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文化余民---當代文職和文責的再思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com/article/list.asp?id=1111

全文摘要

　　 　　 本文以宗教界和社會學的語境，視文人學者為時代之文化余民，並就這些敲異鼓、彈異曲、唱異調、走異路、倡異議的文人學者作本體性的再思和反省，旨在確定他們的文職和文責，以喚起國人對這些余民的尊重和敬愛。此外，亦借着文人文職和文責的自我辨識，來肯定文人解讀和詮釋歷史傳統的任務，以及他們在當代文化中的身份和位份---為時代的曠野呼聲、民族精神的導師、思想的雕塑家和道德的警鐘，來傳承和發揚文明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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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民」（Remnants）一詞有時稱為「散民」（Diaspora）在宗教界和社會學的研究里甚為普遍。一般來說乃指着社會中帶有消極的積極性小群。他們有如黑暗中的微弱光輝，絕望里的些微盼望，寒冬中的苗圃，饑荒中遺存下來的麥種，又如疾風中的勁草，大樹砍下後餘下的木不，是僥倖不滅的生機。直截了當的說，就是指那些因着特殊情況，自然生態中僥倖遺留下來的一小撮數目的人；他們是落擇被棄的人，但竟是天定的命根兒，為生命的延續和生態的平衡存留了下來。從宗教信仰的觀點來說，就是指那些神所揀選，所扶助，能持住真理信仰的人。是日後真理和信仰傳承的命根。這些人雖逃散各處，但只要有他們的存在，那怕就是一切都滅絕了，只要春風一吹，就會有再生的必然。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歷史沿革和演變中，這些余民常被視為棄民異類，被視為時代進展和變遷中的邊緣族群，是當前文化和文明的渣滓，有待淘汰、衝去和遺忘。許多時候，它也只是日後文化和文明神龕里的神牌或博物館裏的雕像，最多也只是作為後人追悼的悲嘆對象。殊不知這些人竟是文化和文明的支柱和傳承的苗種，應受珍惜敬重。

　　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余民只要對自己的根有所辨識，對自我存在的意義和使命有所覺悟和肯定，他們仍然是當代存在的詮釋，也可在日後的解讀中被再次發現。關鍵乃在於當他們被邊緣化，被忘卻和在政治、文化和文明歷史的巨輪的傾軋的過程中，有否留下一些軌跡。古今中外那些鐵筆陳述真理，錚骨固守操行的文人學者 就是這類的余民。他們真正是為人類文化和文明留下了一些墨寶筆跡、思維內涵，待人發現和解讀。這也正是說明他們盡了文職亦負起了文責。本文的目的乃以宗教和信仰的情懷，更盼望從基督教的神學觀點來思考中國文人學者在當代文化和文明中的使命，並以宗教和社會余民的情懷為語境來探討文人學者，特別是基督教文人學者的社會性和民族性的文職和文責。作為我們對當代文化和文明挑戰的領悟和響應，切望本文可喚起國人對這些人的敬重。此外，亦盼望可藉此挑戰文人的自我辨識和他們對文職和文責的尊重和實施。 　

　一、 文職的歷史性回顧和反省：

　　人類的歷史，不論從文明或文化的觀點來看，都是人類存在在時間和空間演變和進展過程中的記實和寫照。然而這些記實和寫照之所以被稱為歷史，誠然是因為它不僅有文字和文字的記載，更是在於它有了對記載文字的解讀和詮釋。換句話說，人類文明和文化的進展，除了需要有人在存在中的奮鬥外，還得要有（文）人將這些奮鬥的過程經歷和成果記錄下來，做些批註，傳承後世。而後世的人也只能借着這些記錄文字的解讀或再解讀，詮釋或再詮釋，來了解人類生存的意義而傳承和發揚文明和文化。所以說，沒有文字和文人的文字應用，就沒有文明和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更沒有意義和意義的商榷和審核；這一切正是文人職務的核心所在。

　　一般來說，文人的職務常被定位於記實、載道，思考、解讀和詮釋，來識定人類文化的閱歷典籍，發揚真理、傳承文明和文化，促成前人後人，近處遠處人類文化的交流。從歷史性的記實載道，抒情性的詩詞文學，迷思性的散文小說，藝術性的建設創作，科學性的實驗記錄，政治性的理想學說，時事性的激憤離騷，事態性的不滿批判，社會性的道德關切，民族性的思想建設，甚至宗教性的宏道宣揚，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外是文人在面對時間巨輪推進和思維挑戰時的必然反應。這些反應是嚴肅的，隆重的，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從宗教的觀點來說，這是先知使命的肯定和實現，是一種神聖不可抗拒的洪流，叫人忍不可忍的發言。總之，文人是否謁盡文職，只能在他們思考和言論以及對人類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或他們所遺下來的文字傳承中得着肯定或否定。受人尊崇或被人唾棄。是文人的榮幸，可也成為文人的悲劇。

　　思考一下歷代以來中國文人的經歷和下場，文人在民族文明和文化推進的貢獻雖是不可磨滅，特別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文人確是社會更新和革命思想的苗種，是真理的旗幟，是暴政的對頭和剋星，是公義的導向，是冤屈者的出口，更是強權的威脅。然而多少可惜、文人手裏所持的畢竟只是筆桿，不是槍桿，加上骨子裏的正氣正受着無名奴性的憋逼，結果竟然成了無力發揮思想的政治強權下和商場狡奸中的寄生蟲和傀儡。正為着這個緣故，當權在位者亦會順手推舟的借着思想改造，利誘勢逼，將文人整的服服帖帖，逼他們為斗米折腰，為生存失貞，臣服強權，賣文維生，投機取巧，成了政治的傳聲筒，出賣同僚，賣身賣藝，淪為伴伎，再淪為妓，終淪為娼，失盡天職，敗壞良知，斷擋精英，真是令人悲痛。

　　近幾年來，文人學者下海，實有爭先恐後之態，叫人驚心膽慌，能守節自重，竭盡天職者真如鳳毛麟角，凡膽敢直言尚善至雅者，被邊緣化，有如聖經中早期先知，成了時代余民：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等磨練、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受試探、被刀殺、披着綿羊山羊的皮、各處奔跑、受窮乏、患難、苦害、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本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聖經：希伯來書11:36-38），誠如一群余民！ 　　

二、 當前文責的本體性反省

　　文責與文職不同，文職在於實務，文責在於文人對使命的覺悟和使命感的本體性響應。從本體性的思考來說，文以載道必然是出於文以記實，而文人之為文人不單在於他能對事理、歷史和典籍的解讀，更在於他能在解讀的過程中加以詮釋，並借着解讀來詮釋當今世態和事理，這正是文職和文責之別，也就是事務和本體使命和責任的分別。從事科學的是如此，從事文學的也是如此。 　　近代詮釋學的辯論常繞着文本文脈，作者讀者語境等命題討論，一般都以真理為主觀和主觀體驗的檢驗為基本關切。誠然是忽略了真理的宇宙性和客觀的絕對性關切，文人也因此將文責的本體性關切轉移到沒有客觀標準的相對性和功用性範疇里了。其實文責的本體性基礎應有下列幾點關注：

　　1. 文字和記實的真理精神的本體性關注：

　　 人類的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思想和精神的有形表態。表態雖是因時因地而異，但其實意竟是超越時空而相近相通，文人情結背景可以有所不同，但他們的精神和終極關切實是沒有異別。這也就是為什麼從事社會、宗教、文化、科學、甚至政治哲學的文人學者，雖有不同立場，但仍可在思想精神上相通、對話。其實，文人之所以能憨直忠貞，從容就義，不肯就範，都未必在於各人情操，而是在於其能知天命、受天托，並肯盡其巫職 （文職）。因為文人一旦知天命，不論來自經驗感受，觀察檢驗，反省響應，或創意體會，都會挺身昂首的響應。如老邁的加利略、公審退庭時仍喃喃自語：「地仍在動」。沒有這種氣質他們會淪於失責，與狽為奸，只知娛人，淪為娼妓，與惡合污，離卻永恆真理，困於眼前短見愚妄，喪失純全完備的高雅品德。

　　2. 歷史和傳統託付的自覺

　　 基督聖經宣稱教會（神的選民）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人類歷史中，文人之於民族文明何嘗不是如此。換句話說，文人正是真理和民族精神的受託者，而真理的實證表現乃在於真理在歷史和傳統中的具體作為和運作，這些作為和運作都是借着文人的忠貞作為存留人間，也在文人對文明和文化的解讀和詮釋使歷史和傳統顯得更為燦爛。這正是文責的高峰表現。為此，文人對歷史和傳統應有託付性的自覺，這自覺也可在下列數項中顯明出來： 　　a. 歷史和傳統的體會和擁有：

　　 文人雖可能被潮流邊緣化而成為文化余民，但他們絕不是無業遊子，更非沒有歷史傳統的浪子。其實人類的悲劇莫過於無根樹苗，從活人之地被剪除（聖經，以賽亞書53章），文人之歷史和傳統使命乃在於他能盡其歷史和傳統的傳承和解讀，藉此體會既往，肯定現在而嚮往將來。其實，人類的歷史若非以血寫成，必是以淚寫成，在歷史的延續和重演中，人的經驗當然離不開淚和血悲劇的再現。文人也就不能不在真實的體會和體驗中借着本體的思構或想像的虛構去體切這些悲痛的傷痕，因為沒有悲痛的精神，人就不能面對歷史，也不能解讀歷史，更不能維續傳統。文責使命也會隨之丟失，為此文人應在歷史的解讀和詮釋中體會歷史，擁有傳統，成為歷史和傳統的柱石和根基，穩定將來。

　　b. 與歷史和傳統的不斷攜手和對話：

　　 人類的特徵之一乃在於有歷史，更在於能與歷史攜手（engagement）和與歷史對話（dialogue）。攜手和對話是人類歷史自識的起步和步伐的維續。攜手和對話的具體表現就是回憶與參與。歷史的價值乃始於歷史的從實性，這樣，研究歷史的人在解讀和詮釋歷史時才會有起碼的根據和制限，這制限更在研究者對真理的渴慕和追尋中得着配合而將人提升到貼近真理的地位。這也正是為什麼當日本極端軍閥主義者企圖竄改二戰丑孽歷史時會激起公憤的基本原因。因為歷史一旦離開了真實情理，那麼人的回憶就會變為臆測，這樣就再也無法與歷史攜手，人也不能參與歷史，不能與歷史對話；歷史和傳統也會因此斷了層，成了虛妄。為此文人的使命就是建立和保衛這關鍵的環節，認真的委身歷史和真理的從實性。

　　其實政客和政治家的基本分別正是在此，就是在於他們對歷史意義的辨識和肯定。政客可以藐視歷史，捏造歷史，迫害歷史，但至終會被歷史的巨輪軋碎而滅歿。文人的責任和使命就是促進民族對歷史的回憶和肯定。歷史和歷史的解讀越正確，回憶就會越確實，人也就會更接近真理，因為回憶的目的不是為恨或恨的延續，而是借着追源知識來肯定善的美和惡的丑，以促進人類與歷史傳統的對話，並在對話中得着反省和再思的美德，回歸真實，得着堅定，更新傳統。這樣一來民族和民運亦可有所傳承，發揚光大。

　　c. 歷史和傳統的創意性延續：

　　歷史和傳統常被視為供人觀賞的木乃伊。雖然一般人會以古為鏡來鑒今，但他們究竟對歷史的理解也只止於其功用價值，未必能會有興趣於真理的致知和明理。其實深入一點來看，歷史乃是人類總體生命的有機產業，這產業是各時各處人類對存在解讀和詮釋的遺產，也是承先啟後的生命延續。此外歷史的研究和反省可以增加了文人的憂患意識，也可激起文人憂國憂民的情結，使他們在這情結的有機體驗中響應歷史的呼聲，來參與了歷史呼聲創意性的正義體會和伸張；將人類的思想精神帶到脫離庸俗的惰性，進入創意活躍的狀態，嚮往未來。這也就是余民在巧當的時刻中所應負起的積極性使命。

　　近日來中國文學，藝術界的悲切共感不外是夢的或缺和理想的冥沒。文學作品亦常因在無夢的實情和描述中逐漸消失。無夢的嬰兒成了文化的棄兒。其實當文人不再與歷史攜手時，怎會有夢，怎會有傳統和民族精神的魂魄。這麼一來文人的天職事業終會淪為為生存搏鬥的技藝職業，除了日復一日在純物質文化，銅臭斗室中消磨外，還談什麼創意理想，什麼文化、文明、信仰真理、輝煌將來。這是余民的暴斃和滅絕，是文化的斷層。

　　3. 小結：

　　 本段乃從文責的本體性反省和通過對文職與文責的甄別，確定了文責的本體性意義不但在於文人研究著作成品和成品的效能影響，更是在於文人對真理的體會驗證、領悟和傳遞。在完成這些職責的過程中文人應關切文字的真理精神，並對歷史和傳統託付有所自覺，才能在生活中體會歷史，擁有傳統，可與歷史攜手對話，才能造成歷史和傳統的創意性延續，謁盡天職，將人類帶入將來。 　　

三、 文化余民的身份和位份：

　　文人為文化余民，其生活型態常被誤為敲異鼓、彈異曲、唱異調、嘆異境、倡異議、走異路，難與群眾苟同合流。一般來說，這些人存在的結果，除了激憤、埋怨、離騷、抗命外，所留給後世的除了一些正義枯骨，只是一些文字和人記憶中的美談。然而這一切還得有後代相繼余民的解讀和詮釋。真是落得這麼悲慘。但是歷史的印證竟然給我們看到，落擇之筍之成竹，漏網之魚之成龍，正是這些人的寫照。所以只要文人能肯定自我的余民身份，就必可在位份上得着肯定，更可在文化文明中盡天職，成忠孝。文人余民身份角色大略有四：曠野的呼聲、時代的導師、思想的雕塑者、道德的更夫。

　　1. 時代的曠野的呼聲（A cry in the wilderness）

　　 余民雖非棄民，但竟因其與眾相異而不居市井、不衣細麻、不食常谷。聖經中的施洗約翰乃實例之一。他居曠野、衣駝皮、食蜂蜜，形如怪人一個，但他的魅力乃在於他有信息。在今日市場經濟的社會中，群眾肯定信息在所必須，信息永是跟着群眾跑。然而先知的本色永遠是信息創造群眾，只要有信息，就會有呼聲，喚起群眾的良知。那麼就是在曠野，也會有群眾的追隨。因為信息發自真理，不是出於常情。

　　 文人之身為文化余民，並非自擇，乃因落擇。在宗教里這稱為呼召。有了真理（神）的呼召，就必然有感動和行動。先知之所以離市井，非因怪癖，乃因必然。他是被道所擄掠，生命沉浸在真理和正義的酒醇里，情不自禁，離俗歸真。他的生命和生活不再是具體形式，而是無形的聲和音，他的生活情境，就是市井鬧區，乃是形如曠野，讓人看到「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更讓人體悟道的真切和呼召，不再奴役於功利名祿，而歸向真神，做神僕役，為天行道。

　　2. 民族精神的導師（A pedagogue of national spirit）

　　導師一詞因地而異，希臘文化中之導師（pedagogue）含義深晰，乃為兒子啟蒙教導師傅，準備孩兒作為承受父業之嗣子。在中國文化中，有如呂不韋之於嬴政為仲父之位。文人文責亦形如時代導師，其要務職責乃為當代文明文化準備民族菁英。身為導師，乃得與民共食共眠，共活同行。文人之失敗常在於藉離俗之名深居象牙塔內，言不切實，語不實際，只有理論沒有行動。為導師者雖居深山，但卻能深入民間，關心民運，體切民情，體察社會脈搏。因此他能啟蒙人民，開發民意，誘導人民精神，傳承文化，訓導當代的人成為人類文化文明財富的子嗣，承受父業。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讓新一代走出文化的狹隘和困圄，成為宇宙公民，文化人（universe citizen , A cultured man），能在整個民族中成為民族精神的支柱。 　　3. 思想的雕塑家（A Sculptor of the Mind）：

　　 文藝復興在西洋文化的貢獻不可消滅。該詞原意乃於文藝的再生；當代復興景象始於文人對前人文字和藝術的發現解讀和發揮。其基本信念乃在於深信人文精神正受困圄，有待釋放。此項可由米開朗基羅的作品窺探一二。米氏視一頑石時，冥思中體察石中有人，等待釋放，乃即着手雕刻，竟成塑像。有春、夏、秋、冬者，亦有曉、晨、暮、晚之雕像。個個形如活人，情意語境暢述不盡，真是令人叫絕。中國文人的詩詞，也有同樣果效，故有七言絕句之稱。這一切都是文人身份的寫照，他們借着自我的思考和文字的描述來挖掘和塑造民族精神，發掘後人思想，讓年輕的一代，經過思想的雕塑，更能表達創造和自然的真、善、美和生命神聖的本質傳承後代。

　　4. 道德的更夫（A watchman of public morality）：

　　文人有如守更的人，深夜孤行，守夜打更，告知時令。在道德的領域中，起了更鐘的警世醒世作用。文明的推進在各個世代中都有危機時刻，這其中，有醉生夢死者，有道德淪落者，有品格喪失者，是民族和民族精神解體的時刻。當人類無目標，無絕對精神的向前奮鬥時，除了迷茫和失向外，還有什麼意義價值可言。這是後現代主義的景象，有文明而沒有文化，有科學沒有人品，有倫理而沒有道德。富有了但不高尚，有夢的幻想，沒有永恆的理想，還能潺潺自喜，得意忘形。這時文人的職責乃要敲起道德的警鐘，讓人知更知時，因為夜裏哭泣的盡頭是早晨歡樂的來臨（參聖經，詩篇30:5），但若無更夫，只怕早晨到來時，沉睡的人仍沉睡，哭泣的仍哭泣，那麼歡樂就是永不可及了的。

　　其實早晨並非更夫所帶來，文人也未必能創造新生，但文人確實可作蘇格拉底所述的「接生婆」，將新的思維引進時代，為新的生命景象剷平道路起催生的作用。更為這新生的嬰兒預備更好的道德和生態環境。 　　

四、 結尾的話：

　　各個世代都會有些被邊緣化的族群。雖然被邊緣化的人，未必都是余民，被遺棄而散居各處的人也未必就是散民，但很明顯的余民（Remnants）和散民（Diaspora）都帶有傳承和種子的內涵。所以雖然未必所有文人都是文化余民，然而只要文人一旦有文職和文責性的自覺，又能有知識分子的受託感和委身，能對民族危機有所察悟，又在歷史和傳統的解讀和詮釋任務上有所領悟和參與，激發憂民憂國的情懷，結合文化和文明，體驗民族悲劇，那麼他們就會發揮文人氣質的潛在魅力。這麼一來他們就是民族精神的資源，當備受珍惜尊重。因為余民和散民都是民族良種的攜帶體（carrier），只要他們仍能盡職責，終有黎明春曉時刻的再來。文化余民的特點乃在於他們所持守的余民本質和特色，他們本就是主流的根源，但只見他們的傲骨叫他們拒絕融入主流。這是因為他們的使命正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時代和文化的衛士，不能和潮流苟同。

　　正為這緣故，他們常在主流成了氣候時，他們被邊緣化，被拋棄成了余民；又在逼迫的過程中成了散民。但就是為着使命感的自覺和肯定，他們可以如治水的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如聖經中之烏利亞，為想即速歸隊而暫宿宮外；又如施洗約翰，做了黑暗中的明燈，曠野的人聲，目的都無非是為要竭盡余民之職，讓真理得着宣揚，正如基督教界的一句壯言：我們是為了信仰！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聖經，阿摩司書5:24）

　　印尼，萬隆神學院，2003年五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