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经讲道”能适合后现代的听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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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与一位神学教授谈及“解经讲道”是否适合今日的后现代 社会，他质疑罗宾森（Haddon W. Robinson）所倡导的“解经讲道”是不是唯一的讲道方法时指出：“以刚出版的Mathewson著作 The Art of Preaching Old Testament Narrative 为例，就提供了另一套可行的讲道方法。”但实际上Mathewson是在罗宾森教授督导下取得讲道博士学位，该书是改写他的博士论文而成。很多人把“解经讲道”当作是一种方法（method），其实它是讲道学的一套理念（philosophy） 。 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绝不受时空的限制，“解经讲道”就是讲解神的话，故也绝对适合任何时代的人，包括了今日的后现代听众，此文就是为了探讨“解经讲道”如何在后现代社会中有效地运用而写。 在《实用解经讲道》一书中，罗宾森对“解经讲道”的注释为：“是对一段经文按其上下文所作的历史、语法及文学的研究。圣灵藉这段经文先影响（改变）讲员的生命，然后通过他向听众说话。”由此定义，构成“解经讲道”必具备的五个元素有：（一）经文支配信息（讲章），（二）讲道者传递一个概念，（三）概念由经文衍生，（四）概念应用在讲道者的生命中，（五）概念应用在听众的生命。 让我们藉著这五个元素来透视“解经讲道”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迫切性。

经文支配信息

　 后现代听众不相信有绝对真理；“解经讲道”不但肯定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还驱使后现代听众面对真理时要作出抉择。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有绝对的权威，宣扬它无疑是直接冲击著反对任何权威形式的后现代思潮。然而“解经讲道”的权威就是经文的权威，经文的权威也就是神的权威，是绝对的权威。一般听众可能对“后现代”的现象所知无几，但他们相信没有绝对的标准，故可任意思想和随意行动，所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思想并不是一套哲理，而是一种生活型态的思想表现。当讲道者（expositor）藉著经文清晰地把神恒古不变的真理（神的本质、性情、权能和权威；人的本性，被罪所挟制，无力自救；神将永生（远）安置在人心中……等）展示在听众面前时，就是让神直接向他们说话，他们要直接回答神。这正是十九世纪讲道王子司布真牧师所说的“福音（经文）就像关在笼中的狮子，它不需要辩护，只需把它从笼里释放出来。” 既然经文本身就是力量，讲道者就无须用权威的语调来表达信息。后现代听众质疑一切权威，所以他们抗拒说教的口吻，只接受对话式的讲道。发问：“当如何亲近神？”总比“你们一定要藉著祷告、灵修来亲近神！”更令这些听众易于投入和接受。同一个信息，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会带来不同的果效。 “解经讲道”除了让听众面对神外，它还让神的话（经文）直接贯入听众的内心，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因“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四12）这样，听众才会自行发掘出，只有神的话才能满足人的需求和解决人罪性所衍生的问题。 “解经讲道”让听众亲身经历神，感受祂话语的力量。对后现代听众而言，这不但带来新鲜感，更给与他们新的经历──神话语在人的内心工作和发挥力量。

讲道者传递一个概念

　　 “解经讲道”的权威是在经文，所以讲道者的责任是解释经文，以期听众能明白怎样感受经文的权威。他传递经文原有的信息，不是制造经文以外的信息。他不是厨师，只是侍者，他的任务只是将美食佳肴传递给食客享用。传递方式则可多元化，无须停留在传统逻辑性的陈述，讲道者可尝试用叙事、话剧、独白、角色扮演等不同传递方式。后现代听众看重关系过于理论（relational over rational），即不单有理性，亦兼顾全人（理性、情感和意志），所以讲章若能多加插维持经文的活力（dynamic）和神学的隐喻、故事、比喻、文字画像（word picture）、真人真事等例证，都有助后现代听众去了解信息的概念，让他们全人投入听道的过程中。 “后现代”听众的另一特点是质疑“元叙述”（metanarrative，有学者译作“大故事”）的存在，他们不相信有一套哲理可全面解释所有历史、经验和知识。“解经讲道”既按经文讲述一个完整的概念，因此听众每次听道只接受一个概念，而非一大套的理论。当然讲道者可以有系统地按照圣经书卷，一章一章地讲下去，假以时日，听众就会明白一套完整的圣经人生观。那时，后现代听众就会面对神绝对的真理，藉圣灵的工作，叫他们的生命和生活降服在神的圣言之下。

概念由经文衍生出来

　　 多疑的后现代听众虽不相信有“元叙述”（“大故事”），但他们接纳多元论（pluralism），所以易于接受个别的叙述（“小故事”）。圣经百份之七十以上的篇幅都是以叙事体裁，说出千百个不同的“小故事”。讲道者可以从这些“小故事”的经文入手，让听众先进入经文的世界，肯定经文从原作者而来的意义，再从经文衍生概念，然后应用。按这次序陈述的讲章是归纳式“解经讲道”，让听众与讲道者一同探讨学习，一同找出结论。这样化零为整，归纳而出的概念不但减低后现代听众对真理的抗拒，更能让他们在找寻中发掘真理，从而得到喜乐和被说服。 基督教既宣称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权威，后现代听众会在求真（authentic）的意识下细察和衡量讲道者是否正如他自称地尊重圣经。“解经讲道”的概念既由经文衍生，听众可认定信息贴切反映出经文的意思。另一方面，讲道者可按经文的文学结构来剪裁讲章，如此既避免曲解经文，更加可加增讲道者的“真实”可信性。

概念应用在讲员生命中

　　 讲道者在预备“解经讲道”的过程中要先让经文改变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传递出一篇有力的信息。后现代听众不单要求知道信仰的因由，更要看见讲员身体力行的生命与生活，让他们明白这概念是怎样影响讲者的行事为人。因此对多疑又求真的后现代听众来说，驻堂牧者比客座讲员更具影响力。驻堂牧者除了经常与会众接触，了解会众的需要、挣扎和软弱外，还可让他们认识到牧者坚定的信仰和行事为人，更能与他们一同挣扎，一同成长。 讲道者若能善用个人生活的实例，把自己的经历整理成多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配合讲章，有助听众更深入地领悟经文，接受经文的信息。加插这些例证时，切忌标榜自我，而要以激励听众应用经文为最终目的，所以不独要讲述成功的见证，失败和挫折的也同样宝贵，同样感动人，因后现代听众看重无伪的“真”，例子引用得恰当就可带出震撼的果效。

概念应用在听众生命中

“解经讲道”最终的目的不是增加知识，而是改变听众的生命；后现代听众讲求务实（pragmatic），他们提不起兴趣聆听与生活脱节的事情。 换句话说，缺乏提供应用的讲章就不是“解经讲道”，但应用不单是听众的责任，更是讲道者的职责。所以讲道者不应停留在释经的层面，让听众自行摸索应用。讲道者应按听众的实况，提供应用的途径和实例。有学者把“解经讲道”解释为“将经文解释到让听众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如同烹饪示范，厨师逐步解释，但他不能强调讲解而忽略示范，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让观众能煮出同样的佳肴。 故此，讲道者不单要听众增加知识，还要期待他们生命有改变。讲道者清楚解释经文，提供各样可行的生活应用，让圣灵在听众心里动工，达到生活行为的改变。 在崇尚理性的现代社会，解经信息常常对脑袋说话，只看重解释经文，而看轻应用。在后现代的社会中，人心零混复杂，讲道者要藉经文进到人心的深处，与全人对话。对后现代的听众而言，并非解经愈多，收益就愈大；故此“应用”成为讲道的重要环节。当然讲道者仍须解释经文，但经文的应用却可占讲章一半或更多，所以在挑选讲道经文时，要先衡量在预定的时间中能否把该段经文解释清楚，同时又提供足够合适的应用。　 一篇扣人心弦的讲章在开始的几数分钟内，必须与听众搭上关系，答复听众心里自然发出的问题：“为甚么我要花四十分钟听你讲话？”单说“这是神的话，所以你们要聆听”不能赢得后现代听众的聆听，因此讲道者必须在引言部份下苦功，努力从可能的应用中，找到与听众日常生活的接触点，针对他们的需要，展现明白经文后，加上身体力行可带来的收益。

结语

在一间教会牧养了三十七年的牧者，被问及他的感受时，他答道：“首先我要澄清：虽然我是在同一地方牧养了三十七年，教会却不是一样的教会，会众也并非一样的会众，他们改变了；不单如此，我也不是一样的牧师。”后现代的思潮已经渗透在教会当中，讲道者如果能够掌握到“解经讲道”的理念，灵活运用，必定有助他讲道的效果。最后，此文只阐明如何利用“解经讲道”迎合后现代的听众，但千万不要忘记，在一般会众中，多受其他思潮影响的听众仍有许多，讲道者不可不注意他们的需要。

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2008年10月14日 (二) 01:03 (UTC)~~ 1. 一般学者们把后现代思潮归纳成下列特点：（一）理性和逻辑并非唯一达到真理的途径；（二）没有客观绝对的真理；（三）质疑及抗拒一切的权威；（四）不相信有元叙述；（五）甚么都是相对的；（六）务实求真。至于后现代思潮如何影响了解经和读经，苏炳甘牧师在“后现代解经”（《教牧分享》2004年一月华福会出版）一文中有精简的介绍。

2. Steven D. Mathewson, The Art of Preaching Old Testament Narrativ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2).

3. Haddon W. Robinson, Biblical Prea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Expository Messag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001) 2nd edition, 22. Scott M. Gibson, “Philosophy versus Method: Big Idea Preaching’s Adaptability.” The Big Idea of Biblical Preaching: Connecting the bible to People, (Baker Book House, 1998), 163-72.

4. 罗宾森《实用解经讲道》（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1），18页

5. Judson Shepherd Lake, “An Evaluation of Haddon Robinson’s Homiletical Method: An Evangelical Perspective” (Th.D. diss.,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2003), 115-155.

6. Nancy Pearcey and Philip E. Johnson, Total Truth: Liberating Christianity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Crossway Book, 2005), 17

7. Richard L. Mayhue, ed. Rediscovering Expository Preaching: Balancing the Science and Art of Biblical Exposition (Dallas, TX. Word Publishing, 1992) , 257

8. D. P. Teague, “Postmodern Preaching: Exploring How to Preach Christ to Postmodern People,” http://www.postmodernpreaching.net/postmodernism.htm (Accessed July 15, 2008)

9. 读者若想进一步探讨这课题，可参阅Graham Johnston, Preaching to a Postmodern World: A Guide to Reaching Twenty-first Century Listeners (Baker Book House, 2001) ； John Piper and Justin Taylor, editors, The Supremacy of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 (Crossway Books, 2007).　另外，Preaching Magazine 17: 4 (Jan-Feb, 2002)全期主题是Preaching & Postmodernism，甚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