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野中的道路

聲明：本文主要摘自網頁洪予健牧師個人見證：曠野中的道路, 以便基督徒朋友作資料查詢和學習之用。無任何商業目的!

我是個理想主義氣息相當濃厚的人，過去一直以遠大的抱負自許自期。我從不擔心自己的人生沒目標，只擔心決心與毅力不夠堅強，另外也擔心客觀環境種種不利的因素使得我懷才不遇。當時年少，既狂且狷，總以為毅力加上際遇必然等於成功；而我心目中的成功，當然也充滿了真善美的理想色彩——對當時的我來說，自然科學與共產主義就是通往真善美的道路，是值得我一生熱烈追求的目標。

我自小就想當科學家，立志要發現前人所未曾發現的。然而小學四年級時作文寫「我的志願」，因為怕志氣太高會遭人訕笑，只敢說自己想當解放軍。到了六年級寫同樣的題目，知道形勢變了，自己出身不紅，連解放軍都當不成，因此儘管一肚子不願意，還是照老師期待的去寫，說是要當農民。以為這只是作文而已，不必當真，誰知在六八年文革的一片上山下鄉聲中真的當了農民，那時我只有十五歲。

共產主義：美夢的嚮往與破滅

雖然小小年紀就終日下田幹活，我倒是不以為苦，反而頗有戰天鬥地的豪情壯志；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使生活充滿了激情和盼望，連最平凡的事都顯得神聖無比——明明只是與泥土打交道，卻認為自己「站在家門口，胸懷全世界」。那種使得生命昇華、價值提高的理想與熱情，實在是非常受用的。

共產主義就是這麼一套令人振奮的信仰體系，對於「長在紅旗下」的年輕一代，它尤其野火燎原般輕易地就燃起宗教式的忠誠與依賴。我渴望人生有確定意義、有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理論的絕對性與無所不包性便令我傾心不已。文革期間我不但學毛選，還讀馬列原著。在我當時看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那一套理論，幾乎回答了有關人的存在最根本的問題： 一.人是誰？人是由猿進化來的、會創造工具的動物，人的屬性就是階級性。二.人能知道什麼？人能知道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乃是客觀的規律。 三.人應該作什麼？人應該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四.人有什麼盼望？人的盼望就在於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那時我想，既然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反對它便是和真理過不去，那麼我何不心悅誠服地歸順在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裡呢？於是我在知青農場吃苦耐勞，當上了「五好戰士」。另外，雖然領導認為我偷偷自學英語是「紮根農村志不堅」，不准我加入共青團，使我頗感挫折；但我也想得開，原諒他們只不過是還不明白知識的重要性而已，總有一天會懂的。果然後來外語被捧為打敗「帝修反」的工具，場辦中學需要英語老師，領導這會兒又嘉許我有先見之明，將我調到中學教書去了。

我重返校園，除了英文，還常客串教數理化，求知慾總算在現學現賣的情況下稍得滿足。可惜校中所見是一派文盲加流氓的景象，大家根本無心向學；我滿腔知識的熱情碰上「讀書無用論」，只落得滿腹牢騷。更令人失望的是農場裡有門路的子女紛紛先被抽調回城，使我們不免有受騙上當之感，對共產主義的矛盾情結也隨之產生：一方面拚命想維持那種真善美的憧憬，另一方面又膽戰心驚，恐怕這美好的理想會在現實中慘遭粉碎。

我的共產主義理想終究還是粉碎了。當時林彪事件剛爆發，報章上說林彪一旦得逞，就有千百萬人頭落地。我覺得沒必要用如此嚇唬人的方法來愚弄百姓，私下閒談之間不經意流露出「別把政治想得如此簡單」的意思。此外，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鼓吹「中國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更覺得難以苟同，隨之譏評了幾句。這些言論很快被匯報上去。領導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一個反革命自動地跳了出來。我的罪名之一是「為林彪反革命集團鳴冤叫屈」，罪名二是「為十七年的舊教育路線招魂」。其性質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但如果作出深刻檢查，則還可被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我百口莫辯，自尊受到極大的打擊，痛心他們不相信我對共產主義真誠的信念。眼看著自己才二十歲，政治上一旦被判死刑，這一生就什麼都別談了。我整夜整夜地失眠，心中的焦慮恐慌化為屈原式的天問：這世上究竟有沒有真理？真理又是什麼？人有認識真理的能力嗎？我又如何知道自己算是把握了真理？馬克思主義既被稱為宇宙的真理，為什麼真理之前不能人人平等，而只有接近權力的人才能解釋真理？

思考到深處，發現最大的痛苦乃是失落了對真理的信心。起初我也想為自己的無辜堅持到底，顯出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概來。但鐵骨（『砍頭不要緊』）是由信念（『只要主義真』）所支撐的，而我的信念又是什麼呢？我試圖堅持的那一套真理不正在我眼前土崩瓦解嗎？真理不再，生存要緊，焦心的父母更不斷教訓我「識時務者為俊傑」，我終於屈辱地作了違心的自我檢查。然而就在領導肯定我已恢復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之時，恰恰是這信仰在我心中破產之際。

科學研究：以有涯隨無涯

我痛切體會到專制社會的可怕，發現制度把人壓成了不敢講真心話的奴隸。那時我強烈地想要自己尋求一條思想的出路，尋回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在所謂的社會科學中，既然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我決定還是回到自然科學的追求中去；畢竟在科學的嚴格真理之前，任誰都無法顛倒黑白。

我說過自己早在幼年就鍾情自然科學，認為這才是解開宇宙奧秘的鑰匙。為了實現目標，我在農場一直堅持學習，同時不忘鍛鍊身體。那時我將馬克思的一段話貼在日記本裡，奉為座右銘：「科學上絕無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七七年國家恢復高考，我雄心萬丈、義無反顧地報考了理科。雄心萬丈是因為自己正式學歷只是初中一年級，雖不曾間斷自學，有些人還是認為我未免稍嫌不自量力；義無反顧則是當時我若報考外語專業，一定十拿九穩，但我堅持外語只是科學研究的工具，不值得我委身屈就。那次高考我在複試時慘遭滑鐵盧，雖覺羞辱，還是壯志不改。七八屆的高考只差半年就要進行，我仍然頂住各方壓力堅持報考理科，同時咬緊牙關拚命自修。終於如願以償，高分考進復旦大學化學系。

考上大學真讓我有揚眉吐氣的快感與自信，覺得我是那種知道自己要作什麼，也能把握方向堅持到底的人。此外，我也一直以學理科自豪，覺得自然科學在於探索未知的世界，比起工科學生只懂得把已有的知識拿來應用，是高貴多了。沒想到拿到的畢業課題居然是不折不扣的應用題：「如何改善電池的放電性能」，這使我甚為懊惱。果然向來嫌我不切實際的弟妹們，包括我那讀工科的弟弟，這下可逮著機會大大奚落了我一番。他們笑話我：「搞了半天，你不過就是研究電池嘛！這下子家裡可不愁沒電池用了，咱家一人挎一支三節大電筒，照來照去，有多威風！」我口中雖然強辯：「這電池可不一般，是要用在宇宙飛船上的。」心裡卻不太是滋味。再加上科研中使用的是落後的「經驗摸索法」，更令我自憐地認定都是國內的科研條件限制了我的發展，使我「懷才不遇」。

我下決心要為科學而科學，探索宇宙奧秘，取得進展與突破，好滿足出人頭地的虛榮心；而作為科學與民主重鎮的美國，此時又成為我實現理想的夢土。一九八五年，我踏上夢土，到賓州大學研究物理化學。我的研究領域是「高真空裡分子束的微觀動力學行為」，它那沒有任何實用目的的純科學特色正中我下懷；賓大又是長春藤大學，許多研究是世界一流的。我甚為滿意，以為從此便可大展身手了。

深入研究後，我發現自己像是走入了黑森林。大部頭文獻一本本地翻，真能啟發人的有時也不過一兩句話而已。有一次求問我的指導教授，她說：「這些問題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要知道這個課題是你在做，你已經是這一行裡對此瞭解最多的人了。」我一聽傻了眼。原來不知不覺間，我已經被推到科學的最前沿，而最前沿所看到的，竟是一大片的未知加上迷茫！儘管迷茫，我還是打起精神，每天披星戴月，在帷幕深重的雷射實驗室裡摸索苦幹。好不容易在實驗上有突破性的進展，但指導教授與我就實驗結果的某些解釋又發生了分歧。我就教於我的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心想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這一領域中的著名權威，應該能作公斷，豈知他私下對我頗表肯定，公開場合卻含糊其詞，為的是不願得罪我的指導教授。

科學裡有嚴格而客觀的真理嗎？在這條路上，我越走心越涼。我的博士論文充斥著「可能/也許/應該是」等不肯定語氣，論文答辯更在一連串的「我不知道」中圓滿結束。因為教授們不見得知道我所知道的，卻很清楚這門學科目前在哪些方面尚無進展；他們問到這些問題時，只要懂得回答「不知道」，就證明自己在這一行裡已經走到發現的最前沿，接觸到未知的世界了。教授們滿意我專業訓練有成，我卻自己甚為不滿。投身純科學，在奇幻恢詭的雷射中耗了幾年，付出的代價如此巨大，得到的知識卻如此零碎、如此有限、如此不確定，怎麼談得上揭開宇宙和人生的奧秘？這又豈是我從小追求的人生目標？

對純科學的執著一直是我的生命、我的宗教、我內在不可或缺的動力。然而在美國的這幾年，我在異文化的震盪中備嚐孤絕之苦，最徬徨無依時甚至想到過自殺。在心靈焦渴時，分子動力學的知識卻一點兒也幫不上忙。我醒悟到自己不是沒有達成目標的毅力，而是人生已經沒有了目標。（我當時卻沒醒悟到：若把不是神的當作神來供奉，就是再美好的東西都會變成咒詛。科學也不例外。）

民主運動：無神論者的死胡同

拿到博士學位時，我的研究生涯也隨之結束。我致力的純科學研究本非熱門，但賓大附近林立的大型化學公司倒很歡迎我們；甚至學生尚未畢業，它們就已經前來求才。這些公司有造廁紙的，有做黏膠劑的，五花八門，搞的盡是應用。一想到今後要年年月月將生命消耗在公司的產品開發研究上，我就無可抑止地感到極大的失落，因而將不少面試的機會都放棄了。說實在的，我對這些東西從來也激發不出熱情，想想當年在國內為了理想不願造電池，現在到美國卻為了賺錢造廁紙？早知如此，不如當初就留在上海的大學裡教書，還自得其樂些。

但當年言論受箝制的痛苦經驗記憶猶新，一想到國內的政治環境我就不免擔驚受怕；再說出國前的兩大目標雖失落了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熱情倒是不曾稍減。其實早在科學的神聖光環逐漸消失之際，我便已開始寄情民主運動了，此刻更索性全力投身其中，以救國自許。我曾參加抗議胡耀邦下台的海外留學生簽名運動，也在費城地區主持六四民主研討會，又作為全美學自聯代表團成員訪問東歐。然而莫說是去救國，當時我連家都快沒得救了。我太太一莉向來講求實際，她很不理解我為什麼非走純科學的路不可，更難以諒解我好容易拿到學位卻擺在一邊，不肯像別人一樣上班存錢、置房買車；最使她無法忍受的是我居然還不務正業、插手民運。我們為此常有爭執，彼此都很痛苦。

事實上我在民運的道路上沒走多遠，就擱了淺。據說民主自由的價值在於對人權的尊重，那麼什麼算是人權呢？尊重它的理由又是什麼呢？光是這兩個問題，就夠叫搞民運的人爭論不休了。有人說民主就是以民為主，所以民主就是多元，它不能被一套特定的價值觀所左右，民主的可貴在於尊重人的自由選擇。然而當時我最大的困境卻正在於不知如何選擇，因而對我也就沒有自由可談。另一方面，六四事件之後，許多並不關心民主的人卻來找我，說他們想留在美國，希望我為他們上國會去遊說。我對這些人深感失望：平時邀請他們參加研討會不來，現在搶著享受別人犧牲的成果倒快！柴玲在激憤之下曾說：「中國人，為你去死不值得！」因為她覺得他們不可愛。我對此深有同感，今天回想起來，才知道這種血氣的愛膚淺盲動而且自義，當然不可能去愛不可愛的人；愛國愛人的動力不從永恆而來，民運的路當然也就走不下去了。

三一真神：有位格的真理

就在我對科學與民主的憧憬先後覺得失望至極的時候，神讓我第一次謙卑下來，參加了費城的一個國際學生查經班。這對當時的我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打從到了美國，我的一大疑惑就是科學在西方如此發達，基督教怎可能還有市場。記得有一回在一個家庭舊貨的自賣攤上，我隨手打開一本厚厚的書，書名赫然是系統神學。當時不覺笑出聲來，心想人也真是聰明得可以，能把一個不存在的神講得煞有介事不說，居然還寫成皇皇巨著，實在不可思議。（反諷的是幾年之後，我卻進了神學院攻讀系統神學。）

那時查經班恰好在看創世記。讀到神按祂自己的形像造人時，我受到極大的震動，當年最痛苦的經歷再度襲上心頭。原來按著良心追求真理，是每一個人不可被剝奪的神聖權利，這權利一旦遭到封殺，人就會倍感屈辱；這是因為在人裡面有神高貴的形像，放棄這形像無異於放棄作人。一言以蔽之，人最神聖的權利為什麼不能被侵犯？因為神的形像不能被扭曲！我過去求索民主的根基而不可得，是因為接受了進化論對人類起源的解釋：在進化論中，人從猿猴演變而來，完全出於偶然，並沒有任何不可缺少的價值可言。聖經卻肯定人的價值，因為造人的神有價值；每一個神所造的人都被賦予了極尊貴的權利，正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說「人人受造平等，且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民主的精髓便奠基於對這權利的尊重與保護。

這個發現令我好生感慨。從孔夫子推崇聖賢治國，到柏拉圖主張由哲學王統治人民；從希特勒叫囂「亞利安人至上」，到馬克思聲稱「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人總是根據人類存在上的表面差別，將人分成不同價值的群體，從而為專制統治提供有力的論據。我百思不解的是：為什麼偏偏倒是聖經這本基督教的古老經典，卻能藉著人為上帝所造的說法，替民主價值的來源給出如此奇妙、卻又神聖無比的解答呢？聖經的話究竟能不能當真呢？但若當不得真，民主不但在理論上缺了最重要的根基，而且就歷史的觀點來說，現代意義的民主在西方也不可能發生。想到這裡，我不但在情感上親近了基督教，甚至理性上也對它多了幾分認同，於是開始認真地參加到查經班的活動中了。

儘管我興致勃勃地持續參加查經班，腦子裡根深蒂固的無神論思想卻揮之不去。別人看我態度不錯，以為我快決志了，有一次就在未徵求我同意的情況下，安排我和一些基督徒輪流禱告。我挺憤怒的，覺得自己是個堅持原則的人，用理智討論問題可以，叫我當傻瓜對著空氣說話免談！會後他們憐憫的眼神更令我受不了，覺得回報這種心地雖善良腦筋不清爽的基督徒除了敬而遠之，實在別無他法。這麼一來，我與神初次的接觸也連帶結束了，因為神對那時的我，只不過是宇宙間最高真理原則的代名詞而已。

奇異恩典：祂為我死 我為祂活

想不到就在我因著不信禱告的事離開查經班之後，行奇事的神卻另闢蹊徑，使我太太經由向祂禱告的途徑進入了教會。事情是這樣的：當時一莉與我的關係持續緊張，甚至到了兩個人都考慮分手的地步。八九年底，我們移民加拿大的報到時限臨近，我可以用博士論文尚未完成作為理由推遲報到，一莉卻必須如期前往。這使她很煩惱。她知道這麼一別，也許就是婚姻休止的前奏。一方面她想遠走異地，堅強地獨自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她卻無從著手，連報到都不知往哪裡去才好。講實際的她，這時就在實際中遇到很大的困難，真是心亂如麻。

那年感恩節，一莉八十多歲的姨媽遠從加州薩加緬度專程前來。整整三天的時間，老人家都在講神怎麼帶領她，又怎樣在幾個關鍵時刻垂聽了她的禱告。姨媽殷殷叮囑我們都要接受耶穌基督為主，有什麼困難就向主禱告。一莉當時雖以「予健是去查經班的」胡亂敷衍過去，但是福音的種子還是悄悄種進了她的心田。

老人家回加州之後，一莉有天正不勝煩擾之際，忽然想起姨媽的話。她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坐下來禱告說：「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請你在加拿大幫我找個工作。最好在溫哥華，而且不要有面試。」因為她屬意溫哥華，同時對英語沒信心，害怕面試。履歷表發往加拿大各大學，有的沒回音，有的說暫無缺額，有的要她先去面試；只有溫哥華的卑詩大學(UBC)打電話來，說是決定雇用她到生化實驗室工作，並且不需要面試。

一莉在中國學的是石化專業，到美國後只修過幾門課，並沒有拿什麼相關的學位。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講給美國的同事聽，大家都說溫哥華謀職真是太容易了。等一莉九零年春到了溫哥華，有基督徒來接機，當天就把她帶到查經班。聽完她的自我介紹，在座的人都表示不可置信，說：「我們這兒就有好幾位生化碩士都得不到這份工作，怎麼偏偏給了遠在美國東岸的妳？」那時一莉才知道原來在加拿大求職比美國還難。她不由得想起自己早先的禱告，以及禱告結束時對神的承諾：「如果你答應了我的祈求，我就信你。」

一莉抱著還願的心理，開始來信友堂聚會。起初雖然聽起道來不知所云，但是規律地聚會了一段時間之後，生命還是有了變化。她開始下決心挽回我們的婚姻，於是常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溫哥華有多好，她多麼希望我過去，甚至還說幫我在UBC聯繫好了工作。一莉這麼一改變，使我有了深深的觸動，因為我實在並不想面對家庭的破碎，想想先到溫哥華來做一段時間的博士後研究也好。就這樣，因著神奇妙的安排，把我從費城帶到這裡，不但拯救了我們的婚姻，更拯救了我的靈魂。

我隨著一莉來信友堂時，溫哥華地區新成立的中國留學生查經班剛好也在信友堂聚會。感謝主將我再度帶進查經班，因為經過一番折騰之後，我的心已經不再剛硬，此時讀起神的話語便覺有如甘霖，滋潤了我久旱的生命。有好長一段日子，我不由得整夜整夜地閱讀聖經以及從查經班借來的屬靈書籍。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十一 28）這話使我潸然淚下。幾十年來，我總是「眼在追求，心在漂流」，擔子越背越重，何曾有過安息？過去聖經頂多證實了我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求有其神聖的根據，但如今聖經卻向我指出造成這種求而不得的痛苦，其根源乃在於我自己的罪，而這一點我過去何曾看到過？在聖靈的光照下，那真正的我就是一個十十足足的罪人：所謂為人正派，只是不敢去作大惡而已；所謂獨善其身，其實是連小善也不甘向人行的藉口，這樣的我如何奢談追求真善美呢？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三 23），是罪使我完全瞎了眼：第一，看不見我追求的目標正是被世界的罪所扭曲的目標，共產主義如此，科學主義和世俗的自由民主觀何嘗不是如此？我捨本逐末，難怪至終成了歧路亡羊。第二，我看不見自己在這些追求背後，其實包裹著一顆自私自義的心；剝去了科學民主美麗的外衣，內裡只剩下今生的驕傲，努力的動機不外乎為了傳揚自己的名。就像聖經裡那群人，以為把磚燒透了就可以造出通天的巴別塔；在神看來，「欲與天空試比高」恰是人最大的罪，因為它蒙蔽了自知之明，阻絕了與神和好的機會。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 十七 3）為此祂準備了我一生：祂先使我絕望於共產主義的理想，繼而粉碎了我對科學研究的頂禮膜拜，最後甚至使我在民主自由的吶喊中陷入了困境。就在心力交瘁、再也無路可走時，神讓我終於明白真正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就是認識祂。在進入救恩之門的那一刻，我卸下勞苦的重擔，經歷到重生的狂喜。

感謝神讓我成為這一代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讓我和他們經歷了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過程。祂這樣準備我，不但是為了拯救我，給我永恆的應許；更是為了差遣我，讓我成為中國福音禾田的一名工人，將救恩的福音帶給許多來自中國、心靈飢渴的知識份子。我這輩子若不被神用怎麼行呢？從讀神學到牧會的這七年間，我經常有機會到各處佈道。許多人向我表示，我的得救見證對他們的信主有所幫助。不堪如我，連過去曲折破碎的經歷都能蒙神恩待使用，誰說耶和華不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的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