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21

教会史话21 圣洁没有瑕疵

自从主后313年宽容宗教自由的“米兰谕令”颁布以来，基督教会在罗马帝国不再遭受大规模逼迫，但却必须处理善后──如何对待变节背道者。一般来说，东部教会认为烧香献祭者是背道者，交出圣经与奉献盘者的“交出者”（traditores）则从轻发落。西部教会虽然遭受逼迫的时间与程度较短少，也受影响的地区有限，但是却对“交出者”处分则看法不一，特别对圣职人员的惩戒轻重，双方激烈争辩，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迦太基的争论

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孟苏瑞（Mensurius），曾屈从当地政府，停止公开聚会。他未曾交出圣经，只将异端书籍充数，交给警察了事。他的对策是息事宁人，安静等候逼迫风暴过去。罗马主教马歇林（Marcellinus）也曾交出圣经。

但是在迦太基所在地的努米底亚省（Numidia），交出圣经者是大逆不道，交出其它书籍（例如有位主教交出医学书籍）为警察所接受而过关者，也被认为是贪生怕死、不愿殉道之辈，其心态与交出圣经者是一样的，当受同样的惩戒。对持守这种立场的人来说，若不如此，则那些宁死也不交出圣经（或不以其它书籍顶替）的殉道者或受刑者，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孟苏瑞主教认为执意不愿与警察合作，不作任何妥协，只会刺激当局做出更严厉的逼迫措施。这种作法在当地却遭受严厉的批评。所以，凡是不肯与当局合作而被捕下狱，又指责孟主教作法的人，就与他划清界限。他的主要助手凯其良（Caecilian）甚至在监狱门口放哨，不准许会友探监送食给这些指责主教的“宣信者”（Confessors，为宣告信仰而遭受刑求不屈的服刑者）。

孟主教在312年过世后，凯其良由三位乡村主教仓促按立为继任的主教，而这三位主教中有一位名为腓力斯（Felix），是众人皆知的交出圣经者。此举在努米底亚省引起议论纷纷，由“交出者”参与按立圣职的主教，被认为不合乎圣经，所以无效。努米底亚“严格派”的70位主教们，就按立梅约瑞纳（Majorinus）为迦太基的主教。如此一来，双方对立，造成当地教会的分裂。

梅氏于313年过世，继承的领袖是多纳图（Donatus），所以反对凯氏为主教的群众，被称为是“多纳派”（Donatists）。

诺瓦天派的前例

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加列流的逼迫之后，在北非所引起的“多纳派之争”，可说是历史重演。因为约在半世纪之前，在德修皇帝251年的逼迫之后，在罗马与北非等地的“诺瓦天派”（Novatians）所提出的争论，也如出一辙。

当时罗马的长老诺瓦天严守传统立场，认为教会无权赦免背道者，只能为他们祈求在末日审判时得著神的怜悯。然而，持宽大立场的哥尼流（Cornelius）认为，主教能赦免背道这样的重罪。

关键在于∶教会是“圣洁子民的团体”或是“蒙恩罪人的学校”？早期教会传统看法是注重教会的“圣洁性”，认为背道者是离弃信仰，不能得赦免、重回教会。但是在德修皇帝大逼迫之后，面对为数不少的背道者，教会领袖逐渐看到问题亟待解决，处理背道者的作法则偏向“实际性”。

“从宽派”认为，若有真实悔改的凭证，就可接纳背道者再度回到教会。当时较具代表性的考核办法，有下列四步骤∶一、“痛悔期”，每主日崇拜时跪在教堂外哀哭痛悔；二、“听道期”，进入教堂走廊旁听证道；三、“跪拜期”，进入教堂大厅，聚会时跪立，圣餐时退席；四、“站立期”，可站著参加聚会。

经过这四阶段考核之后，就可以同领主餐，恢复与众圣徒的交通团契。原则上，是每期一年，实际执行时可长可短，视当事人的表现决定。

各地教会执行的程度不一，有的认真，有的松弛。

“从宽派”的立场越来越获得多人支持，教会不愿拒绝背道者回归教会，只有在施行惩戒之后接纳他们。明显的，要实际解决群众问题，“从宽派”的作法必然是占上风。所以，在罗马主教殉道之后，251年选举继任主教时，主张严守教会“圣洁性”的诺瓦天落选，主张解决“实际性”的哥尼流获多数支持，被选立为主教。在罗马教会居少数的“从严派”，就按立诺瓦天为主教，脱离大公教会。各地不满“从宽派”作法者，就加入诺瓦天派。

诺瓦天派的信仰，在北非与小亚细亚相当兴旺，一直延续到第五世纪，才不见踪影。

居普良与司提反之争

当时北非迦太基的主教是居普良（Cyprian），他原先持传统立场，认为没有任何人有权赦免背道之罪，当事人必须面对最后审判。后来，他在德修逼迫期间隐藏避难，逼迫之后回到岗位，他的立场改变为主教可以赦免背道的罪。

他写了一篇情词并茂的〈论教会的合一〉，来强调主教制度是保障教会合一的关键。他也强调施行圣礼者与圣礼本身不可分，若是施行者本身有问题，则所施行的圣礼是无效的。

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254-256）的看法与居普良不同，认为圣礼的有效性在于圣礼的正确施行，不在乎施行者。两位主教的争论暂时无法解决，后来双方都在皇帝瓦勒良逼迫时期（256-258）为主殉道。

后来，亚历山大主教丢尼修（Dionysius）出面调停，提出和平方案，使得罗马与迦太基双方勉强同意恢复交通，保留各自看法。所以，迦太基继续坚持居普良的“圣礼论”，直到第四世纪“多纳派争论”发生时。

上告康士坦丁

当康士坦丁在“米兰谕令”之后，发回没收的教会财产，以及补偿损失。在北非努米底亚省的教会分成两派∶凯其良主教的“大公教会派”（与一般教会来往交通），与反对他的“多纳派”（自称为“殉道者的教会”）。

313年，多纳派上诉皇帝说他们才是真教会，因为凯其良的按立圣礼是无效的（因为施行按立圣礼者有问题）。这是努米底亚省多数主教与会众的看法，其根据是居普良多年以来的“圣礼论”。康士坦丁征询其教会事务顾问胡西亚（Hossius）的意见，胡氏是西班牙克多瓦的主教，建议皇帝采取罗马主教的立场。

康士坦丁依据胡西亚的建议，指派高卢的三位主教，以罗马主教为首（由他选派15位义大利主教协助）组成调查委员会。罗马与高卢的主教裁定凯其良的主教职位是有效的，条件是凯其良必须放弃居普良的圣礼论。多纳派不服此裁决，继续上诉。康士坦丁于314年在高卢的亚尔列（Arles）召开西方教区大会来审理此案，共有23位主教参加，其中三位来自不列颠。大会结论是维持罗马主教的裁决，圣礼的有效性不在于施行者，多纳派对凯其良的指控不成立。

多纳派继续抗争

多纳派秉持教会必须圣洁，不容妥协，就决定与凯其良的教会分开。于315年正式按立多纳图为他们教会的主教，断绝与凯其良以及支持他的教会的关系。多纳派走上诺瓦天派的路线，与东西方大公教会切断关系。

他们继续上诉皇帝康士坦丁，康士坦丁就于316年正式宣告凯其良无罪，并以武力镇压不服皇帝宣告者。但是，多纳派并未因此就销声匿迹，反而是愈加抵抗。武力镇压并未生效，多纳派继续为生存而奋斗。

多纳派在多纳图有力的领导下，也结合了北非反抗罗马的民族主义。他们称“大公教会”为“大海那边的教会”，视大公教会的主教们为帝国政策执行者。当多纳派上诉皇帝失败后，就宣称“皇帝与教会有何关系？”他们强调教会有属灵的权柄，不是皇帝能干预的。

到了奥古斯丁任北非西坡主教时，多纳派仍然势力强大；虽然奥古斯丁多方规劝，但是他们不愿归回大公教会。双方仍然争辩，各自解说当初分裂的原因。

411年5至6月，皇帝特使在迦太基召开的会议，是多纳派最后一次公开申辩。残存的会议记录显示∶多纳派拒绝与“不敬虔的”大公教会代表入席同坐。后来，皇帝昂那瑞（Honorius）于412年1月宣布多纳派为非法，圣职人员遭放逐，会员按社会阶级处以罚金，没收教会财产。

多纳派经历罗马政府多方镇压，以及第五世纪蛮族汪达尔人（Vandals）入侵统治，都仍存留。后来，皇帝游斯丁尼在第六世纪收复北非时，仍无法除灭多纳派。到了罗马教皇大贵钩利（Gregory the Great）时，也抱怨努米底亚省当地政府不愿严格执行“反多纳派”的法律。

然而，到第七世纪回教大军席卷北非时，多纳派才与大公教会一同被扫除。

历史的鉴戒

“多纳派的抗争”是教会历史上的悲惨教训，本来问题是如何处理逼迫中的背道者，特别是圣职人员，却导致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剧。从“圣礼的有效性”到“教会的惩戒”，这些都是重要的“教会治理”课题，本该根据圣经的原则慎重讨论，无奈“宽大派”或“严格派”双方都缺乏耐心，又有私人恩怨卷入∶孟苏瑞对待反对者过严，凯其良竟然禁止信徒探望坐监受刑的“宣信者”，凯其良又与梅约瑞纳的家族有嫌隙，凯其良又仓促行按立礼（未按常规谘询努米底亚的众主教们），这些都是造成关系决裂的因素。

分裂的导火线，在于“交出者”腓力斯是按立主教团的成员，虽然腓力斯不是背道者，但是在“宣信者”眼中是一失败的见证。对圣职人的生活见证，理当是比一般会员的要求为高。显然凯其良虽然同意居普良的“圣礼论”，但是认为腓力斯交出圣经只是权宜之计，不认为他是失职的主教。如果凯其良回避腓力斯，另请其他主教参与按立圣职，就可避免落人口实。努米底亚省的主教们，应当与凯其良一同商议如何解决难题，例如重新按立或澄清立场，而非另立主教分庭抗礼。

今日教会面对“惩戒纪律”问题，多半是“从宽派”的立场，但是不少时候已经“宽大”到违背圣经的程度，带来“各堂会任意而行”的乱象。

“实际性”的考虑，不能超过“圣洁性”的真理界线。这是“多纳派”对的坚持，这是保持教会洁净的依归。坚持“圣洁性”，必须具有“实际性”可行方法。这是“大公教会”的主要考量，也不容忽视。二元对立划分，在出发点上就已经埋下悲剧的种子。

其实，圣经真理既是“圣洁”又是“实际”。圣经真理不容妥协，因为是我们成圣的准绳标竿。“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主耶稣颁布“大使命”，要教会领袖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9-20）。教会必须按照圣经，严格施行管教惩戒天国子民，此为“天国钥匙”的捆绑与释放（《太》16∶19；18∶15-18）。然而，教会按照圣经施行管教时，必须要“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祈求主的旨意”（《太》18∶19-20），如此才可以避免在做法上过严或过宽。

多纳派与大公教会的分裂，削弱了教会力量，也瓦解了团结的士气，以致不能抵御蛮族汪达尔人与回教军队的入侵。罗马主教在纷争过程中的领导决策，也助长了中世纪教皇制度的萌芽。这些都是负面的结果。

结论

皇帝康士坦丁在处理“多纳派之争”时，主要关切在于维持教会的安定与合一。他认为自己是教会的保护者。他的作法是尊重罗马主教，后来召开“亚尔列大会”来定案，这都助长他处理教会争议的经验，以面临数年之后更大的挑战。

康士坦丁在324年击败理吉尼，来到帝国东部时，发现东方教会因“亚流”（Arius）异端问题濒于分裂之际，他先派胡西亚主教来处理，后来又召开“尼西亚大公会议”。“尼西亚大会”的影响重大，因为面对异端的冲击；相形之下，“亚尔列会议”只是处理内部“多纳派”纷争，但是却为“尼西亚大会”制胜“亚流异端”的模式奠基铺路。这都显明“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主的教会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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