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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20
教會史話20 該撒歸主
羅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的悔改信主,在教會歷史與歐洲發展史上,都是關鍵的轉捩點。
康士坦丁稱帝
康士坦丁出生於主後274年,其父是康士坦丟(Constantius),其母為何連娜(Helena)。康士坦丟為政治前途,於292年離棄何連娜,另娶西部皇帝麥克西勉之女為妻;其子康士坦丁被送至皇帝戴克理先的宮廷學習。康士坦丟於293年出任帝國西部的副皇帝。當戴克理先在303年,對基督教會展開全面大逼迫的同時,統領高盧(法國)、西班牙、不列顛的康士坦丟並未嚴格執行,只是摧毀教堂,並未處死信徒。
主後305年,康士坦丟晉升為帝國西部皇帝,加列流登基為帝國東部皇帝。那時,康士坦丁已是加列流宮廷中的名將,智勇雙全,本該出任西部副皇帝,但是加列流百般阻撓。雖然康士坦丟多次要求讓其子回到身邊,始終無效。之後,康士坦丁終於排除萬難,逃回西部,與父親一同出征不列顛。當康士坦丟於306年7月25日死於約克郡時,部下就擁立其子康士坦丁為帝。
康士坦丁原來與其父一樣,信奉太陽神。後來在皇室中,受到一些基督徒的影響。康士坦丁同父異母的妹妹,名為雅那他施(Anastasia,「復活」之意),即顯明了其家族對基督教頗具好感。當康士坦丁於306年即位之後,亦如其父,並未嚴格執行逼迫教會的政策。其母何連娜也恢復尊榮成為皇太后,並熱心維護基督教。康士坦丁受母親之影響,對基督教產生好感。
墨爾維安橋之役
康士坦丁悔改信主的經過,在教會歷史上是頗為膾炙人口的。史家優西比烏(Eusebius,巴勒斯坦該撒利亞的主教)的名著《康士坦丁生平》中,記載了康士坦丁之親口見證。另外,拉克坦提(Lactantius,小亞細亞的尼哥美地亞的修辭學者,康士坦丁宮廷教師)的著作《逼迫者之死》,也記述了事情發生的經過。
主後312年,康士坦丁領軍越過阿爾卑斯山,攻入義大利,要與統領義大利與北非的對敵馬克森提(Maxentius)一決死戰。康士坦丁孤軍深入虎穴,馬克森提大軍駐防羅馬以逸待勞,看來佔優勢的馬克森提勢在必勝。馬克森提本應固守在「奧熱良圍牆」內,但是他選擇出來背水一戰,背着台伯河與康士坦丁決戰。馬克森提出此下策,原因是他在羅馬城內,未贏得民心支持,所以決定領軍出城,在墨爾維安橋(Milvian Bridge,橫跨台伯河)之前,與康士坦丁決戰。結果馬克森提戰敗而逃,溺死河中。
民眾都知道康士坦丁獲勝乃是天意,羅馬元老院為他豎立的凱旋拱門(存留至今),上面刻划著馬克森提的軍兵淹斃於河中。刻文說明康士坦丁的勝利是「神明的幫助」,然而他們所指的是「無敵太陽神」。但是,基督徒都相信這完全是神賜給康士坦丁的勝利。康士坦丁自己也深信這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神使他得勝。
「靠此得勝」
優西比烏記載,康士坦丁親口告訴他說∶在領軍進入義大利之前,康士坦丁就已經看到異象「十字架橫跨在正午太陽之中,上面寫者「靠此得勝」。這大概發生在311年秋季抵抗入侵的蠻族(法蘭克人)之役時。拉克坦提記載,在312年「墨爾維安橋之役」的前夕,康士坦丁在夢中獲指示∶在軍兵的盾牌上漆上XP(the Labarum)的記號(X[Chi]P[Rho]是「基督」希臘名字的代表字母,見圖1),並將此記號與十字架作為軍旗。康士坦丁靠此扭轉劣勢,獲得決定性的勝利。
關於此異象與異夢的記載,後世有人提出猜測性的質疑。然而,康士坦丁自311年起「靠此記號,不斷得勝」是不容抹殺的事實。康士坦丁自315年起,將XP記號鑄造在錢幣上(圖2),可見其重要性。Labarum成為羅馬帝國軍旗的標幟。後來當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即帝位時,他一反傳統想除滅基督教,下令廢除Labarum。此軍旗明顯代表信仰基督,是眾所周知的。
初信之時的康士坦丁
雖然康士坦丁深知自己的得勝,乃是拜基督教的上帝所賜,但這並不表示當時他對主基督的信仰是清楚確定的。因為當他凱旋進入羅馬城後,仍然接受羅馬神教大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的名號。他所鑄造的錢幣上,仍有太陽神的圖案。可能當時他並不認為基督教信仰,和他原先所信奉的「太陽神」有任何衝突。另外,他的臣民中有許多仍是異教徒,為了不觸犯他們,就暫時保留這些偶像標。
「太陽神教」是當時最流行的異教信仰;根據特土良的說法,許多異教徒以為基督徒是敬拜日頭,因為基督徒是在星期日聚會,且向東方禱告。一般民眾很容易將基督教與太陽教混為一談,這可從第五世紀羅馬主教利歐(Leo the Great)的講章中看出∶他責備有些迷信的民眾,站在聖彼得教堂的台階上向太陽致敬,然後才進入教堂崇拜。
康士坦丁在初信之時,對基督信仰的認識不夠清楚;並且他一直未領受洗禮,直至臨終前病榻上才受洗,因此有些人懷疑他信基督教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自他313年以後的書信看來,他認為自己是基督徒是無庸置疑的。從他後來所做的一切事情來看,他深知自己是基督徒皇帝,要盡責保護教會的合一。
至於他臨終才受洗,那是當時的一般習慣作法(持續到主後400年),特別是執行死刑流人血者(例如軍人官員)。他們認為受洗可洗去受洗之前所有的罪,而洗禮不能重複,所以將洗禮延後至臨終前,以保證自己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另外,延遲受洗的原因是,受洗之後必須認真活出洗禮所表明的責任。所以,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是情有可原的。
康士坦丁善待教會
康士坦丁並未在其任內定基督教為國教,可能是因「米蘭諭令」容許帝國境內宗教信仰自由,且時機尚未成熟,許多權貴臣民尚未歸主。基督教成為國教,要到皇帝提爾多修(Theodosius)在位時(379-395)才實現。但是他特別優惠基督教會∶他撥款印刷聖經,建造教堂(羅馬的聖彼得與聖保羅堂,與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與伯利恆的聖誕教堂);他將皇后宮殿給予羅馬主教,作為座堂;每年國稅撥款巨額給教會做慈善事工(叛教者朱利安廢止後,繼任皇帝再恢復至原有的三分之一,仍是非常可觀的數目)。
康士坦丁更致力於將基督教理念付諸實行∶立法保護兒童、奴隸、農夫、囚犯。例如他在316年立法禁止在囚犯臉上烙印,理由是因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創造。他在321年頒佈法令,規定法庭在「可敬的星期日」公休(除了為要在當日釋放奴隸之外),星期日不可勞力,除了農場上必要的工作。他也將原來的生活周期,更改為「六日工作,星期日公休」,使星期日成為基督徒敬拜之日,也是安息之日。顯然,從康士坦丁主政起,基督教會與羅馬政府的關係否極泰來,受苦的教會成為帝國的新貴。
康士坦丁統一全國
康士坦丁的信主與善待基督徒,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的作用。東部皇帝理吉紐是異教徒,雖然他與康士坦丁在313年共同頒佈米蘭諭令,寬容基督教信仰,但是一國兩君,勢難兩立。兩雄相爭互相猜忌,終於在314年兵戎相見。戰敗的理吉紐被迫放棄四分之三的領土。
帝國東部的基督徒當然是心向康士坦丁,理吉紐擔憂人心思漢。康士坦丁又與帝國東鄰「亞美尼亞」(已經成為基督教國家)結盟,使理吉紐背腹受敵。在319年,理吉紐因遷怒於心向康士坦丁的基督教會,開始在亞西亞與埃及恢復逼迫。他從宮廷中排除所有的基督徒,規定軍人必須拜異教神明,禁止京城內的一切教會活動,違者撤職抄家或處死。
當理吉紐惡待靠近「亞美尼亞」邊境的基督徒,禁止他們開地區會議,又開始逼迫教會時,康士坦丁就出兵征討理吉紐。在324年兩次陸戰與一次海戰之後,康士坦丁徹底擊敗理吉紐,理吉紐戰敗投降獲赦。後來理吉紐因涉嫌謀反,而遭處決。康士坦丁從此統一羅馬帝國的天下,教會在帝國東部所受的逼迫至此告終。他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信徒,恢復信徒的權利與財產。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也鼓勵臣民皈依基督教。
政教合一的影響
當基督教成為皇帝的信仰和帝國的新貴之後,對教會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反而帶來了禍害。大批民眾湧入教會,這些原是拜偶像的人,學了粗淺教義之後就受洗加入教會。但是他們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仍是異教迷信。這些掛名的信徒充斥在教會中,追求政教結合的利益,導致了教會開始世俗化。因此有人說∶羅馬帝國腐化了基督教,帶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從另一方面來說,羅馬帝國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帶來社會制度的改革,與真正的中興。基督信仰更新羅馬文化的實例,可從尊重生命與人權來看∶原來希臘羅馬社會盛行「棄嬰」惡習,將遭棄者(多半是女嬰與殘障者)棄置於垃圾堆等地。這些嬰孩不是餓死,就是被奴隸販子撿去養大,出售為奴隸或從事不正當職業。只有基督徒是不丟棄嬰孩的。
不但如此,基督徒經過路旁,聽到棄嬰的哭聲,就將他們抱回家,養育他們成為基督徒,這在歷史上留下佳美腳蹤。羅馬帝國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就漸次立法以減低「棄嬰」風潮∶首先由國庫撥款養育兒女的津貼,又採取妥協的過渡方案,容許父母出售兒童,以免他們遭棄。帝國又立法保障婚姻的神聖,保護措施也包括了奴隸與動物。
結論∶「該撒歸主」
從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到他於337年離世,是教會歷史上的關鍵時期。他是羅馬帝國第一位歸信基督的皇帝。在他任內,教會與羅馬帝國的關係產生了巨大改變,影響了後來中世紀的「政教關係」,直到今日。康士坦丁在325年以皇帝的身分,在尼西亞召開了教會歷史上第一次的大公會議,影響後世深遠。
對於康士坦丁所作所行,後世史家有不同的評論,褒貶參半。但是對於當時的教會而言,康士坦丁的確是上帝的僕人,受差來保護教會的君王。康士坦丁本人也是自認如此。他曾經在主教會議上說∶「你們是教會之內的主教,我是上帝所設立,作為教會外之人的主教」。他離世後,被東方教會封為聖徒,稱為「眾使徒同輩」(peer of the Apostles)。
「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太》22∶21)。到了主後第四世紀,該撒(羅馬皇帝)不再敵擋上帝,終於歸主,因為該撒本來就是在上帝的主權下。感謝神,完全是靠着 的恩典,康士坦丁成為「神的僕人」(《羅》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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