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者 後記

回顧與感恩

　　《尋夢者》畫上了最後一個句號，我這才明白當初為什麼有那麼深的感動要寫這本書。這本書的寫作不是出自我的計劃，我本來不喜歡寫報告文學，因為我不喜歡拿著採訪本闖進別人的世界，我對別人生命的情節不十分有興趣——當然對朋友例外。可是1995年4月的那段日子，我的裡面一直有個感動，我想寫一些中國人在海外尋夢的故事，這個感動愈來愈強烈，以至於我根本沒有辦法擱下這樁心事，漸漸，一個清晰的意念出來了：尋夢者。

　　我有點驚訝─尋夢者？誰是尋夢者？他在哪裡？

　　我沒有答案。可是這三個字固執地留在我的意念裡，我警覺了——我意識到這意念不是出自我。我默然無語，每天清晨和夜晚，我向神祈禱：“哦，我的神，我這支筆已經奉獻給你，寫“尋夢者”若是你的旨意，願你成就。”

　　幾天後的早晨，在《海外校園》辦公室，我徵詢蘇文峰主編的意見——我下一步寫什麼？他是我最尊敬的師長之一，自從1992年神呼召我“奉獻你的筆！” 以來，蘇牧師一直扶持著我走這段文字事奉的路。神藉著他給了我一塊陣地——《海外校園》；神藉著他給我許多挑戰——他不斷地激勵我寫，以至於我被催逼得 “沒功夫嘆息”；神也藉著他給我靈性和文字操練的機會。我以“寧子”為筆名發表文章就是從《海外校園》開始的，那天，蘇牧師的意見與我的感動不謀而合，他建議我寫“尋夢者”，當這三個字從他嘴裡輕輕吐出來的時候，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是神的旨意。於是，我進入“尋夢者”寫作計劃。

　　誰是尋夢者？他在哪裡？我還沒有來得及問第二遍，神就把一個最值得寫的人提醒給我，這個人就是《海外校園》的研究員遠志明，他是我採訪的第一個尋夢者。

　　在決定採訪遠志明的時候，有個寫報告文學很有經驗的朋友對我說：“你寫遠志明會很困難，他自己的文章很出色，別人寫他要讓他看得下去不容易。”

　　這段話實實在在讓我躊躇。雖然我深知道遠志明是個坦蕩豁達的朋友，但我仍然沒有信心把他寫得讓他“看得下去。”可是，寫或不寫根本由不得我，我清清楚楚知道寫尋夢者不是為了取悅於被採訪者或讀者，神要藉著尋夢者對這個時代說話。我在決定寫尋夢者時候，就曾對神說：“我不知該寫誰，你來挑選適合的採訪對象，並且把他們帶到我面前，讓我和他們對你的異象有同樣的認同和感動。”

　　神是信實的，祂讓我看到祂感動我寫的就是祂托付與我的，祂托付我的，祂必成就。從採訪遠志明開始，我就看到這個印證。

　　遠志明給我鼓勵，給我支持並且給我最大的寫作自由度，他不避諱自己所經歷的失敗，而且不給我設立任何寫作“禁區”。寫完後我送去給他看，他豁達得令我驚訝：“出版前我不看，看了一定不滿意。”

　　我笑問：“你是很信任我呢，還是很不信任？若說信任，怎麼就料定我寫得一定令你不滿意？若說不信任，又怎麼敢放手任我寫？”

　　這恰恰是我學習的第一個功課：一個真正追隨神的人，是不應當介意這個世界的，做神的工不能在乎是否取悅於人。

　　尋夢者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沒有一篇是憑著“人的意思”就能寫出來的。當《尋夢者》完稿的時候，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

　　我感謝我的神，祂竟然揀選我這個在國內沒有任何寫作成就的人成為祂要使用的一支筆，我每想到這一點就無話可說，這支筆下寫出的每一篇文章都不是出於我的才能，每一篇都是出自神的恩典——這恩典需要我用一生的信念來捧接！

　　我感謝這本書中我採訪的每一個人，他們的生命激勵了我，在採訪中我一次又一次經歷生命的豐富，也一次又一次從他們的故事中領受神的教誨。我忘不了在倫敦親愛的明理伯伯和光啟叔叔在講述他們家庭的故事時我所受的感動；我忘不了在洛杉磯採訪從拘留所出來的董月蓮姐妹時我所受到心靈的震撼；我忘不了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故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樣的，唯一相同的是每一個人都蒙了和我同樣的救恩，因此每一個人都是我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感謝美國恩福基金會、中國基督徒作家基金會、《海校校園》雜誌社對這個寫作計劃的支持，這本書的寫作與出版不僅得到了這三個機構的支持，而且這三個機構背後有一大批我相識和不相識的弟兄姊妹，他們以基督的愛和恒切禱告托住了我手上的筆。

　　我感謝分佈於世界各地的我親愛的弟兄姊妹，包括西方宣教士、海外華人基督徒、海外大陸學生學者基督徒，以及我親愛的家人對我文字事奉的支持，我特別要感謝我們教會的陳宗清牧師、陳劉良淑師母、以及眾弟兄姊妹，我也特別感謝神州團契的弟兄姐妹以及在福樂神學院讀書的趙莉姊妹，他們在我屬靈的低谷中，在我遇到各樣艱難挫折中，以寬容的愛擔當我的重擔，神藉他們在幕後成全了我在幕前的事奉！

　　我感謝台灣校園團契以及校園出版社的同工，由於他們對向大陸學人傳福音事工的參與與支持，這本書才會順利出版。

　　最後，我要感謝與這本書有關的一切人：包括總發行人、編輯、打字、校對、排版者、書店店員、傳送這本書的人，以及我親愛的讀者們，我沒有辦法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但上帝都知道，願祂祝福你們。

異象與使命

　　本書中的尋夢者除了許志偉博士生長於香港以外，其餘的人都來自一個號稱無神的國度——中國大陸，而且分別經歷過1994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血與火的洗禮”，五十年代初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五八年的反“右”，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革”，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以及“六四”。他們對信仰的虔誠已經在革命的風暴中揮霍殆盡了，大多數人在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幻滅之後於八十年代後期才到海外。

　　為什麼這批憤世嫉俗的堅定的無神論者在海外幾年之間就變成了虔誠的基督徒？

　　任何理性的猜測都可能言自之成理，但這世界上卻有更多的事情不理會理性的判斷，海外留學生信主熱就是一樁非理性可解釋得清的事情。

　　海外留學生信主看似突然，其實這是有一段蘊釀已久的歷史過程的，這個過程在神的救贖計劃之中，參與其間的有三個群體：海外華人基督徒、西方宣教士、海外中國大陸學生學者。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海外信主的這批尋夢者差不多都經歷過一個階段：接觸華人教會和查經班。

　　這些查經班實際大多是從六十年代開始的，那時候中國大陸正進行“文革”，所有教堂都關閉了，信徒轉入“地下”。而在海外，神卻在許多大學的附近興起一個個以港台華人留學生為主的查經班，這類查經班星羅棋佈於整個北美洲的大學城，查經班在二十年間造就了一大批專業人才成為信仰純正的基督徒。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留學生政策，大批人才到海外，北美查經班就成了最適合接觸大陸學生學者的福音陣地。當年的留學生如今正是北美學術界、企業界的專業人才，他們屬靈的生命亦趨於成熟，所以，大陸學生學者一來查經班，他們就能迅速地與大陸知識分子進入理性“對話”與心靈交流的層次。

　　“六四”之後，海外大陸知識分子心靈極度痛苦，對中國前途極度失望，但知識分子的人文情懷卻不死，他們有話要說，並且對西方基督徒文明懷有好奇和好感，對福音有深切的渴慕。神就是這樣在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使海內知識分子與海外華人基督徒相遇，並且藉著西方基督徒恆久的禱告與支持掀起一股福音的大洪流，這股洪流是不可阻擋的，它波及到歐洲、澳洲、新加坡、日本……。

　　這就是九十年代初神在海外興起的異象。這異象喚起了海內外許多關心中國人靈魂的基督徒的使命感。

　　1995年初春的一個周末的清晨，在加州托倫斯市美麗的P.V 山上，我走進一座城堡式的別墅，別墅的主人是位來自台灣的基督徒企業家，他也是早期的留學生，那個早晨他開放家庭為中國禁食祈禱，許多人跪在客廳的地毯上流淚禱告，其中只有我和遠志明來自中國大陸，其餘的人都是海外華人——多數是海外最優秀的學者和企業家，在神的面，他們流淚禁食，只為了素眛平生的大陸同胞靈魂得救……

　　1995年的晚秋，在英國我參加了一個英國宣教會議，會議期間，組織者專門安排了半天時間讓全體會眾為中國祈禱，會場上有一百多個英國人，其中有白髮蒼蒼的老人　　1950年以前他們到中國傳過福音，離開中國後他們一直在關懷著神州大地上的人民，九十年代英國有了大批大陸留學生，於是他們開始在大陸學人和家屬中傳福音。會場上也有年輕的英國少女和小伙子，他們大學還沒畢業，卻預備將來到大陸去傳福音。在會場上我見到了英國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曾孫戴紹曾，當他用純正的普通話講述他的中國情結時，我流淚了。大陸開放後，他第一次回中國，他回到河南“老家”他在兒時走過的路跑了一圈又一圈，邊跑邊哭喊著： “我回來了！”他的曾祖父二十一歲到中國宣教，直到七十三歲過世，他一生都奉獻在中國了。戴德生的妻子和四個孩子都埋葬在中國。他說過：“假使我有十萬英磅，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

　　在北美、在歐洲、在澳洲、在新加坡、在日本、在香港、台灣、東南亞以及中國大陸，像這樣愛中國人靈魂的基督徒又何止千萬？　

　　在裡我想特別介紹一對夫婦：

　　1989年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在流血。幾天之後，在美國賓州樂園鎮，有一對台灣夫婦在祈禱中求問神：

　　“我們能為中國做什麼？”

　　這對夫婦畢業於台大歷史系，他們已在台灣和美國從事文字福音事工二十多年。1988年6月他們第一次踏上夢寐以求的神州大地，從那時起，他們就結下了 “中國情結”，他們一直在尋求神的旨意：“我們能為中國做什麼？”1989年的歲末，神的旨意終於向他們顯明：中國近百年來從未有一個時期像這個時期那樣，有超過十萬知識分子，同時湧向海外，這是一個歷史的契機，向這批人傳福音是當務之急！得著這批人，中國未來的歷史將會徹底改變！於是他們決定主編一份專門以海外學人為主要對象的佈道刊物，定名為《海外校園》，取海外覓真理，人生即校園”之意。

　　1990年初，有人建議立刻創刊，但這對夫婦卻願意等候“神的時間”。“六、四”之後海外大陸知識分子雖然驟然增多，對福音也有更深的渴慕，但這對夫婦清楚知道這份刊物必須有大陸基督徒學者的親自參與，否則難以真正走進大陸學人的心裡。那時大陸學者剛剛拉接觸查經班，大多數才處於“慕道”階段。九一年到九二年間，海外大陸知識分子經一至兩年的慕道，已有相當一批人信主，其中不少人才可以參與這份刊物的策劃、編輯和寫作，這對夫婦看到神的時候已經滿足： “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已俱備，於是《海外校園》於1992年11月正式創刊。

　　這對夫婦就是《海外校園》主編蘇文峰、執行編輯鄭期英。

　　《海外校園》以北美為中心向全世界幅射，它發行到全球四十個國家和地區，幾乎所有有大陸學生的國家和地區都可以看到《海外校園》。這份刊物創刊以來，90% 以上的作者是海外大陸知識分子，到1996年已有140名海外大陸作者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文章，這些人基本上是在九０年之後才信主的。

　　《海外校園》在海外大陸知識分子中極受歎迎，許多人是讀了《海外校園》信主的，它促成了海外大陸知識分子信主熱，而信主熱也激勵、支持並推動了《海外校園》的事工。《海外校園》的時代意義已經愈來愈顯明，它不僅負有向大陸學人傳福音的使命，而且負有結合海外三方面人力資源共同完成中國文化福音化的使命（三方面資源包括：1.西方基督徒的配合與支持；2.海外華人信徒的參與：編輯、推廣、發行、使用；3.海外大陸知識分子的參與：編輯、研究、寫作、使用）。

　　蘇文峰主編早在1991年就指出：“目前神已在海外預備了中西信徒、教會、查經班、工人；聖靈也在學生學者中預備了心土，我們正處於歷史性的時刻，務必把握良機。”

　　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異象和使命。

　　上帝仍在做事，祂仍在對我們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