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37

教会史话37 从“主教”到“教皇”

论到早期教会的信仰生活，在当时罗马帝国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的。凡是不抹黑诬陷基督徒的人们，都承认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令人钦佩。例如第2世纪出名的医学家加伦Galen说∶虽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据是寓言故事，但是他们的言行，有时与哲学家一样真诚；他们不惧死亡，贞洁自守，崇尚道德，一点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学家之後。

教会是神子民的团体，是蒙召与世人分别出来的圣约团体。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荡度日的；但是悔改归正加入教会，都深信神在基督里已经洗净他们的罪。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後，又再犯罪跌倒了，特别是严重背道的罪，则应当如何处置呢？例如在大逼迫时否认信仰或向罗马神明烧香者，教会领袖应如何施行劝惩纪律呢？

认为应该严格劝惩以洁净教会者，如诺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後），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北非的多那派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後），都因为一般教会采取较轻的劝惩措施，或容让失节的主教继续任职，而离开大公教会另立门户。当然，问题的关键在於“教会治理”的领袖职分与组织架构。

众长老治理教会

教会在第一世纪是采取“众长老治会”。教会的领袖被称为“长老elders”。新约圣经说到教会中的治理者，有“长老”，“监督”，“牧师”等不同的名称，然而这些名称都是指同一个职分“长老”。这些名称在圣经里交替使用，例如《徒》20∶17、28；《彼前》5∶1-4。

神的子民由“长老”来治理，在旧约里就已经清楚记载。当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奴役时，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出》3∶16）。在摩西时代，“长老”是神子民的领袖与立约代表（《申》21∶19；《出》24∶1；《民》11∶16；《利》4∶15）。在士师时代，王国时代，以及被掳时期，“长老”都是民中领袖（《士》8∶14；《撒上》16∶4；《王下》19∶2；《结》8∶1，14∶1，20∶1-2；《拉》5∶5、9，6∶7-8、14）。两约之间犹太子民的历史，也清楚见证∶会堂是由“长老”治理的。

当主基督第一次来临时，福音书多次记载“长老”与“管会堂的”。虽然犹太人领袖在当时是如此腐败背道，但是他们仍然不敢废除圣经的“长老治会”制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时期，神子民团体的治理架构是一致的。新约中的使徒们，选立教会中的长老们，乃是根据旧约与福音书的背景。使徒并未创新更改从旧约已有的“长老治会”，乃是承继遵照圣经一贯的启示。

“长老治会”是由“众”长老治理，并非由“一位”长老独断行事。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原文是复数），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14∶23）。换言之，保罗与巴拿巴在各地每间教会里，选立众长老。同样，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讲话，说他们是群羊的“监督（复数）”（《徒》20∶17-28）；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称“诸位监督”（《腓》1∶1）；《雅各书》5∶14告诉有病的人，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们祷告。

众执事辅助众长老

地方教会中除了“众长老”之外，还有“众执事”（《腓》1∶1）。长老与执事是教会的领袖职分，长老侧重监督治理，执事负责执行慈惠事工。执事们遵行长老团的指示，执行财务与庶务的工作。在崇拜聚会与施行圣礼时，执事们也是众长老的助理。早期教会仿效《使徒行传》第6章，地方堂会有7位执事。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在第3与第4世纪仍然是普遍维持7位的数目；罗马教会则一直是7位执事。

执事团的领袖是弟兄们，通常是终身的事奉。执事团内由姊妹参与专门照顾姊妹们的需要，例如寡妇的实际生活照顾。後来到了第4世纪，在北非发展出“执事长archdeacon”的职分，由资深的弟兄担任，协调执事团的事工。由於执事们的丰富行政经验，後来就成为长老的储备人才，有许多执事後来升任长老。

总的来说，早期教会从初代到第2世纪，领袖职分是“双层制∶长老与执事”。这从历史的文献证据来看，“众长老治会”是普遍的作法，是无庸置疑的。在第1世纪末，罗马教会的一位长老，名叫革利免Clement，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此封《革利免前书1 Clement》显示∶罗马教会与哥林多教会，都是由多数的长老（监督）组成的长老团治理。

後来，第2世纪中，在罗马的黑马斯Hermas（据称是长老皮吴斯Pius的兄弟）所写的《牧人书Shepherd》，也显示众长老治理罗马教会。士每拿的波旅甲Polycarp所写的《致腓立比书》，也显示∶腓立比教会在第2世纪初，仍是众长老治会。第2世纪的著作《十二使徒训言Didache》，书中也表明教会领袖职分是众长老与众执事。

“主教制”的兴起

然而，到了第2世纪中期，一些地方教会已经开始演变成“一监督，众长老，众执事”的治理型态。地方堂会长老团中选出的主席，由他负责召集会议，对外代表教会。他的权力与其他长老们一样平等，成为所谓“首席长老（监督）first among equals”。後来，“监督”此职称，就从众长老共有的称呼，变成首席长老的专有称呼，中文翻译为“主教”。

极力推荐“主教制”的领袖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丢Ignatius，他在主後115年被解送罗马殉道途中，写给各地的7封书信。在其中6封中，他极力辩称必须“由一位主教在上掌权，来监督治理教会”。既然他辩论的用词如此强烈，显示他的立场是少数的抗争。唯一没有辩论“主教制”的那封书信，是写给广受尊敬的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教会当时是由“长老团”治理。

伊格那丢提倡的“主教制”，在第2世纪末期成为多数教会的作法。原因有4∶(1) 按照惯例，资深的主席长老主持圣礼，并主理按立新任长老与执事，由此权力扩充，就成为首席长老；(2) 主席长老对外代表教会，与其他教会联系；(3)主席长老代表教会参与其他堂会的长老按立礼；(4) 主席长老的一元领导，在实行上明确迅速，对内方便整合，对外容易对付异端。

上述这4项理由，都是为了实际操作方便，并无圣经根据，为何逐渐流行开来？主要原因在於∶教会如雨後春笋般快速增长，并且当时的生存环境是处於内忧外患之中。教会外在有罗马帝国在政治宗教各方面的不断逼迫，领袖被捕，聚会点查封，教堂被烧毁，圣经被没收，所以无法定期有效的召开“长老团”会议，按常规治理堂会。因此，主席长老的担当与领导，就成为信徒们马首是瞻的标竿。

教会内部有异端兴起，这是更可怕的。教会快速发展，许多不同宗教思想背景的人加入教会。这些人照著自己原有的哲学或文化理念，来错解圣经，谬讲基督信仰。特别是“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异端，离经叛道。当外在逼迫使得“长老团”无法定期开会，又无暇仔细评估异端时，教会只有借重“主席长老”的判断，因为他通常是最熟悉圣经真道，又有丰富牧会经验的人，由他来主导教会的信仰与生活，自然是大家乐於接受的。

原来各地方教会在同一区域，彼此联系合一，召开“区域长老团”会议。後来就演变成“主席长老会议”，也选出“区域长老团”的主席，按照“地方堂会”的发展倾向，区域长老会议的主席，就演变成区域的“主教”。在大都会城市周围的各区域，就以此城市为中心，组成大的教区。此城市的区域长老团主席，被拥护为“大主教”。到了第3与第4世纪，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已经被尊为“主教长patriach”，後来的康士坦丁堡主教，也成为5大主教长之一。

教皇制的兴起

在时势所逼之下，时势造英雄。从第2世纪末起，“主教制”成为教会体制的主流。其理论基础并非“使徒传承论”，因为连伊格那丢也没有提出“主教是继承使徒的职位”的说法。他只是主张唯有靠“主教”中流砥柱，才可护卫真道。爱任纽Irenaeus约在180年提出“主教传承论”∶由主教们按立继任主教。此後，“使徒传承论”开始酝酿发展。

罗马的主教在头3世纪，虽然广为受人尊敬，但是并无所谓在众主教之上的“教皇权”。众所周知，使徒彼得自己明说∶“我这作长老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彼前》5∶1）。至於“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任主教”的说法，是第3世纪的西波来特Hippolytus之後才出现的。并且第3世纪中叶，当北非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与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彼此对“洗礼”的看法不同时，也只有互表尊重。虽然司提反引用了《马太福音》16∶18来支持“继承彼得论”（所谓彼得是磐石，是罗马首任主教），也未能说服对方。等到第4世纪，罗马主教达马索Damasus在382年大肆推销“继承彼得论”，才开始产生重要影响。

罗马主教在持守护卫纯正信仰上，向来为众主教之首席。在罗马帝国西部，罗马主教早就成为西部教会的领导人；342年的赛狄卡会议Serdica Council已经规定西部教会的任何争端，必须上诉罗马主教，由他指派裁判官来定案。利欧一世Leo I任职罗马主教期间（440-461），表现卓越领导，提升罗马主教的威望∶他所写的《大卷》，领导教会制订《迦克墩信经》；是他在452年罗马城将被倾覆时，出面与匈奴王求和，保住了罗马。利欧是第一位成功将“罗马教皇权”建立在“继承彼得论”上的人。

後来，杰出的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在罗马主教位上（590-604），巩固了教皇制在中世纪的发展∶他与蛮族伦巴人签订合约，派遣官员治理义大利城镇，扩张教皇的世俗权力，推行修道运动，改进崇拜仪式，著作教牧指南，差派宣教士等，贡献良多。贵格利之後的历任教皇，渐渐与伦巴人及东罗马皇帝发生冲突，於是寻求法兰克人的支持。

皮平Pepin於751年获教皇支持，成为法兰克国王；他於756年捐献土地给教皇，从此教皇拥有属世领土。後来，皮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在800年被教皇利欧三世加冕，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举表明教皇之权高过世上君王，教皇制度在中世纪的政治社会地位，已经根深蒂固。

结论

“主教制”在第2世纪末期的兴起，从“主教为首席”开始，到了後来变成“主教为君王”。罗马主教站稳西部元首之位；东方则由亚历山大主教与康士坦丁堡主教争雄，最後由康堡主教长得势。罗马主教力争自己为全世界主教之首，给中世纪“教皇制”铺路。此後教会内外政治斗争层出不穷，使得中世纪成为“黑暗时代”。

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制”的人本专制，使中世纪“无圣经可读，无福音可传”，所以教会乱象横生，信徒困苦流离。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慈运理，加尔文等改教家带领之下，改革教会归回圣经，归回第一世纪教会的纯正信仰生活。他们都指出∶真正的“使徒传承”，不在於自称延续使徒的职位权力，乃在於忠心传讲使徒所传的圣经福音。

在教会治理结构方面，瑞士与欧洲各地的改革宗教会，以及苏格兰的长老会，都恢复了初代教会的“众长老治会”，最为彻底。德国与北欧的路德宗，虽然恢复长老的职分，但是仍然保留主教监督制。英格兰的圣公会，则仍是仿效天主教遵行“主教监督制”。由圣公会发展出来的“卫斯理宗”循道会，也是“主教制”。另有些宗派采取由“会督”与“教区长district superintendent”在上治理，仍是“主教制”的延伸。另外，灵恩派中流行的“使徒团队制”，也是换汤不换药的，由自称“使徒”的人在上领导。

如果教会中是由“主任牧师”或“创会长老”一人作主，则也属“主教集权制”。这人可能成为独裁者，自己作最终的决定。他会觉得他带领的教会，是属於他的，怕他人夺取他的权柄，或教会不照著他带领的方向行。但是，圣经指明基督是教会之首，而不是牧师或长老。在《林前》1∶12-13，3∶3-9，保罗明确地反对个人主义，任何教会或基督徒团体不是属於个人的。以一位领袖为中心的个人崇拜，是不合圣经的。

“众长老治会”是长老们一起作出决定，若他们彼此意见不一致，则以多数长老的共同决议定案。总之，长老们应该同心祷告与沟通，直到达到共识。虽然长老团的治理，不如“主教独裁”的省时又省麻烦，然而遵行圣经才是真正有福的。上帝藉圣灵感动众长老同心事奉，赐给一群领袖有谦卑的心，使他们可以同工，互相学习彼此监督，领导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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