泪， 　　醒来依旧游子装。 　　翘首神州里心盼， 　　何日福音遍四方。”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哭了。

尾声

　　我想，我该搁笔了。在结束这组神学生的故事的时候，我想起一位旧约时代的人物——摩西，他是以色列人，在一场埃及人屠杀以色列男婴的大灾难中，他侥幸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在埃及王宫里生活了四十年，他掌握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知识。后来，又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他流亡到米甸的旷野做了牧羊人。

　　一系列的偶然，却成就了一个有使命的人必要的训练。

　　神的时候到了，耶和华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他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摩西领受了神的托付，在旧约时代，他结束了以色列民族一段流浪史。这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的个人经历对他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历史意义。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在漂流的旷野，当世纪晚钟敲响的时候，我们曾对着生命的大漠惊惶发问。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因为，我们找到了神。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东方流浪到西方，我们要回到中国去，并且，我们要带着那流浪了五千年的民族，在世纪末的暮色里完成一次神圣的回归！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本文作者宁子（原名周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