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者 后记

回顾与感恩

　　《寻梦者》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我这才明白当初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感动要写这本书。这本书的写作不是出自我的计划，我本来不喜欢写报告文学，因为我不喜欢拿着采访本闯进别人的世界，我对别人生命的情节不十分有兴趣——当然对朋友例外。可是1995年4月的那段日子，我的里面一直有个感动，我想写一些中国人在海外寻梦的故事，这个感动愈来愈强烈，以至于我根本没有办法搁下这桩心事，渐渐，一个清晰的意念出来了：寻梦者。

　　我有点惊讶─寻梦者？谁是寻梦者？他在哪里？

　　我没有答案。可是这三个字固执地留在我的意念里，我警觉了——我意识到这意念不是出自我。我默然无语，每天清晨和夜晚，我向神祈祷：“哦，我的神，我这支笔已经奉献给你，写“寻梦者”若是你的旨意，愿你成就。”

　　几天后的早晨，在《海外校园》办公室，我征询苏文峰主编的意见——我下一步写什么？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之一，自从1992年神呼召我“奉献你的笔！” 以来，苏牧师一直扶持着我走这段文字事奉的路。神借着他给了我一块阵地——《海外校园》；神借着他给我许多挑战——他不断地激励我写，以至于我被催逼得 “没功夫叹息”；神也借着他给我灵性和文字操练的机会。我以“宁子”为笔名发表文章就是从《海外校园》开始的，那天，苏牧师的意见与我的感动不谋而合，他建议我写“寻梦者”，当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轻轻吐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神的旨意。于是，我进入“寻梦者”写作计划。

　　谁是寻梦者？他在哪里？我还没有来得及问第二遍，神就把一个最值得写的人提醒给我，这个人就是《海外校园》的研究员远志明，他是我采访的第一个寻梦者。

　　在决定采访远志明的时候，有个写报告文学很有经验的朋友对我说：“你写远志明会很困难，他自己的文章很出色，别人写他要让他看得下去不容易。”

　　这段话实实在在让我踌躇。虽然我深知道远志明是个坦荡豁达的朋友，但我仍然没有信心把他写得让他“看得下去。”可是，写或不写根本由不得我，我清清楚楚知道写寻梦者不是为了取悦于被采访者或读者，神要借着寻梦者对这个时代说话。我在决定写寻梦者时候，就曾对神说：“我不知该写谁，你来挑选适合的采访对象，并且把他们带到我面前，让我和他们对你的异象有同样的认同和感动。”

　　神是信实的，祂让我看到祂感动我写的就是祂托付与我的，祂托付我的，祂必成就。从采访远志明开始，我就看到这个印证。

　　远志明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并且给我最大的写作自由度，他不避讳自己所经历的失败，而且不给我设立任何写作“禁区”。写完后我送去给他看，他豁达得令我惊讶：“出版前我不看，看了一定不满意。”

　　我笑问：“你是很信任我呢，还是很不信任？若说信任，怎么就料定我写得一定令你不满意？若说不信任，又怎么敢放手任我写？”

　　这恰恰是我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一个真正追随神的人，是不应当介意这个世界的，做神的工不能在乎是否取悦于人。

　　寻梦者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没有一篇是凭着“人的意思”就能写出来的。当《寻梦者》完稿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

　　我感谢我的神，祂竟然拣选我这个在国内没有任何写作成就的人成为祂要使用的一支笔，我每想到这一点就无话可说，这支笔下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出于我的才能，每一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这恩典需要我用一生的信念来捧接！

　　我感谢这本书中我采访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激励了我，在采访中我一次又一次经历生命的丰富，也一次又一次从他们的故事中领受神的教诲。我忘不了在伦敦亲爱的明理伯伯和光启叔叔在讲述他们家庭的故事时我所受的感动；我忘不了在洛杉矶采访从拘留所出来的董月莲姐妹时我所受到心灵的震撼；我忘不了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的，唯一相同的是每一个人都蒙了和我同样的救恩，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感谢美国恩福基金会、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海校校园》杂志社对这个写作计划的支持，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不仅得到了这三个机构的支持，而且这三个机构背后有一大批我相识和不相识的弟兄姊妹，他们以基督的爱和恒切祷告托住了我手上的笔。

　　我感谢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西方宣教士、海外华人基督徒、海外大陆学生学者基督徒，以及我亲爱的家人对我文字事奉的支持，我特别要感谢我们教会的陈宗清牧师、陈刘良淑师母、以及众弟兄姊妹，我也特别感谢神州团契的弟兄姐妹以及在福乐神学院读书的赵莉姊妹，他们在我属灵的低谷中，在我遇到各样艰难挫折中，以宽容的爱担当我的重担，神藉他们在幕后成全了我在幕前的事奉！

　　我感谢台湾校园团契以及校园出版社的同工，由于他们对向大陆学人传福音事工的参与与支持，这本书才会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感谢与这本书有关的一切人：包括总发行人、编辑、打字、校对、排版者、书店店员、传送这本书的人，以及我亲爱的读者们，我没有办法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上帝都知道，愿祂祝福你们。

异象与使命

　　本书中的寻梦者除了许志伟博士生长于香港以外，其余的人都来自一个号称无神的国度——中国大陆，而且分别经历过1994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血与火的洗礼”，五十年代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五八年的反“右”，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革”，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以及“六四”。他们对信仰的虔诚已经在革命的风暴中挥霍殆尽了，大多数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幻灭之后于八十年代后期才到海外。

　　为什么这批愤世嫉俗的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海外几年之间就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任何理性的猜测都可能言自之成理，但这世界上却有更多的事情不理会理性的判断，海外留学生信主热就是一桩非理性可解释得清的事情。

　　海外留学生信主看似突然，其实这是有一段蕴酿已久的历史过程的，这个过程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参与其间的有三个群体：海外华人基督徒、西方宣教士、海外中国大陆学生学者。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海外信主的这批寻梦者差不多都经历过一个阶段：接触华人教会和查经班。

　　这些查经班实际大多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那时候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所有教堂都关闭了，信徒转入“地下”。而在海外，神却在许多大学的附近兴起一个个以港台华人留学生为主的查经班，这类查经班星罗棋布于整个北美洲的大学城，查经班在二十年间造就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成为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开放留学生政策，大批人才到海外，北美查经班就成了最适合接触大陆学生学者的福音阵地。当年的留学生如今正是北美学术界、企业界的专业人才，他们属灵的生命亦趋于成熟，所以，大陆学生学者一来查经班，他们就能迅速地与大陆知识分子进入理性“对话”与心灵交流的层次。

　　“六四”之后，海外大陆知识分子心灵极度痛苦，对中国前途极度失望，但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却不死，他们有话要说，并且对西方基督徒文明怀有好奇和好感，对福音有深切的渴慕。神就是这样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使海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人基督徒相遇，并且借着西方基督徒恒久的祷告与支持掀起一股福音的大洪流，这股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它波及到欧洲、澳洲、新加坡、日本……。

　　这就是九十年代初神在海外兴起的异象。这异象唤起了海内外许多关心中国人灵魂的基督徒的使命感。

　　1995年初春的一个周末的清晨，在加州托伦斯市美丽的P.V 山上，我走进一座城堡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是位来自台湾的基督徒企业家，他也是早期的留学生，那个早晨他开放家庭为中国禁食祈祷，许多人跪在客厅的地毯上流泪祷告，其中只有我和远志明来自中国大陆，其余的人都是海外华人——多数是海外最优秀的学者和企业家，在神的面，他们流泪禁食，只为了素眛平生的大陆同胞灵魂得救……

　　1995年的晚秋，在英国我参加了一个英国宣教会议，会议期间，组织者专门安排了半天时间让全体会众为中国祈祷，会场上有一百多个英国人，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1950年以前他们到中国传过福音，离开中国后他们一直在关怀着神州大地上的人民，九十年代英国有了大批大陆留学生，于是他们开始在大陆学人和家属中传福音。会场上也有年轻的英国少女和小伙子，他们大学还没毕业，却预备将来到大陆去传福音。在会场上我见到了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曾孙戴绍曾，当他用纯正的普通话讲述他的中国情结时，我流泪了。大陆开放后，他第一次回中国，他回到河南“老家”他在儿时走过的路跑了一圈又一圈，边跑边哭喊著： “我回来了！”他的曾祖父二十一岁到中国宣教，直到七十三岁过世，他一生都奉献在中国了。戴德生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埋葬在中国。他说过：“假使我有十万英磅，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在北美、在欧洲、在澳洲、在新加坡、在日本、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像这样爱中国人灵魂的基督徒又何止千万？　

　　在里我想特别介绍一对夫妇：

　　1989年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在流血。几天之后，在美国宾州乐园镇，有一对台湾夫妇在祈祷中求问神：

　　“我们能为中国做什么？”

　　这对夫妇毕业于台大历史系，他们已在台湾和美国从事文字福音事工二十多年。1988年6月他们第一次踏上梦寐以求的神州大地，从那时起，他们就结下了 “中国情结”，他们一直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能为中国做什么？”1989年的岁末，神的旨意终于向他们显明：中国近百年来从未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有超过十万知识分子，同时涌向海外，这是一个历史的契机，向这批人传福音是当务之急！得着这批人，中国未来的历史将会彻底改变！于是他们决定主编一份专门以海外学人为主要对象的布道刊物，定名为《海外校园》，取海外觅真理，人生即校园”之意。

　　1990年初，有人建议立刻创刊，但这对夫妇却愿意等候“神的时间”。“六、四”之后海外大陆知识分子虽然骤然增多，对福音也有更深的渴慕，但这对夫妇清楚知道这份刊物必须有大陆基督徒学者的亲自参与，否则难以真正走进大陆学人的心里。那时大陆学者刚刚拉接触查经班，大多数才处于“慕道”阶段。九一年到九二年间，海外大陆知识分子经一至两年的慕道，已有相当一批人信主，其中不少人才可以参与这份刊物的策划、编辑和写作，这对夫妇看到神的时候已经满足： “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已俱备，于是《海外校园》于1992年11月正式创刊。

　　这对夫妇就是《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执行编辑郑期英。

　　《海外校园》以北美为中心向全世界幅射，它发行到全球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有大陆学生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海外校园》。这份刊物创刊以来，90% 以上的作者是海外大陆知识分子，到1996年已有140名海外大陆作者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人基本上是在九０年之后才信主的。

　　《海外校园》在海外大陆知识分子中极受叹迎，许多人是读了《海外校园》信主的，它促成了海外大陆知识分子信主热，而信主热也激励、支持并推动了《海外校园》的事工。《海外校园》的时代意义已经愈来愈显明，它不仅负有向大陆学人传福音的使命，而且负有结合海外三方面人力资源共同完成中国文化福音化的使命（三方面资源包括：1.西方基督徒的配合与支持；2.海外华人信徒的参与：编辑、推广、发行、使用；3.海外大陆知识分子的参与：编辑、研究、写作、使用）。

　　苏文峰主编早在1991年就指出：“目前神已在海外预备了中西信徒、教会、查经班、工人；圣灵也在学生学者中预备了心土，我们正处于历史性的时刻，务必把握良机。”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异象和使命。

　　上帝仍在做事，祂仍在对我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