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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34

出自基督徒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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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史話34 景教來華


從「以弗所會議」(431年)與「迦克墩會議」(451年)之後,《迦克墩信經》成為主基督教會的正統信仰告白。在羅馬與西方教會,利歐主教的《大卷》是蓋棺論定的正統信仰;但是東方教會仍然處於暗潮洶湧的光景。羅馬皇帝規定∶帝國全境的各教會都必須遵守《迦克墩信經》。所以,被「大公教會」定為異端的「聶斯多留派」在羅馬帝國無法生存,於是領袖帶領信徒東遷,在兩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與「波斯帝國」,凝聚勢力形成中心。

聶斯多留派的發展

主後433年「亞歷山大派」與「安提阿派」簽署「復和條款」,以結束東方教會在「以弗所會議」之後的分裂狀態。當時不少敘利亞的主教,不願定罪聶氏,就越過羅馬帝國邊界,來到波斯。波斯當地已經有許多基督徒社區。聶氏教派的思想訓練基地,是鄰近帝國邊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學院」,依照提阿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聶氏的老師)的神學路線辦學,頗具影響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學院。

當457年衣巴斯過世之後,繼任的主教是嚴守《迦克墩信經》者。艾狄撒神學院,失去了靠山,就遷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後來,此神學院成為聶斯多留派的大本營,訓練門生在「波斯帝國」大展宏圖。波斯諸王因政治目的(對抗康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支持聶派,波斯成為聶派的地盤。他們於498年召開會議,正式切斷與大公教會的關係。雖然對方稱他們為「聶派」,他們稱自己為「在東方的教會」(Church in the East)或「亞述(迦勒底)教會」(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為崇拜語言使用亞述文。

聶氏教派積極訓練差派宣教士向各地傳教。其宣教範圍廣泛,教區林立,涵蓋中亞全境(即中國所稱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遠赴阿拉伯,印度,韃靼,中國等地傳教。根據傳說,韃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紀時,有一位王歸信聶派,也承擔長老聖職,被稱為「約翰長老王」,引起西方教會的關注。印度的多馬派教會,據說是使徒多馬進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會,顯然他們後來依附了聶派,因為他們的傳統敬奉提阿多與聶氏,並且採用亞述教會崇拜方式。

好景不長,後來回教興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聶派在回教政府統治之下受到寬容,因為教主莫汗默德曾經受到聶派教士的幫助。聶派藉着納重稅而獲許存在,受逼迫時期較少,仍然持續興旺。聶派領袖,後來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聶派學者將希臘科學哲學文獻,傳遞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蘭文化在中世紀的發展。

後來「蒙古帝國」興起擴張,聶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統治,先是受到禮遇,不少蒙古人歸信;後來,蒙古統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歸信回教,除滅其他宗教,聶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紀末期幾乎被掃除淨盡。殘餘會眾逃難至庫德族山區與亞美尼亞,持續到現今。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驅離家鄉,流亡各地。「亞述教會」目前散居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美國等地。其共同領袖「大主教長」現居於美國的芝加哥市。

聶斯多留派進入中國

聶斯多留派的宣教士,在第七世紀進入中國傳教。在唐朝初期,西域諸國為「西突厥」與「東突厥」所掌控,所以在波斯的聶派,無法東來傳教。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東突厥為太宗差遣的李靖將軍所平定,西突厥聞風而投降唐朝。從此,由中國通往西域之交通得以恢復。西域諸國都遣使來華進貢,尊唐太宗為「天可汗」,與唐朝的關係日益密切。

當絲路打通之後,聶派的宣教士得償素願,前來中國。來自波斯的聶派,在中國被稱為「大秦景教」。根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藏於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文所記∶景教徒阿羅本(Alopen)於貞觀九年(635年)到長安傳教;唐太宗特派大臣房玄齡,以隆重國禮迎接於長安西郊。這表示景教來華已有一段時間,阿羅本待時機成熟之後,才正式進入長安。

聶派在中國取名為「景教」的原因,乃是「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景教碑文)。唐朝當時對外來宗教,都歡迎優待;對待景教,更是如此。朝廷禮遇阿羅本,唐高宗封其為「鎮國大法王」,在各州建立景寺。景教在歷任皇帝的愛護之下,迅速發展,景教碑文記述「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其興盛狀況,招來佛教道教的嫉妒埋怨。

後來,唐武宗在位時(會昌五年,845年),因聽信道士趙歸真之言,獲得宰相李德裕的贊同,基於政治與經濟的考量,下詔滅佛與其他外來宗教。景教受到牽連,教堂被毀,教產充公,教士被迫還俗,這使得景教來華210年之後,元氣大傷,開始沒落。880年的黃巢之亂,屠殺許多信奉外來宗教的信徒,景教經此教難之後,欲振乏力。此外,吐番國在唐朝末期興起,控制了通往中亞的絲路要道,阻斷景教傳教士的東來中國。傳教大業後繼無人,使得景教在華逐漸凋零。

景教在唐朝的傳教方法

景教在唐朝的傳教方法,是以「結交權貴,參與政治活動」為方法,並以「醫療傳道與救濟服務」為媒介。景教教士入華,一開始就打入上層,結交權貴,例如與房玄齡、高力士、魏徵、尉遲恭、郭子儀等高官,建立良好關係,以利他們的傳教。他們也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好感。景教徒曾為武則天效力,奉命出使西域;也為郭子儀大軍搜集情報;甚至為唐朝政府廣造奇器。

波斯醫學發達,善醫眼疾與痢疾;景教教士廣行慈善救濟,以進入下層老百姓中。根據景教碑文所云∶「廣慈救眾苦┅┅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醫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以社會救濟服務,做為吸引民眾歸信之法,成效頗彰。

如此「結交上層,普及下層」雙管齊下的宣教策略,為景教帶來表象的成功。好景不長,當唐朝覆亡之後,景教教士失去政治靠山,絲路又被阻斷,所以景教在中國中土幾乎消失,唯有在北方邊境民族中存留信奉者。

景教在唐朝的傳播,從太宗到武宗,共經歷14朝皇帝,長達約210年之久,到底吸引了多少信徒入教,我們無從得知。然而,景教並未在中國生根長存,在中土民眾心目中,景教仍是「胡教」(胡人所信的宗教)。從「景教碑文」與「敦煌石室中景教文獻」來看,所有被提及的教士之名,皆無漢人在內。可見景教教會,大致是受國外差會在人力財力上的支援,中國籍的教會領袖寥寥無幾,洋教的名號與色彩十分濃厚。

景教的本色化策略

景教在「教會組織,領袖培訓」上並未落實「本色化」,但是在「教堂布置,教義經典」上卻謀求與「中國本位文化」結合。首先,教會名稱,不以救主或福音來命名,乃採用典雅深宏的本色化名稱「景教」。優點是易於被中國人接受,但是卻遮蔽了「救恩唯獨性∶主耶穌基督是罪人得救的唯一道路,唯一聖名」。

聶氏教派的教堂,在傳統上沒有政治目的的擺設。但是在中國的景教教堂(大秦寺)將皇帝肖像畫在禮拜堂牆壁上;甚至在景寺中設立壇場,陳列皇帝五代祖宗遺像;還有皇帝提字的匾額。這些顯然是「教堂本色化」的結果,與佛寺道觀的外觀相似。

景教的教義經典,也顯出其「中國處境本色化」的強烈傾向。從「景教碑文」與「敦煌石室景教文獻」的遣詞用句來看,與佛教道家用語幾乎一模一樣。例如「景教碑文」所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上德」指「主教」)。對照景教文獻用詞∶天尊(天父),妙身,應身,澄身(三位一體的稱呼),分身(聖子降世),法王(聖人,先知),僧(教士,修士),僧伽(使徒),惡業(罪惡),修功德(祈禱,獻祭),果報(報應);顯示景教的教義是透過佛道用詞來表達。

造成景教經典如此譯法的原因,為了使用中國文化中流行的觀念用語,讓華人容易接受景教教義。大量的佛道用語,顯示景教教士與和尚道士一同合作翻譯經典。撰寫「景教碑文」的教士景淨,曾翻譯許多景教經典。《真元釋教錄》記載∶景淨與佛教的般若合作,翻譯佛經《六波羅密經》。從景教文獻中的用詞(如「真寂,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來看,一般老百姓可能無法分辨,來自波斯的景教,與來自印度的佛教,真正差異何在。

景教為了與中國的孝道傳統配合,為亡靈禱告。「景教碑文」記載∶景教一位主教名為佶和,「瞻星問化,望日期尊┅┅於興慶宮修功德」。這些證據顯示∶原本有異端傾向的聶氏教派,到了中國受了佛道思想渲染,神學信仰參雜變質,教規生活遂俗變化,甚至將皇帝畫像懸掛教堂之內,以供信徒崇拜。這也說明了為何在「景教碑」上所刻的「十字架」,是與「蓮花」(佛教標誌)、「浮雲」(代表道教)連在一起。總而言之,景教的「本色化」運動,最終成了「變色化」的犧牲品。

結論∶前車之鑑

聶斯多留派在唐朝時傳到中國,一般人稱之為「基督教第一次來華」。其實,嚴格來說,景教並非純正的基督信仰,乃是異端傾向的教派,又在中國變質變色的宗教。也許稱之為「與正統基督教有關的離異教派,第一次來華」較為公允。景教沒有在中國生根存留,乃是神的美意。

我們從景教在唐朝傳布的慘痛教訓,學到寶貴的功課∶

(1) 根據聖經的正統福音信仰,是教會安身立命的根基;輕看或淡化正統教義的教派,必然漸次遠離正道,成為極端異端。

(2) 基督的教會處於世界中,福音在墮落文化中傳揚,不可將「福音」與「文化」平起平坐,不可將「救恩的特別啟示(福音)」與「罪人對普遍啟示的回應(文化)」相提並論。聖經超越一切文化,審判一切文化,救贖改造文化。

(3) 福音的傳講,必須關連處境。所謂「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並非「處境掛帥,遷就處境,與處境妥協適應」,乃是「聖經真光照亮黑暗世界,指引處境中的罪人悔改歸正」。從古至今,許多打着「本色化」旗號的宣教運動,變成了「變色化」的混合主義。

(4) 今日的「慕道友導向」(seeker-sensitive),「現代音樂敬拜」(contemporary music worship),「新興教會」(emergent church)等運動,都或多或少步上「淡化正統信仰教義」、「趨向人本思想觀念」、「適應當代潮流」的路線。從鑑古知今來看,景教是我們的鑑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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